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贸易收支看东亚贸易结构的发展

从贸易收支看东亚贸易结构的发展

周小兵

东亚对外贸易对东亚地区以外市场的严重依赖，已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导致对外依赖的重要原因是东亚对地区内和地区外的贸易中所特有的链状结构。本文主要从东亚对区内外贸易收支的变化，分析东亚链状贸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这一链状结构虽然支持了东亚各经济体的梯次性相继增长，但它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一、东亚对区外市场的依赖

（一）东亚贸易的收益主要靠区外市场实现

东亚地区经济的群体性快速持续增长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成功展现，大量的贸易顺差保证了对进口匮乏资源和所需技术设备的外汇之需。但是，如果从东亚整体来看，东亚的区内贸易在统计上并没有顺差，而是基本保持平衡状态。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为先导的东亚经济长期发展进程中，东亚区内贸易收支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基本保持平衡，大多数时期内呈相对小额的逆差，逆差的规模大致在区内贸易总额的2%以内；二是长期保持这一状态，没有大的波动起伏，这与东亚对区外的贸易收支状况完全不同。

实际上，东亚对外贸易收支中所得顺差主要来自对区外的贸易，它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增长的波动幅度大，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区外贸易顺差曾连续两年超过2300亿美元，而此前的1996年仅为343亿美元。波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衰退或停滞时期从区外进口大幅下降，但对区外出口相应保持稳定。二是顺差呈上升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保持增长。这一方面是东亚增长使贸易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是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相应增加（见图1）。

图1　东亚对区内外贸易收支与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整理。

东亚对区内外贸易收支的差别表明，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其对外贸易的收益主要靠区外市场实现，而且这一基本特性从80年代开始至今20余年没有改变。

（二）东亚经济体在起飞时尤为借重外部市场

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中出现了前后衔接的几个发展层次，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有较大差异。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发展过程看，它们在经济的起飞期对外部市场的依赖非常大，在完成社会经济的工业化之后，对外贸易中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明显下降。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对东亚区外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保持在70%～75%左右，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这一比重才逐步下降。韩国与中国台湾在60年代到80年代中后期，对区外出口占出口的比重从60%左右上升到75%左右，1988年美国取消给予“亚洲四小”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贸易优惠地位后，韩台的出口成本上升，特别是对区外出口受到抑制，这一比例逐步下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有类似的发展历程，只是它们因其作为地区性的贸易中转中心地位而对区内出口比重相对大一些，因而它们的对区外出口比重要小于韩国和中国台湾，但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在其后经济出现较快增长的东盟国家和中国也出现了相同的倾向，特别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它们对区外出口的比重先后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这也是它们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东亚各经济对区外出口的依赖程度的变化，成为影响它们在东亚对区外出口中地位变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对区外出口占东亚对区外出口总额的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初达到68%的绝对优势地位，而后随着“亚洲四小”在东亚对区外出口地位的上升，日本的地位逐步相对下降。80年代后期“亚洲四小”“毕业”，^[1]东盟和中国进入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它们在东亚对区外出口中的地位出现替换，东盟和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此后由于东盟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中国迅速上升为东亚对地区外出口的最大经济体，2003年中国对区外出口已接近日本，如果加上中国对香港出口中的对区外转口部分则已大大超过日本，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东亚对区外出口的最大经济体，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时期（见图2）。

图2　东亚对区外出口中各经济体所占比重的变化
注:东盟5国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成员。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整理。

东亚各经济体在对区外出口中地位变化也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发展阶段差异及其相互间的接替关系。以日本、“四小”、东盟与中国为基本次序的先后地位上升过程与所谓的“雁行模式”发展次序有类同之处，但明显不同的地方是在东亚对外出口总额里日本并没有持续保持领头雁的地位，中国也没有保持一直在后面跟随的地位。其原因在于所谓领头雁所能够保持的领先产业领域在逐步缩小，产业间的垂直差距将逐步演变为产业内的水平差异，从而导致各经济体之间相互的贸易地位关系没有出现重复的波动。

（三）起飞后的东亚经济体仍未成为区域性的终极市场

东亚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在其经济起飞阶段严重依赖外部市场，这与当时其周边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缺乏有效的终极消费市场有关。但是从区域内贸易收支发展情况看，当这些发展较早的经济体越过经济起飞阶段后，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在进入高收入社会发展经济阶段后应体现的终极消费市场作用，反而在对区外出口增长减速时扩大对区内出口，同时又没有更大程度地扩大从区内进口，从而使其对区内贸易出现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与之相应的是区域内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区内贸易出现越来越大的逆差，被迫同样向区外寻求终极市场。

日本是东亚最先进入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国家。但它在完成工业化之后，继续其鼓励出口、抑制进口的基本贸易方针，因而在它对东亚的区内贸易中，不仅一直保持顺差，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本上是东亚区内贸易中最大的顺差国，1995年对东亚区内贸易顺差达到706亿美元的峰值。

“四小”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业化阶段对区内贸易一直是逆差。韩国与中国台湾基本上是在80年代后期完成了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它们对区内贸易基本上是长期保持逆差，主要是从日本大量进口机械设备等工业制成品以支持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但此后它们对区内的贸易都转为顺差，且顺差呈上升趋势。新加坡也是东亚地区内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虽然由于它的人口规模太小，不足以成为带动区内贸易增长的终极市场，但其发展趋势与韩、台相似。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转口贸易占新加坡对外贸易总额的40%到45%，周边国家的出口有一部分要经过新加坡转口到其他地区，因而新加坡对区内贸易长期呈逆差状态。但是从90年代初开始，其区内贸易逆差逐步下降，到2000年转为顺差。“亚洲四小”中只有香港因制造业基本转入中国内地，自身经济成为消费型结构，因而对区内贸易长期为逆差。但香港因人口较少，市场规模不足以成为东亚区域内起带动作用的终极市场。

东盟与中国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开始进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阶段，它们的对外贸易相应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日本和“四小”没有充分发挥区域终极市场的作用，反而迅速增加了对东盟和中国的出口，因此东盟和中国对区内贸易的收支出现急速增长的逆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后，东盟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进口能力大大下降，并努力以出口带动经济复苏，因而它们的对外贸易出现持续增长的顺差。中国经济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对外贸易是带动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中国对东亚区内的贸易已从顺差转为逆差，2003年已达到319亿美元。如果考虑到中国与香港间贸易的统计问题，^[2]中国对东亚区内的贸易逆差实际应更大。

东亚区域内贸易虽然在总量上长期保持着统计上的平衡，但从图3可以明显地看出，各个经济体之间呈现巨大的不平衡。由于香港是中国内地对外出口的重要渠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香港的转口实际上已是中国内地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部分。90年代后期以来，它的贸易中转口比重已高达90%以上，主要是中国经香港向其他地区的出口和其他地区经香港向中国的出口，因此这里将中国内地与香港合并为东亚区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韩台、东盟、中港的经济快速发展期，它们的对区内贸易都出现了持续增加的逆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中港对区内贸易的逆差基本上相当于其他东亚经济体对区内贸易的顺差。

二、区内外贸易的衔接与贸易结构的演变

东亚区内贸易收支状况表明，东亚后起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依赖地区内先期发展经济体的市场，但又需要从后者进口设备及中间产品，因而形成了对区内贸易的巨大逆差，这一逆差主要靠对区外贸易的顺差来平衡。显然，东亚区内市场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它的贸易循环必须与区外市场结合才能完成。由于东亚经济体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梯次性（或称为继起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经济体对区内外的贸易关系是不同的，因而使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东亚严重依赖对区外贸易的基本性质尚无根本改变。

图3　东亚区内贸易收支
注:东盟5国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成员。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整理。

东亚经济在近50年的增长历程中，以对东亚地区贸易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为界，各经济体之间以及它们对区外（主要是对美国）贸易收支结构的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这4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明确地显示出，东亚已形成了链状的区域性产业贸易结构。

第一阶段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到1972年，以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为界，东亚地区贸易中基本形成了日本对区外、特别是对美国的产业贸易链。东亚地区主要是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日本对外贸易占东亚对外贸易的绝大部分。当时日本对东亚区内贸易收支顺差的最大来源是“亚洲四小”，对区外贸易顺差最大来源是对美贸易。“亚洲四小”当时正处于起飞初期，对日贸易大量逆差，但还不能从区内外其他市场解决收支平衡问题，特别是对美国贸易顺差远小于对日逆差（见表1）。因此，虽然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日本对美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从东亚对区内外贸易整体结构看，东亚对区外贸易尚未形成持续的顺差。

第二阶段大致在1973～1985年，以1985年日元升值为界，“亚洲四小”成为日美产业贸易链的中间环节。“亚洲四小”已先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与上一阶段明显差别是它们的对美国贸易顺差已远远超过其对日贸易逆差，表明它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已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具备了在日本与美国之间的产业贸易链上的增值能力，成为这一链条的重要环节并将其延展。此时，东亚对区内外贸易的主导结构是日本、“亚洲四小”与美国之间的三角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对区外贸易开始出现持续的顺差，同时形成了以贸易收支不平衡为基础的生产与贸易流向；突出表现是“亚洲四小”对日逆差额虽然很大但远小于对美顺差额。反观中国和其他东盟国家对日本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在这一期间就没有上述贸易流向特征（见表1）。

表1　东亚对外贸易收支结构变化（一）

注:“四小”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中国台湾。“东盟4国”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东盟成员。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整理。

第三阶段大致在1986～1996年，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为界，中国与东盟加入东亚产业贸易链。1985年日元被美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压迫而开始大幅度升值，其后在1988年美国取消了曾给予“亚洲四小”的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优惠待遇。这些措施限制了日本与“亚洲四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提高了东盟与中国等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迫使日本和“四小”将其竞争力相对下降的产业向东盟其他国家和中国转移。在这一时期的产业转移过程中，“亚洲四小”在东亚地区贸易中的相对明显的独立层次已有所变化。香港将其大部分制造业转到中国大陆的华南地区，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渠道，香港的对外贸易中已有绝大部分是涉及大陆地区的转口贸易，因而这一时期香港对外贸易与中国大陆地区的对外贸易实际上可视为一体。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东亚产业贸易链中仍具有比较明显的中间环节性质，不过由于新加坡在东盟地区的贸易转口地位类似于香港，其贸易更多地与东南亚地区贸易融合，因此将其还归于东盟组中。产业转移对韩台在东亚对外贸易中的影响最为突出，它们对日本仍然保持较大逆差，对中港则呈现相应顺差，对美顺差基本消失。

这一阶段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东盟和中国开始加入日本、“亚洲四小”和美国构成的产业贸易链。东盟与中国的加入与前一阶段“亚洲四小”的加入方式有些类似，即从东亚区内进口大量资本品，加工后向区外出口，因而对区内贸易为逆差而对区外顺差。不过东盟与中国也有明显区别，中国与香港对区内贸易的逆差主要来自韩台地区，且数量相对很大；而东盟虽也从新加坡进口，但远小于来自日本（1995年东盟对日逆差更高达401亿美元）的逆差。而且，中国与香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远大于东盟对美顺差（见表2）。由此可见，东亚与美国的产业贸易链已延伸至东盟与中国，但“亚洲四小”与中国的衔接要比与东盟的衔接更紧密。

表2　东亚对外贸易收支结构变化（二）

注:“东盟”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东盟成员。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UN COMTRADE）数据整理。

第四阶段为1997年以后，东亚对外贸易已确立了日本、韩台、中港、美国组成的四边形结构，东盟位置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不甚清晰。从东亚对外贸易收支状况看，以日本、韩台、中港、美国为序的单向贸易流非常明显，前者均对后者有较大的贸易顺差。虽然由此构成了四边形结构，但其贸易流的单向性表明其实质仍是链状结构。东盟则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削减进口，努力维持出口，在区内贸易中对中港有大量顺差，这与韩台类似，但对日逆差相对较小，这不仅与韩台不同，而且也与前一阶段东盟对日大量逆差有明显差别（见表2）。同时，东盟内部贸易中，新加坡与东盟4国之间也没有韩台与中港之间那样非常明显的贸易收支不平衡。因此，东盟虽与中港的发展程度接近，但这一时期东盟在东亚贸易的链状结构中的地位却有一定差别，不如中港的地位那样明确清晰。

三、结论

（一）东亚对外贸易严重依赖地区外市场是结构性原因所致

首先，从这种严重的依赖性产生时期看，是“亚洲四小”加入美日产业贸易链后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以至中国和东盟在不同程度上加入美日产业贸易链，成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并将这一产业贸易链延伸。正是它们的加入使东亚地区的产业与贸易结构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其次，东亚对区外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的波动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相反（见图1），其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增长停滞或衰退时期，东亚仍保持对区外的出口增长或稍有下降，但从区外进口却大幅度下降，因而对区外顺差在经济衰退时有明显增长。由此可见，东亚出口的生产结构具有较强独立性，受区外影响较小，即使从区外的进口下降，东亚的出口能力并未受到大的影响。

（二）东亚的产业贸易结构不断变化，处于非稳定状态

东亚与区外（主要是美国）产业贸易链形成与延展的供求两方面条件主要是:具有足够容纳能力的外部需求市场；有后继发展者逐次加入产业贸易链使其能够延展。但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有内在的矛盾倾向，这为东亚的产业贸易链状结构构筑了一个并不稳定的基础。

首先，东亚对区外贸易已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从前述东亚产业贸易链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日本及“亚洲四小”都是被外部压力抑制了在区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不得不在区内进行产业转移。而现在中国对外出口能力急剧增长，也在东亚区外市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贸易摩擦压力。东亚对区外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逐步下降，已从1970年的70%降到2003年的47.8%，这一方面有区内贸易增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明确地显示了区外市场阻力的存在与增长。

其次，东亚产业贸易链的延展使区内贸易不平衡加剧。东亚后起经济体渐次加入产业贸易链，使地区的产业贸易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且使地区内部贸易逆差迅速扩大且越来越集中于后起的经济体之间（参见图3）。由于后起经济体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迅速增长的贸易逆差的承受能力有限，因而更为迫切地依赖外部市场来平衡。

这样，当区外市场阻力增加而区内对外部市场需求迅速上升时，两方面发展产生的矛盾就可能使整个地区不断延展的产业贸易链的末环越来越脆弱。东盟在金融危机时期对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负面影响表明，一旦这一脆弱的末环断裂，整个链条就会出现连锁甚至放大的反应，其影响能力和波及速度都会超出末环本身经济实力所具有的影响力。

（三）东亚贸易结构矛盾的解决方向

东亚上述贸易结构矛盾的产生原因是现有的区内链状产业贸易结构，因此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向应是将链状结构逐步改造为网状结构，降低贸易流向的单向性，从而逐步减少区内贸易的不平衡和对区外市场的过度依赖。

从需求方面看，应在东亚区域合作中要求各方开放市场，特别是先期发展的经济体更应消除其贸易壁垒，扩大从区内的进口。从供给方面看，应加快先期发展经济体制造业向周边地区的扩散转移，削弱作为链状贸易单向流动的产业基础。实际上，当先期发展的经济体市场受区域合作进程影响而更为开放时，它们的制造业所受竞争也将更为充分，向外转移的迫切性也有可能相应增加。在后起经济体制造业较充分发展、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时，相应会扩大对先期发展经济体的出口，这样不仅会降低区内贸易的不平衡程度，而且也会使原有产业贸易链趋于淡化，其后的延展所产生的影响将被逐步削弱。东亚地区内贸易的链状结构就会逐步演变成网状结构，对区外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会相应有所下降。

（载张蕴岭、孙士海主编:《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指美国取消给予“亚洲四小”的发展中国家（地区）贸易优惠地位。

[2]各国对香港出口在统计上常直接计为对港出口，其中也包括经港转口而进入第三国的出口，但常常不被计入对第三国的出口；而从香港的进口则常被计入从第三国（原产地）进口而非从港转而进口，这样对港贸易大多表现为顺差，而对第三国则可能表现为逆差。这一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中美双边贸易统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