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与性别的排斥

minal：年龄与性别的排斥

常去一理发店理发。照例，先洗头。与洗头小姑娘的聊天经常是以如下的对话开始：

“阿姨，听您口音是外地人？”

“对”。

“到上海来玩？看儿子？”

“不是。”

“看女儿？”

“不是？”

“到上海来玩？”

“都不是。我在这儿工作。”

“工作？！还没退休享清福？”

看着洗头小姑娘的一脸惊讶，我开始也有些奇怪，我在这怎么就非得看儿子看女儿，怎么就不能是来工作的呢？后来，这样的问话一再重复，我也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我住的地方外来打工者很多，但都是二十多数的打工妹，哪有五十多岁的“打工大婶”？洗头小姑娘把我从这一队伍里排出之后，唯一的种类就是来探亲的。远的不说，我们这个大院里就住满了看儿子看女儿看孙子的人。我可能是这些住户同龄人中唯一还没“享清福”的人。

世道真是变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原本是参加“革命工作”，现在都成了“打工者”；原本妇女参加工作是“解放”，现在回家是“享福”。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对性别、年龄的看法与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实实在在地表现在一系列政策上。

就从上述的例子所涉及的工作和退休政策来说，它涉及了年龄与性别两个方面的排斥。

年龄的排斥，主要表现为对中老年人的排斥。在人力资源的市场上，三十岁就被视为“老人”，五十岁是没人要的“甩货”。虽然国家规定的官方退休年龄是男六十岁，女五十五岁，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随着国有企业的“关停并转”，很多人，特别是女职工，在四十五岁就“被退休”了。

近些年来，众多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局面，已将退休年龄提高到七十至七十五岁。而我国在50年代规定的这一退休年龄，不管是世界形势风起云涌，还是国内改革天翻地覆，半个世纪以来“我自岿然不动”。在中国人口急速奔老龄的情况下，在我国各级政府连呼“退休金”短缺的形势下（上海的形势似乎更为严重），退休政策年龄上的这种坚守，有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意思。

性别的排斥，主要是对女性的排斥。这种排斥或明或暗，我把它分为“显性排斥”和“隐形排斥”。例如，从上海的户籍政策上来看，年过五十的持外地户口的女性，已经不可能再取得上海的户口（除了特例），那么，就算在上海工作、居住，也难以享受上海的医疗、退休等福利政策。明显的，这是一种性别加年龄的排斥。

从退休金来看，在享受国家退休政策的职工中，如果要拿到最高一级的退休金，需要工作年满三十五年，那也就是说，如果从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后开始工作，到五十五岁退休，正好不够三十五年的工龄，因此也就意味着，很多女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职工，只能拿到“二等”的退休金。这种性别上的“隐形排斥”就这样使千百万妇女在退休后的经济利益又“冠冕堂皇”地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针对这一问题，有专家做了论证，结论是，尽管女性比男性退休金少一些，但一般来说女性比男性寿命长，因此长远看，女的比男的拿得还要多，合算。我想，这专家不敢回家跟爹妈这么核算吧：“妈，你少吃点；爹，你多吃点。因为爹可能得走妈前头。”因为，这是混蛋逻辑。

如果我们的社会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竞争、效率的“快城”逻辑，排斥一切不符合这一逻辑的东西，对年龄、性别的排斥便是其必然的逻辑。

回头再看我们院里的这些到上海“享清福”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免费”承担了为社会、家庭抚养后代的重任。在国家和社会乘上“又快又好”的时代列车之后，将原有的大量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甩给了个人与家庭，如：大量的托儿所与幼儿园在90年代关闭了，使得家庭不得不承受着这些重担。而这些人的劳动和贡献未被社会所承认，而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也未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