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研究[1]
吕 政 曹建海 杨丹辉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制造业迅速成长，生产规模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但中国制造业还存在大而不强、整体素质不高的问题。21世纪，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在世界经济分工中的地位，成为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的重要问题。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将促成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根本转变，对于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下维护国家经济和产业安全、调整新阶段利用外资方针、理顺国际贸易关系等，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驱动因素分析
国际产业转移是指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它既包括某些产业由某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现象，也包括国际产业由于全球竞争在某些新兴国家成长的同时而在老产业基地关闭或消失的情况。具体来说，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的国际流动来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是世界范围内产业升级与开放经济的共同结果，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种长期、动态的趋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曾经掀起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高潮；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产生了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要求；市场经济制度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全球化趋势加深；科技迅速发展、信息传递成本下降，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当前的国际产业转移日趋活跃创造了最基本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目前，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多方向、跳跃式的发展，服务业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从转移对象看，国际产业转移由过去不同产业的梯度转移逐步转向产业价值链各环节的全球布点；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供应链整体搬迁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加快及其深度、广度不断提高，国际产业转移突破了单一的直接投资和股权安排方式，在FDI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外包、战略联盟及其他非股权方式发展迅速，使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日趋多元化。
国际产业转移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由于各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资本为了追逐利润，就不断地从高成本国流向低成本国，由此带动其他资源的流动，形成产业转移。具体来说，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第一，国际产业转移是国际分工的结果。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各个国家之间逐渐产生了分工，并且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产业分工逐渐深化。在国际分工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国际产业分工。当前，随着技术的日益复杂化和分工的细化，国际分工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形式：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无论是国际产业分工、国际产业内分工还是国际产品内分工，它的表现形式都是不同国家进行不同的生产，因而随着各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间的贸易内容和资本流向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国际产业转移。
第二，国际产业转移是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第三产业开始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则正在积极地推进工业化，某些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中，那些在国内不再具有优势的产业就产生了向外转移的需求，而各国经济的日益开放也为这种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因此，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扩散过程，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但同时这种产业转移的地域取向也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的获取成本及生产要素有效利用程度的变化。发展中国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利益，关键在于采取有效的承接途径：一方面，在短期内，充分考虑本国现实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格局，获得分工利益；另一方面，发挥后发优势，着重致力于培养国内企业自身的创新体系，以便在更短的时间内消化、吸收、改造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最终转化为自身的生产能力。这样，国内企业的竞争优势逐步建立，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运营时出于应对激烈竞争的需要，也不得不主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或在本地直接进行研发活动。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由于历史因素、科技革命、经济体制及战略和政策、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因素，以及环境、资源和人口等自然社会因素的影响，各国经济出现了不平衡发展现象，基本上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层次。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内部，各国家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当前，随着经济中技术和人力资本作用的加大以及技术进步的加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而且同一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出现分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使得发达国家产生向外转移产业和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可能。
第四，国际产业转移是作为转移主体的跨国公司战略性扩张的内在需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推动的，而跨国公司对外转移的资产并不仅仅局限于衰退产业。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海外发展的决策更多的是基于战略层面的考虑。具体来说，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尚可利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既能延缓衰弱产业的生命周期来获取高于国内的海外投资收益，又能释放出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不断优化其产业结构。尽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呈现了结构高度化、知识化加强的态势，但是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大都是已经过时的标准化技术，关键技术和核心要素还是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
二、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动态及其经济影响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相关法规的完善，跨国公司开始对我国的制造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产业转移。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转移再掀高潮，其产业转移的方式、产业构成及区位选择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
（一）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基本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逐步融入到国际产业转移体系中。截至2004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数为242284家，累计合同利用外商投资金额12708.13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投资金额7453.45亿美元，已连续11年成为FDI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04年，流入中国的FDI为606.3亿美元，在全球FDI总流入量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9.36%。具体情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独资项目的比重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并购活动日趋活跃。
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由于相关法规的限制，跨国公司主要采取合资、合作等方式。随着我国投资环境逐步完善，市场前景看好，跨国公司对独资项目的偏好明显增强。1988～1994年间，外商独资项目数在我国利用外资项目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1.90%，到2003年，这一比值上升到了65.59%，同期外商合资和合作项目数所占的比例分别由64.48%和13.60%下降到了30.47%和3.77%。同时，即使跨国公司起初采取合资方式，待合资企业进入成熟期、业绩稳定后，外方也开始通过增资扩股，加强对合资企业的控制。跨国公司对华产业转移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跨国公司开始越来越多地采用并购方式迅速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并购已经成为外商特别是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重要方式。
2.跨国公司加强对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同时，服务业领域的产业转移明显加快。
受我国固有的产业结构、开放政策以及国际产业转移规律的共同影响，制造业一直是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1979～2004年间，在外商投资行业分布中，第二产业始终居于首位。其中，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在我国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60%，而制造业中的电子电气、汽车、化工、纺织服装、机器设备、通信设备则成为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对华产业转移较集中的行业。加入WTO后，一方面，跨国公司对中国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不断加强；另一方面，加入WTO后，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大提高，银行、电信、保险、证券、租赁、批发零售、旅游、专业服务等行业随之成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热点领域。总体来看，加入WTO后，跨国公司对我国服务业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对服务业的投资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和良好的预期，服务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
3.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来源构成趋于多元化。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和制造业发展中地位逐步提高以及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亚洲国家和地区在我国产业转移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太平洋的一些岛国和自由港）的投资比重则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使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来源构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与外商投资来源的总体构成相比，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来源分布更为集中，主要来自日本、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而来自港澳台等地区较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区位条件正由地缘优势、劳动力成本和优惠政策逐步转向市场规模、配套体系、战略资源等因素，说明跨国公司对华产业转移的市场导向增强，而资源导向有所弱化。
4.东部沿海地区吸引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仍然十分突出，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在吸引外资转移的区位优势不断增强。
过去二十多年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中显示出了突出的区位优势，其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跨国公司开始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渗透。但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我国吸引外资方面仍占据绝对优势，东部地区在我国利用外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超过80%，外商投资地区结构不平衡的局面并未彻底扭转。在沿海地区内部，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地区。近两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呈现“北上”趋势，即由珠三角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逐步向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为核心的中部和北部沿海地区扩散。200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明显加快，一举取代珠三角，成为外资进入中国最活跃、最密集的地区。2003年，长江三角洲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为210.1亿美元，占全国的比重为39.3%，比1999年提高14.1个百分点；珠江三角洲则由28.9%降至14.6%。与此同时，环渤海地区的主要省市利用外资步伐大大加快。2003年，环渤海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40.43亿美元，比2002年的128.35亿美元增长了9.41%，大大高于全国1.44%的平均水平。
5.跨国公司加快在华业务整合，产业转移加速向上下游辐射。
随着加入WTO后中国制造业及相关上下游产业的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围绕着先期的投资项目，开始着手逐步完善产业链条，增强在中国内部的配套能力。如在汽车产业，加入WTO后中国汽车业的进入限制明显放宽，跨国公司开始全面进入汽车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同时，根据全球竞争和战略调整的需要，跨国公司对其在华业务进行了全面的重组。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开始设立投资公司和地区总部后，跨国公司又掀起了新一轮总部设立和迁移的高潮，通用电气、惠普、奥林巴斯、戴尔、IBM等跨国公司先后在中国设立了采购中心，西门子公司于2002年将手机业务的亚太地区总部由香港迁到了上海，通用电气公司的塑料集团把亚太地区总部从东京迁至上海，摩托罗拉也在上海成立了其能源集团的亚太管理总部。此外，跨国公司对已经在华运作的投资公司进行了股权结构和组织管理的调整，并对其在华子公司进行业务合并和分立，突出核心业务，降低原材料采购、产品分销和研发的成本。
6.跨国公司对华产业转移中的本土化趋势增强。
在跨国公司将中国纳入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同时，其本土化倾向也不断加强。除了在中国进行本土生产这一本土化最初阶段的表现之外，跨国公司本土化逐步向采购、管理、研发、品牌运营、人力资本开发等更多的领域扩展和渗透。本土化为跨国公司实践其社会责任找到了一些渠道，促使跨国公司对我国就业和国际收支做出更大的贡献，刺激了国内配套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内企业的学习和模仿机会，促进跨国公司子公司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从而有利于改善跨国公司的形象，实现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同时，跨国公司通过本土化策略，可以使自身的经营活动更具弹性，减少对母公司的依赖。当然，跨国公司在本土化过程中做局部变通的同时，并未放弃其技术、工艺和操作流程的标准。
7.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步伐加快。
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国内科研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跨国公司开始依据全球价值链，重新调整对华技术转让和研发投入的策略。目前，跨国公司投资普遍采取多种方式自觉加大了对合资企业的技术投入，加强了对华研发环节的转移和技术控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D）最近发布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研发国际化》显示，跨国公司在研发国际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守估计，跨国公司用于R&D费用占了全球R&D支出的近一半，或者至少是企业R&D支出的2/3，约4500亿美元。2003年，6个跨国公司（福特、辉瑞、戴姆勒·克莱斯勒、西门子、丰田、通用汽车）累计R&D支出约50亿美元，相比之下，发展中经济体里R&D支出接近或超过50亿美元的只有巴西、中国、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自1993年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设立了首家外国R&D实验室以来，外国在华R&D中心已达到约700个。UNCTD对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跨国公司认为2005～2009年中国是最具设立R&D中心吸引力的目标国。
8.跨国公司对华产业转移的集群效应增强。
近年来，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区分布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集群特征。如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公司对在我国的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投资情有独钟，而欧美跨国公司则更青睐长江三角洲地区。这种投资导向在一些地区逐步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近年来，地方政府的引资政策和地方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成为促进利用外资产业集群效应形成的重要因素。一些城市政府部门相继调整了引资战略，把吸引大跨国公司投资，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作为了当地引资的目标重点。这些地区建立了一批上下游产业配套完善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并为园区内外相关企业提供了交通、通信、电力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专业市场、物流配送、融资信贷、大型展会等全方位的专业服务。在我国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参与有助于进一步突出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使行业和地区的外部规模经济不断增强，企业的创新环境日益优化，企业间的学习和信息传导机制逐步完善，从而促进了行业的区域性资产整合，带动了集群内外的合作与竞争。
（二）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以及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作用。
1.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首先，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相关行业的生产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有些产品的产量甚至获得了几十倍的增长，而且产品质量、品种结构都有了较大改善，尤其是一些资本品和收入弹性较大的耐用消费品和高档日用品，跨国公司的进入填补了生产空白，满足了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后不同层次消费需求扩大的需要；其次，国内企业因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关系，获得了更多的生产机会；再次，为跨国公司配套的不仅有内资企业，一些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还带动了与其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外国供应商、经销商以及研发机构的进入，以大跨国公司为核心，内资和外资的配套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同发展，从而拓展了我国制造业体系的外延，完善了产业的供应链。
2.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及工业经济效益的改善。
伴随着总量扩张，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总体分布来看，外商对我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制造业的外商投资在我国利用外商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0%。第二、第三产业外商投资合计所占比重超过了98%。在外商投资推动下，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上升，已由1979年的68.8%上升到了2004年的84.8%，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工业经济效益的改善。1998～2004年间，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绩效普遍好于国内同行业企业。因而，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中地位的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经济效益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3.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加快了我国技术进步的步伐，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
长期以来，由于落后的技术水平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因此，国家一直将获得先进技术作为引进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更是提出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近2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技术转让和研发活动及其对国内产业技术进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①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国内企业和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提高了国内消费者、企业及相关研发人员对新技术、新产品、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兴趣和模仿能力。②面对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国内企业纷纷加紧技术冲刺。③带动了为跨国公司配套的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④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转让和研发活动还产生了包括人员培训、人才流动、技术创新的组织管理经验、各种层面的技术合作以及集群式研发等其他一些间接效应。
4.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促进了我国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增长迅猛。1980～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由181.2亿美元增长到5933.6亿美元，24年中增长了约32倍。1980～2004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由90.1亿美元增长到5527.7亿美元，增长了约60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我国出口规模迅速扩大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呈上升的趋势。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由1983年的3.30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3386.07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在我国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由1983年1.49%上升到2003年的57.07%；从贸易结构的变化来看，跨国公司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迅速扩张的主要力量，进而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的改善和升级；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还表现在外商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国际市场信息、客户资源、营销渠道、产品标准以及商标品牌等方面的支持，增进了我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提高了其驾驭国际竞争的综合能力。
5.跨国公司进入促进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领域的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缺乏有效竞争。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同样通过各种投资、研发及其他竞争行为，逐步实现了对国内市场进入壁垒的突破与重建。在此基础上，引发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动。首先，在微电子、移动通信、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中，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占据了2/3以上的席位，导致这些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其次，跨国公司的进入刺激了一些行业市场容量的扩张，带动了国内投资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业的竞争格局。再次，加入WTO后，我国电信、银行、保险、电力、石油、旅游、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跨国公司进入后削弱了这些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垄断地位，促进了行业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增强了这些领域的竞争程度。
6.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的竞争示范效应。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在带来新技术的同时，还引发了强有力的外部竞争。巨大竞争压力一方面使低效率的内资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完善了我国部分行业的退出机制；另一方面，促使内资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资产整合，尽快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同时，面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国内企业纷纷加紧技术冲刺。通信设备制造、PC制造、汽车、家电行业，国内企业的产品无论性能和外观设计均有较大改进，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投放周期大大缩短，一些国内企业已经对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另外，在饮料、食品、洗涤用品等行业，国内企业借鉴跨国公司的广告投放、宣传促销方式，品牌意识显著提高，品牌运作能力大大增强。
（三）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虽然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和结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讲，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要服从其全球战略，对我国的产业转移具有特定的局限性，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安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1.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偏差和外部依赖。
尽管我国工业生产的总量增长迅速，但工业整体素质却并不高。从目前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行业分布来看，跨国公司投资集中的行业不少是属于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部门，致使部分行业投资过度、生产分散和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突出。同时，跨国公司在对我国进行产业转移中不仅始终与发达国家保持着一定的产业级差，转移的一般都是其结构调整中需要淘汰的技术和产业，而且跨国公司为长期利用我国廉价、丰富的劳动力优势，主要向我国转移价值链的加工制造环境，试图把我国制造业长期固定在其全球供应链的低端。因而，跨国公司产业转移虽在我国建立工业化的产业体系，扩大制造业的整体规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自我开发新技术、发展新产业的能力，致使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始终处于一种追赶的被动状态，产业进一步升级仍要靠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支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依赖。
2.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转让、研究开发活动及其溢出效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部分行业出让了市场，却没有换回先进技术。这种现象在饮料、啤酒、洗涤用品、化妆品等“多国”产业以及计算机、移动通信等高新技术产业比较突出。②跨国公司技术转让的水平仍然偏低，而且以生产设备等硬件技术为主，不利于我国全面掌握技术、形成完整的生产和研发体系。③挤占了我国有限的创新资源和科研人才。④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范围有限，其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扩大和提高。特别是在通过技术交流促进产业关联等方面，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作用较弱。
3.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低水平扩张。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主要采取加工贸易方式，2004年进出口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了47.6%,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5.28%。加工贸易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加工贸易的增长加剧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地区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东南沿海的广东、上海、福建、江苏和山东五省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外资企业进出口的80%左右）。②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虽然在贸易额方面占据优势，但其增值比却普遍低于国有企业和全国平均数，原因在于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普遍存在着“高进低出”、转移利润的倾向。③加工贸易大量依赖进口料件，不仅不利于提高其与国内产业的关联度和出口附加值，而且在一定程度还引致了我国进口规模的持续扩大。
4.跨国公司对部分行业的市场控制力增强。
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由于内资企业普遍实力弱小、加之我国市场规范尚不完善，面对跨国公司强大竞争压力，部分产业的市场份额流失，跨国公司产业控制力有所增强。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四项广义市场份额的指标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均已接近30%，分别达到了31.43%、27.81%、30.79%和30.46%。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各项市场份额指标的增幅也有加大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加快的必然结果。另据工商总局的调查，跨国公司在我国部分行业中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力。随着跨国公司市场份额的扩大，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不仅危及了我国部分行业的自主发展和产业安全，而且对国内企业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5.跨国公司的一些限制竞争行为干扰了我国正常的市场秩序。
国家工商总局2003～2004年完成的《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滥用市场地位、限制市场竞争的问题相当突出。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构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长期把价格提高到完全竞争水平以上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跨国公司还利用掠夺性的定价行为、拒绝交易和进行独家交易，维护其市场地位，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另外，跨国公司在并购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过程中，违规操作，进行不规范甚至不合法的交易，造成国有资产和企业控制权的流失。
三、对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
（一）关于发挥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问题
当前，国际贸易的规模、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比较优势的机制仍然在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规律性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力成本较低。由于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条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比较优势都是相对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在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还能够保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国经济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种格局使我国工业能够继续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其次是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改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浮于事的状况，增强竞争力，很多企业都裁减冗员，形成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企业维持较低工资水平成为可能；再次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存在显著差距，由于国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
必须清醒地看到，单个雇员的工资水平低，并不等于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低。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掩盖了制造业的低效率。据测算，2002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中国的13.7倍、16.2倍和7.3倍。这种状况大大抵消了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
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产业结构上的差距，即我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美、日、德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低；三是企业仍然存在着大量冗员，人浮于事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已接近汇率，相当多的企业效益是靠出口退税获得的。尽管我国劳动力的低工资水平还会保持下去，但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将是必然趋势。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更难以发挥。因此，继续保持制造业的低工资，实际上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净流出，降低本国居民的福利。从社会再生产的环节看，压低工资，等于降低工人的购买力，抑制了国内的有效需求，缩小了国内市场。因此我们主张通过逐步提高员工的工资，以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迫使企业推进技术进步，改进生产组织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
因此，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是相对的，不断地科技创新及产业化才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可靠保证。
（二）关于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及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
虽然目前世界正在进入信息社会，但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例如，美国的强大是建立在其强大的航天器、飞机、船舶和电子信息设备的制造基础上的，而这些工业部门均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持；日本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建立了具有很强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体系，并且大规模出口附加值高的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形成了具有竞争优势的贸易条件。
我国工业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总体规模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中国不少工业产品产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从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来看，我国制造业规模不大，综合实力有限。200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为4357亿美元，而这一年美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15002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达24.1%；日本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8715亿美元，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达14.0%；而我国占7.0%，仅相当于美国的29%，日本的一半。200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总规模为4.31万亿人民币（约5200亿美元，按官方汇率计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6.8%，就业人员规模为8307万人（2002年），占就业人口总规模的比例为11.3%。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居全球第四位（按1995年美元不变价和官方汇率计算），提高幅度达一倍多，而同期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8.3%、7.6%。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指出，目前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所谓“世界工厂”，最初用来特指1820～1880年的英国，当时英国的制成品产量占全球的40%左右，一度控制了世界贸易。今天我们谈论的“世界工厂”至少包括两层意思：首先，它的前提是一国经济融于世界经济，并参与了国际分工；其次，它意味着该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了“工厂”的角色，其制造业生产相对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规模和进出口规模处于领先地位。
具体到中国而言，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工业品多数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工业品出口结构看，我国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如服装、鞋子、日用轻工业品等。虽然近年来机械电子产品的出口额已经超过纺织品的出口额，但在出口的机电产品构成中，也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产品为主。在世界制造业的分工体系中，我国仍然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处于垂直分工体系的低端。
从装备制造业来看，作为我国工业及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装备部”的产业产品以低端制造为主，大部分先进装备产品来自进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制造业的高增长是依靠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消耗实现的。2003年我国消耗的钢材相当于全世界钢产量的20%，水泥产量的50%，煤炭产量的30%，发电量的13%，进口了8000万吨石油和世界铁矿石当年出口量的50%，消耗的能源总量相当于美国的60%，日本的3倍，但仍然出现了煤炭、电力、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供给紧张的状况。2003年全国有23个省、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的情况。说明原有的所谓“世界工厂”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特别是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不拒绝、不排斥上述第一、第二种类型的发展模式，积极利用外资，欢迎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以及通过大进大出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但是，我们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不应长期停留在这一水平上，不应只依靠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而应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努力提高竞争优势，推进产业升级，培养一大批能够进入世界工业500强的大型企业，在技术密集与知识密集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三）关于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国直接投资及其载体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吸收FDI规模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300亿美元，到1994年达到800亿美元，1999年的2400亿美元，2004年更高达7300亿元，增长异常迅速；另一方面，从资本输出的国家来看，主要是技术水平领先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对FDI和跨国公司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决不应该仅仅限于外国资本本身，在引进的FDI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形下，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问题就更显意义。随着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提高、国内科研实力的增强以及国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跨国公司开始依据全球价值链，重新调整对华技术转让和研发投入的策略，并且越来越注重对其子公司的技术和研发的投入。
尽管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但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转让、研究开发活动及其溢出效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国内引发了“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引进有效论。他们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的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基于中国现有的研发力量和研发能力，技术引进要远远优于自主研发。另一种观点是自主研发论。他们坚持观点的核心是认为一个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其产业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没有独立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仅仅靠技术引进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最终只会形成一个支离破碎的产业体系。实际上，在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中，许多企业对某些产业无论是技术，还是品牌以及资本都处于垄断地位。他们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一是针对中国市场，二是针对中国的低廉要素价格。如果他们将自身的优势与中国“因素”相结合，从市场中控制或排斥中国企业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认为，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自主研发，其主要目的是使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尽快赶上甚至超过跨国公司，减少跨国公司对中国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使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逐步强大起来，摆脱跨国公司的控制，成为国际市场中的主要竞争力量。关键是用什么路径去实现，如何尽快和以较低成本实现上述目标？根据我们的研究，实现我国赶超发达国家技术水平的路径必须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相结合。我们必须坚持扩大利用外资、加快技术引进的方针，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要提高技术引进的效果，缩小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是最为关键的。只有这样才能迫使跨国公司更快转让技术。要缩小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加强自主研发是必不可少的；而考虑到一些技术的不可贸易性，至少从近期来看，加强自主研发应当成为我国技术进步的战略重点。
四、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向纵深发展，跨国公司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成长、技术以及结构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不断提高我国产业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掌握行业技术进步的主导权、维护我国产业安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重大课题。面对吸引外资国际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对我国部分产业控制力增强的新形势，我国应围绕着改善外资质量、优化外资结构的目标，对我国利用外资及相关政策做出调整，以充分发挥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从而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一）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市场化进程，促进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提高
目前限制国内产业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准入限制，一些行业强调国有经济的垄断作用的重要性，从而限制了国内产业间自由竞争市场的形成。在放松准入的行业，基于对引进外资的要求，往往对外资开放而对内资进行准入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的市场化进程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从根本上看，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生产要素市场的政府高度控制：从土地市场看，政府垄断了土地交易的一级市场，并且土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不仅限制了土地这一紧缺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还诱发了各类经济主体对土地的大规模寻租行为，引起诸多社会问题。从资金市场看，目前我国仍然实行国家经营的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听命于政府的行政命令，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领域受到较多的政策限制；直接融资市场基本上掌握在中国证监会这样一个审批机构手上，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直接融资的需求；民间借贷虽然能够反映资金市场的要求，但基本上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状态；在资本项目不能自由兑换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国内企业利用国外间接投资资金也基本上处于“地下”操作的状态。在劳动市场，由于长期的户籍限制以及城乡居民在获得教育机会和社会保障上的不平等，我国的劳动市场也处于非效率的状态。在中外资企业之间，由于长期以来各地政府推动的招商引资活动，导致外资对内资严重的“挤出”效应。
因此，继续推进国内市场化进程特别是破除政府对一些产业的准入限制和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政府应致力于创造中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取代本末倒置地差别政策，而不是对一些产业的直接经营，这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二）转变引资观念，利用外资要从追求“量”的扩张转为“质”的改善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目的主要是弥补经济发展中的两个缺口，即技术缺口和资本缺口。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来的高速发展，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两缺口”已经大为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转为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缺乏核心技术和高级人才。我国应继续坚持积极利用外资，但吸收外资的重点应转向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如何获得先进技术、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引资中最突出的任务。
为此，一方面，彻底摈弃引资中的“政绩”观，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以技术和环境指标为核心，形成考察外资项目的综合指标体系，加强对外资项目的筛选；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服务业领域的对外开放。服务业产业转移加快是近年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趋势。我国加入WTO承诺中对外资开放的新领域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将有助于降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进一步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并将以此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目前，国内的服务业对加入WTO后，跨国公司的竞争普遍存在认识和准备不足的问题，部分行业甚至仍对国家保护存有幻想，迟迟未见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因而，我国服务业应改革与开放并举，以开放促改革。在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尽快对内资开放，鼓励各类企业共同参与我国服务业的发展和市场竞争。
（三）加强对关键领域外资并购的控制，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
近年来，为了加快在华扩张，跨国公司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并购进入中国市场。在机械制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汽车及配件等行业，跨国公司对上市公司、国有大企业等行业排头兵的并购呈上升趋势。随着跨国公司并购规模不断扩大，国外一些金融机构开始参与并购过程。这虽然拓宽了我国企业并购的融资渠道，但也增加了政府监管难度和企业资本运作的风险。另外，部分跨国公司利用增资扩股，增强对合资企业的控制。即使合资中方掌握了多数股权，一些合资企业的外方利用财务控制权，通过高进低出以及与海外母公司进行关联交易，虚增成本，将利润转移到境外，导致合资企业账目亏损。一旦中方不能及时弥补亏损，中方拥有的股权将被外方逐步蚕食。我国利用外资中的这些新趋势、新问题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的特征。因而，我国应接受拉美地区一些大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历史教训，即大跨国公司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GDP增长的同时GNP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增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受制于人，产业结构调整处于被动的状态。为避免这种局面出现，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性产业和领域，我国应采取多种方式利用外资，扩大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减少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对于与产业升级密切相关且具有广阔市场前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重大技术装备，应坚持以中方控股、合作生产、转让技术为主。对于上述领域的外资并购（包括外资对这些领域具有较强技术和市场实力的民营企业的并购），政府应加强监管。实际上，对涉及国计民生重大外资并购案例进行控制甚至抵制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政策。因此，我国应加紧制定《反垄断法》，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并购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和产业侵害进行合理、合法的限制。在开放条件下，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
（四）合理援引WTO相关保护规则，发挥政府在政府采购、财政补贴等方面的作用
WTO对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优惠待遇，我国政府可以合理援引相关规则，规避不利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援引WTO关于保护幼稚工业的条款，有选择、有限度、有时间地保护高新技术重点产业和幼稚产业；其次，改变对国内产业保护的方式，逐步由价格补贴、出口奖励、经营亏损补贴、出口退税等后期保护，转变为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法规、完善产业监管体系等前期保护上来；再次，应在WTO框架允许的范围内，采取财政支持方式，推动研发工作的进展；最后，政府应从宏观层面上，关注和切实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知识产权的贸易争端。
遵循WTO既定规则，合理援引补贴协议，有利于国内企业的竞争能力。具体措施包括：①设立专项补助资金，鼓励和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②实行出口保险政策，包括出口运输保险，汇率变动保险等，体现国家分担出口经营者风险的扶植政策。③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按照WTO规定，退还企业间接税已成为世界各国奖励出口的通行做法。参照国际惯例退还出口商品的间接税，包括生产流通环节的间接税，使园区出口产品能同其他国家的出口产品享有同等的利益和优惠。④还应积极推行国际标准，包括技术法规和法律标准，并开展培训服务；提高服务意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加快落实国内出口基地建设。⑤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在技术审查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在政府采购时，WTO允许其在一定程度上，优先选用本国技术及产品，政府可以利用这个政策大力扶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特别是在高速铁路、核电站等重大工程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其采购达到技术要求的国产设备。
（原载《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本报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研究》的总报告的精简稿，课题负责人：吕政，本报告执笔人：吕政、曹建海、杨丹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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