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美国研究

中国的美国研究⁽¹⁾

资中筠

中国和美国，各处地球东西，隔洋遥对。早期具有这一地理知识的中国人曾为诗形容称：“足心相对一球地，海面长乘万里风”。⁽²⁾诗虽不佳，却是写实。而两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等，可谓相去万里。但是在近代史上，美国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各方面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许正是这两个民族迥异的特点，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相互探索和研究。就中国方面而言，尽管100多年以前，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了解美国产生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系统的、学术性的美国研究得以真正深入、全面地发展，还是近10年来的事。

19世纪中叶到目前的情况，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来叙述。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00年

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报纸杂志刊登美国情况的文章激增，不过大多数内容是紧密配合时事的，较少基础性研究。《世界知识》是其中在数量和影响上较突出的一种。以翻译西洋报刊为主的《西风》杂志，关于美国的文章占的比重远超过其他国家，也可以算是着力介绍美国的一本刊物。

当然，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决不仅限于通过报刊文章了解美国。大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美国在华创办的学校以及兴办的各种事业、乃至独占中国市场的好莱坞电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的密切来往，都使中国人对美国增加了理性和感性认识。但是，这些都不能算是专门的对美国研究。事实上，从抗战之前到战后，对美国的研究仅限于少数学者从事分散的、个别的工作，而且是附属于个别专业，如世界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例如胡适对杜威实证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并在自己的治学方法中深受其影响，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至于专门从事研究美国的机构更是不存在的。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受过美国文化的熏陶，甚至接受了不少美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但是专门从事美国研究，可称为美国问题专家的却寥寥无几。对美国的认识和介绍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就更为闭塞。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是重视的，但是资料来源有限，没有条件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个别地方出版过反映美国的丛刊。例如，晋绥解放区太岳新华书店1947～1949年，曾编辑出版《美国问题研究》丛刊，内容包括美国经济危机、对外政策、黑人问题等论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在北平出版过柯柏年主编的《美国手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介入中国内战的特殊情况，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一部分人亲美、崇美，一部分人强烈反美，而且越到后期，反美情绪越加强烈和普遮。因此，这个时期对美国的研究高度政治化。中国国民党方面从利用美国内部矛盾、争取美援出发，对某些问题可以说钻得很深，摸得很透，但是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国共产党以及左派知识界，则着重揭露和谴责美国，进而分析其帝国主义本质。例如，这个时期出版的伦德伯格（F.E.Lundberg）著《美国60大家族》（America’s Sixty Families，1937）、乔治·塞尔德斯（George Seldes）著《豪门美国》（One Thousand Americans，1947）等，对以后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和研究产生了相当长期的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至“乒乓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为了配合开展外交工作和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开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美国研究是其中一部分，它的发展和消长一方面与中国的整个国际研究事业相一致，一方面又与中、美关系的特殊情况有关联。同其他方面的国际研究一样，美国研究主要是作为涉外工作的一部分进行的，附属在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会、青年、妇女、和平等群众团体的国际部门。在高等院校中这方面工作比较单薄，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专门研究美国的机构，有关美国的教学内容一般包括在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课程中。1956年，在外交部赞助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⁴⁾这是最早的、规模较大的国际研究机构，集中了一批专家，美国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当时重点是研究美国经济。研究成果多数为内部调研报告，公开文章发表在该研究所的刊物《国际问题研究》上。另外《世界知识》杂志还继续刊载有关介绍美国的通俗性文章。

1949年10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美关系真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以后陆续出版了少量的著作和译著。1950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从俄文翻译的《战后美国经济剖视》，近百万字，是最早的大型译著。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比前半期在数量上和领域的广度上有显著发展。不过译著的数量大大超过著作，而且一部分是从俄文和日文转译而来。建国初期，有一批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时期提供美国情况的骨干力量，同时还受到来华长住的美国朋友的帮助。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对世界的兴趣不断增长。特别是“两大阵营”的概念开始打破，中国与第三世界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开展。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成为迫切的客观需要。同时，中国国内已经从3年经济困难的谷底走出来，各方面恢复和发展比较顺利，可以有余力多关心国际事务。于是在1963年年底，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有关人员的会议，并由国务院发了文件。在此以后，美国问题研究与其他方面的国际研究一道，有了长足的、迅速的发展。1964年及以后，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如外国文学、世界经济、世界历史等研究所相继成立了一批专门从事美国问题的研究室或组。一些大学，如武汉、南开等，在经济、历史、文学、哲学等好几个系里都设立专门研究美国的研究室，武汉大学专门成立了美加经济研究所。其他如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也分别设立研究美国文学、经济、地理、教育研究室。复旦大学建立国际政治系，分工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当然包括美国。从此，美国分科研究开始组织队伍，加强研究力量。图书资料开始积累，为此目的的外汇拨款也列入国家财政计划。原来各政府部门所属的有关研究所的工作有所调整，并继续得到加强。

但是，好景不长，在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美国研究和其他各个领域的工作一样，遭到破坏、陷于瘫痪，相当一部分图书资料散失，或停止购进，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被迫放弃了专业工作。尽管如此，前几年中建立起来的机构、组织的队伍，以及已经积累的一些资料和开展的少量的工作，为以后这方面工作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有这个基础和白手起家还是大不相同的。

这个时期中国对美国的研究虽然有较大发展，但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与美国一直处于隔绝和敌对状况。由于隔绝，资料来源有限，更谈不到感性认识，因此观察问题往往隔靴搔痒；由于敌对，研究的内容多数从揭露、批判着眼。另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和研究受苏联的影响较大，许多教科书和资料都是从苏联转译来的，而且反映了苏联早期的观点。60年代，苏联与美国搞缓和，对美国提法有变化，而中国则主要担心美苏联合反华，反对“美苏勾结主宰世界”。凡此种种，使当时对美国的研究有教条主义倾向，难得客观、全面，也不大可能有好整以暇的、冷静的观察。例如，往往容易片面夸大美国的经济危机、财团对决策的操纵、工人运动的声势以及左派的力量，等等。但是，应该说，作为中国最高决策依据的估计，比公开发表的文章还是要客观一些愈是在高层愈是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高潮中作出“乒乓外交”的决策。

三、开始解冻阶段

由于从1971年开始的中美关系的突变，中国对美国研究的恢复先于其他遭“文革”破坏的领域。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在极小的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美国内政、外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目的十分明确，参加的人员和议题的范围都极狭小，并且在极端保密中进行。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中国对美国研究的一个转折。从那时起，美国不再是一个纯反面的对象。中性的、以至正面的有关美国情况的报道开始在报刊出现。有关国际问题的内部刊物中，关于美国的内容陡增。尼克松访华前后，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等过去因为对于美国对华政策持不同意见，而遭迫害和排挤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地被邀访华，引起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关系这段历史的回忆和新的兴趣。尼克松访华后，各界陆续来华访问的美国人日益增加。经过了几十年的隔绝和敌对之后，中国人又有机会直接接触美国人，以极大的兴趣重新认识美国。那时，凡有美国人在中国作报告，必然座无虚席，报告内容也不胫而走。举一个例子：长期在中国，热心帮助中国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美国农业专家和作家韩丁，曾作过一个报告，内容谈到他一人经营相当于七八百中国亩的地，同时还有大量时间旅行和写作。这件事使习惯于小农经济的中国人确实大开眼界。他的报告印发范围极广，一时之间不仅在北京，而且外地许多单位的负责人都在谈论韩丁的农场。更加令中国人惊奇的是，韩丁有这么多地，却还常常入不敷出，还要负债，靠夫妇二人的其他收入来维持生活。这与中国人对“大地主”的整个概念完全不符。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当时中国的一般干部，包括居于领导岗位的人物，对美国的了解多么少。就了解美国而言，那可以说是一次新的启蒙教育。伴随着这种新鲜感而来的是对美国各个方面的新的、强烈的求知欲。

此时，“文化大革命”前已有的研究机构部分地恢复了工作，有的大学建立了新的研究美国的组、室等。有一些与这方面工作有关的专业人员从“干校”调回。但是，当时还没有具备开展真正深入而客观地研究美国的条件。就国内而言，“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内部动乱、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思想禁锢、闭关锁国状况并未结束，国外的资料、信息只有少数特许的机构和人员才能接触到。在观点上也仍受到各种束缚，更谈不到百家争鸣。就中美关系而言，当时尚未恢复正常，而是处于极端微妙的状态，多少年来相互敌对和成见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消除。更有甚者，尽管打开中美关系是毛泽东主席本人的决策，但是当时窃居高位的人时常要加以反对，或借题发挥，为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服务，以至于出现过像“蜗牛事件”这样贻笑天下的荒唐事件。⁽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专门为了处理中美关系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调研工作，仍在极小范围内进行，笼罩在周围的那层神秘色彩仍未消除。

四、新时期及其特色

大约从1976年年初起，中国的美国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主要是由两大因素促成的。一是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松开了精神上的紧箍咒，全国人民思想空前解放，学术领域的禁区一个个被突破。同时，全面开放政策使人们眼界大开，获得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信息资料，这是促进学术繁荣的共同因素。而中、美关系正常化、两国正式建交，又是促进美国研究发展的特殊因素。从那时以来的七八年中，中美之间气氛的改变、两国交流的蓬勃发展、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及学者赴美学习和考察，给美国研究带来新的有利条件。在这期间，不但过去原有的研究机构得到恢复和加强，而且新的各种研究组织不断涌现出来。大体上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新老机构加强了研究美国的科、室；另一种是一些大专院校在文科的系和专业中恢复、加强或新设立该学科的美国教研组或研究室，如美国经济、美国历史、美国文学等等。这一新的发展形势提出了把美国研究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客观要求。198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美国的研究机构，标志着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已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此后，又有一些综合性的美国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中主要的有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1984年）、南京大学与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美国研究中心（1986年）等。此外，四川大学也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1979年之后中国还相继成立了美国历史学会、美国经济学会和美国文学研究会。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仅从数量上说，非以前任何时期可以同日而语，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散见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杂志、学报等。关于书籍，以下表格⁽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新时期的美国研究具有新的特点：

1.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如前所述，这个时期美国研究的繁荣发展，是同整个学术的全面繁荣和思想活跃分不开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得以贯彻的结果。因此，愈来愈多的学者在研究工作中能逐步摆脱僵化的教条的束缚，对纷纭复杂的研究对象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并且言必有据，逐步克服断章取义的恶习。像过去那种把一切归为非“友谊”即“侵略”、非“进步”即“反动”，是不足取的、过于简单化的做法，这一点大体上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在这种气氛下，不同观点的争鸣也得到开展。例如，对于“里根经济学”的得失利弊、美、苏力量对比、旧的美国财团的划分是否还能成立，以及历史上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等，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能会长期争论下去。有关美国历史、经济、外交、军事战略、文学等各种学术讨论会颇为频繁，大大促进了各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交流、学者之间的相互切磋，无疑对促进这方面的工作和深化对有些问题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2.新的、丰富的资料来源。新时期的美国研究是在全面开放、中国人面向世界的新高潮中进行的。绝大多数研究美国的人员都有机会到美国作短期访问，或长期考察、学习。一则可以得益于极为发达和使用方便的美国图书、档案资料设备，积累宝贵的素材；二则可以从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乃至交锋中，开扩视野，拓展思路，得到新的启发；三则可以从实地观察和切身体会中印证书本知识和理论。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主要依靠闭门读书，或至多是第二手的，或过时的感性知识的状况。

如果说以上第（1）条是主观因素，那么第（2）条就是客观因素。两者相结合，使中国的美国研究在短短七八年中突飞猛进。

3.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广度超过以往。从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题材涉及面之广为前所未有，改变了过去多侧重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状况，而及于社会、历史、文学、教育、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等更是新的领域。更主要的是研究的兴趣日益向深层发展，不满足于知其然，而要究其所以然。例如研究美国外交，不仅限于叙述其某一时期的政策“是什么”，而是深究其历史根源、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及其消长，等等。另外，就美国的某一项政策、某一项制度、某一种现象进行深入剖析的研作日益增加，这又与过去主要从宏观角度论述有所不同。当然不是说，当前宏观的研究被忽视了，相反，诸如美国的全球战略这样的大题目就是一个热门题目。

4.学者队伍的壮大和成长。这几年中，研究美国的专业人员队伍壮大的速度是空前的。一部分是过去从事一般国际问题研究或涉外工作的人员，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美国上来；一部分是各专业学科的学者在本专业中把美国作为研究专题；还有政府机关或企业部门结合本单位业务加强研究美国的力量。一个新的现象是，非官方的、出于自发的兴趣而从事美国研究的人数日益增加，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这里面层次当然有深浅之别，质量也参差不齐，体现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还有中青年队伍的蓬勃成长。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双方学者的交流中，一个令人遗憾的突出现象是，中方年龄普遍高于美方很多。当时，美国有的基金会在世界各国招考年龄在35岁以下的高级研究人员，对中国则不得不照顾特殊情况而放宽5～10岁。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迅速改变中。例如，198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青年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史（1945～1955年）学术讨论会，作为会议主角的中方学者平均年龄略低于美方。这在5年以前是难以想望的。目前还有大批青年正在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学习或研究。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以丰硕的成果成为美国研究领域中的生力军。

当然，总的说来，中国对美国的综合研究还是处于初创阶段，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档案不开放、图书资料不健全、使用不便、各单位协作和通气不足等等，都使中国学者与美国同行相比处于不利地位。在主观方面，专业人员的素质仍有待提高，青、老学者各有弱点。有些研作仍失之肤浅，并且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或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现象依然存在。还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有许多问题尚需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此外，分科研究与综合研究的关系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五、美国研究之我见

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发展美国研究的意义何在？目前流行的说法是“为四化服务”，或作“智囊”。当然，这种说法适用于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于美国研究为然。如果不是作狭隘的、短视的、急功近利的理解的话，当然没错。但是这仍不能完全概括。我认为，美国研究的意义可以分几个层次：

1.在中国全面开放的今天，对全世界都应加深了解，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美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过去或为敌，或为友，与中国有过特殊的关系，今后还要长期打交道。这中间可能有愉快的合作，也可能有痛苦的摩擦。互相了解愈深，则愈能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无论是外交、贸易、文化交流莫不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在研究目的中最浅近的一个层次。

2.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世界局势有独特的影响。当今世界上作为单独的国家只有美、苏能左右战争与和平，地球上几乎每个地区都可能感觉到它们的影响。离开了对美国的力量、意愿、战略、策略以及短期或长期利益所在的估计，就无以观察整个国际局势。对美国肤浅的、简单片面的了解，往往会导致对整个国际局势的错误估计。而要真正了解美国的对外关系，又必须了解造成这种关系的诸多内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对美国作全面的、深入的研究。

3.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其历史背景、地理条件、发展道路以及价值观念等，无不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在中国今天探索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美国已经证明流弊很多的经验固不可取，即使在美国是成功的、行之有效的，多数也未必能照搬到中国。但是，有没有这个参考系，有没有这个借鉴，对中国人了解自己，提高对世界的认识，研究各种选择的利弊得失，却是大不相同的。中华民族要振兴，必须打开胸怀吸收新鲜的养料。“坐井观天”当然不行；像林？那个时代那样“以蠡测海”，也已远远不够了。现在有必要，也有充分的条件寻根究底，观其全貌。至于必须知所取舍、善于消化，这是当然的，但这个命题也只有通过深入的而不是一知半解的研究来得到解决。

4.美国之为美国，既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又有其自成体系的独特发展道路。对于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美国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值得研究的典型。这对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都适用；而这又使“美国研究”本身足以成为一门综合学科。这种研究在中国是新的，有许多问题待解决，在理解上也很不相同。但是作为探求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问的一部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是个人浅见。如能成立，那么对研究的意义就不宜作“立竿见影”的要求。不必一篇文章提出一项具体建议为决策者所采纳才算起了“智囊”作用；美国的某项经验直接“拿来”为我所用，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最终能够发生社会效用的周期长短不一，或十年，或百年，“立竿见影”的情况是有的，但不是通例。归根结底是面对全社会，起开发民智的作用。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如果说作“智囊”，应该是作全民族的“智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美国研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走向现代化作出一些贡献。这应当不算陈义过高。

（原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1期）

【注释】

(1)本文所提到的美国研究主要指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一般不包括自然科学、技术本身的研究。文中提到国内的研究机构只是举例，难以求全。另外，1949年以后在我国台湾所进行的研究也未包括在内。

(2)清人林《西海纪游草》一书刊登的署名“浯屿梅瘦云”读后题诗。引自钟叔河著：《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页。

(3)王广业题《西海纪游草》序文，同上书第58页。林、志刚、张德彝等著作均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出版。

(4)“国际关系研究所”即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前身。

(5)1973年中国电子工业部代表团访美，美接待单位赠每人一个玻璃蜗牛作纪念。有人向江青告发，说美借此讽刺中国发展慢如蜗牛爬行，而接受者被指控丧失民族立场。江青借此掀起轩然大波，实则反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政府部门。

(6)表上数字，1978年以前的根据《全国总书目》，1979年之后根据《全国新书目》统计而来。范围是哲学、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历史、地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