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钥匙的公告栏

葡萄：人人都有钥匙的公告栏

在讨论公共空间时，有人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就是在小区公示板上发言的权力属于每一个居民，不应该为居委会垄断，于是家家户户都要有小区公示栏的钥匙。人人都有钥匙的公示栏，自然是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的物质表现。不过，这个主意让我直接想到的，是今天大学校园里的公告栏。那里的公告栏是不上锁的，可每次经过，却很少读到公共事务的讨论，更多倒是某某公司招聘，某某商品减价之类。所以，在我看来，如果Better City中真有一块“人人都有钥匙的公共栏”，那问题也就成了，在城市生活中，它能够被我们充分利用的动力和依据是什么？

以这样一个问题来打量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就会发现在这一生活中，公共事务的位置其实非常模糊。它往往由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一种是大凡公共事务，往往来自于官方的指令，由居委会或单位全权组织。比如，一个在国企工作的朋友就和我说过，对他这样的国企员工来说，为上海的大小活动担任志愿者，是工作的一部分，也要记入工作表现的。“你看，世博会一来，我们又要上街指挥交通了。”而另一种公共事务，则被涂上了个人慈善的迷彩。立志于做一个资本大流通中的善良的人，行有余力而帮助别人，成了城市居民的新道德。这两种处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既有过去社会主义时期的遗迹，比如在国企工作的人都属于公家人，干公家分配下来的一切工作，从而也享受国家提供的一切福利，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新的资本流动的痕迹，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开始伴随城市的进程而形成。比如，我妈总是一边对小区的清洁工很好，承认没有他们，上海没有今天的整洁漂亮，一边发这样的感慨，过年的时候外地人都回去了，上海毕竟干净多了啊。

以私人情意替换公共问题的提出，以权力的全面介入替代公共问题的形成，往往成为今天中国城市生活中公共意识的基本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公共空间的生产，自然不会是自动自发的。与此同时，社会对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区隔力度，却在加大。社区生活中的人们总是被不同的生活节奏、居住方式和住宅类型有力地区分开来。在这样的区分中，越是年轻的人，越是没有时间和闲余来打破这样的分割。他们总是需要跟随这个城市的节奏和制约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他们的时间也因此显得更为宝贵和更应该拿来赚钱。电脑和电视，成了他们和城市生活之间更重要和直接的媒介。

如此一来，即便利用一时一地的便利和民意，设置了人人都有钥匙的公告栏，但使用钥匙的人，却是在当前这一强力区隔的城市空间中接受教育，学习生活，逐渐成长起来的人们。他们真的能够看重和抓牢自己的那把公共栏的钥匙吗？还是终于让它形同虚设？

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讨论，还不在于我们现在应该设置怎样的空间，把它标示为“公共”，而是要首先检讨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中，那些妨碍着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基本认识，让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公共性都褪色失效的组织方式。只要不把它们从城市生活的规划和设计中拔除，代之以促进城市公共性生长的设计，那么公共空间的萎缩消弭，不过是它们的必然结果罢了。人们的哀叹和好意，恐怕都不足以挽留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