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谈印尼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
汤平山
据史载，中国早自唐朝末年就有中国人移居到印尼。此后宋、元、明、清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中国人移居印尼。16世纪，印尼沦为荷兰的殖民地后，荷兰人经常到中国南部沿海招募华工，到印尼从事经济开发工作。清末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许多破产的农民被迫流亡到南洋各地谋生。据统计，到1930年在印尼的华侨华人已达到120多万，而到印尼独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华侨华人的数量已达到270万左右。这些华侨华人散居在印尼的各主要岛上，从事以零售业为主的各行各业。经过长期的经营，他们在经济上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在文化上，他们也兴办各种华文学校和出版各种华文报刊，并组织各种华侨华人社团，从而形成了具有华侨华人特色的社区。
本文拟简要回顾和介绍苏加诺和苏哈托政府时期对华侨华人实行的同化政策和瓦希德政府执政后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以及对这些政策的分析和认识。
一、苏加诺和苏哈托时期的同化政策
（一）苏加诺政府时期实行的同化政策
1.通过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使华侨变成拥有印尼国籍的印尼公民。由于旧中国实行的是“血统主义”的国籍法而荷兰殖民政府实行的是“出生地主义”的国籍法，[1]因而使华侨普遍都具有“双重国籍”的身份。但不论是独立后的印尼政府和新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在1955年4月签订了《中国一印度尼西亚双重国籍条约》。根据该条约，凡同时具有双重国籍者可根据自愿的原则选择一种国籍。该条约1958年1月27日正式生效，据印尼政府估计，至1960年在当时约300万华侨中，保留中国国籍者占70%，约200万人，加人印尼国籍者占30%，约100万人。由于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在经济和文化活动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为了便于谋生，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侨日益增多。到1965年苏加诺政府倒台的前一年，加入印尼国籍者已占华侨的2/3，约200万人，而保留中国国籍者只占1/3，约100万人。
2.在经济方面，在“保护民族资本”的口号下，颁布一系列法令，对原住民资本予以种种优惠，而对非原住民的华侨的资本加以种种限制。例如，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汽车、碾米、木材、纺织、卷烟、印刷和制冰等行业。1959年颁布第10号总统令，规定外侨不能在县以下的乡镇从事零售商业。受到这个法令影响的零售华商多达50万人以上，并导致10万华侨被遣返回中国。
3.在文教方面，颁布《外侨学校监督条例》，限制华文学校的发展。从1958年4月起，只准许在州县政府所在地的158个地方开办外侨学校，使华文学校减少了一半，学生从45万人减少到15万人。对华文书刊等资料的进口和出版也加以种种限制，以尽量减少华人文化的影响。
印尼政府通过上述种种措施，使华侨在生存环境方面感受到各种困难，从而迫使华侨加入印尼国籍，逐步变成印尼公民，最终达到同化华侨华人的目的。
为了使广大华侨华人实现对印尼国家的认同，积极参加印尼国家的建设，以国会议员萧玉灿为首的华人于1954年3月成立了“印尼国籍协商会”的组织，主张华侨应积极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认同印尼国家，为印尼国家建设作贡献。但该协会不主张对华人实行同化，而是主张华人保持华人文化特性，作为一个享受平等权利的一个部族或少数民族“统合”到印尼民族中。[2]该组织由此而被称为“统合派”（也有人译为“整合派”）。
与“统合派”的主张相反，当时印尼政府的军政官员和一些华人则积极主张对华人实行同化。“同化派”认为应当通过同化来消除华人的文化特征，他们也不主张少数民族的存在，而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为此他们引用苏加诺的话:“存在有少数民族的民族不是一个民族”。[3]当时，在“统合派”和“同化派”之间不断开展辩论。
为了促进同化工作的开展，同化派在1963年3月10～12日在雅加达举行了“同化问题协商会议”，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作重要发言的有当时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的纳苏蒂安将军、统筹部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民族阵线执行主席赫鲁·沙勒等重要军政官员。这些人在发言中都强调对外来少数民族（主要是指华侨华人）实行同化的必要性，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尼民族。会议最后发表了有关同化问题的“声明”、“决议”和“纲要”等，并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民族统一建设协会”的机构。该机构的“纲要”写道:要以“青年誓词”和“建国五基”为基础，“建立一个完整的没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民族”，“同化至少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政治、社交、文化、经济、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贯彻下去”。[4]所谓“青年誓词”是指印尼青年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于1928年10月28日提出的“建立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的誓词，所谓“建国五基”，是指苏加诺在1945年提出的建国指导思想“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正和信仰神道”五个基本原则。该机构后来任命了统筹部长鲁斯兰·阿卜杜加尼为该机构的领导人。
由于“统合派”和“同化派”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以及华侨在各个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因而使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侨日益增加。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到1965年苏加诺政府倒台的前一年，加入印尼国籍的华侨已有200万人，约占当时华侨人数的2/3。
（二）苏哈托政府时期实行的同化政策
1966年苏哈托在镇压了“九三誘运动”和推翻苏加诺政府后上台执政。苏哈托政府执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紧对华侨华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同化措施。1966年6月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第37号令，从各方面对华侨华人实行限制，其中包括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等。1967年12月又颁布《关于华人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第14号令，禁止华侨华人公开举行中国宗教和传统习俗的节日活动。1969年印尼内政部又颁布关于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的第6号法令，敦促各级政府加速华侨华人改名换姓的进程，也就是要求每个华侨华人都必须采用印尼的姓名。在国籍问题上，1969年苏哈托政府单方面地废除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双重国籍条约。后来出于加速对华人同化的目的，1980年颁布第13号令，简化华侨入籍的手续。华侨为了能够谋生，几乎都加入了印尼国籍，变成印尼公民。除此之外，还有关于禁止出版和进口华文书刊的法令；在宗教方面，宣布孔教为非法宗教，鼓励华侨华人信仰伊斯兰教；在经济方面，苏哈托政府认为华侨华人资本属印尼国内资本而加以利用。
苏哈托政府执政后，取缔了反对对华侨华人实行同化的“印尼国籍协商会”，逮捕了被认为亲共的其领导人萧玉灿。相反，主张对华侨华人实行同化的“民族统一建设协会”却能够大肆活动，举行各种会议，号召华人改姓换名、关闭所有华文学校以及要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等。
为了促进对华侨华人的同化工作，在当时雅加达特区首长阿里·萨迪金支持下，1974年8月8日由国家谍报统筹机构和华人问题统筹机构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民族统一建设机构”。该机构成立后在社会上积极开展活动，促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互接近。[5]1977年10月28日，又成立了半官方的同化组织“民族统一交流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为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提供机会和场所，观察研究同化问题，倡导有助于同化的社会活动。该机构还专门出版了名为《同化》的刊物，专门宣传有关同化问题的文章。[6]
苏哈托政府实行的全面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对印尼的华侨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华侨华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过苏哈托政府32年的统治，几乎所有的华侨都已变成了拥有印尼国籍的印尼公民，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全面认同印尼国家，视印尼为自己的祖国。中华文化基本上已遭到灭绝，华侨华人办的学校已全部关闭，华文报刊（除官方允许存在的《印度尼西亚日报》半面的中文版外）已全部停止出版也不准许进口，市面上华人商店的华文招牌也全部消，40岁以下的华人青年几乎已不会说汉语和看不懂中文。
尽管华人几乎全部都已变成了印尼公民，但他们仍然常被视为“非原住民”而在致治等方面受到歧视，如他们在参政、参军等方面受到限制，甚至经常发生反对华人的暴行，如抢劫、烧毁华人的商店财产等。最严重的就是发生在1998年5月震惊世界的“五月暴乱”，使大批华人在财产生命等方面遭到巨大的损失。
二、瓦希德政府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
1998年“五月暴乱”之后，苏哈托被迫下台，而由副总统哈比比接任总统职位上台执政。一年后，在1999年10月举行的人民协商会议上，瓦希德被选为总统并组成新一届政府。
瓦希德执政后，实行多元化的政策，宣布不再歧视华人。他说:华人是印尼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是和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权利的少数民族之一。在宗教方面，宣布华人信仰的孔教为合法的宗教。2000年2月18日，瓦希德总统夫妇和梅加瓦蒂副总统夫妇等政府高级官员参加了印尼孔教总会在雅加达举行的春节晚会。瓦希德在会上宣布说:“我今晚来参加由印尼孔教总会主办的庆祝春节晚会，主要是向孔教信徒们表示，他们享有与其他教信徒一样的权利。”[7]在关于华人的风俗习惯方面，2000年1月17日，瓦希德签署第6号总统决议书，宣布撤销1967年颁布的限制华人公开庆祝自己的节日的第14号总统决议书。由此，2000年春节华人30多年来第一次公开举行庆祝春节的活动，人们载歌载舞上街举行庆祝，热闹异常。2001年春节，孔教总会在农历正月初五举行盛大的庆祝会，瓦希德总统夫妇、人协主席赖斯及多名内阁部长应邀参加。瓦希德总统在致辞中再次强调，“印尼华族已经成为受到尊重的族群，他们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其信仰必须得到尊重。”[8]春节前，瓦希德政府就宣布正式规定春节为华人的正式假日，并宣布鼓励华人恢复使用传统的中文姓名。
在文教方面，允许华人出版中文报刊和举办中文学校。目前全国已有八九种中文报纸，如《印度尼西亚商报》、《和平日报》、《新生日报》、《龙阳日报》等，刊物有《新纪元月刊》、《千岛》、《拓荒》等。在雅加达、万隆等大城市也出现了许多中文补习班，并积极筹办中文学校。参加学习中文的不仅有华人而且也有当地人。据报道，为了在印尼推广中文教育，印尼教育部已要求中国教育部协助培养中文师资和编写中文教材等。目前，印尼也有了汉语广播，每天都能听到5小时的汉语新闻和文艺节目。今年3月，印尼政府还宣布解除过去长期实行的禁止进口中文书刊的禁令。在一些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出售中文书籍的商店。
自从哈比比和瓦希德政府执政以来，华人也成立了几个华人政党和社团。政党有大同党、中华改革党，社团有印尼华裔总会、印尼百家姓协会、国家团结联合会、印尼华裔青年正义联合会以及各种同乡会和宗亲会等。
在1999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大同党也取得了参选的资格，并在国会中赢得一个席位，而在地方议会中拥有十几个席位。在瓦希德的第一届政府中，华人郭建义被任命为负责财经和工业的统筹部长。
总之，瓦希德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对印尼的华人族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华人已开始被视为印尼多种族群（或少数民族）中一个平等的成员，他们的政治权利开始得到保障，可以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参政议政，他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使过去濒临灭绝的中华文化又得以在印尼的土地上重新获得生机。中华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应该说可以使印尼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而有利于印尼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三、同化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浅析
同化在民族学领域里是指一个民族因受另一个民族的影响而失去原有的民族特点。
民族同化可分为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两种。自然同化是两种民族在长期交往中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通过通婚或文化上的相互吸收等因素而逐渐地自然地融合成一个民族。就以印尼来说，中国人早在一千年前即唐末时期就有人移居印尼。这些早期移民大都是中国男性，他们到了印尼后与当地妇女结婚，并且接受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俗，经过数代人的演变，这些中国人逐渐同化于当地人。印尼总统瓦希德就自称自己有华人血统，祖先叫陈金汉，后来移居印尼。[9]
与自然同化相反的是强迫同化。强迫同化是通过外部的压力，用强制性的办法来实现民族同化。强迫同化实质上是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由于违背自然规律而往往难以实现。苏加诺和苏哈托实行的同化政策，都是属于强迫同化，不过与苏加诺相比，苏哈托的同化政策更带有强制性。
苏加诺政府和苏哈托政府实行的同化政策有其产生的国内外背景。
从国内方面来说，苏加诺政府的领导人大都是民族主义者。以苏加诺总统来讲，他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领袖，他强烈反对殖民主义的统治，主张建立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对待民族同化的问题上，他也赞成对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例如1963 年2月22日，他在接见主张对华侨华人等少数民族实行同化政策的青年代表时说:“我赞成青年们通过同化的途径解决少数民族问题和消除印尼民族机体内的排他主义的努力”，“存在有各种少数民族的民族不是一个民族”。[10]不到一个月，即3月12日，印尼就成立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民族同化机构即“民族统一建设协会”。
此外，印尼独立后，继承了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将居民分成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做法，对原住民，印尼政府强调要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对非原住民则采取歧视性的政策，对他们的各种活动加以限制。华侨华人的经济和文化被视为“殖民主义的残余”要加以消除。
苏哈托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又是反共反华者。他上台时镇压了大批印尼共产党人，迫害进步的华侨华人，并中断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由于反共反华，他仇视并要消灭中华文化，因而就决定对华侨华人实行全面的强制性的同化政策。
从国际背景方面来看，20世纪50～60年代，当时美国正在东南亚积极扩张，拉拢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所以当时多数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往往因为怀疑当地的华侨华人“效忠于中国”，而对他们进行限制甚至迫害，因而要加紧对他们进行同化。另外，还应提到，当时也流行美国的“熔化炉论”（Theory of Melting Pot）的思潮。熔化炉论是一种同化论。按照这种理论，少数民族要熔化到主体民族中以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印尼学者维波俄1999年在其编辑出版的《重新思考和论证华人问题》一书中指出，印尼的同化政策是“以熔化炉理论为依据的。一个少数种族要熔化入一个更有影响的种族内，比如华人是外来移民，要熔化到爪哇族内，华人就要消除全部区别点，包括作为华人的特性，然后熔化为一，成为爪哇社会文化的一员”。[11]
与同化政策相反，多元文化政策主张保持和发展各种族和民族的文化特性、传统和价值观，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优点，允许各种文化的存在，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从而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瓦希德的多元文化政策也有其产生的国内国际背景。
从国内方面来看，随着苏哈托专制政权的垮台，印尼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时代。苏哈托过去推行的各种反民主和种族歧视政策受到了深刻的批判。围绕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和同化政策，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和举行研讨会。一些学者指出:“苏哈托政权自1966年以来执行的华人同化政策已完全失败，应该重新思考和拟定新政策，向美国和其他大国学习，对外来移民采取开放多元政策。”②印尼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乌斯曼比利博士说:“苏哈托政权在1966年上台后，决定解决华人问题的唯一办法是给予同化，然后就制定各种条规和法令以执行这一政策，政府间接地排斥了其他思路，包括像美国和其他许多大国的办法，即开放多元文化，让外来移民照旧拥有自己的文化。”③
从瓦希德本人的经历和思想来看，他本人是文化多元论者。他从小受爪哇传统回教教育，后来又到著名的埃及回教大学阿查哈大学和伊拉克巴格达大学学习伊斯兰文化和历史，此后又前往德国、法国和荷兰等地学习西方文化。瓦希德的这种经历和学历，使他拥有东西方文化的知识，形成他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瓦希德后来担任了印尼最大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主席，但他不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家，他主张宗教的多元化。瓦希德曾说:“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及其所属政党民族复兴党主张印尼的文化应当多元化，不仅是宗教的，而且是民族的，同时还应当接受外来的。”[12]瓦希德不仅是文化多元论者，而且也是一位历来主张民主政治的人。瓦希德在1990年被选为印尼民主论坛的主席后，在苏哈托专制统治的年代，经常大胆地发表主张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讲话和文章，而深得民心。
从国际背景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已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并且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的对话伙伴国。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日趋增多，中文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世界语言。
曾在五六十年代流行的“熔化炉”同化论也已更多地被多元文化论所取代。由于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开展反种族歧视和民权运动，多元文化的思潮日益在西方国家盛行，并逐渐成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政策。这种思潮反映到东南亚国家来，也逐渐被东南亚各国所接受。所以9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在谈论华人问题时，已不再强调对华人的同化，而更多地谈论怎么发挥华人传统文化的作用。当然，我们这里也要指出，实际上当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绝大多数已变成拥有当地国籍的公民，或者说已成为当地国家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政治上的权利和文化传统已日益受到重视和尊重。
总之，苏加诺特别是苏哈托政府多年实行的全面强制的同化政策，试图消灭华人文化，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也是违背民族平等原则的。而瓦希德政府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和民族平等的原则。环顾当今世界多民族国家，我们不难看到那些实行多元文化和民族平等的国家，其民族关系是和谐的，政局是稳定的，经济是发展的；反之，则充满了民族冲突、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受影响。
最后，还要指出，瓦希德执政以来实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已使印尼华人社区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时间毕竟才有一年多，所以过去歧视华人的条例尚待全部废除。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歧视华人的影响也有待消除。我们相信瓦希德政府若能长期执政是会逐年这样做的，而且即使瓦希德政府被取代，其接任者也会这样做。因为这符合时代的潮流，并且有利于印尼国家的发展。
（原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6期）
【注释】
[1]“血统主义”国籍法是根据一个人的血统决定其国籍，而“出生地主义”国籍法是根据一个人的出生地方来决定其国籍。
[2]S.W.格里弗:《印尼华裔问题》，雅加达，1991年版，第15页。
[3]《在建立一个统一民族中的同化问题》，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
[4]同②。
[5]S.W.格里弗:《印尼华裔问题》，雅加达，1991年版，第27页。
[6]S.W.格里弗:《印尼华裔问题》，雅加达，1991年版，第28页。
[7]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2月19日。
[8]《参考消息》2001年2月18日。
[9]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10月25日。
[10]《在建立一个统一民族中的同化问题》，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4年第3期。
[11]②③《华人同化政策的失败》，《华侨华人资料》1999年第5期。
[12]印尼《罗盘报》199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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