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野生菌市场价值的方法与挑战

第五章　评估野生菌市场价值的方法与挑战

Susan J.Alexander¹，Rebecca J.Mclain²，Eric T.Jones²，Sonya J.Oswalt³

(1.美国农业部林业局，阿拉斯加朱诺; 2.美国俄勒冈波特兰文化与生态研究所; 3.美国农业部林业局南部研究站，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

背　景

野生、栽培及半人工栽培菌类的商业贸易对世界各地很多人来说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菌类经过采集加工，销售到世界各地作为食物、药物或其他用途。Jones和Lynch(2007)调查了在美国西北地区商业化采收的35种蘑菇和块菌; Pérez-Moreno等(2008)记录了墨西哥中部12个市场上出售的90种食用菌; Guissou等(2008)在非洲布基纳法索中部和西部的市场和街边小摊上调查到88种野生蘑菇。在意大利，有60种蘑菇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另有90种在局部范围内销售(Sitta和Floriani，2008)。而2004年，冬虫夏草在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销售额就占农村现金收入的40%(Winkler，2008)。

目前关于菌类价值的评估方法还不够成熟，因此很难准确说明菌类采收的经济价值。就算是传统的商品跟踪系统，如全国贸易数据库，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包括野生菌，就更不用说实时的现场跟踪系统，即使有时涉及野生菌，也很不完善。唯一的例子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对进口松茸(Tricholoma spp.)的贸易监测数据。

菌类采集活动及市场网络同文化价值、传统知识体系和管护实践息息相关。菌类采集常常以娱乐、生计或商业为目的，甚至是几者的融合。因此，很难将菌类的市场价值单独划出，其结果是很难对菌类经济价值进行客观的评估。然而，尽管缺乏常规的统计数据支撑，真菌贸易确实是许多地方的重要经济组成部分。从即采即卖的野外收购点和农贸市场，到杂货店及机场特产商店，再到餐馆以及网上商店，均可见新鲜或经过加工的菌类产品，这足以说明菌类的重要性。而且，如果在天然林或用于木材生产的森林里进行积极管理，以促进野生菌的规模化生产，其经济潜力还远不止于此。

北美、拉美、中欧、东欧、中东以及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出口大量的野生食用菌和药用菌(Boa，2004，并参见第一章)。据估计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每年从朝鲜出口到日本的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价值就达0.24亿～1.03亿美元(以2007年的美元单位进行换算)(Koo和Bilek，1998)。中国云南省2005年出口的松茸(Tricholoma spp.)价值达0.44亿美元(Yang等，2008)。2003年，意大利出口69.5吨，价值0.135亿欧元的新鲜块菌(Tuber spp.)(Sitta和Floriani，2008)。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芬兰、法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墨西哥、俄罗斯、南非和坦桑尼亚，国内野生菌市场也不可忽视(Boa，2004，参见第一章)。在20世纪一些地方，有的重要经济野生菌产量出现大幅下降，比如法国的西班牙佩里戈尔块菌(Périgord truffles)和日本的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Hall和Yun，2000)。导致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生境丧失、空气污染、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外来真菌的竞争及全球气候变暖等(Hall和Yun，2000)。

在世界许多地方，土地管理者和保护者往往担忧商业化采集会给野生菌种群带来不利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迫于环保人士的压力，美国西北部大片地区禁止了商业化野生菌采集(McLain等，1998; McLain，2008)。同样，国际环境保护组织成功地将野生松茸(Tricholoma spp.)列为中国“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协会”定义的二级保护物种(Menzies和Li，2010)。然而在这两个案例中，并没有科学证据说明这些被“保护”的野生菌种群数量发生减少。而事实上，欧洲和美国的研究表明，在多数情况下，规范的采收方式不会对野生菌产量或种群数量造成重大影响(Egli，2006; Luoma等，2006; Pilz等，2003)。最近的研究还表明，一些野生菌(包括前文中提到的佩里戈尔块菌和日本松茸)种群是协同人类一起进化的，其扩展与人工营造的特定森林生境存在密切联系(Arora和Shephard，2008; Buyck，2008; Saito和Mitsumata，2008)。

过去几十年里，在日本和西欧，一些较受欢迎的菌类在本土的产量发生大幅下降，导致对其他地区或国家替代种的需求增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的美洲松茸(Tricholoma magnivelare)出口到日本作为日本松茸(T.matsutake)的替代品(Hosfor等，1997)。现在，大量鸡油菌属(Cantharellus)和羊肚菌属(Morchella)种类从世界很多地区运送到西欧(Boa，2004)。意大利出口的许多干品牛肝菌及相关产品，原材料其实主要来自于中国或东欧，运输到意大利后经过统一加工和重新包装，再出口到其他国家(Sitta和Floriani，2008)。

在一些地区，如美国和加拿大，由于野生菌产权不明晰，可能导致短时内需求急剧上升但资源供应量不足。撇开产权问题不说，野生菌显然遵循许多非木质森林产品的经济周期特征(Homma，1992)。该周期包括因需求增加而扩张的阶段，接着是供需趋于平衡的稳定阶段。然而，当需求持续增加，价格上升，则出现供应短缺，对野生菌种群的压力也不断增加。随着资源量的缩减和采收成本的提高，人工栽培或者寻找替代品的动力随即上升。

Weigand(2000)提醒说“不要认为野生菌就在森林里等着任由你采摘而无需管护，这将不利于该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其可能带来的经济收入”。土地管理者还应该意识到，表面上看似公有的资源，通常存在着非正规或传统的所有权(Arora，2008)。管理者应当认真制定政策，鼓励可持续的采集方式，并兼顾业已存在的习惯做法。应当注意避免对传统文化习俗的破坏，特别是与控制采集影响相关的管护知识和传统实践，无论人们对采集影响的认知是源于主观还是客观(Jones和Lynch，2007)。另外还要注重传统和管护实践的代际传承。

通常缺乏可靠数据说明全球有多少个人、家庭及企业参与野生菌的商业行为。国家统计体系无法提供从事非木材森林产品相关行业的个人及企业完整而可靠的信息(Vantomme，2003)。比如2006年，美国国家统计局报告称全美范围内有231家企业，共计2098人活跃在“森林管护和林产品采集”的相关行业。而早在十年前，Schlosser和Blatner(1995)就估计仅华盛顿、俄勒冈和爱达荷3个州就有1.04万人参与商业化野生菌采集，并有其他520人从事加工活动。显然在这段时间内野生菌采集还不可能实现机械化操作，需求又随着时间有所增加，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数量应该至少保持稳定甚至已经有所增加。照这样来看，统计局很可能大大地低估了与野生菌(以及其他非木材森林产品)相关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的特征是季节性强、工作时间根据季节存在间断性，而采集者和采集活动本身通常并不合法。这种局部的小规模商业活动被视为非正规行业，因而不被纳入统计管理体系中(McLain等，2008)。

关于野生食用菌贸易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从生态和可持续管理(比如关键物种产量不断下降)到市场与贸易的经济和社会驱动力。这导致野生菌经济重要性的评估工作异常复杂和困难，但却又引人入胜。这一章中我们将以国民经济总量(total national economies)的概念开始，将非正规经济活动和正规经济活动都视为全国经济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简单介绍常被经济学家用来评估商品和行为的3个概念——分配分析(distribution analysis)、经济影响分析(economic impact analysis)和效益分析(efficient analysis)。接着总结介绍市场结构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与野生菌采集、加工和贸易相关的经济成本和收益分配。最后介绍几个常见的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并讨论其在野生菌相关领域的适用性。

国民经济总量:正规和非正规经济活动

合理评估野生菌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重要性，需要分别统计其在正规和非正规领域内相关经济活动的价值。在非正规领域，非木材林产品应该包括两项内容，不涉及收入的家庭所需部分和涉及收入的非正规市场部分。但是，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并没有将其中任何一项考虑在内。原因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我们都采用全国经济发展总量(Systems of National Accounts)(Ironmonger，2001)来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表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其核心的衡量指标。该方法和指标还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采用，并成为主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评估工具。这些全国统计数据并不考虑对家庭生产具有重要贡献的无报酬劳动和经济产出。Ironmonger(2001)对此曾提出质疑，认为其结果“导致关于公共问题，如性别平等、劳动力市场政策、工资和收入政策的相关内容…在统计中得不到相应的体现和重视”。上述经济活动原本被纳入了部分国家核算系统，如丹麦、挪威和瑞典曾在二战前就将家庭生产包括在全国收入核算统计中。但这些国家自1950年起采纳联合国建议而停止了此做法。直到40年后，联合国统计委员会(UN Statistical Commisiion)才承认非正规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这一观念的转变在1993年该委员会发布的建议书上得到体现。建议书上提到准备利用“卫星”账户来统计家庭经济生产和自然资源的使用。Ironmonger(2001)说道:

“当每一季度全国家庭核算同全国市场经济核算一起发布时，才标志着对家庭经济应有的认可得以实现。这些数据将促进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包括家庭生产组织及其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影响;家庭在构建人力资本上的作用;技术运用以及社会、政策对家庭劳动性别分工和福利的影响。”

在近期关于美国和加拿大非正规经济的综述报告里，McLain等(2008)发现非正规经济活动通常都被定义为“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报告体系之外进行的经济活动”。一些作者将非正规经济等同于家庭经济，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广泛概念，包括更多类型的经济活动，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然而重要的是，许多非木材林产品行业仍就属于非正规经济范畴，或处在非正规经济和正规市场经济的交叉点，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一样。在发达国家，许多自然资源的商业活动，比如木制品、矿产以及渔业开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纳入了正规经济体系中。如果缺乏评估非正规领域经济活动的方法和手段，就不可能衡量野生菌以及其他非木材资源对地方、地区以及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第四章具体介绍了一些用来评估非正规领域内诸多经济活动价值的方法。本章主要讨论如何根据国家规范和报告体系中获得的数据，来评估野生菌相关经济活动贡献率的相关方法。

评估菌类的经济价值

比较研究世界各地非木材林产品经济价值的工作充满挑战。Neumann和Hirsch(2000)对活立木的价值进行了评估，目的是参考采伐情况来评估森林的其他用途，最终确定保护和发展的替代策略。他们的研究确实发现非木材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农村家庭收入而言。同时他们也提醒到:不要轻易对资源的潜在价值妄下结论，特别是在使用不同评估方法或者评估对象界定不清的情况下。Chopra(1993)提出评估非木材资源价值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关于价值的定义。价值可能指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期货价值，甚至是存在价值。这些指标一般不累加。森林同时还提供外部性价值，如清洁的水资源。这其中就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否和如何将这些外部性价值包括在森林资源价值评估中。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对外部性价值进行评估。市场价格、人力成本以及贸易成本都可以用来估算价值。但是，由于许多这类产品没有市场化，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界定就成为问题。

分配分析

Alexander等(2002a)归纳总结了3个基本概念用于评估商品和行为价值，即分配分析、经济影响分析和效益分析。分配分析主要着眼于商品、服务和财产的所有权和分配问题。就野生菌产业而言，分配分析可着重于野生菌采集使用权的分配问题(Alexander和Fight，2003; Arora，2008; Dyke和Emery，in press; Menzies和Li，2010; McLainm 2008; Saito和Mitsumata，2008; Winkler，2008; Yang等，2008)。最近的研究中还对野生菌价值链结构进行描述(Edoaurd等，2006; Montoya等，2008; Pérez-Moreno等，2008; Winkler，2008; Yang等，2008)。Jensen(2009)对老挝沉香(Aquilaria crassna Pierre ex H.Lee)的价值链进行了分析，并说明可以在产品价值链的多个节点上进行行之有效的详细数据收集。类似方法尚未用于菌类研究。

经济影响分析

经济影响分析关注一个地区或经济体内的资金流通，并评估该流通带来的影响。研究雇佣关系或贸易情况即属于此类分析。北美有许多关于非木材林产品市场的经济影响研究，评估其在地区水平上的总经济贡献率(Allen，1950; Cronemiller等，1950; Schlosser等，1991; Schlosser和Blatner，1995)。其他经济影响分析研究了非木材林产品行业的工资和雇佣情况(Schlosser等，1991; Tedder等，2000)。斯堪的纳维亚、中欧以及东欧都以采集数量(包括商业用途和自用)乘以每个单位数量的平均价格的方法来评估非木材林产品资源(包括野生菌)的总经济价值(Olmos，1999)。Sisak(1998)也利用该方法评估了1994～1996年捷克共和国野生菌的平均年产值，结果为0.27亿美元，是同期捷克市场上所销售木材价值的10%。Winkler(2008)在西藏使用类似方法，发现冬虫夏草为当地GDP贡献了2.25亿美元(大概占GDP的8%)，平均占西藏农村现金总收入的40%。

效益分析

第三个概念——效益分析，用于比较两种商品在同一生产水平上的价格。效益分析可运用于小尺度比如一棵活立木或一片森林，却不适用于探讨诸如雇佣情况或公平性等问题。目前，我们对生物学知识的了解不足以提供关于产量的函数关系，因此单位面积非木材林产品包括野生食用菌价值方面(一种效益分析)的工作就做得相应较少。

在北美西部有3个研究评估了野生食用菌的生产价值。Pilz等(1998)评估了华盛顿州西部的鸡油菌属(Cantherellus spp.)及木材的价值。利用永久年金贴现现值(discounted present net value in perpetuity)分别计算了北美黄杉(Pseudotsuga menziesii) 50～80年轮伐模式产生的价值和鸡油菌3种生产力水平的价值。在每种情景下，木材价值始终高于鸡油菌。但在同一个景观里，可同时兼顾两者效益，只是在不同树龄阶段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Pilz等(1999)还比较了俄勒冈中西部的木材和美洲松茸(Tricholoma magnivelare)的相对价值。计算了3种不同的木材管理情景下的90年贴现现值(discounted present net value)。一种是采伐木材以增强美洲松茸产量;一种是采伐木材但不考虑对松茸产量的影响;最后一种是不采伐。由于美洲松茸的采集成本未知，因此假设了两种采集成本并用于分析。假设采集成本是蘑菇售出价格的一半左右，蘑菇的价值会略低于或高于在采伐情景模式下的木材价值。当森林管理以蘑菇为导向的话，蘑菇和木材的组合将产生最高价值。

通过在立木水平上对木材生产和野生菌生产所产生的土地价值(土壤期望值，soil expectation value)进行效益分析的几个案例，Alexander等(2002a)归纳总结了评估美国西北地区森林和野生菌合计生产力及其价值的几点必要性假设。该研究根据Pilz等(1998)和Pilz等(1999)的结果，并补充了生长在俄勒冈东部北美冷杉(Abies grandis)和膜质越橘(Vaccinium membranaceum)森林里的羊肚菌(Morchella spp.)案例。在每一个研究案例中，菌类和木材的价值都与产地和物种本身相关。任何关于菌类或其他资源价值的评估都受一些前提假设的影响，比如生物产量、价格、森林管理行为及其相关成本、采集者行为及其成本等。某一分析通常仅仅是多种可能的一个简单映射，绝对囊括不了在各种森林管理及森林资源综合生产模式下的普遍价值。

最近，Bonet等(2008)开发出一个产量预测模型，用于研究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中部年龄均等的欧洲赤松林(Pinussylvestris L.)里生长的野生菌生产力。其研究发现木材和野生菌实际上处于一个互补共存而非竞争的状态，当木材蓄积增量最大时野生菌产量也最高。他们提出有必要对子实体产量、环境变量和产地类型进行监测，以构建更具广泛通用性的预测模型。

评估市场价值

野生菌的市场价值对经济分析来说非常重要。支付给采集者和中间商的价格，以及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决定谁会生产和销售野生菌、在哪里采集和销售、甚至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可购得何种野生菌等问题。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在国际市场上野生菌的价格每天都在波动。高价意味着需求多，或者存货少，生产者就会加紧补充货源。随着进入市场的数量增加，价格又会不断下降。有的时候一种野生菌的消费集中发生在某个特定时期，价格就会呈现季节性波动。

价格决定北美采集的野生菌是否会在欧洲市场出售，或者中国或东欧的羊肚菌是否能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Pilz等，2006)。价格还决定经销商是否会直接贩卖新鲜野生菌，还是制成干品再进行销售。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会促使生产者开拓国内市场以消化存在出口问题的那部分菌类。野生菌的年均价格随许多因素的变化而逐年浮动，如产量、消费者口味和喜好及其在食品上的可支配收入。

案例5.1　美国菌类的商业生产及其价值

尽管美国采集和销售野生菌的全国常规信息很难获取，但在联邦土地上出售的许可证和合同蕴含着关于野生菌市场规模大小的信息。这些数据可帮助我们粗略估计美国境内采集野生菌的总体价值。第一步，假设联邦政府相关部门颁发的采集许可证每磅价值是第一个交易节点(即采集者出售蘑菇时)价格的10%。这是美国联邦政府针对此类产品的通用价值评估策略。接着根据每个部门所管辖的森林比例，假设林业局和土地管理局共占全国总产量的22%。最后一步假设第一个节交易点的价格是批发价格的40%。而第一个交易节点的价值等同于农户收益价值(farm values)，因此农户收益价值通常构成批发价值的40%。在这3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类推，即可估计美国菌类的总价值。

2007年美国全国野生菌的总价值估计是0.43亿美元(表5.1)。在1998～2007年，野生菌的价值在0.35亿～0.57亿美元之间浮动。

通过类似方法，将联邦政府部门出售许可证的数量进行调整，并与全国野生菌估算数量与出口数据进行比较，结果是经过调整估算的全国野生菌采集数量仍然少于估算的出口总量(表5.1)。这充分说明由于缺乏数据，野生菌的产量估计非常困难。为了计算全国总产量，基于各自所占有的林地面积的比例，推测林业局和土地管理局出售的许可证和合同记录占全国总量的22%。而全国总产量同时包括在国内和国际上市场上销售的部分。干品蘑菇和块菌大概占鲜货总量的1/7。而出口的新鲜蘑菇所占比例很大，甚至超过了预期值。自2002年起，美国的蘑菇贸易数据不包括栽培种类，如伞菌属(Agaracus)、木耳属(Auricularia)和银耳属(Tremella)。表5.2中2001年后的贸易数据就不包括这些属。因此，该时间段后的产量变化就专门指野外采集菌类的变化，如羊肚菌属(Morchella)、鸡油菌属(Cantharellus)、美洲松茸(Tricholoma magnivelare)和块菌(truffle)。而在表5.2中，早几年的数据不够完整，没有包括许多野生采集的种类，因此估算量极大地低估了实际采集量。

表5.1　美国1998～2007年野外采集菌类的总估算价值

表5.2　美国1998～2007年野外采集的蘑菇和块菌总量及所选菌种的出口量

注:自2002年起美国贸易编码定义有所更改。

国内及全球的野生菌栽培情况和市场决定当地价格，且竞争激烈。比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国家生产大量野生菌，而在这些国家，工资期望值就低于同是野生菌生产大户的美国和加拿大。东欧和中欧国家的野生菌产量也很大，并在欧洲市场上占据运输成本低的优势。同样，中国和韩国的菌类出口到日本也具短途运输的优势。

在全世界范围内，野生菌市场的发展相对完善。然而，除了国际贸易数据，很少有人正式和公开地进行野生菌价格和销售的信息收集。即使是国际贸易数据也通常混淆多个种类，包括野外采集和栽培菌类(Vantomme，2003)。而且绝大部分都基于州、省或区域性的价格及通过市场来进行经济影响评估。比如Blatner和Alexander(1998)研究的是美国西北部的野生菌价格，Yang等(2008)研究的是云南省的松茸市场，而Winkler's(2008)研究的是西藏的冬虫夏草市场。

在美国，除了本国记录的出口价格和国外记录的进口价格外，唯一的全国野生菌年价值数据来自于联邦土地管理机构的合同和出售许可证。案例5.1描述利用经济影响分析方法进行全国野生菌价值的评估。案例信息来源于美国林业局(自动化木材销售记录数据库)和土地管理局(木材销售信息系统)提供的年度合同和许可证数据。

市场结构、经济成本与利益分配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采集野生菌并销售到国内或国外市场。野生菌中间商的目标是获取最高利润，不论是将新鲜牛肝菌卖到当地餐馆，还是做羊肚菌的国际贸易。任何国家所处的贸易位置并不是固定不变的(Weigand，2000; Alexander等，2002b)，理解野生菌市场如何运作对成功进行商业化以及对生境和采集者的管理至关重要。Weigand(2000)运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一种针对行为模式的统计方法，分析北美不同野生菌市场的运作方式。他的研究发现，从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的野生菌数量，并不总是能够通过常规的收入-价格关系来进行解释。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市场上的鸡油菌属(Cantharellus)和口蘑属(Tricholoma)菌类价格，会因产地和种类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较之于加拿大或中国，日本消费者更喜欢朝鲜的松茸。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受消费者口味和偏好、人力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市场因素的影响，不论产地，质量和价格最好的产品将最终胜出。但野生菌市场通常是垄断性的。Yang等(2008)将云南野生松茸市场划分为4个水平，即自发形成的村级市场、小规模当地或村级市场、地区市场以及出口市场。他们发现在村级市场上，价格信息往往滞后，但这种情况会随着市场链位置的上升而有所改善。但随市场链逐级上升，参与贸易的人数或单位减少，而操控能力却不断增强，而这些人及单位的社会关系也影响着贸易(Alexander，2002b)。再比如，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市场由15个商人控制，他们大多数是回族(Winkler，2008)。

价值链或商品链分析

商品链分析描述一个产品从采集或生产阶段开始，经过不同批发和零售阶段最终到达消费者的过程。提到商品链，可退一步将本章中提及的所有方面综合起来，看它们如何互相作用将蘑菇从其生长生境逐步传送到消费者手中。菌类的商品链分析为如何将新古典主义市场竞争概念与国家经济、成本和利益分配、正规和非正规经济行为，以及市场社会关系等概念结合起来提供示范作用。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中，市场包括从完全竞争逐渐过渡到垄断的整个范畴，正如Alexander等(2000b)提及的:

“不健全的市场就是缺乏一些健全市场所应具备的条件，健全的市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产品同质;足够的买方和卖方量;买方和卖方可自由准入和退出市场;关于当前和未来价格趋势，买方和买方具有准确的信息和预期;关于价格和交易量，买卖方的代理商不起决定作用;买方和卖方不是相互勾结;消费者得到产品性能的最大化，卖方实现利润最大化，产品可转让。”

当然，这些条件在各个市场不尽相同(Pearce，1992)。从一个市场或商品链上某个节点满足“完全竞争市场”条件的程度，能够推断在该节点上市场运作的情况。Hopkins和Wallerstein(1994)认为垄断和竞争是理解商品链上不同节点利润分配的关键。全球商品链利润率根据竞争压力在一个节点和另一个节点间移动。研究全球商品链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要理解影响稳定和变化的因素，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原材料供应商、工厂、分销商以及零售商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非木材林产品进入以买家驱动的商品链，其中大零售商、中间商以及贸易公司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分散的生产网络。

美国的野生食用菌市场可帮助我们了解非正规经济和商品链如何相互作用。从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和欧洲对鸡油菌属(Cantharellus)和口蘑属(Tricholoma)菌类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些菌类不容易实现人工栽培。美国的野生菌市场是一个非正规和正规经济活动结合的网络，大部分参与者仅从事小规模经营活动。在采集和原始加工阶段的野生菌市场就是商品链上的边缘节点，很容易受到劳力资源、运输成本和社会结构改变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野生食用菌市场。这期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的需求减少，从而导致美洲松茸(Tricholoma magnivelare)价格持续走低。此外，日本周边国家占据低运输和劳力成本优势，并能供应日本市场所喜好的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与此同时，欧盟开放了与东欧国家的贸易，由此带来比美国距离更近、运输成本和劳力成本更低的鸡油菌产品(Cantharellus)。为了应对这一系列变化，美国生产商一方面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另一方面积极挖掘产品优势，充分利用季节性差异向亚洲和欧洲市场输出上述菌类，以填补其他国家供应短缺的空白期。

社会关系在市场中的重要性

Alexander等(2002b)提到，处于非正规经济边缘的非木材林产品企业大多需要依靠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众所周知，北美许多野生菌产业都依赖于工人、买家、生产商和分销商之间的关系网。非木材行业也只是其所处的更大社会背景的一个缩影。在整个大背景中没有明显的正规与非正规行业之分，而是一个复杂且相互交流的关系网络。在当地、国内，甚至是全球商品链上的每个阶段，社会关系都可以决定生意的成败。

非市场价值(环境产品和服务)

非市场价值评估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评估消费者对特定产品或服务愿意支付的价格。非市场价值不可与市场交换价值直接进行比较。估算森林资源的娱乐和个人使用的非市场价值，能够为土地管理者在利弊权衡和规划中提供重要参考，尤其在其他价值信息缺乏的情况下。

关于如何进行非木材林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评估曾有过一些讨论(例如，Adepoju和Salau，2007; Neumann和Hirsch，2000)。而针对特定娱乐性非木材林产品相关活动和个人采集的非市场价值的具体研究实例却很少见。美国有两项研究通过计算旅行费用来评估非市场价值。一项关于圣诞树，另一项关于浆果和蘑菇采摘，两个研究都在美国西部开展。Markstrom和Donnelly(1998)用旅行费用来评估在科罗纳多州砍伐圣诞树的价值。他们估计每棵圣诞树的平均价值是9.37美元，平均消费者盈余(average consumer surplus)是4.37美元。Starbuck等(2004)采用一种包括两个步骤的旅行费用方法来评估华盛顿州内基佛德平巧特国有森林(Gifford Pinchot)里的浆果和蘑菇采摘活动价值。进入该森林进行浆果和蘑菇采集的“娱乐参观日(a recreation visitor day)”门票定价为30.02美元。同美国西海岸森林娱乐需求研究相比，该估价与Rosenberger和Loomis(2001)定义的野营平均价86.96美元(根据4个地方的观察)，以及野餐平均价格53.52美元(根据13个研究项目)相一致。在美国，“娱乐参观日”这一概念将不同的非市场价值放在同一立脚点，即一天特定活动的价值。这样，不同活动内容都可以在相同基础上进行比较。活动可能包含自给自足的经济元素，比如浆果和蘑菇采集活动。

旅行费用是评估野生菌非市场价值的一种手段。这种方式基于实际行为。Starbuck等(2004)所利用的信息包括旅行距离、采摘量、时间投入等。评估非市场价值有许多方式和手段，有些基于实际行为(比如上述的旅行费用和随机效用random utility);有些是基于假设的情形(比如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另一些则基于与市场上出售的商品进行比较。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需要对假定的物品或服务进行清楚的界定，使不同人所理解的都是同一件事物。比如，如果询问人们是否愿意为保护他们看得见或熟悉的河流而支付一定费用或税收，这种评估的结果可能就比较可靠。如果支付对象比较概念化或者不具体，比如说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这就需要特别注意提问方式，以确保非市场价值评估具有现实意义。可以通过意愿调查法来评估野生菌，只是目前还没有相关研究开展。

John Loomis(2010)通常推荐两种关于野生食用菌的愿意支付价值评估法。一种是调查当地采摘人员，询问其对采集活动支付额外费用的意愿。比如询问如果最近一次采集的旅行成本提高了X美元，是否依然愿意出来采集?由于此问题是二元选择，这个X美元可根据样本对象有所不同。在农村社区或村庄里，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也可以用于入户调查。可以询问采访对象，是否有意愿向一个信托基金支付X美元来保护采集地，以避免造成野生菌产量减少的不和谐发展活动。分析调查结果可获取对特定地区和野生菌支付价值的意愿程度。

案例5.2　中国云南省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采收的生计偏好调查

Cheryl Geslani

自然资源的商品化改变了人们与全球环境的交互作用方式，无论是与隔壁邻居，还是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日本的松茸消费量远远超过其国内生产能力，因此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以满足总体市场需求。本研究中，中国云南省126位松茸采集者参与了联合选择实验方法(Conjoint Choice Experiment)的调查。该调查用于间接回答松茸采收生计偏好如何产生的问题。联合选择实验方法是商业上针对某一既定目标群体的各种特性和喜好来设计产品的方法(Orme，2006)。该方法也用于进行环境评估(Hanley等，1998)。基于本研究目标，我们选择代表松茸采收生计的4个特性来进行调查，用于衡量村庄政策制定者如何规范森林资源管理以及松茸采收。4个调查特性:①可利用树种(生物多样性);②管理方案;③市场价(每千克);④季节性(年度)收入。这些关于生计的优先特征通过不同水平来表示(表5.3)。最终，采集者偏好水平以及特性得以确定。

表5.3　联合选择实验方法中使用的生计优先特性及其水平

表5.4　联合选择实验方法8个样本问题中节选2个用以说明

表5.5　潜类别分析(Latne class analysis)结果

注:(a)类别里括弧代表采用的是Z统计量;(b)*/＊＊/＊＊＊指代从0开始到0.10、0.05、0.01的显著水平;(c)“+”表示与生计或人口统计特征有关联;(d)“-”表示与生计或人口统计特征无关联。

通过潜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根据答案的相似度将访谈对象进行分类。结果分为4类采集者。其中3类的选择偏好与当地正在执行的情况相同。在4种不同的松茸采收生计优先选择中，采集者并不将生物多样性和市场价格当做重要因素来考虑。相反，他们更多考虑的是松茸年收入和采集规则。由此说明采集者更关心长远的经济收入机会，而非近期的价格波动。除此之外，采集者表现出对现行管理措施的偏好。这种情况要么意味着大部分村民并不知道有可供选择的其他管理方式;要么他们认为改变现行的管理模式太麻烦，不愿进行尝试。

结　论

世界各地不少社区、个人以及家庭都依赖非木材林产品的商业贸易作为收入来源，包括野外采集的食用菌。尽管对量化和评估不同规模野生菌采集和贸易价值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这两种数据仍然难以获取。除了国际贸易数据，很少有国家会收集与野生菌价格和贸易量相关的信息。关于价值的不同定义和概念为总结概括全球市场的所有资源增加了复杂程度。即使是国际贸易数据也会产生误导，因为这些数据常常将野生菌和人工菌混为一谈。很少有人进行非市场价值(比如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估，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模拟。但模拟的非市场价值，不能直接与市场价值等同对比。非市场价值应该受到重视，而不是排除在野生菌价值评估之外。完整理解野生菌的经济贡献率还要求包括非正规经济范畴和处于正规与非正规交叉区域的内容。市场结构在野生菌的商业化，以及经济利益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

虽然野生菌在世界各地都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但对其在全球市场贡献率的量化和价值评估还有待进一步开展。获取野生菌价值的相关信息，不仅能更好地理解野生菌对农村社区和全球贸易的重要性，也能帮助发展经济和建立资源权属管理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的野生菌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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