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生物分类系统

第三章　民族真菌学中的民族生物学方法入门:民间生物分类系统

EgleéL.Zent，Stanford Zent

前　言

民族真菌学(Ethnomycology)为民族生物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涵盖较广的学科。民族生物学研究人类、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与真菌相关的民间知识体系、实践和利用只是民族生物学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菌类是一类奇妙的生物，不同民族对其反应不同，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态度。人们对真菌的态度和看法在利用与回避、美食与毒物、世俗与宗教、神圣与邪恶、美丽与丑恶之间游弋。作为特殊的研究材料，真菌不仅在种间存在显著差异，还与不同的人类文化群体产生各具象征意义的交互作用。因此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民族真菌学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且前景广阔。而设计合理和深入的民族真菌学研究，能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对民族生物学的整体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实际上民族生物学的许多野外调查方法也适用于民族真菌学，若合理借鉴，将大大促进民族真菌学的发展。

民族生物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的哲学理念、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创意性融合塑造并促进了该领域的独特发展。对民族生物学具有直接影响的学科包括: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地理学、分类学、种群生物学、生态学、保护生物学、药学、营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因此，熟悉这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对于准备和计划从事民族生物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当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和内容，根据侧重点不同方法有所区别，比如侧重于认知、经济、宗教、美学、实践或是其他方面。在本章和第四章中，我们将分别介绍民族生物学及与其相关学科的一些野外调查方法，其中很多方法都曾被运用到民族真菌学研究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从事民族真菌学的研究者，在研究人与菌类的相互关系中尝试采用这些方法。

本章主要讨论民间生物分类系统研究中所运用的认知学方法。它原本属于描述文化的民族学(Ethnoscience)研究方法，在经过多年的修改和调整后适用于民族生物学的特殊研究兴趣和背景。作为民族志学(Ethnography)的一项研究内容，民族学首先注重民间分类——以特有方式，准确反映原住民对物质和社会体系的分类观点(Sturtevant，1964)。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它强调使用明确、系统和可重复的方法(Metzger和Williams，1966)。调查的首要对象是当地的语言和术语系统，也包括记录有助于解释分类行为的客观事物和行为活动(Kay，1970;见本章中“两种调查方式”)。根据Warren(1997)的观点，民族学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原住民知识体系研究，特别是对社区的自然资源分类和相关管理实践的详细记录和整理。下文中我们将介绍记录和解读各种民间生物分类系统的概念和步骤，包括:①地方命名;②对已命名实体的感知识别;③通过感知对自然有机体加以区分并进行归类的分类系统;④其他类似分类方法。在探讨具体方法之前，我们将针对民族生物学研究中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来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情况，提出一些注意事项，以供参考。

基本注意事项

如何在社区开展工作

在研究开始之前，确保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相关人员了解并自愿参与调查。无论是在地方、省、国家或国际的层面上，针对研究范围和对象，获取必要的官方支持和认可。通过不同方式与社区达成协议和共识，比如组织召开社区代表(如领导)或社区全体成员会议。不论是以书面还是口头形式开展调查，都因遵循当地风俗和规章制度(Alexiades，1996; Cunningham，1996; Laird，2002; Bannister和Barrett，2004; Berlin和Berlin 2004)。事先认识和熟悉社区里的一些成员(Martin，1995)，对收集数据很有帮助。保持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友好交流是建立长期和谐关系的基础。最好征求当地人对研究项目的理念和设计的想法，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分析。如果有科学或针对公众的知识成果产出，比如出版物或影像资料，应当给予当地居民合理的荣誉或著作权上的认可。如果有实质性收益，比如版税，应根据提供重要线索的当地社区、组织或个人的意愿将其纳入受益人范畴。

了解研究背景

以人为主体的田野调查是围绕两个基本知识点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即Sophy和Logos。Sophy是指“发现人类在生活中创造的智慧”;而Logos是“探索知识的逻辑结构”(Tinyakova，2007)。简而言之，我们将民族学实地调查定义为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它将一系列科学知识及科学以外的经验与实践结合起来。所谓的文化整体方法(holistic approach)准确的来说，指的是对构成整体的不同部分分别进行调查并加以整合的研究方法(Pelto和Pelto，1978)。

分析人与菌类相互关系的整体方法，首先应该了解和掌握那些互相交织的前提条件和背景。这些前提条件和背景大体可分为两个层面:

研究点

尽可能全面地调查造成特定人与菌类相互关系的生物文化背景。包括:

自然环境:气候、季节、自然灾害、海拔、地形、地质、土壤、植被和动物;

人:人口数量和分布、语言、民族关系、居住历史、移民、定居模式、生产活动、贸易、饮食习惯、健康状况、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构成、宗族关系与婚姻、土地所有制、宗教信仰、仪式习惯、道德范畴;

人为影响:交通基础设施、人为灾难、殖民、发展项目、生境的人为改变、环境保护政策(比如保护区域大小和类型)等。

对这些背景知识的全面了解可与实地数据收集同时进行。记住将研究放置在更大的环境背景下并及时进行动态调整，这种对背景知识的了解和数据收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研究团队

研究人员本身是“文化过滤器”，应该注意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背景、动机和研究偏好，因为这些特征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数据收集者的个人情况，比如国籍、性别、教育、地方语言掌握水平、年龄、政治观点及对当地情况的熟悉程度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反映当地相关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本身的学术素养和实践经历。要想在民族生物学研究中取得成功，最为关键的是在理论、方法论和认知论上构建跨学科的桥梁。因此，需要与本学科研究领域或项目团队之外的学者专家进行广泛合作。

简而言之，必须时刻置身于大的前提背景之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和解读人与菌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共时研究(synchronic，某一特定时期的研究，不考虑历史背景)和历时研究(diachronic，持续一段较长时期的研究)。

两种调查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

了解人与菌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从两类数据入手——语言和行为。语言和行为，即人们“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方面，意味着不同方法的使用。一方面，当地社区居民使用的方言词汇和口头表述是反映主体(emic，即局内人)观点的主要数据来源。这些数据通常都是通过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和随意交谈的方式，并经过认真解读或语义分析而得到的。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可直接观察和记录人们的身体行为和动作，以及活动所带来的实质性结果或产品;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这些行为和结果进行分类和解读，最终为构建客体(etic，即局外人)视角提供第一手数据。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类信息来源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补充。两种信息对理解人与菌类各方面的关系都至关重要。获取当地人的语言数据对于了解当地认知、观念、价值、信仰和态度等信息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步骤。这些信息对还不熟悉当地环境、不了解当地居民某种行为背后复杂动机的研究人员来说相当重要。

行为数据的记录同样很重要，因为一些知识是通过行为得到表达而并非言语。因此必须通过视觉观察而不是口头交流来获取相关信息(比如实际操作技巧)。而且“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受访者所报告的关于自身行为的全部信息中，大约有1/3甚至是一半并不真实(Bernard，1995)”。事实上，行为数据能够加深对口头数据的理解，反之亦然。经典的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便采用和结合两种方式，即关键人物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这为此类研究的数据收集和综合开创了先例(Pelto和Pelto，1978)。在民族真菌学研究中，Vasco-Palacios等(2008)为野外观察和访谈方法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们将标本采集和深入访谈结合起来。访谈对象是29位来自3个亚马逊部落(Andokes，Muinanes和Uitotos)的长者(A.M.和U)，他们都具有丰富的菌类知识。Vasco-Palacios等还将这一结果与随机调查的97位不同年龄和性别受访者的访谈数据进行对比(彩图3.1)。结果显示无论是在认知范畴和认知程度上，民族真菌学知识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显著，包括在生物学(土壤腐殖质、生境、共生关系、形态)、生态学(物种间联系，比如甲虫—植物—菌类，食菌昆虫)和生态宇宙观(菌类与其他生物形态之间的本质和精神理念)等方面。

本章及第四章将描述多种用于获取不同民族生物学数据和信息(语言和行为、主体和客体、定性和定量)的实地调查和分析方法。每一种方法的适用性取决于所研究现象的本质。比如，如果想要记录整理高度专业化的民族医药学知识应该在治疗专家的协助下，通过开放和延伸的访谈方式，重点抓住定性描述的每个细节。而关于野生蘑菇季节性消费模式的研究则需要以年为周期，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农户进行周期性膳食组成的结构性问卷调查，然后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方法的选择和使用，除了技术层面，还必须考虑实际操作层面，并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包括研究的空间尺度和持续时间、被研究人群的社会复杂性、研究人员的技术和数量、后勤安排和差旅费预算等。

接下来将重点介绍人与菌类关系中认知层面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当地人的命名系统、对现实世界自然有机体的识别、民间分类学和其他分类类型。

研究认知的方法

口头访谈通常用于调查当地居民如何进行蘑菇或真菌的分类和编目，但它并不是该类研究的唯一方法。任何民族生物学调查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了解特定生物类群在被调查人群的宇宙观里的认知位置，及其与其他自然类群相比较所处的地位(彩图3.2)。

首要回答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语义范畴能够包括和仅包括所有菌类。换而言之，菌类是否构成Brent Berlin所界定的一个独立的民间分类界^[1](unique beginner)(Berlin等，1973)。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当地人的观点出发，罗列可被视为一类的生物体清单，并将清单内的各个类群进行自然分类，然后用图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接着，将清单内的所有类群视为一个类别与并其他类别(如动物和植物)再进行比较。事实上，类别划分的恰当与否取决于对当地文化观点中两个方面的描绘的正确程度，即内部概念构形(internal conceptual configuraiton)和外部感知及认知界限(external perceptual and cognitive boundaries)。

在一些土著分类系统中，真菌似乎被视为一个独立的语义范畴(domain)而存在，可是界定却很模糊，因此受到了不同研究人员的关注。在墨西哥萨巴特克(Gb33 Zapotec)，蘑菇的民间概念既可以指包含很多种类的一个大属(generic taxon)，也可指一个小的生活型(life form)(Hunn，2008)。经过语言学分析，可将“蘑菇”解读为“生物体系内一个隐秘的‘超界’下的独立生活型”(Hunn，2008)。但对于巴西的Ka'apor人来说，则不能简单地把真菌归为一个生活型，而且真菌与植物的关系并不清楚(Balée，1994)。矛盾共存的分类例子也出现在委内瑞拉的Jot6民族中，一些人认为蘑菇是一个单独的生活型，隶属于植物界;而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与植物完全不同(Zent等，2004)。同样，基于语言学和生态学研究(如季节性强、生命周期短、似昙花一现等)，墨西哥使用玛雅语的泽尔塔尔印第安人(Tzeltal Maya)认为大型真菌是一个“与植物界和动物界有所区别且独立的界”(Lampman，2007)。并且在泽尔塔尔(Tzeltal)的分类系统中，它完全等同于在西方科学系统中所界定的真菌(Shepard等，2008)。即使在蘑菇产量不是很丰富的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塞兰岛的Nualulu，从生态或文化意义上讲，单一术语或词汇的使用间接证明现实中人们将蘑菇看做是独立的一个界的事实(Ellen，2008)。

在选择受访者上，可使用3个标准:①选择社区中友好、有名望、愿意合作，或者研究者相信其能提供可靠信息的成员;②选择社区公认的专家或具有特殊知识技能的成员;③为了从整体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观点，通过一定的抽样方法，比如随机、系统或分层抽样，选择具有足够代表性的调查对象。如果调查社区不大，Bernard(1995)建议抽取总人口的20%进行调查。要记住的是，在抽样调查之前，应该在研究社区内进行人口普查并且对所有的住户进行社会经济调查，或者更新以前的普查资料。如果发现重大的社会经济变化，就需要根据这些变量进行分层抽样。

根据Hunn(1975)的观点，在科学产生以前，人类对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有3个主要的认知过程或阶段:命名(对各种类和对象的语言标记)、识别(对个体、群体和关键特征的感知识别)和编目(对自然生物群的概念性分类，并将各个分类单元总结归纳形成分类系统)。因此，理解原住民对野生菌的认知，意味着要首先记录不同菌种或其子实体(蘑菇)的名字，然后找到和采集与这些名字所对应的实物标本。还要研究所有收集到的术语清单的语义内涵，以及不同种类包括已命名和未命名种类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涵盖与对比、核心与边缘、过渡与非过渡。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掌握已识别类群所具有的文化和生态含义及其使用价值。

下面将描述每一个阶段可采取的具体方法:

命　名(Nomenclature)

最简单的入手方法:列举不同蘑菇分离体(segregate，术语上有别的物体)的词素(lexemes，即语言里词汇的基本单位)，以及描述解剖特征、生长习性、生境和重要性的相关文字。收集名字最为快捷的方法是自由列举法(free listing)，即询问每个被访者属于某一类群的所有名字。可通过具体方式来提问，比如“请写下所有你知道的红色/圆的/树上生长/可食用/药用蘑菇的名字”，然后整理总结出一份完整清单。此方法能为研究者后期进行标本采集提供现成清单目录。同时还可根据所列出的分类单元数量，大概推测研究对象的大小和复杂程度。

第二步是收集能够定义或指示高级和低级分类单元的辅助术语，通常采用结构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或可控的问—答替换框架(Controlled question-answer substitution frame)。结构访谈调查对每个受访者使用相同问卷或同一刺激反应的方法。既可采用针对受教育人群的书面问卷调查，也可采用针对不识字人群的口头访谈和记录。替换框架方法则需要标准问卷，并插入已了解的不同命名分类单元(比如，这种/那种的名字是什么?)另一种询问方式可以对实物进行指称。比如，给受访者看真实标本或照片并提问“这是什么?”或者“你怎么称呼它?”进一步的问题:“有其他相关种类吗?”“只有一种吗?”或者“这个名字指代其他东西吗，还是只是一个名字?”正式访谈流程的重点在于控制呈现给受访者的语境，以确保使用恰当且容易理解的语言。目的是为了保证从信息源到信息受体之间语义的等值性，这样才能针对不同受访者和不同问题获得一致且可比较的答案。通过特定框架列举出来的不同术语间应当是互相排斥的，也就是说它们形成一个对比组(contrast set)。人们将这种数据收集形式称为“同质背景法(White room)”，以说明背景过程是同质而且可控的。除了控制语境之外，这一方法同时杜绝无关的文化噪音，以及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影响因素，最适用于针对个人的单独采访或者小组讨论。一些专家认为，数据列举概念应当被扩展以运用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行为背景;这被戏称为“茅舍(grass hut)”民族志学(ethnography)，因为它重视在真实的自然和文化情景下进行对话交流(Frake，1977)。

除了结构访谈之外，半结构和非结构性的方法也可应用于术语方面的数据收集。半结构访谈参照一个访谈提纲，即要谈到的一系列问题或话题，但访谈方式可以更加灵活。它给予受访者更多自由，运用自己的语言来回答;而且允许采访者通过即兴提问，继续追究感兴趣的话题。该方法的主要优点是能引导受访者说出潜在的有用信息，即受访者认为值得提出，而研究人员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其缺点是从访谈资料中寻找、提取和分析信息的过程较为复杂、耗时。非结构访谈和非正式的对话，对于填补数据空白，澄清模糊类别、同义异名和多义术语(即一个词具有多种意思)、非过渡类别、核心和边缘性，以及稀有分离体等方面很有帮助。

根据语言、分类和语义属性，可将民族生物学分类词素(词汇单位)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原名(Primary name)和辅助名(Secondary name)。前者可简单(由单一词汇单元组成)也可复杂(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词或词素组成)，通常指代民间分类的属和生活型级别。后者通常比较复杂，毫无例外地指属下分类单元。复杂的原名在语义上可有构词能力(productive)，或无构词能力(unproductive)。有构词能力的原名可分析，也能联系有机体类群的一些认知和功能性特征，其高级分类单元往往作为词汇单元本身的构成之一。无构词能力的原名不包含高级分类单元词素，因此通常是随意的或者不可分析的。辅助名同样包括高级类群含义，这种情况下指民间分类中的属，因此很容易根据词汇本身来判断类群成员。在Jot6民族中关于菌属的术语是yakino，具有构词能力辅助名的例子如:指代大小——jani yakino小蘑菇;颜色——kyabo yakino白蘑菇;质地——jwai1o yakino软蘑菇;与动物有关——uli jkwayo yakino蜘蛛猴(Ateles belzebut)菌;与植物有关——jkaile yakino树(Micropholismelinoniana Pierre)菌;或者与宗教有关——aw3la yakino魅影菌。

鉴　定(Identification)

鉴定的主要目标是要确定真实世界里能够代表和构成各个生物体类别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或特征。Berlin(1992)认为对不同植物或动物(尽管他并没有提到，但这里应该可以加上菌类)的区别性认知是由许多特征来决定的，比如大小、颜色、位置、观察频率、文化重要性、生物分类学距离和形态等。

第一步是尽可能准确地确定每个已命名分离体所对应的科学属名和种名。同时，针对名字和生物体本身，采用一套有统一标准或元信息的生物系统学方法，对可感知的有机体和特征进行描述和理解。要识别民间生物分类单元的生物系统特征，最可靠的方法是收集凭证标本和本地名，并请分类学专家做鉴定(详见第二章)。

另一个步骤是详细说明已被分类的有机体本身固有的、可以在特定类群里进行区分的、能够明显认知的表型特征，包括形态、行为及其他方面。认知过程可分成两种:①演绎法(或单生法)，即通过抽象特征对事物进行界定;②归纳法(或多生法)，即从事物的许多具体特征组成出发，找到某些统一的规律，也被称做“格式塔图像^[2](gastalt image)”。人们将前者描述为人为的，具有特殊目的性的分类，且受到诸如文化用途等实际因素的影响。后者则较自然，为通用性概念，反应对现实自然世界空白的认识过程(Hunn，1982; Berlin，1992)。研究人员在数据分析时应该做到:第一，充分描述各个类别内成员的具体特征，比如颜色、大小和构造;第二，具体描述相同或不同的关系。

所收集的标本或者图片，比如照片或者图画，可作为视觉提示，用于鉴定已命名或模糊类别的生物体，以及定义认知的标准(Berlin等，1981; Boster，1987a)。但应事先测试这些材料的适用性，可能有些人并不熟悉这类媒介(Ross，2002; Cruz García，2006; Monteiro等，2006)，或者有些人倾向于运用其他感知特征，诸如颜色、基质、生境、气味、味道来加以识别(Jernigan，2006)。因此我们建议，至少在调查的前期阶段，采用实地踏查(walk in the woods)的访谈方式，以得到蘑菇名称及其重要特征。这样以自然生境里活生生的个体为对象，为民族生物学访谈研究提供一个更为真实和恰当的环境(Zent，2009)。对研究区域以及当地人有了一定了解后，研究者可尝试采用可操控和实验性的调查方法来挖掘那些相对不明显的特征。

分　类

根据Berlin(1992)提出的民族生物学分类普遍性理论，生物(植物、动物和真菌)的语义范畴通常在人的脑海中形成一套有层次的分类体系。但这套体系中各层次的深度和细节根据不同人群或者生物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分类学的目标是勾勒分类系统结构，有两个基本组成部分:①罗列组成整个有限域的种类或分类单元;②通过递归(inclusion，即一组分类单元包含在另一个更高级别的分类单元内，而其上又存在一个更高级别的分类单元，直到形成一个单独的、囊括整个域里所有成员的分类单元)和归类(partition，即将一集合划分出子集，而每个成员又能够准确地放入其中某个子集中)确定的合理结构(Kay 1971)。因此，关于分类域如何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探究垂直递归关系，或者是不同分离体或子集之间水平关系的问题。关于这类问题，可采用直接的提问方式，如“请给出X的一种?”或“X属于什么?”Frake(1964)提醒到:“为了达到分类学上的精度，问题的提出需要同时兼顾分类阶梯向上和向下的方向。”

Berlin(1976; 1992)进一步研究认为分类的层次结构表明了根据命名学、心理学、生物学和分类学，进行定性区分的民族生物等级的存在。他还总结提出世界各地的民间生物分类系统大概可划分为3～6层。一般的民族生物学分类层次如下:

(1)界(unique beginner):包含所有分类单元的整个域，对应西方生物系统里的“界”这一级别。未命名的情况下通常是由间接的语言和行为标志来表示，或者由单一词汇单元来标记。

(2)生活型(life form):紧随界之后，包含基于形态特征(大小、形态、物质)和生态适应(比如树、藤、草本、鱼、鸟、蛇，甚至是蘑菇)划分的特殊形态型，通常为多分支，每支所包含的下级分类单元较少，以单个词汇命名。

(3)中间型(intermediate):分类上介于生活型和属之间，根据认知到的相似性来对少数属进行归类，相对少见，很多情况下都未公开发表过。

(4)属(generic):绝大部分情况下紧随生活型这一分类级别之后(但不是所有情况下)，是数量最多的分类单元，被认为是整个分类系统的脊柱或者核心，是小孩开始学习的第一个分类单元对象，被视为是格式塔图像(gestalt image)，通常由一到两个有构词能力或无构词能力的单词来命名。

(5)种(specific):包含在属下，数量少，通过由一系列对照特征组(如颜色、大小、微环境)来区分，通过双名法命名。

(6)变种(variety):最小的单元，是末级类别。在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少见或者不存在，常见于栽培或驯养种类。数量少，都是对照组的一部分。

从多元的(polythetic)意义上来说，这一分类体系相当于一种通用分类模式，也就是说它的组成成员拥有许多共同特征，主要是形态、行为及自然特征。这意味着它(某种意义上)准确地代表了自然界里客观存在的系统发生的多样性和各分类单元的关系，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效。有些研究者批评民族生物分类学这一分类模式，尤其是排列分级的概念(rank concept)。他们通常强调其他分级结构的重要性，比如模糊系统(fuzzy sets)，并列(coordination)、交叉(crosscutting associations)，非传递性(non-transitivity)，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ies)，部分—整体关系(part-whole relationships)，特殊目的分类(special purpose classification)，以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分类意义索引(indexing of categoricalmeaning within social contexts)(Ellen，1975，1986; Hunn，1976，1982; Randall，1976; Maranh2o，1977; Hunn和French，1984; Randall和Hunn，1984)。尽管如此，我们并不偏向任何理论立场。民族真菌学研究者需要知道的就是，分析某个民间生物范畴内不同类别的语义内涵和这些类别之间的结构关系，有不同的方法可供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讲，还应该记住的是:相比之下，某些方法比较适用于调查不同语义-结构编目。比如，不断使用这样的问题:“请说出Y中所有的X的种类名称”。这种基本的启发式框架就是为获得民间分类等级层次信息而设计的，因为它专门指代包含性和对比性关系，排除其他类型的信息(Hunn，1982)。相比之下，特殊目的性分类方法，比如根据功用、生态或雌雄进行区分，需要辅助于其他类型的问题或者参与式观察才能进行恰当的识别辨认(参见下一小节)。虽然可通过在上述问题框架中插入指代目标语义特征的词汇来进行调查，比如“……可食用的/被驯养的/雌性的X……”。应该注意的是，这样的提问只适合在文化上有意义的类别。Frake(1964)提出了一种关联提问方式，即将一个问题框架的产出作为新问题的开始。菲律宾Subanun啤酒酿造过程中所使用的调味酵母(一种由菌类激活的过程)的发现，就得益于该方法的运用。通过汇编物种清单，追踪所筛选的植物种类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植物所隶属的主要植物类型(即生活型life form)、所使用部位、生境及其烹饪特征(比如味道)等一系列步骤，最终发现了这种调味酵母及其文化意义。一旦得到所有的关联对比组及其关联性，就可以进入下一步——组成分分析。这涉及针对每一个分离体，找出其所有的属性标准，即有意义的突出特征。

除了直接的口头列举方式之外，还有许多控制性实验技巧，有时被称作认知活动或游戏，用于探究目标文化领域内潜在的、通常是下意识的、感知性或认知性的结构和内容。这些技巧包括:排列活动(李克特量表^[3]Likerd scale)、配对比较法^[4](paired comparison)、三选一分类法^[5](triad test)和分堆分类法^[6](pile sort)(Bernard，1995; Martin，1995)。可要求受访者将各类别进行级别排列，或根据给定标准对各类别进行配对比较，或者将各类别进行归组(三选一或分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三选一分类法，可要求受访者为他或她的选择给出理由。分堆分类法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自然生物分类系统中不具明显特征的模式，比如隐形范畴(covert catergory)和不同文化所对应的分类学知识等(Berlin等，1968; Hays，1976; Boster等，1986)。这些分析工具对于研究各类别的内在结构很重要，比如绝对和分级成员、第一成员和边缘成员的识别和判定，相对显著特征，以及重要和不重要的分类单元等。

功用、生态、精神信仰和其他文化方面的意义

如前一节所提到的，民族真菌学家或许期待与其合作的人群不仅根据菌类形态和行为特征，而且也根据特殊的文化标准，如功用、生境类型和巫术及宗教意义等来划分菌类(Shepard等，2008)。例如，在很多文化中进步划分真菌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食用和不可食用的二分特征，在英语中表现为蘑菇(mushroom)和毒菌(toadstool)(Shepard等，2008，案例3.1)。

扩展框架分析(expanding frame analysis)

为了对具有特殊目的性的分类系统提供更为圆满的解释，可以对前面所提到的狭域的、控制性的列举方法进行扩增，融入无限、可自由回答和灵活的方法。可供的选择如下:围绕菌类展开非正式或者即兴访谈;通过参与式观察了解人们所从事的与蘑菇相关的活动;其他文化形为和表达的研究，这些研究能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与该生物类群及其成员相关的深层次语义价值。在这里，我们建议读者参考Frake(1977)的观点，他提倡扩展框架分析以囊括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这样能使我们的解读和阐释更为准确和有意义。而这一背景的复杂度和多变性又要求方法的多样性并进行三角交叉检验。关于文化和生态范围扩展的民族生物学描述方法很多，这里仅作简要介绍。

案例3.1　澳大利亚的真菌利用及其传统知识

Arpad Kalotas

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了解很多关于真菌利用和生态学的知识。尽管民族真菌学方面的记录有限，但大多都表明真菌有作为食物、药物以及其他的用途(Kalotas1996)。真菌也在传统信仰和神话里出现。例如在19世纪后期，Spencer和Gillen(1899)写道:“在许多部落，流星与邪恶的魔法相关。Arunta人们相信蘑菇和毒菇就是流星，认为它们被邪恶魔法Arungquiltha施了咒，因此不能食用。”但正如我曾经说过的(Kalotas，1996)，这不针对所有蘑菇，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人就采食很多蘑菇。

食用的蘑菇来自于多个科且有不同的生物地理分布区:

·在澳大利亚东南和西南部的温带森林地区，小有盛名的本地面包其实是Laccocephalum mylittae的大块菌丝团。当地人通过微微膨胀的地面来寻找这种营养体，并通过气味来判断是否成熟。最近在西澳的研究表明，火可能对刺激该菌丝团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Robinson，2009)。

·大型可食马勃菌(Pisolithus spp.)遍布全澳大利亚。

·几种块菌分布于澳大利亚中部的干旱地区(Trappe等，2008)。在这里土著人都把块菌当做食物。最新版本的《澳大利亚物种》(Trappe等，2008)中提到:“已发现的7种块菌(3个为新种)隶属于6个属(1个为新属)”。书中继续提到:

“分布于澳大利亚内陆的沙漠块菌曾经是多个原住民族的食物，如今当代原住民已经不再使用这些菌类，不管是作为食物还是出售(Liddell个人观察)。而且，与亚洲和中东国家不同的是，也没人试着去开发澳大利亚的沙漠块菌市场。”

有趣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食用的某些菌类与其他文化中使用的物种相同或者相近。只在常绿假水青冈木(Nothofagus cunninghamii)下生长的山毛榉橘(Cyttaria gunnii)在智利也被食用，并于最近开始出售到当地市场。澳大利亚西南地区人们食用的牛排菌(Fistulina hepatica)和遍布澳大利亚的大型马勃菌也是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食物之一。

菌类也是传统药的一部分。红雪木孔菌(Pycnoporus coccineus)可以用于对小孩嘴和唇部的杀菌，或者治疗口疮。桑黄(Phellinus spp.)在澳大利亚北部用于治疗疼痛、咳嗽和发烧等疾病。

菌类的其他用途还包括用作火绒(tinder)，例如Laetiporus portentosus。其他地方的相关物种也有这种用途，例如欧洲的木蹄层孔菌(Fomes fomentarius，Peintner等，1998)。一些物种，比如轴灰包菌(Podaxis pistillaris)其孢子颜色呈浅紫色，被用于身体彩绘，老人则用其做染发剂。

除了记录原住民对菌类的传统利用，民族真菌学家也系统描述了丰富的民间名称和相关的宗教信仰，包括那些在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与黄金时代和祖先丰功伟绩相关的菌种。

对菌类传统利用进行记录以获取重要生态学启示的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传统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语言中心是记录抢救民族真菌学知识的最佳场所。Trappe等(2008)针对块菌提到(也适用于其他有用植物):“随着老人们一个个辞世，传统知识越来越濒危。有必要联合微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民族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进行多学科合作，记录这些非同寻常的块菌及其在原住民生活中的传统地位。”

Hunn's(1982)用行为标识概念(Activity Signature)系统的描述原住民观点中每个分类级别的实际意义。该方法记录所有文化上合理的肯定或祈使语句，这些句子中的宾语为所研究的分类单元。由此可产生一系列构成该分类单元行为标识的语句，可视为该文化里人们生活的“行为方法或指导”。这样的分类可按照如何、何时、何地以及谁使用来区分已记录的分类单元。行为标识方法在概念上与Alcorn(1995)所采用的一致。Alcorn认为，民族生态学研究应该采用文本分析的形式。她强调应该致力于研究“镶嵌于自然和社会环境动态生态系统中”(Alcorn 1995)的生物群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不仅与该物种的本身特征相关，也是其所处的特定自然、生态、社会和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所以研究人员应当尽力阐明这些物种所处的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相互作用。

Ellen(1986)的“感官领会(prehension)”概念也用了这种整体性方法，这一概念指代那些打破不同文化和其他因素限制，在独特的生态、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对一定物种进行分类、命名和表达的过程。他提倡要对分类行为有一个经验性的真实理解，必须从观察人们在自然及社会环境下，如何将物体归类和命名这一过程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和技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相反知识通过技能的表达方式和本身所携带的价值，存在社会性分布。

这里我们列举一些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多种方法的民族真菌学研究案例。Pieroni等(2005)通过个人访谈、小组讨论以及标本采集，记录意大利南部可食用的野生蘑菇。他们发现蘑菇是当地重要的烹饪佳肴。当地居民在不同季节采集13种不同菌类，或者烤着吃，或者直接生食。除了具有营养和烹饪调味的价值，采集和消费菌类的活动也促进了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的发展(Pieroni等，2005)。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的泽尔塔尔印第安人自治区(Tzetzal Maya)，Aaron Lampman(2004，2007)利用标本采集、半结构访谈和分堆排列活动(使用常见采集菌种的照片作为启发材料)，来获取关于菌类民间命名、分类和文化用途方面的信息。研究人员记录了玛雅家庭超过30种季节性采集的野生食用菌和药用菌。这一记录表明，泽尔塔尔人对蘑菇生态、腐殖质偏好、生境偏好、季节性、可食用性以及药用功能等有着深入的了解(Lampman，2007)。

民间分类文化信息的收集最好是在采集标本的时候同时进行。有两个基本方法:①产品访谈，即询问哪些物种可做成何种含有特殊文化含义的产品，比如可食性盘子、药剂、装饰等，并采集所提及的物种;②编目访谈，即积极进行野外标本采集，随后进行相关的文化信息询问(Boom，1989)。准备一份表格以便登记采收到的每个标本或菌种。除了基本信息，如日期、地点、生境、采集人员、受访者名字和民间分类系统中的本地名之外，以下的信息也要记录:物候、空间和生境分布、与其他物种的关系、寿命、季节性、管理技术、具体用途或处理、使用部位、栽培潜力、显著特征(如气味、颜色、形态)、生理或心理影响、稀有用途、意识形态观念等。

案例3.2　蛛猴菇的狩猎巫术

EgleéL.Zent

悦耳的歌唱声打破了夜的宁静。从一个邻近的住所里，Jkwii aun(Piping Guan的妻子)用她引人入胜的和声回应她姐姐B9l9 aun(Partridge的妻子)的歌唱。他们的二重唱将当天的狩猎计划告知动物的守护神。冲天的大树摇摆着，就像不停歇的守卫者，保护着那住着12个人的3个宿营小屋。歌声交织，久久环绕着狩猎者们，就像那凌晨前的薄雾，在他们步出宿营地时，包围着他们的身体。一瞬间，猎人头领快速从旁边的木头上摘下一朵湿润的蘑菇，塞进自己的鼻孔里，然后重新走上大路。另一个男人用相同的蘑菇摩擦了自己的鼻子之后，也跟着他的头领走进了森林。20分钟后，传来一阵阵吹箭筒的声响，“砰，砰，砰”。经过短暂而又紧张的追赶，破晓时分，一只蛛猴的尸体从天上掉了下来。一个小时之后，又一只猎物掉到了地上。到上午，我们携带着够吃2～3天的猎物掉头往宿营地走。狩猎之前闻的东西是一种强大的蘑菇ulijkwayoyakino，这种蘑菇是为长毛蜘蛛猴(Atelesbelzebuth)而命名的，人们认为它与猎物的守护神有关系。Jot6人相信吸入这种菌类的精华，对于成功捕获猎物起到关键作用。

另一种记录民族真菌学数据的有用方法是历史大事记访谈，即请受访者讲述从童年至今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这样，能促使受访者回忆起生活中与野生菌相关的经历和记忆。比如，当他们还小的时候是否采集和食用过蘑菇，现在是否还这样做。由于食用或者接触到一些属或者种，会产生强烈的精神生物学反应，因此它们常出现在神话、故事、仪式表演或者巫术-宗教信仰里(彩图3.3)。而这些情况为理解蘑菇对一定人群的文化意义提供了可能的话语范筹。通常发现相同的神话和故事存在多个版本，因此建议尽量记录多个受访者的描述。有时候，与微妙的生态行为之间的短暂偶遇，对于理解人们的生态宇宙世界观比言语更有效果(如案例3.2)

结　论

蘑菇就像人一样，遍布世界各地。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碰见野生菌总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恐惧抑或爱慕，很少有人会反应冷漠。意识到野生菌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显著地位和重要意义，能够敦促民族生物学家关注并探讨这一研究对象。食用菌传统文化研究能够填补野生菌研究领域的空白(Fidalgo和Prance，1976; Fidalgo和Hirata，1979)。尽管微生物学已经取得系统而重要的研究进展(Alexopolus等，1996)，一些生物学家认为，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菌种数量(150万)中只有不到5%是被识别和使用的(Lēssōe，1998)。正如一些民族志调查表明(Prance，1984)，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科学上一无所知，但民间已经识别并加以利用的菌类。因此，应该促进关于人与菌类相互关系的口头和行为表达的深入研究。我们强调运用全面整体的方法来研究民族生物学认知。从介绍和解释命名、识别与分类的基本过程开始，同时也涵盖其他文化意义，如功用、生态和精神信仰。最后，我们也建议在研究中运用综合方法和认识论，既要进行定性研究(本章所描述的方法)，也要进行定量研究(第四章将要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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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美国民族生物学家Brent Berlin博士运用文化类别进行生物系统分类，他定义了5个民族生物学分类级别，即界(unique beginner)、生活型(life form)、属(generic)、种(specific)和变种(varietal)。这里所定义的5个级别的名称与自然科学分类系统中的相关术语存在一定联系，但不完全等同。

[2]Gestalt德语中意为某一实体的本质或完整形状。在心理学里，格式塔理论认为大脑和思维按照整体、平行和类比的功能方式进行自我组织和运行。简单地说，格式塔理念强调重视实体的整体而非其组成部分。

[3]Rensis Likert发明的一种5级量表。例如，强烈同意、同意、没意见、不同意和强烈不同意。

[4]配对比较法就是将要评价对象的所有属性罗列出来，进行两两对比，价值较高者得1分，最后将评价对象的各项属性得分相加，分数最高者即为等级最高者，按分数高低顺序将评价对象进行排列，即可划定等级。

[5]三选一分类法是一种间接的归类法。它要求被调查者在3个物体中选择与其他2个物体最不相似的一个。通过这样的选择间接认为留下来的两个物体具有相似特征。

[6]分堆分类法是让被调查者根据相似性或相近特征，将一套目标物体进行分门别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