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形势判断与走势分析
刘溶沧
中国自1998年开始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或者说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是当前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用5句话，或者说从以下5个方面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形势与走势进行分析。
一、政策边界尚未突破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我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做出的一种有条件的特定政策选择。这种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为代价，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是否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情势来决定的。只要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紧迫需要，且条件具备，同时从政策效果和实施情况看，对经济有效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那么，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适当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长一点就一定会产生有害的负面影响。反之，如果不合时宜、不合实际地实施某种财政政策，即使持续时间不长，对宏观经济运行也会造成严重损害。总的来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注意不能突破以下3个边界。
第一是政策环境边界。就是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能对民间投资、民间消费增长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如果因为政府投资、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而压抑、排挤了民间投资的增长，那么，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不合适的。当前有些同志认为，实际上从1999年下半年起就已经产生了“挤出效应”，理由是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增发的长期国债，都是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会对银行的贷款能力或规模产生不利影响。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考虑。因为统计资料显示，自2000年上半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长已开始加速，银行贷款的规模也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存贷差规模依然很大，所以并未产生“挤出效应”。理论分析也表明，一般来说，在有大量生产能力、生产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间投资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这些闲置的经济资源时，政府支出规模包括投资规模的扩大，非但不会导致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不会产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诱发的通货膨胀，而且还将对闲置资源的利用，促进和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与流向等产生积极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目前需求不足和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投资所进行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等，还会为全社会投资环境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为产业、技术升级和国民经济后劲的提高与增强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是政策运用边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财政赤字、增加国债规模为代价的，但只要能促进经济总量的有效增长，有利于整体经济质量的提高，并为今后中长期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那么，在此范围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选择就是可取的。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切实拉动了国内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我们实施的是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双向着力、协调配合的财政政策，既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符合推动总量、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又有利于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致因短期的总量扩张政策举措，而使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目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受挫，为中长期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
第三是政策效果边界。这是指增发国债的使用要有可靠的效率和效益保证，至少要为今后的还本付息提供保障。通过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和投资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具有拉动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适度增长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是以未来财政负担加重为代价的。如果国债投资的效益不佳，不能为今后还本付息提供可靠依据，那么就应该检讨甚至要放弃。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增发国债的总体投资效益良好，增发国债使用的基本方向和主流是应该肯定的，虽然存在一定问题，如个别国债投资项目的前期可行性论证不够充分，有的工程质量没有保证，还局部存在对国债资金的挪用、挤占等问题，但这些枝节问题并未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构成威胁。可见，无论从实施政策的必要性、可能性，还是从政策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近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是适当的。
二、政策力度仍需保持
从2000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确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社会投资增速上扬，价格下跌趋势逐步缓解，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高。然而，虽然当前经济增长的各项指标已经明显好转，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盲目乐观。因为，当前经济运行的趋好，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短期政策效应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并非国民经济自主性或市场推动的内在增长因素和稳定增长机制作用的结果。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诸如体制、制度因素和结构性障碍等，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从总体上看，虽然通货紧缩的态势已得到缓解，但通货紧缩的隐患尚未根除，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国民经济虽然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但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还不牢固，特别是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依然缓慢，制约消费增长的瓶颈性因素也还比较多。
在此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尤其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经济增速的减缓，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萎缩、消费与市场疲软、银行利率下调，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出现新的货币贬值趋向等，无疑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新的不确定性冲击与负面影响。据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汤敏博士的分析，1999年和2000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增量对GDP增长的贡献已分别为负1.5和0.5个百分点，汤博士还对2001年中国外贸净出口增量变化对GDP增长的影响进行了3种预测，其中按中位估计，中国2001年的出口增长率约为10%，进口增长率将保持在20%左右，进出口的增长率之差约10个百分点，净出口缩减对GDP的负拉动作用为1.8个百分点左右[1]，从而使之成为扩增出口需求，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不利因素之一。
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还是从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继续巩固、发展“重要转机”的现实需要来看，近期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确有必要的。再没有形成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因素和稳定机制之前，或者说在没有出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替代因素之前，如要想使国民经济增长保持足够、有效的推力，保持预想的较快增长，那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就需加以保持。
三、政策重点需做调整
有些同志认为，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已较为平稳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政策方向，把政策着力点从刺激需求转移到促进供给结构调整上来。我以为，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双不足”，总量过剩与结构失调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刺激有效需求与改善有效供给必须同时兼顾，不能偏颇，故当前的政策重点仍应在促进结构调整、增加有效供给的同时，充分放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为刺激民间投资、居民消费和出口需求的持续稳定增长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方面，日本近10余年来在财政政策选择上的失误以及政策重点确定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近10余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为了走出困境，日本政府已先后推出9个刺激方案，耗资9000多亿美元。不过，由于这些方案大多投向公共工程项目，资金流向集中于建筑业和其他传统产业，所以虽在拉动当期经济方面有一定作用，却不能对经济后劲的增强和提高综合竞争实力做出持久性贡献。正是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在2000年10月以后，推出了所谓“信息技术国策”，准备用1000多亿美元投资来全面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此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实际上，这第10个刺激方案就是吸取了近10余年来刺激经济回升的经验教训，注重了把刺激需求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和供给结构结合起来，试图既能在短期内产生经济刺激效果，又能提高日本中长期竞争能力和增长潜力。
在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即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双不足的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任务不能只是一种刺激需求的单向性政策，而必须是刺激有效需求和增加有效供给双向兼顾或双向调节的政策。唯有如此，才能把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以及把增加有效需求和调整经济（供给）结构有机结合起来，为我国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奠定良好基础。
当前和今后，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尽力扩大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
在经济紧缩或经济萧条期，政府投资对经济的启动、刺激作用，关键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不会太高，不可能通过其“单打独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社会投资所具有的基础性（公共性）、带动性、引导性（调节性）作用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财政投资的“四两拨千斤”效应，亦即乘数效应。一般说来，其乘数效应越大，所带动、撬动的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越多，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可相对减少，社会资金对政府投资需求的“替代效应”也就越高。因此，在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通过财政补贴、财政贴息、财政参股和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的调整、优化等途径，努力扩大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迅速扭转社会投资增长跟进不快的局面，就对逐步减轻国债发行压力，防范与化解财政风险，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扩张性财政政策转型，从而对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努力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
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的支出规模，必须抓住影响经济增长、抑制需求扩展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方面，如前所述，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突出矛盾，就是既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又要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双重困扰。综观各国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相关经验，一般应注意两点：
一是使财政支出的总量扩张与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条件下，市场的疲软，投资和消费需求的不足，往往总是与有效需求层面的结构扭曲（如收入分配体制障碍、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悬殊，居民收入与支出预期的不稳定等），以及有效供给层面的结构失调紧密相关的。正因为如此，结构调整或结构转换，才成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取向。近些年来，为了摆脱长期以来的“滞胀”阴影，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增加经济的竞争力，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美国国家财政在总量扩张的同时，其支出结构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增加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增加教育投入等，为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财政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经济扩张期，抑或在经济萧条或收缩期，都是同样必要的。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显得更为紧迫、更为突出罢了。
二是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即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将是一种常态，是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这种统筹考虑，反映在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关系及财政政策效应的把握上，就是要把促进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期目标与保持当前经济稳定的短期目标相结合，而一国经济结构的适时乃至是永续性调整，则既有利于在增加市场有效供给的基础上促进即期有效需求的扩增，同时又会因经济结构的适时调整而成为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必要推力，也是保持有效需求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性条件。正因为如此，可以断言，在现代科技迅猛进步，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当今世界无论是哪一国、哪一类财政政策（扩张性、紧缩性或中性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说都必须充分考虑、充分顾及到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这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方面，否则将对政策效应造成偏颇或扭曲。我国当前的情况，即在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当然就更是概莫能外了。
当前我国在这方面的财政政策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用高新技术加强对传统产业的更新改造，以全方位地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国内市场适应和市场竞争能力，切实改善和提高有效供给，为持续扩大内需奠定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和消费物质基础。为此，应充分调动和运用诸如财政补贴、财政贴息、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优惠等各种财税杠杆，以加大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科技成果转化等的激励与支持力度。与此同时，还应通过积极调整和优化税制来加速这一进程。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特别要对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统一并改革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调改等予以重点关注，以鼓励和增加企业、居民对必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并在此基础上切实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
四、政策风险应高度重视
就近中期的情况看，特别是从国际可比、国际公认的债务负担率来分析，我国的国债发行的确还有一定的空间或潜力。比如，我国2000年的GDP规模达到近9万亿元，按照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目标，我国在2010年的GDP总量将比2000年翻一番，即达到约18万亿元。这样，即使按照10%的债务负担率来计算国债发行规模，我国2000年可发行国债9000亿元，到2010年可增加到1.8万亿元，但事实上我国2001年只发行了4980亿元（已加上下半年增发的500亿元）。国内有些学者主张，中国今后的债务负担率似可参照国际公认的60%的一半即30%来掌握，如果真能这样，发债的潜力将更为可观。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当前和今后面临的财政风险又的确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的重要问题。我们上述的预测，仅仅是根据名义GDP增长和10%的固定比率来计算的。事实上，在考虑国债规模时，还要同时考虑实际的或可能的债务负担，以及支付、偿还这些负担所需要的国家财力，而不能仅仅依据债务负担率来进行单向思维或单向计算。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家的财政实力和偿债能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客观地说，我国当前名义上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远远未能反映现实情况的全貌。如果在名义赤字、国债负担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各级政府欠发工资、粮食系统亏损挂账、国有企业的亏空和严重不足的资本金比率、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各地方政府举借的类似于主权债的各种债务、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资金上的缺额等潜在债务，再如若加上其他的政府或有债务，其今后可能的发债规模和发债能力就无疑要大打折扣。
总之，理论和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已一再证明，一定时期国债规模的确定，必须留有充分的余地，必须高度重视和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风险。因为，与金融风险相比较，财政风险的波及面更大，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远较金融风险为甚，故切不可漠然视之，且要未雨绸缪，即早采取应对措施。这可能主要取决于以下的情况和因素：
一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发展质量。理论和许多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实践已充分表明，一定时期内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并不可怕，只要能以此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能达到经济社会稳定，充分就业，资源配置与利用合理，经济结构优化等目的，赤字和债务负担就能在经济总量增长、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加以化解。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20世纪70～80年代“滞胀”时期的高赤字、高债务，经过90年代以来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后，逐步化解政府巨额债务并走向财政盈余的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近年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如果固守传统的财政平衡的教条，不把政策置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点上，不去力求推动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不顾社会的稳定，再好的财政平衡也是无益的。一句话，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如果能换来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保证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增和发展质量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在GDP的增长超过赤字和债务增长的条件下，就不会导致难以自拔的赤字困境或债务危机。如若相反，即在经济发展补偿不了赤字和债务增加的情况下，则有可能陷入赤字和债务泥潭。
二是国家财政偿债能力的不断增强。一国财政赤字的多少，国债规模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弥补赤字和偿还债务的财政实力。我国当前之所以出现国民经济的发债环境宽松（债务负担率较低）而国家财政的承债力（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较高）较弱的矛盾现象，其根源并非在于政府债务规模过大，赤字过高，而在于国家财政的实力太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可支配财力严重不足，债务的偿还能力不高。因此，只要我们在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体制特别是预算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范围和支出结构，规范政府的收入机制，尽快解决预算外、制度外、费大于税等种种弊端与问题，建立稳固、统一而强大的国家财政，现有财政赤字的弥补和国债的如期偿还都是不会有问题的，没有陷入赤字和债务困境之虞。
三是在正确判断和把握国债规模的基础上，优化其发行结构与流通方式，尽可能使之不产生明显的还债“聚集效应”，以及对社会资金的“挤出效应”和有害的通货膨胀推动效应。所谓避免产生还债的“聚集效应”，就是要合理设计国债的使用和期限结构，均衡分布债务负担，不致因还本付息期的过于集中，而造成政府的还债困难或陷入支付危机。所谓避免产生对社会资金的不良“挤出效应”，就是说不致因政府举债规模失当、使用失范或方向错乱等，而对民间资本的形成与使用造成不应有的挤压，从而一方面扩大了政府的债务规模和债务负担，同时又扰乱了社会资金以市场为基础的合理、优化配置。至于避免产生有害的通货膨胀推动效应，则是说在国债规模的把握上，要力求做到政府的资本性投入应与生产要素的供给，特别是与既有资源、生产要素在经济紧缩期的闲置、剩余状况相适应，不致因国债资金的过度投放而造成供求失衡，形成和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显然尚未形成和出现上述3种不良效应，因此国债的规模是适度的，国债对经济的拉动与带动效应，社会对国债的“吸收”效应也是良性的。今后的国债发行，只要充分重视对这3种效应的正确判断与适时把握，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这里可能还涉及一个理论和认识问题，即如何看待欧美国家推行财政改革，特别是如何看待其致力于减少和消除财政赤字的问题。
的确，近些年来，财政改革浪潮几乎席卷了欧美各国，有的专家形容说，当前整个欧洲都在整顿财政，所有国家都在极力摆脱债务陷阱。在美国，现在人们讨论的已不再是财政赤字，而是正在着手用财政盈余来消除国家的累积性债务。有报道说，到2013年，美国将成为没有任何国家债务的工业大国，即还清了几十年来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所欠下的全部国债。欧盟15国当中，现在也已有7国告别了赤字，其余国家虽未完全摆脱财政赤字的困扰，但其占GDP的比重已大大缩小。以希腊为例，1998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3.1%，在欧盟15国当中是最高的，到1999年这一比重已降至1.6%，2000年又降为1.3%，到2001年，预计将进一步降为0.6%。
欧盟国家的财政改革固然和欧元的启动有关，与趋同的财政政策也不无联系，但更重要的背景是对日益加深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担忧。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如不能摆脱几十年沿用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羁绊，将无力对事关国家、民族和地区竞争力的领域进行投资和开发，长此以往，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就会逐渐丧失主动权。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介绍1999年零赤字的财政预算时所讲的一段话，就很能反映西方国家目前改革财政政策的心态，他说，“这个预算的显著特征是结束了几十年来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加重了我们的经济负担，瘫痪了我们的政策，遏制了我国公民的创造性”。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是，任何一个普通家庭如果用高额的贷款来建房的话，那么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想法，即不断地还钱、分期付款将限制其他方面的开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花钱时就会丧失灵活性。对国家而言，如果不能逐步摆脱持续的债务还本付息拖累，那么在事关国家前途的科研与开发领域进行投资，就会显得底气不足或心有余而力不足。特别是在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如果不摆脱由高福利开支造成的财政赤字困境，就难以胜任全球化的竞争，难以适应日益迅猛发展的科技创新要求。
然而，正如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财政赤字的消除，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一样，在我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是尽力保持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促进科技进步，并以此来增强综合国力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在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失调，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有条件地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举措和政策导向选择，而不宜片面地囿于财政赤字，以牺牲发展、牺牲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为代价，否则就将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当然如前所述，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也要因势利导，把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把短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以及把刺激有效需求与增加有效供给有机结合起来，并注意政策的适时转型。
理论和许多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实践已充分表明，一定时期内一定规模的财政赤字和国债并不可怕，只要能以此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能达到经济社会稳定，充分就业，资源配置与利用合理，经济结构优化等目的，赤字和债务负担就能在经济总量增长、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加以化解。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20世纪70～80年代“滞胀”时期的高赤字、高债务，经过90年代以来以信息革命为先导的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之后，逐步化解政府巨额债务并走向财政盈余的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近年来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如果固守传统的年度财政平衡教条，不把政策置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点上，不去力求推动改革的深化，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不顾社会的稳定，再好的财政平衡也是无益的。一句话，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如果能换来经济的持续有效增长，保证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增和发展质量的逐步提高，特别是在GDP的增长超过赤字和债务增长的条件下，就不会导致难以自拔的赤字困境或债务危机。如若相反，即在经济发展补偿不了赤字和债务增加的情况下，则有可能被拖入赤字和债务泥潭。
五、政策转型需早做准备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阶段性的明显特点，并非一种长期的或常规性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并需做准备的。事实上，无论就近中期国家财力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以扩大国债规模、增加财政赤字为主要途径的政府融资的后续可行性，还是从剩余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的可利用状况（利用弹性），特别是从防范财政风险的需要来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都是难以长期为继的。
一方面既不可能长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何以为计呢？问题的关键显然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他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近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就要为培养、造就和准备这样的替代性因素而努力。这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适时转型、什么时候可能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一是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考虑和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因为这样的支出转化为直接消费的比重最高，速度也最快）；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
二是民间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
三是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革和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
四是体制和制度替代。就是说，要竭力消除影响与抑制扩展内需的一些体制性和制度性因素。这方面涉及的问题较多，但从政策层面上看，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以下两个：首先，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尤其是需尽快而有效地解决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市场主体均可平等取得信用资金，尽快消除间接和直接融资方面事实上存在的歧视性待遇问题，以消除各类市场主体、法人实体在融资制度及融资机制上的障碍。这是近期持续扩大内需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次，尽快建立健全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是我国当前加强财政宏观调控，增强地方和社会投资、消费能力，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完善分税制的一个必要环节，同时也是发挥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至今仍用“税收返还”的过渡性办法来加以替代，自1996年开始试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不仅数量甚少（从20亿到现在的70亿～80亿元），而且其“规范”的程度也很有限，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规范化、弹性化、法制化、制衡化的转移支付制度，恰恰是解决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不均衡，使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主要途径。特别是对于中西部的发展，对于西部大开发，对于扩大中西部投资和消费需求，有着至关重要的宏观调控意义和财力支持及保障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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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詹姆斯·A.史迪夫·H.汉科，［英］阿兰·A.瓦尔特斯著.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刘溶沧.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公共政策的重新定位.财贸经济，1999（1）
6.刘溶沧.论积极的财政政策.光明日报，1999-03-26
7.刘溶沧.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财贸经济，2001（3～4）
（原载《管理世界》（月刊）2002年第1期）
【注释】
[1]参见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汤敏博士：《警惕进出口缩减对今年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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