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植物检疫的重要性
保护植物的健康生长,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确保对外贸易的顺利开展,保障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植物检疫作为预防性植物保护措施已被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和采用,并成为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手段。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贸易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许多重大植物疫情传入、蔓延并造成严重危害,国外重大危险性有害生物入侵呈现出数量剧增、频率加快的趋势。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近年来,松材线虫、马铃薯甲虫和薇甘菊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已造成超过574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国外植物疫情传入呈显著上升趋势,20世纪70年代,我国仅发现1种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80年代发现2种,90年代迅速增加到10种,2000年至2006年发现近20种。仅在2006年,我国就相继在海南、辽宁等地发现了红火蚁、三叶斑潜蝇、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等新疫情,对我国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国为了保障各种水果蔬菜供应,开通了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导致全国范围内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原来仅在国内局部地区发生的疫情正在逐步扩散蔓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植物检疫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一、引种与检疫
从古到今,植物引种是增加一国或地区内植物种质多样性,提高栽培植物抗病虫、抗逆境的能力及提高产量和改善品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植物种子、种苗是指栽培植物、野生植物的种子、苗木及任何可以作为繁殖材料的植物组织、细胞培养物等。由于地理隔绝的原因,地球上的植物种类即便是在同纬度地区也不一致。譬如中美洲的玉米,欧洲的甜菜、麦类植物及中国的大豆、水稻等相继引入北美大陆,使北美成为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及出口地区。由此可见,农林业生产对于植物种子、种苗有特殊的依赖性。
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许多有害生物的侵染和干扰。这些有害生物如地球上的植物一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区,它们中的许多种类可以随着人为调运植物或其产品而传播。这些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入新区后能生存、繁衍和为害,有时因新区的条件特别适宜或缺乏天敌,导致有害生物迅速扩散并造成严重危害,经济损失巨大。
历史上,病虫害由新大陆扩散到旧大陆或由旧大陆带到新大陆的实例很多,由此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导致人类饥饿的悲惨局面的教训亦不少。它们大多是通过引种导致有害生物传播而引起的。例如,马铃薯晚疫病就是从新大陆(美洲)传入旧大陆(欧洲)的病害。马铃薯原产南美洲。马铃薯晚疫病原也发生在南美,它可以在病薯上越冬,待来年适宜条件下产生大量菌丝体,侵染植株造成马铃薯腐烂并产生孢子囊引起再侵染。由于马铃薯深受人们喜爱,在19世纪30年代被大量引种到北美和西欧并成为当地人民主食。在爱尔兰,马铃薯几乎成为唯一的粮食作物。尽管引种后几度发生马铃薯晚疫病,但由于当时的认识浅薄,仅将发病归于天意。1845年,爱尔兰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宜该病的发生,使当地的马铃薯几乎绝产,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爱尔兰大饥馑”。当时仅800万人口的爱尔兰死于饥荒的就达20万人,外出逃荒者达到200万人。又如葡萄根瘤蚜,该害虫原产于美国,1860年随葡萄苗木传入法国。1880年至1885年间,当地因此虫毁灭的葡萄园达101万hm2。致使一些葡萄酒厂倒闭。1880年该虫又传到俄国,并在短期内传遍了欧、亚和大洋洲,成为许多国家葡萄生产的重大病害。栗疫病原产东亚,美国从亚洲引种时将栗疫病引入。1904年,美国首次发现该病;1907年,损失即达1900万美元;纽约长岛地区在病害发生25年后栗树几乎绝迹,据估计损失在10亿美元以上。
我国幅员辽阔,地处温带、亚热带,有极丰富的植物资源,这给发展农、林、牧业提供了宽广的生物多样性基础。近年来,通过植物检疫,安全引进了各类农林业新品种,如油橄榄、甜叶菊、西洋参、甜啤酒花、香石竹、郁金香等,为发展现代农业林业、促进国际贸易、丰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一些国际、国内交往活动中,植物检疫工作常被忽视,致使一些危险性病虫害进入无病虫区域而酿成灾害。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育种单位从叙利亚国际旱地作物中心引进一批蚕豆种质资源,由于忽视了种传病毒的检疫,致使在欧洲严重危害蚕豆的蚕豆染色病毒在一些省市农科院的引种圃中发生。经植物检疫机构的检疫处理,虽已扑灭,但已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国内省市间的调种和引种因忽视检疫而导致病虫害的扩散,造成严重减产的事例更多。1982年安徽宣城地区从山东聊城调进‘鲁棉1号’种子1350吨,不少种子是从棉花枯萎病区收集的,种子带菌率高达0.1%,在1983年的疫情调查中,发病面积已达0.19万hm2,重病田达517 hm2,绝产面积达25 hm2,教训十分惨痛。而现在棉花枯萎病已成为我国棉花产区的一种常见和主要病害。
20世纪由原产于北美的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h xylophilus(Steiner&;Buhrer)Nickle,1970〕引起的松材线虫萎蔫病在日本猖獗危害,每年发病面积超过60万hm2,损失木材约200万m3。每年用于防治松材线虫的费用达74亿日元。据考证,19世纪初因造船业的兴起,日本从美国进口了大量原木,从而导致松材线虫萎蔫病在日本的严重发生。1982年,在我国南京也发现有松材线虫的危害,枯死的松树265株,到1987年,江苏的受害数量已猛增到24万株,追查病原线虫的来源,发现最初发病地附近单位曾从日本进口过用木质包装箱装运的仪器和设备。1992年,原南京动植物检疫局直接从由日本来的木质包装箱上发现了松材线虫。近年来上海、宁波、天津、江苏等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从来自日本、美国等的木质包装中截获松材线虫数百批次。可见,国内发生的松材线虫萎蔫病与从疫区输入木质包装材料密切相关。
经济效益的驱使和检疫意识的淡漠,使一些检疫性有害生物在我国迅速蔓延,导致灾情日益严重。例如过去各地竞相引进的水生植物——水花生和水葫芦,原以为是很好的猪饲料,现在已成为广大河网沟渠中的一大祸害,既堵塞航道和威胁水产养殖业,进入农田后又成为难以根除的恶性杂草。又例如为保护沿海滩涂而引进的大米草,现因大量蔓延,已成为难以控制的一大害草,严重破坏了湿地的生态环境和滩涂养殖业。
二、主权与检疫
植物检疫作为国家的一项主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植物检疫机构在保护我国农林业安全生产、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方面责任重大。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虽设有植物检疫机构,但由外国人掌握,因此植物检疫机构形同虚设,致使许多危险性有害生物乘虚而入。例如,棉花枯萎病、棉花红铃虫、马铃薯环腐病、甘薯黑斑病、蚕豆象等就是这样传入我国,成为难以消灭的有害生物。目前,这些病虫害仍然是我国农林生产的重大障碍。甘薯黑斑病于1937年先从日本九州传入我国辽宁,当时日本向我国大量推广易感品种“冲绳百号”,并随军事占领向华北扩散。近年来,随着抗病育种及其他防治措施的应用,甘薯黑斑病的危害有所减轻。蚕豆象是1937年日本侵华时期随日军饲料传入我国,成为我国蚕豆产区的重要害虫,人称“十豆九虫”,至今仍难以根除。蚕豆象不仅影响产量,降低品质,而且还严重影响蚕豆的出口贸易。
植物检疫的特殊功绩在于它每年给国家挡住了大量有害生物的入侵。以2007年为例,全国检验检疫机构从美国、澳大利亚等176个国家和地区的货物中共截获小麦矮腥黑粉菌、小麦印度腥黑粉菌、地中海实蝇、烟草霜霉病、非洲大蜗牛、松材线虫、烟草环斑病毒、香蕉穿孔线虫等植物疫情2 611种、17.5万批次,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151种、1.1万批次。如近年来口岸植物检疫机构频频截获小麦矮腥黑粉菌、地中海实蝇、小麦印度腥黑粉菌等国际公认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一旦让这些有害生物传入,后果是危险的。以地中海实蝇为例,1980年6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传入地中海实蝇,随后的27个月内美国政府投入几千人耗资1亿美元进行扑灭,直至今天仍未根除,许多国家也纷纷公布法令禁止从美国地中海实蝇疫区进口水果和蔬菜,美国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及防治费用与日俱增。再如1996年美国局部地区发现小麦印度腥黑粉菌后,美国政府紧急宣布销毁种植于疫区的受侵染的小麦,并且这些田块在五年内不得种植任何小麦,国家对受害的农户进行财政补助;禁止疫区内的小麦外运,从疫区调出的农产品及其运输工具等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疫;国家还成立印度腥黑粉菌紧急行动小组,负责疫区的监测、病害的防治与根除。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政府仅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从发现小麦印度腥黑粉病菌时至1996年5月政府补偿农户的费用就已超过100万美元。
三、贸易发展与检疫
在对外贸易和发展创汇农业方面,植物检疫起着特殊的作用。仅2009年上半年,全国共检验检疫出入境货物648.79万批,货值3910.15亿美元,截获进境有害生物2212种,既将有害物挡在了国门外,又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植物检疫机关在检疫把关的同时,注重发挥自身科技优势,积极为发展创汇农业提供技术服务,指导协助出口地区、部门建立符合植物检疫要求的生产基地,千方百计让国内名优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1989年以来,我国植物检疫部门与日本检疫部门开展合作研究,先后解决了包括哈密瓜、鲜荔枝、稻草等农产品出口到日本的检疫问题。通过合作与双边会谈,1994年以来,新西兰、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先后解除从中国进口鸭梨、香梨的禁令,为国家换回了大量外汇。目前检疫部门仍在与美国、加拿大、欧洲、南美等国家与地区在出口水果、盆景、鲜切花等方面进行磋商与技术合作,力争使我国更多的农产品出口。我国还履行和承担国际植物检疫协议、条约的义务,通过执行贸易合同、双边检疫协议等植物检疫条款,既保护了经济的发展,更提高了我国外贸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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