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加强和深化中印关系的几点建议
王宏纬
全球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纪和千年。回顾往昔，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有理由为它们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更为紧迫的是，双方都应当为如何携手合作，共同面对在新世纪的艰巨任务未雨绸缪。中印两国都要在新世纪中叶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一项十分光荣和艰巨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伟大任务，中印两国不仅应当长期和平友好相处，而且应当加强和深化双方在各个方面的合作。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似乎应当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印究竟是天然盟友抑或潜在对手
要在新世纪真正加强和深化中印两国关系并密切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就必须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中印究竟是天然盟友抑或潜在对手”这个不可回避的基本战略估量问题。不明确这个问题，便不可能出现有力的行动，也无从进行大胆的决策。错误的估量固然会为中印两国未来的发展造成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麻烦、甚至灾难，但是模棱两可，认识模糊，也决不会给两国带来什么益处。必须有一个客观的估量和清醒的认识。在这一与中印两国二十多亿人口的命运和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千万不能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瞎子摸象的错误。
应当斩钉截铁地说，中国和印度是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潜在的对手。在这个立论上，我想也许无需重复已多次阐述过的有关中印两国有着共同历史遭遇和作为两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所具有的许多共同利害关系等等的理由，只要观察一下中印两国在科索沃事件中的表现，即可说明问题。
科索沃事件不是一个等闲的事件。它是美国在世纪之交加紧推行其称霸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借口，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野蛮的狂轰滥炸并悍然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使人们一下子认清了霸权主义的凶恶面目和本质，也看到了今天对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威胁究竟来自哪里。无怪乎尽管中印关系自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遭到挫折，双边的高层来往中断，但在1999年3月科索沃事件发生和5月8日美国袭击中国大使馆后，印度外长贾斯旺特·辛格在5月24日访问莫斯科时仍然强调指出:“印度对科索沃问题的立场与俄罗斯和中国是一致的。科索沃冲突不仅是巴尔干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它关系到联合国的作用和国际法原则。”印度作出这样明确的表态决非偶然或出于权宜之计。中国坚决反对和批驳西方鼓吹的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人道主义干预论”、“新干涉主义”和“为价值观而战”等等谬论，不愿看到美国将来以同样的借口来干涉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等纯属中国的内政的问题。印度长期在人权问题上支持中国，自然也不愿看到美国介入其地方分离主义倾向和错综复杂的种族和教派冲突。在这样一个有关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中印两国不谋而合，立场一致，这难道不能说明它们是天然盟友吗？
当然，说中印是天然盟友是指中印两国从其历史经历、今天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等等因素，决定了它们在有关主权和民族生存等许多重大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因而会不约而同地采取相同的或基本一致的立场。正是因为如此，这两个国家之间并不需要通过签订条约正式结成联盟。因为这样做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且会产生许多反效应。关键的是，两国从上到下在思想上应有一个共识，一旦做到这点，其影响和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
早在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与尼赫鲁进行交谈时就指出过.“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毋庸讳言，中印两国虽是天然盟友，但它们之间的确也有分歧，甚至还有一些误解。但是这些分歧和误解是和它们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只要双方开诚布公，心平气和地多多交换看法，这些分歧和误解是完全可以化解和消除的。
二、中国是否“侵略”了印度？
中印两国虽是天然盟友，但它们之间有一个“情结”迄今尚未完全解开，那就是印度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进行了“无端的侵略”，因而一直耿耿于怀。这种心态和情绪在有形和无形之中妨碍和影响着中印关系的发展，甚至成为一些企图将中国这个真诚的朋友丑化为敌人或对手的人的思想和社会基础。且不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1998 年5月13日在致克林顿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的信中指责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侵略（克林顿不顾他的要求而有意将该信公之于众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要为印度的核试验寻找一个借口。但是，迟至1999年10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中印学者第三次对话”会议上，仍有印度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进行了侵略”这一早在40多年前便开始流行的谬见和臆造的说法。这说明了应当认真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关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几十年来，包括不少正直的印度学者和开明人士在内的各国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此文由于篇幅有限，不能过多地引用他们的种种很有见识的论据，这里只拟提及1999年8月25日《印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与龙共舞》的文章。该文指出:“当尼赫鲁拒绝谈判，说‘我们的国界不容谈判’时，印度实际上堵塞了所有和平解决的道路。但到1962年，尼赫鲁又变本加厉地宣布，他已下令他的将领们把中国人赶出去。这是在伤害中国之后，又对它加以污辱。中国人进行了反击，但目的不是占领印度领土，而是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旁。”该文的作者是印度的老资格外交家白春晖先生。他被称为印度的“中国通”，在1954年尼赫鲁访华和1960年周恩来赴新德里会晤尼赫鲁时曾任尼赫鲁的翻译，可以说是中印关系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他的上述言论应当说是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但是，一些陷于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和盲目维护自尊的人往往不肯承认或看不清这点，却一味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这未免太过落后于时代和形势发展了。本文作者不愿多翻过去的陈账，也无意于进行争论，只是想对那些仍然坚持上述观点的印度朋友提出友善的建议:如若你们对白春晖先生的这篇短文尚不以为意的话，可以自己对中印1962年的边境冲突的来龙去脉进行一些认真和客观的研究，或者认真阅读一下印度学者卡鲁纳卡尔·古普塔（Karunakar Gupta）、艾耶尔（R.C.Ayer）和查兰·尚迪拉雅（Charan Shandilya）等人的有关著作，如《中印边界秘史》、《中印争端》和《中印关系》等等。我相信，在这样做之后，你们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找回自己心态的平衡。
应当指出的是，印度对中国的态度从猜疑到逐渐转为敌对，是自1959年空喀山口事件之后。鉴于有不少读者对此事并不知情，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事实的记述:
1959年10月21日，一支由70余名印度特种边防警察组成的巡逻队在同一地点（指空喀山口）闯入中国领土，并于15时9分首先向中方开枪射击。自从中印两国发生边界争执以来，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好关系大局和保持边界安谧，给边防部队下达了在任何情况下不打第一枪的严格指示。为执行这些指示，中国在当地的一支由15人组成的边防巡逻队做好战斗准备，由副班长武国清向印方打手势并大声喊话，要印方部队停止前进。但是印方部队看到中国巡逻队人数很少，对中方的喊话置若罔闻，仍然继续前进，并于15时19分进行第二次射击。武国清担心对方看不到他的手势，听不清喊话，于是跃出了工事的掩体，站在羌臣摩河谷的小山包上继续向印度军人打手势和喊话。但是回答他的却是“哒哒哒……”的枪声。枪声过后，武国清立即倒在鲜红的血泊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在印军子弹下的中国边防战士。印军一方面抢走中国巡逻队放在附近的马匹，一方面向中方发起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巡逻队只好奋起自卫还击。印度方面仗着人多势众，分两路向中国阵地扑来。班长文杰看到印军心怀不善，来势凶猛，便改变作战策略。他让大部分战士集中火力抵抗正面进攻的印军，自己带着两个战士抄印军的后路。来犯印军屁股后面响起了枪声，阵脚大乱，四散而逃，丢下了9具尸体，10几个伤员和7名俘虏。[2]
根据当时任情报局长的尼赫鲁的亲信穆立克的证词:在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总理召开了一次有国防部长、陆军总参谋长和外交部、内政部和国防官员参加的会议。……情报局成为陆军总部和外交部的共同攻击目标，被指责进行扩张和制造边界挑衅”，[3]因为内政部的一名叫夏尔马的副司长不顾尼赫鲁9月13日发布的禁止部队在西段边界进一步活动的指示，要部队在拉达克前沿地区建立新的哨所。但在公开场合，印度政府却怒气冲冲地谴责中国进行了“无端的侵略”。[4]正是印度政府的这种两面手法，把印度公众的愤怒情绪煽动到了沸点，使反华浪潮臻于顶峰。这种两面手法所产生的后果也许是尼赫鲁政府所没有完全料到的。从那以后，中国实际上在印度公众的心目中变成了“恶魔”，中国威胁的论调也逐渐取代了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
著名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最近发表的《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一文，很值得关心中印关系发展的人认真一读。经过近40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所谓的“中国1962年的侵略”是“印度的弥天大谎”。[5]还说:“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拒绝就它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武力回应是被强加到北京头上的，当它来临时，它得到恰当的估量。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他现实的选择余地”。[6]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指出的，“（中国的）‘无端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招……”[7]但是，“因为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当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⑥
当代的印度政治阶层当然不应为尼赫鲁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负责（这里提到尼赫鲁的错误并不影响作者由于他曾为中印友好事业作过巨大努力而对他怀有的尊敬心情，更不会影响他作为对印度独立事业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政治家的伟大形象），但有责任为增进中印相互理解，为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迅速纠正这种错误。只有将真相告诉人民，使印度公众从上述“谬见”中完全解脱出来，中印这两个天然盟友之间隔阂和误会才会逐渐消除。它们在有关这两个伟大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才会更加紧密地合作。
三、正确看待中巴关系和正确处理印巴关系
尽管中国在冷战后调整了对南亚的政策，不再支持巴印对抗，而是主张印巴两国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它们的分歧和问题。中国发展同印度的关系，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并没有产生恐惧和对中国的不满，但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保持传统的正常睦邻友好关系，却常引起印度精英阶层的一些人毫无根据的猜疑、对立和指责。今年1月中旬，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在上台后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许多媒体都对这次访问进行了全面和客观的报道。印度外交部也注意到穆沙拉夫在北京做出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保证。[8]但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印度防务分析家却对记者说:“巴中联系可能要让印度付出昂贵代价。”并说，印度应该设法“通过一项大的战略计划切断巴中联系”，还说:“印度有潜在的新友邦——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印度可以仔细地制定出一项在战略上包围中国的政策。”[9]
这位防务和国际关系分析家的话充满了冷战气氛。人们自然不相信印度有眼光的政治家会接受他的建议，但对他的此类言论和思维决不能轻视:它可以煽动和加剧中印之间的不信任。
印度的一些战略分析家对中国诚心想与印度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努力总是漠然视之，不愿承认中国的善意。1999年中，中国在印巴在卡吉尔的冲突中所采取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得到这些分析家的公正对待。尽管他们意识到中国对印巴冲突早已表明了的立场改变，但却鸡蛋里挑骨头似的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因为在科索沃事件后感到不安，并不是真心希望印巴和平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对于这种偏见，毋庸多费笔墨进行辩驳，在这里再次引用印度老外交家和中印关系的见证人白春晖先生的话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发表在《印度快报》上的上述同一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我们一直受人误导，认为中国是巴基斯坦的亲密朋友，是印度的敌人。因此，当我看到中国在克什米尔冲突期间不仅严格遵守了中立，而且还劝说谢里夫不要进行军事冒险，而要通过对话同印度达成和平解决时，我们感到惊讶。”还说:“不幸的是，在印度，我们给中国描绘了一个不好的形象。”[10]
印度敏锐的战略分析家似应觉察到，中国在印巴冲突中保持中立，决不是始自卡吉尔事件，而是自从它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一直这样做的。因为自那时以后，中国完全放弃了过去的结盟和“一条线”战略，不同任何大国结盟，也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政策。中国既要和印度加强和深化友好睦邻关系，也要与巴基斯坦保持原有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信理智的印度决策人士，决不会要求中国为发展中印友好关系而割断同巴基斯坦的传统友好关系。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国际惯例，也有悖于情理，因而反而会破坏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应当承认，印度的精英阶层中有一小部分人鄙视巴基斯坦.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对待它；有的甚至认为它压根儿就不应该存在。这种心态不利于解决印巴之间的问题，也不利于进一步改善中印关系，更不利于印度想争取成为一个有全球性影响力大国的努力。印度一位自由作家在一篇题为《甭怕，中国是朋友》的文章中指出:“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真相是:世界将印度看作是一个南亚区域性的大国，而将中国看作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关于其地位，印度应当责怪自己。它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巴基斯坦的争吵使世界将印度看作是与巴基斯坦同等的国家，这的确令人感到悲惨……”[11]人们对这位作家的话可能未必完全赞同，本文作者对他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估量也不尽赞同。但他的确说出了可对印度精英阶层有所启示的某种真理。
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出尔反尔，却又不肯对巴基斯坦作出一定实质上的让步，使问题日趋激化，难以解决。这是中国所不愿看到的。正如中俄关系改善和恢复正常后中国不再怀疑印俄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一样，一旦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印度的某些战略分析家对中巴发展正常的双边关系的疑虑自会消除。
四、尽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界问题
当前世界的科学技术正在飞速发展。尽管中印两国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其发展水平无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或就人民群众的要求来说，都相差甚远。它们实在迫切需要尽速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困扰双方的边界问题，以便毫无顾虑地携手合作，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拉奥政府在解决边界同题上曾做过一定努力。在他1993年访华时，中印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是一项有意义的进展。这一进展，尽管与中国同其他多数邻国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中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在解决中印边界的漫长而曲折的进程中，却的确是一个突破。因为，1960年周恩来风尘仆仆前往新德里与尼赫鲁会谈，力图解决边界问题，结果是，不仅边界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连这样一个维持现状的起码协议都未能达成，境况何其悲惨乃耳。
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高达任总理期间访问了印度，中印双方进一步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这进一步使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得到了保证，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印度仍未完全放弃昔日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这些进展距边界问题最终的实际解决仍有很大的距离。只要边界问题一天不解决，它便会像一把隐形的达摩克利斯剑那样，在冥冥之中威胁和影响着中印双边关系的发展。
应当如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呢？双方无疑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有取有舍”的原则。根据此原则，窃以为，印度应当将其独立后在东段通过武力占领的色拉及其以北包括达旺在内的中国领土[12]归还中国，作为礼让，中国可以考虑在西段划出一片相应的领土给印度。这一建议比较易于为双方人民所接受。如果中印双方当局能予以采纳，则不仅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界问题，而且也可使印方由于昔日凭借武力侵占本由中国西藏地区当局有效管辖的中国领土而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扩张主义”或“侵略”的形象在无形中消失，还自身一个清白。从此，曾长期备受西方侵略和欺凌的中印这两个伟大民族，将会并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毫无愧疚。
应当看到，经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出现了实际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空前有利条件。它们主要表现在:
1.经过几十年的观察和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在印度，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官员、政党领导人和有识之士认识到昔日政府在此问题上的错误，而行政当局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公众逐渐明了真相，从而使解决边界问题的阻力大大减小。
2. 40多年来，中国已先后与绝大多数周邻国家解决或基本解决了边界问题，特别是继1999年8月同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解决了边界问题之后，又于同年12月与越南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这在无形中给印度方面造成一定压力，增强了其紧迫感。
3.几十年的实践和无可驳辩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愿与所有周邻国家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它既不想“攫取”别国的领土，也不想“孤立”任何人，而惟愿与所有周边国家建立持久的睦邻友好关系。
4.印度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早日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民族经济和科技。并有利双方合作。1999年1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印学者第二次对话会议上，有的印度学者说，应当以理性的态度解决边界同题，并说中国同其他国家达成边界协议的原则可资参考。
5.据悉，在2000年初印度曾派出一个代表团到越南学习和吸取越南同中国在边界问题上达成陆地边界协定的经验。这无疑是印度方面的一个积极的举动。
6. 2000年1月28日，一位印度级别较高的官员在交谈时对中国学者说，只要中印两国最高领导人作出政治决断，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也可像中越陆地边界那样得到解决；他个人认为，这在5年之内是有可能的。
由此可见，长期困扰中印两国的边界问题。已出现了比较切实的解决希望。当然，作出政治决断，不是一项简单或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既需要远见和卓识，也需要决心和勇气。但是，为了能顺利做到这点，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诸如:①将双方高层的互访机制化。②提高现行安全对话的级别。③继续双边的第二渠道对话。④开展相互间的旅游活动，增加各界人员的交流和相互了解。⑤大力加强彼此间的经贸科技合作，等等。这些宛如一条条涓涓细流向大江大河汇集一样，会使解决边界问题如水到渠成那样臻于成熟。一旦边界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印两国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千年的双边关系，无疑将会走上宽敞的康庄大道，它们之间的全面合作必将向更大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原载《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
【注释】
[1]《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75页。
[2]见《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第172页。原注:参见（一）1959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二）王咸金《热血冰山》和（三）苏达尔·巴特:《印度与中国》，1967年，英文版，78～79页。
[3]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The Years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英文版，第234～244页。
[4]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中文版，第43页。
[5]Neville Maxwell，“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Reconsidered”，见Economic and PoliticalWeekly，April 10-16，1999，第905页。
[6]同③，第913页。
[7]⑥R.C.艾耶尔:《中印争端》（The Sino-Indian Dispute），第12页。
[8]新华社新德里2000年1月20日电。
[9]法新社新德里2000年1月19日电。
[10]《印度快报》19987年8月25日。
[11]《印度快报》1997年10月8日发表的Arvind Kala的文章。
[12]1947年印军下令不准色拉以北“羌”地区的百姓到原属他们的草场上放牧，1948年夏，印军到达旺拉业和达旺寺派驻色拉以南德让、达隆的官员住处，用武力把他们赶回色拉以北。1948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印方交涉，要求印方把包括门域在内的“所有西藏土地、村落、百姓”归还西藏政府。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越过色拉侵入门域的中心达旺，用武力将西藏当局派到那里的行政人员赶走。2月9日，印军卡辛（Khathing）少校伪称，西姆拉会议时西藏已将这些地方给了印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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