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可持续生产和保护相关的政策和实践

第九章　真菌与未来:与可持续生产和保护相关的政策和实践

Anthony B.Cunningham

前　言

1992年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简称CBD)提高了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等问题的认识和关注。据估计，全球的真菌种类大概有150万，在公约所关注的多样性中占据重要位置(Hawksworth，2003)。然而，尽管有着重要的生态意义和多重价值，即使是大型真菌，也尚未引起政策制定者的足够关注。

世界各地的专家都已经意识到，该公约的许多宏伟目标还未获实现，而全球生物多样性仍然在持续而快速的消失。在诸多国际政策会议上，这一观点成为普遍共识。包括从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2)和在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大会(2009)，到在内罗毕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咨附属机构(SBSTTA)会议。

本章首先概括论述在政策实践执行过程中充满挑战的复杂性问题;然后总结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提出的用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核心目标的步骤和措施;最后为未来的行动计划提出一些建议。

将政策付诸实践的复杂性

制定政策目标相对容易，要执行却很困难。可以说，要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关于森林和大型真菌方面的目标，正如Thomas和Bunnell(2001)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森林管理不是研究火箭——它比那个可要复杂得多了”。实际上，有必要鼓励真菌保护并制定相关政策和实践，综合进行各个层面和尺度的资源管理、生态恢复和资源良治，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不过，这也使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成为难题，下面将详细讨论。

多样性中的复杂性:濒危的真菌学者所面临的挑战

虽然人们对真菌多样性和重要性的意识得到相应提高，但还是缺乏基本的真菌学知识，特别是在菌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热带地区。现已描述的真菌大约有10万种之多，但据Hawksworth(2003)估计，全球范围内可能有大约150万种真菌。能够应付这一复杂世界的真菌学者并不多，而能应对其保护或资源管理问题的就更是凤毛麟角。Hyde(2003)指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真菌分类学家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在一项针对22个亚洲国家的调查中，Hyde(2003)发现除了中国和日本最为活跃外，其中有16个国家在所调查的时间范围内没有出版过任何与真菌相关的文章或研究成果。换句话说，他们缺乏或者没有在真菌分类方面活跃的研究专家。即使是在欧洲，以大型真菌为主的真菌学专家也很少。在Senn-Irlet等(2007)进行的一项针对26个欧洲国家的调查中，发现只有6个国家(芬兰、波兰、俄国、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拥有10位以上研究大型真菌的学者。

真菌与生物复杂性

正如Cathy Sharp(第六章)和David Pilz(第七章)指出的，真菌受到多重空间和时间尺度上不同因素的影响。作为复杂营养链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真菌虽然种类繁多，却鲜为人知，这使真菌的保护和资源管理充满挑战。在美国西北部，与森林树木共生的块菌是北方鼯鼠的食物，而鼯鼠又是北方斑点猫头鹰(Strix occidentalis)的捕猎对象。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处于各个营养级别的生物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以及菌类在食物链中的角色。块菌促进树的水分和养分吸收，它也是根际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伴生的还有多种细菌、昆虫、微生物和线虫类(Carey，2003; Maser等，2008)。Jim Trappe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估计有2000种外生菌根菌与北美黄杉(douglas firs)有关(Trappe和Claridge，2010)。在澳大利亚，动物食用蘑菇的现象也很普遍，特别是鼠袋鼠科(Potoroidae)。澳大利亚的真菌，主要包括块菌、腹菌和产子实体的内囊霉科菌类(sporocarpic Endogonaceae)，与其菌根植物之间的生态关系如同北美地区的一样复杂(Claridge和May，2006)。许多鼠袋鼠(Potoroidae)的种群数量受不断变化的火生态、野化家畜(feral animal)和生境丧失等因素影响而急剧减少。鼠袋鼠堪比食草动物“景观工程师”，它的减少不仅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普遍影响，还减弱了其协助散播真菌孢子的功能(Noble等，2007)。从上述对澳大利亚和北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采用等级方法(hierarchical approach，Noss，1990)对真菌加以保护、管理和监测，需要考虑多重因素。Molina等(2003)在温带针叶林里采用了该方法，并为其他地区提供了范例。

土地和资源使用权的复杂性

界定清晰的土地使用权和真菌采摘权对于有效的资源保护和管理来说极其关键。明确使用权还可以确保蘑菇采集者的收益，使其有动力保护菌类生境或遵循采集规则。不过，如Eric Boa在第一章提到的，世界各地在土地和资源使用权规定上有所不同，存在不一样的所有权以及权利有效期。比如在日本，松茸采集权的竞标体系将资源使用权(但不是土地使用权)从土地所有者那里转移到竞标成功者身上。这些人对采集、出卖或者赠送松茸享有绝对权利。而随着竞标过程的发展，这些权利的范围在不同年份也不一样(Saito和Mitsumata，2008)。尽管竞标体系已经沿用了数个世纪，其效果在日本各个地方也不尽相同。在有着较强“iriai”(一种传统的社区公共土地资源管理方式)的地方，松茸的生境维护就比较有效。

相比较而言，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多数国家，很久以前就制定了“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allemansr-tten)”，规定允许所有人进入私有土地，采集浆果和蘑菇。这一体系曾经沿用了几个世纪，但现在受到了全球化的挑战。在斯德哥尔摩，大部分销售高价蘑菇和浆果的都是土耳其人(彩图9.1)。根据不同的季节，他们出售的牛肝菌属(Boletus)和鸡油菌属(Cantharellus)种类大多来自瑞典，或者爱沙尼亚。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本地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及外国雇工的高效率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瑞典和挪威，在浆果收获的季节里成千上万的客工从中国、泰国或越南蜂拥而至采摘浆果。这在芬兰已引起民众关于移民、劳工措施和税收政策的关注(Richards和Saastamoinen，2010)。它也使在这些地方所倡导的“每个人都享有的权利(everyman's right)”的理念受到挑战，而这种在森林政策中兼顾非木材林产品的理念在世界其他地方并不多见。

人工栽培及其复杂性

从表面上看，通过人工栽培来满足市场对蘑菇的需求并不困难。与野外采集相比，其使用权问题比较清楚。通过栽培还能减轻蘑菇采集对具有多重功能的森林的压力，而且木耳(Auricularia)、香菇(Lentinula edodes)以及平菇(Pleurotusostreatus)等菇类的大量栽培也经济可行。以中国陕西省的香菇生产为例，有效提高人工栽培方法还能给许多农民带来不错的经济收益(彩图9.2)。

但在很多情况下，人工栽培也有代价，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摆脱对森林的依赖。比如在中国，人们从天然林里砍伐栎树用于大规模的黑木耳生产(彩图9.3)。长期这样下去，就必须制定相应的栎树管理计划，或者开发新的基质以满足大规模黑木耳生产栽培的需求。

同样是在中国，羊肚菌的栽培导致大量圆叶杨(Populus rotundifolia var.bonatii)遭受过度砍伐，状况让人堪忧。因此，有人建议种植速生树种来应对这种需求(案例9.1)

政策意识空缺——蘑菇和生计的密切联系

从相关综述和研究中我们了解到，用作食物的真菌种类繁多(见第一章)。关于真菌对当地人生计或家庭收入所作出贡献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从最近的研究中可知，在喜马拉雅的偏远山区，真菌交易对于当地居民家庭经济收入极为重要。在尼泊尔17个地区进行的一项真菌利用调查中，Christensen等(2008)记录了用作食物的228种蘑菇。在调查中他还发现，不管是贫困还是相对富裕的家庭，蘑菇都是重要的食物组成部分。在采集户中，每户每年平均采集18.1千克蘑菇，其中7%的家庭每年采集50千克以上，另有3%的家庭每年采集100千克以上。就商业性采集而言，较为贫困的家庭参与较多。在一个蘑菇采集季节里，人们可以赚到等值于6个月的农业性收入。在西藏的高海拔地区，Winkler(2008)发现出售虫草的收入通常占当地居民家庭收入的70%～90%。在云南，松茸(Tricholoma matsutake)的商业交易带动一些村庄旧貌变新颜(彩图9.4)。如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松茸为当地居民家庭带来的收入比其他产品，包括木材和牲畜都要高(Arora，2008)。

微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进一步深入开展。因此，详细的研究方案如贫困与环境网(PEN)所采用的方法就非常有帮助，其研究也发现在某些地方真菌利用率相对较低(案例9.2)。

菌类多样性保护

重新发明制造车轮毫无意义，更为重要和切实可行的是执行那些已经提出来的实用方法。Hawksworth(2003)提出可在全球、国家或区域水平上执行真菌行动方案(MycoAction Plans)，该方案在各层次水平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所有项目活动都可归为不同主题，如合作、教育或保护。这些相互关联的层次水平符合客观实际，因为《生物多样性公约》本身就是通过公约签署国的国家政府来执行。不过，更大规模层次上则需要区域间甚至是国际间的合作，以避免产生各自不同且分散的执行方式。在资金越来越稀缺，问题却越来越亟待解决的地方，分清主次、确定重点就非常关键。

案例9.1　云南西北部的圆叶杨与羊肚菌种植

赵永昌

羊肚菌(Morchella spp.)价值很高，野外采集的资源为其主要的市场供应来源。在世界许多地方，蘑菇采集者都清楚羊肚菌与森林火生态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北美，采集者以那些刚被烧过的林区为目标，因为这些地方会长出大片羊肚菌。羊肚菌的芬兰语名称为huhtasieni，指的是在Huhta——一片刀耕火种林地生长的蘑菇。在印度喜马拉雅中部，当地人在10月和11月会专门放火烧林以刺激野生羊肚菌的生长(Prasad等，2002)。这种在喜马拉雅山脉放火采菌的行为，已引起了人们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出于增加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和促进生物保护的考虑，人们呼吁进行羊肚菌人工/半人工栽培(Prasad等，2002)。

依托最新的科技发展，羊肚菌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得到成功栽培。有的已经申请了专利，比如Miller(2005)。和其他菌种一样，羊肚菌(Morchella esculenta)人工栽培的一个复杂问题是遗传变异(Dalgleish和Jacobson，2005; Masaphy等，2010)。在关于羊肚菌栽培潜力的研究综述中，Stott和Mohemmed(2004)提出实现成功栽培的两大基本要求:第一是保障大量菌核稳定生产所应具备的环境和营养要求;二是对子实体形成和成熟所需条件的研究。在云南省西北部，人们采用“半人工半自然”(半人工栽培)的方式进行羊肚菌栽培。

栽培过程包括5个主要部分:准备菌种、选择恰当的栽培地点、准备基质及出菇前、后管理:

·准备菌种: 5月制作栽培原种，7月制作栽培种。

·选择恰当的栽培地点:沙质土壤、良好的灌溉条件以及冬天下雪的地方最适宜。

·准备基质:圆叶杨(Populus rotundifolia var.bonatii)树桩用作种植材料，每亩地用圆叶杨木段和枝条2立方米，在栽培前3～10天准备木材，对直径大于10厘米的木段用斧头劈开，木段分为40厘米和100厘米长;羊肚菌栽培按笼埂形式进行，每埂长120厘米，宽40厘米，埂横纵间距均为40厘米，平地以南北向笼埂，坡地以等高笼埂;选好埂后，木段横纵搭成方格，撒一层菌种，覆土，木段、菌种和覆土各3层，一埂用种量为一瓶或一袋。

·出菇前管理:遮阴、除杂草、保湿去涝和病虫害防治是出菇管理中最重要的因素。遮阴可以用树枝或遮阴网，对冬季有大雪的地区，遮阴网可以选择在雪季过后使用。注意清除杂草，以镰刀割为主，避免拔草带起泥土。如遇连日晴天，适当采用枯枝或落叶覆盖，也可在早晨喷水或浇水保湿。如遇连绵阴雨，要对低洼处进行排水。要定期对栽培埂进行检查，发现病虫害要进行及时的防治处理，同时注意防治鼠害或其他动物危害。

·出菇期管理:出菇管理包括催菇保湿、催蕾和现蕾管理。冬季后期地表温度升高时定期浇水，根据气温每周1～2次，土壤含水50%左右(散土，用手捏成团但不出水)。在催菇开始，人尽量不要进入栽培区，以避免踩踏菇蕾。一般气温回升到15℃左右时羊肚菌开始现蕾，根据气温及海拔情况，一般是2月下旬至5月上旬出现第一期潮菇，出菇期50～60天。现蕾后，注意在出菇的地方进行标记。

出菇期大概是50～60天，接种一次便可采集2～3年。3年中，每亩地可收获6～10千克的干羊肚菌。年收入大概4000～5000元。不过，这样的种植只能维持在小规模上。主要的限制因素是圆叶杨树桩的供应。大规模的羊肚菌种植会消耗大量的圆叶杨，可能最后会威胁到该物种。因此，种植圆叶杨是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而在此方面，Hawksworth(2003)进行了总结:

·进行快速的样点评估，需在首先确立哪些为优先调查的菌类，并列出清单;

·制定统一标准，评估和评价对真菌保护和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域;

·编写一份愿意参与真菌鉴定的专家名单，同时标出哪些鉴定项目可以免费，哪些需要付费，并将该名单公布在国际真菌学协会(IMA)主页(www. ima-mycology.org)上;

·通过不同真菌采集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制定互补政策。

参照《生物多样性公约》全球植物保护战略(GSPC)“重要真菌地区(IFAs)”的方法，已经开始制定国家与区域层面上大型真菌保护的策略。采用GSPC的模式有很多益处:首先植物与菌类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其次，这样的姊妹战略计划一旦被《生物多样性公约》正式批准，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在此方面，英国的Evans等(2002)率先跨出第一步，随后便在欧洲范围内陆续推广(Senn-Irlet等，2007)。毫无疑问，在地区、区域和国家层面上，真菌学家们的通力合作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正如Senn-Irlet等(2007)提出的指导方针，将欧洲大型真菌保护与欧洲理事会的欧洲真菌保护协会(ECCF)(见www.wsl. ch/eccf/publications-en.ehtml)联合起来。类似的，其他区域、国家甚至洲际层面上的协会或工作网络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欧洲真菌保护协会(ECCF)之外，其他地区的专业协会还有:

·非洲:非洲真菌协会(www.africanmycology.org);

·亚太地区:亚洲真菌委员会(www. fungaldiversity.org);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真菌协会(www.australasianmycology.com);

·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真菌协会(www.almic.org);

·北美:美洲真菌协会(MSA)(www.msafungi.org)。

就制定保护行动方案而言，真菌学家在建立区域性网络和与本国政府进行沟通中都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知识对于促进理解和监测真菌生物多样性变化非常重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名单上真菌种类很少。菌类的空间分布如此之广，而监测范围又如此有限，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无法全面地掌握菌种种群上的变化。不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名单上有两种地衣所呈现的变化，为了解其他菌种提供了良好的参照。北方毡状地衣(Erioderma pedicellatum)有严格的生境需求，它仅生长在海边狭域分布的成熟针叶林里。该地衣在挪威和瑞典已经完全绝迹。在加拿大，这种地衣在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dwick)已经消失匿迹，而在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种群数量也缩减了95%以上。在纽芬兰地区(Newfoundland)所发现的最大种群仅覆盖23.35平方公里的面积，并在不断减小(Scheidegger，2003)。在全球尺度上，该地衣共减少了80%以上，主要原因是空气污染和由砍伐导致的生境丧失，因此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

在制定针对真菌的长期保护、管理和恢复计划方案中，需要将随机事件考虑进来，这也将增大地衣以及狭义分布真菌保护的复杂程度。对于濒危的佛罗里达穿孔鹿状地衣(Florida Perforate Reindeer Lichen，Cladonia perforata)来说。除了生境丧失和火的影响，飓风也威胁到该种的生存。1996年，一场飓风刮走了3个亚种群(subpopulation)中的2个，而仅存下来的1个也减少了70%以上(Yahr，2003)。

在欧洲，Senn-Irlet等(2007)提出大型真菌所受到的主要威胁是生境破碎化、成熟森林面积不断减小以及枯倒木越来越少。对于草地来说，由于施肥、再造林、放牧减少以及对贫瘠土地施用高氮化肥等影响，造成半自然和不施肥的草地面积减少。总的来说，也就是菌类生长的自然平衡状态已经发生改变。通过权衡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与可持续利用发展和生计目标之间的关系来最终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挑战巨大，要求人们既要关注实地景观变化，也要在各个层面上鼓励多方利益相关者来共同参与保护。

大家都知道，针对单个物种和仅靠保护区来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远远不够的。Lindenmayer和Franklin(2002)提到:既然生境丧失是导致物种灭绝的主要原因，那么矩阵式管理(matrixmanagement)的最高目标就是预防生境丧失。他们为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5项基本原则，即维护:

·景观连通性;

·景观异质性;

·森林结构复杂性;

·通过维持水文过程和地貌过程保持水系完整性;

·风险分摊，即在不同森林和景观之间采用上述几条的不同策略，实行因地制宜。

可持续利用

根据Egli等(2005)在瑞士的长期研究显示，蘑菇采集能做到可持续利用。但也有例外，比如白灵菇(Pleurotus nebrodensis)一个多世纪以来都被视为珍稀美味，并被列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单。其价值每千克50～70欧元(大约60～86美元)(Venturella，2006)。即使在这个极端的例子中——每年仅生产250个子实体(蘑菇)——采集影响仍然受到极大关注。这个案例证明一条原则，那就是维持或恢复生境是关键性问题。因为白灵菇仅生长在西西里(Sicily)不足100平方公里的地方，而且种群已经高度破碎。加之它对生境有特定要求，仅生长于石灰岩地区，并与伞形花科Cachrys ferulacea植物相伴而生。

案例9.2　真菌，生计与微观经济学: PEN研究方法

Nick Hogarth

在许多国家，非木材森林产品(包括真菌)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并不比木材生产的小(第五章)。由于生产和消费大多以非现金交易形式存在，因此非木材森林产品仅吸引了有限的关注，而对其价值的衡量和研究就更为少见。不过，PEN方法具有记录详细的特性，可以使非木材森林产品(比如真菌)的年现金收入和生计价值在家庭或村庄水平上得以量化，并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比较。

PEN是什么?

贫穷与环境网络(PEN)是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领导下的一个庞大的、关于森林与生计发展的国际研究项目。该项目始于2004年，其核心是针对26个国家的38个研究点，在村级和农户层面上收集统一、详细的社会经济数据。该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并改良森林政策，提供与政策执行相关的信息，影响主流政策，在区域范围乃至全球范围内改善农村贫困状况。

图9.1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田林县那比镇那拉行政村菌类及其他林产品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2007年在该村进行了PEN调查(n= 40)。收入包括从天然森林和人工林(使用了中国的“林业”定义)中获得的现金收入以及非现金形式等值收入〕

PEN在研究方法和方式上具有创新性。它涉及大量的合作伙伴，利用可比定义、问卷调查等方法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数据收集。数据收集完成于2009年，详细记录了所有森林和环境的价值。所有关于收入的数据都是通过4个季度调查的方式来收集，以捕捉季节性变化、缩短受访者回忆期和提高准确度。通过各个主要渠道获取一整年有关现金和生计收入的标准化信息数据，主要包括:产量或服务功能、出售或购入的数量;加工和市场营销成本;市场价格。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在不同森林环境、制度安排和市场背景下，森林和森林副产品对居民家庭生计重要性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PEN方法在真菌研究中的应用

PEN调查从各大渠道捕捉到的现金与生计收入的相关信息，该分析方法可集中运用于一种或多种重要森林或农产品、牲畜、工资、汇款或其他收入来源。比如，PEN数据可依据收入类别来计算谁更依赖菌类产品，或者回答类似“穷人是否更加依赖菌类产品?”等问题。同时，还可通过与其他森林相关的收入进行对比，计算菌类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从而判断菌类在生计中的重要性(图9.1)。

虽然PEN方法的主要功能是捕捉经济信息，但它并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还可用于收集其他相关信息，比如哪些人采集森林产品(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采集地的土地利用类型、土地使用权、生计维持和商业利用、市场信息和加工价值、附加值等方面的信息。在针对中国广西田林县那拉行政村的研究中，除了图9.1的收入信息之外，PEN方法还总结得出:

·菌类采集中，41%的家庭由成年女性完成; 47%的家庭由成年男性和女性共同参与完成，而12%的家庭由成年男性完成;

·94%的菌类产品是在天然森林中采集的，6%则是来自人工林(没有记录真菌栽培方面的信息);

·88%的家庭采集真菌是为了出售而非自己消费，一般出售给村里专门的收购商。

仅就菌类研究而言，PEN可与其他研究方法形成互补，如分类学、市场链分析，以及捕捉真菌药用和文化价值方面的定性方法。欲了解该方面的相关例子，请参见Christensen等(2008)。

案例9.3　商业化蘑菇(干巴菌)的跨学科研究

何　俊

野生菌采集管理需要跨学科知识，需要在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背景下考虑相关生物物理过程。国际混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中国办公室正在执行一项采用跨学科手段进行野生菌综合管理的行动研究项目。目前的研究重心是干巴菌(Thelephora ganbajun)。它在云南当地是一种经济价值很高的食用菌(He等，2011)。研究人员在干巴菌生长集中的保山地区进行初步研究，结合参与式手段，并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来评估影响干巴菌产量和可持续利用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经济因素。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能提高生境管理的一些潜在方法进行试验和评估。整体研究框架涵盖不同变量，包括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方面。生境变量包括坡向、落叶层厚度、林冠密度以及土壤厚度。通过评估影响机构安排的因素来确定社会经济因素，以及提高生境管理的潜在方法。包括规则制定、地方参与、设置围栏，以及规定权属以防外人进入。浇水和采集技巧也被提出作为评估的两个交叉因素。研究区为16个汉族和彝族村庄。在该地区蘑菇收入占家庭收入的37%，有50%的村民参与季节性蘑菇采集活动。农户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研究设计和过程中，使我们能够成功进行人为生态环境调整(比如落叶层厚度和林冠密度)，以大幅提高蘑菇产量，并提出以有效管理为目标的社区制度建设的建议。另外，该研究还从当地经验性知识中获益，改进了采集技巧。

在协调不同学科进行合作时，跨学科研究过程成为一个知识生成过程。知识的整合与创新对增加社会资本和提高集体合作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与进行控制研究和专注于硬科学的“传统型”专家不同，农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整个研究过程，从问题识别、研究设计，到实验、监测和评估。这不仅提高了我们对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解，还使得农户们能够控制和作出与实地研究相关的决策。这种以农户为主导的研究方法，增强了研究过程中农户参与者对项目的归属感，有助于项目执行和监督。该参与性研究实验得出，根据其生长模式，取决于不同的处理方式，干巴菌能采集3～6次(He等，2011;彩图9.5)。

与还未开展项目的2006年相比，收获量增加了43%，收入增加了86%。县政府将我们这种综合性方法和采集方式推广到4460公顷的林地管理中，收获了113.7万吨干巴菌，据估价值为200万美元。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展示了跨学科研究如何实现知识的融合和创新，以及如何作为知识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在权力下放的政策和改革背景下，这种将本土知识和当地参与融合到森林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保护工作的一个普遍目标就是总的保护地面积能达到国土面积的10%。问题是其余90%怎么办?正如Nix(1997)指出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公园与保护区体系对保护40亿年的进化结果是远远不够……我们早该开始进行新的以生态为中心的管理模式(ecocentric paradigm)，将保护生物多样性与所有的人类活动结合起来。”

我们应用Lindenmayer和Franklin(2002)的5项基本原则，要求管理者对融入人的自然景观运用综合的生态系统途径。在云南省进行的干巴菌(Thelophora ganbajun)参与式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案例9.3)。

在美国西北部温带针叶林所进行的关于异质性和复杂性的管理研究，能够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经验教训。同样包括在该地区开发出来的资源经济学方法(第四章)和可持续利用方法(第七章)。在太平洋西北部，研究者对干扰后不同龄级森林外生菌根菌的群落结构，以及森林管理过程中的利弊权衡了如指掌(Carey，2003)。类似的知识对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建立以真菌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目的的森林政策和管理实践非常有益。在亚洲和非洲，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型真菌与森林演替阶段相互关系的一些概念仍有待检验(图9.2)

关于可持续利用的一项挑战是，新出现的因素可能会完全改变整个状况，而且通常是在我们未知的情形下发生。物种入侵就是一个例子，它们对真菌，包括那些高价值的大型真菌的生存也有影响。在中国，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自1940年被引进之后就开始快速繁殖蔓延(Zhu等，2007)。在保山市，当地人认为它对干巴菌种群发展极为不利，认为许多泽兰属(Eupatorium)植物都带有抗菌化学物质(彩图9.6)，但目前还没有关于其影响方面的研究报道。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条“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出发点是:通过与商业市场及新技术相结合，保证人们从生物多样性利用中获益，从而激励人们参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可是，现实与美好的愿望往往背道而驰。在最近的一项评估中，Tvedt和Young(2007)发现:

图9.2　中国西南地区常见大型真菌与森林演替阶段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未发表数据)

“目前，遗传资源获取这一条款从国家层面的执行情况来看，还没为资源使用权的提供者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好处;使用者通常并不遵循惠益分享的原则，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并未从遵守这一条款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一旦作为提供方的国家、利益相关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力图在遗传资源获取权上进一步提高要求，以加强制裁以及采取其他措施，使用者(特别是研究者以及其他在发展中国家直接采集资源的相关人员)就必须承担这些相应的压力。这些使用者的负担压力不仅包括有可能被指控为进行‘生物剽窃’，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负担压力。”

在真菌学领域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这一条款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如Hyde(2003)指出:

“做出承诺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好与坏的影响。各国开始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生物资源的价值，并着手保护。这意味着要在各国得到真菌的采集许可越来越困难，这样要让发达国家的真菌学家培训当地真菌学家并与其合作就缺乏足够动力。而发展中国家缺乏自身培训真菌学家的资源，受当地资金支持的学者大多数仅拥有简陋的设备，通常缺乏高质量的显微设备，甚至最新出版的真菌学文献。其结果导致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真菌学者越来越少。《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实现其促进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承诺。”

根据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已经实现和还未实现的相关经验教训来看，还有许多可以进行政策性调整的机会(Tvedt和Young，2007)。比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一直在为2011～2020年制定全新的战略性计划。在南非，实用的解决方案已经提交到ABS立法机构，并提出与生物多样性筛选相关(biodiversity prospecting)的可替代方案，预计将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Crouch等，2008; Wynberg和Taylor，2009)。

建　议

分类、收集与馆藏

Hyde(2003)很早就提出过建议:真菌学家应该去游说那些被委派来开展全球生物分类倡议(GTI，参见www.bionet-intl.org)国家分类需求评估的联络人，以确保真菌分类学能够获得优先考虑。以委内瑞拉为例，好的菌类分类基础能为跨学科工作提供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Dennis，1970)。同样，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进行菌类高质量标本的采集并进行妥善馆藏也必不可少(第二章)。Hawksworth(2003)曾为真菌遗传资源采集、蘑菇采集、分类实践以及文化实践提出一系列准则，这里不再赘述。

系统规划和决策优选

如Hawksworth(2003)所建议的，应该首先确定那些对于资源保护(Margule和Pressey，2000)以及当地生计来说最为重要的地区，比如东非米欧埔森林(第一章)、美国温带森林(第四章)和喜马拉雅山脉一带(Arora，2008; Christensen等，2008)。同时，网络和跨学科合作对于有效发展和执行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策略也很有帮助。下面将进行具体讨论。

更为有效的网络

Hyde(2003)清楚明了地给我们总结定义了更为有效的网络:

“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孤儿’团体，所有的真菌学家应该尽可能地相互支持。包括:对申请资助者给予积极反馈;期刊评审者应该尽量提供帮助以提高文章质量而非一味拒绝;在职位晋升、合作以及培训上多给予相互支持。真菌学家之间不应该彼此抵触或搞地方主义。真菌界巨大的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能找到研究兴趣点且互不冲突。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现有的专业技能正在快速消失。真菌学的未来就掌握在仅有的一小部分真菌分类学家手中，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小成就。”

跨学科合作

对真菌学家来说，我们至少有3个理由充分说明必须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

(1)真菌保护与资源管理需要采取综合及生态系统途径的方法手段

前面提到的Molina等(2003)和Lehmkuhl等(2007)的工作很好地诠释了这一观点。现实世界就是检验生物复杂性理论的最好场所。多元化的空间与时间尺度不仅诠释了生物复杂性，还以两种主要方式为大家提供了研究机会。第一，我们如何感知并研究在多尺度下相互作用的生态、社会、文化与经济体系的模式和过程;第二，在特定的空间分辨率或者说尺度下进行测量、模型模拟和实验。尽管这些问题在生态学研究领域中广为人知，但在民族生态学与民族真菌学研究中还有待加强。

(2)系统性保护计划面临“分类学瓶颈”

即使只针对大型真菌，也仅有少数真菌学家能够应对其庞大的多样性。这一挑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欧洲或北美的真菌学家在本土上能做到的事情到了热带国家就显得极为困难。在欧洲，在国家层面上已经制定出行动方案，并将重心放在受威胁的菌种上。这些国家包括爱沙尼亚(19种，56个监测地点)、芬兰(10～15种)、瑞典(27种非地衣类的菌种)、瑞士(150种列入红名单的真菌)和英国(50种)(Senn-Irle等，2007)。在北美，尤其是在太平洋西北部的温带针叶林里，已采用生态系统途径来管理生境异质性，并制定出详细的保护方案(Carey，2003; Lemkuhl等，2007; Molina等，2001)。而在热带国家，形势则颇具挑战。在巴拿马和墨西哥，估计在这两个新热带(neotropical)国家，为人所知的菌种分别只占总数的3.6%(Piepenbring，2006)和3.5%(Guzman，1998)。在全球范围内，真菌分类学家的数量非常之少，按照当前的新种发现和描述速度来看，为世界上所有的新菌种建立档案需要1290年之久(Hawksworth，2003)。不过，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因素，还是有可能制定出总体的真菌保护策略。古巴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Portales等，2005)。总的来说，要想知道大型真菌保护工作应该如何开展，一种快捷的解决办法是从较高级别的分类单元入手(higher-taxon approach)(Balmford等，2004)。

另一种办法就是从“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中获益。在澳大利亚一个网站——真菌地图(Fungimap，www. rbg.vic.gov.au/fungimap/ home)上，专业和业余的真菌学家互相交流，在了解学习真菌世界的同时，实现保护真菌的目标。虽然世界上一些地方如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co)(Guissou等，2008)，随着林地不断消失，民间分类学知识也逐渐流失。但是从喀麦隆(van Dijk等，2003)、马拉维(Morris，1984)和墨西哥(Shepard等，2008)的情况来看，很多地方的人们仍然保存着菌类民间分类知识。民族真菌学研究(见第三章和第四章)与经过正规标本鉴定的民间分类学(第二章)相结合，能够增进真菌保护与可持续采集方面的相关知识。而对当地市场出售菌类的系统调查，民族植物学方法就起到关键作用(Cunningham，2001)。

(3)执行策略:注意操作模式和邀请当地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确定保护的关键地区固然很重要，不过我们还需要弄清楚如何执行相关保护倡议。不管是针对特定生境还是专门的菌类，保护倡议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可持续保护行动中(Yaffee和Wondolleck，2000)。基于南非的工作，Knight等(2006)感叹到:“科学对需要在哪里采取保护行动这一问题上见多识广，而对于如何进行保护则缄默不语”。因此，他们对在优先保护区域内执行保护行动的操作模式上进行了研究，并提供了有力的研究案例。他们建议应该瞄准两个目标:第一，开展试验，建立与保护计划有关的社会学习机制;第二，鼓励保护方案的制订者与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以促进相互学习过程。这应该包括将可持续利用与企业发展联系起来(图9.4)。与大多数跨文化研究一样，如民族生物学，这要求操作者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对不同知识形式的尊重。这不仅适用于一般性保护工作，也适用于真菌保护。它也是使当地知识与正规科学知识相互补缺的一种方式。当地人通常对大型真菌都非常了解，包括其生境偏好、对干扰(如火灾或砍伐)的反应以及作为生物指示剂的作用。本土知识也有助于了解不同土地的细微差别和资源使用权，而这两者对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策略的最终成功都很关键(案例9.4)。

寻找走出《生物多样性公约》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这一“规则迷宫”的道路

将大型真菌作为食物和药物的传统已有几个世纪之久，比如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灵芝(Ganoderma lucidum)、香菇(Lentinus edodes)以及桦褐孔菌(Inonotus obliquus)。21世纪的今天，在生物科技的促进下，许多公众熟悉的真菌被开发成新产品(Wasser，2002)。侧耳属(Pleurotus)作为药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被“冰人(ice-man)”携带作为药用真菌。如今，人们从培养的侧茸菌丝体中提取多糖、水解酶、氧化酶、木质素降解酶用于医疗(Gregori等，2007)。亚洲医学体系中使用的许多蘑菇也都作为潜在资源，用于提取活性成分以应对人类的健康问题。桑黄(Phellinus baumii)的菌丝体培养物是一种抗糖尿病药物的潜在来源(Hwang等，2007)。其他菌类还含有抗肿瘤多糖(Zhang等，2007)。此外，人们对内生菌也有抱有很高的商业兴趣，尽管内生菌不是本书的重点，但它也能产生各种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林业、医药和工业中的化合物(Stobel，2002)。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生物筛选者同时也可能变成生物剽窃者。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ABS)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真菌分类学领域的相关学术合作(Hyde，2003)。

案例9.4　不同管理制度下的菌类采集与经济回报

Brian E.Robinson

对公共资源的竞争性使用通常会造成过度开采，即导致所谓的“公地悲剧”(Hardin，1968)。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只考虑将自己的采集量最大化，而不考虑其他人的获取量，最终所有的人都必须更加努力地寻找不断减少的资源，直到资源量减少到不值得花费精力去搜寻的时候才停止。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而言，每个人都想多占有资源，却不愿意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通常有两种原因导致经济损失:第一，由于过度开采导致资源枯竭所带来的收入损失;第二，随着资源不断消耗，花费在寻找或提取资源上的时间利用率下降，使得采集成本不断增加。

对于野生菌，传统意义上的枯竭不一定会发生——研究已表明采集蘑菇不影响它们未来的可获取性(Egli等，2006)。虽然对采集所造成的生物学影响颇有争议，通过几个长期的研究发现，当下的采集对将来的子实体没有明显影响(Norvell，1995; Egli等，2006)。不过，对于高价值蘑菇的竞争性采集可能会促使幼小子实体被采摘。寻找未成熟子实体变成一个竞争到底的密集型劳动行为，结果就增加了采集的时间成本。

在云南省西北部，过度采集发生在出口到日本的高价值菌根菌——松茸(Tricholomamatsutake)上。在该地区，村民大多数在本村的森林里进行采集。未成熟的松茸在当地村级市场上能卖到1千克5美元，而成熟的(一般是5～10天)则能卖到1千克近15美元。因此，由于单价高和自身重量大，成熟的松茸获利更高，甚至是未成熟的6倍。

图9.3a显示的是，云南省西北部两个村2008年夏季采集松茸的成熟度分布。A村居民是在私有林地里进行采集，而B村居民在集体林地里进行自由随机采集。B村的采集产品中有一半以上生长不足3天，而A村的平均采集产品中生长时间则大约是7天。而且，尽管A村每人采摘的蘑菇(每天7个)比B村的(每天43个)少，但A村通过采集所获得的收入是每小时9块，而B村则是每小时3块。

尽管通过规范采集活动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云南省西北部许多村庄并未选择执行相关限制规定。为什么这些村庄要让“公地悲剧”继续上演?答案是管理成本较高。从事管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用于组织、策划、执行以及修正规则上。而通过管理带来的好处能否超过其所需的如下成本投入是村民选择管理方案的关键:时间成本、人口规模、生产力以及监测与执行的难易程度。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村民们并没有将利润最大化作为集体目标，而更重视资源使用的平等和公平性或村庄内部矛盾的最小化，而这两者都可能因林权分割或集体规则改变而受到影响。

图9.3　云南省西北部两个村松茸的采集分布

a)各成熟阶段子实体被采集的频率; b)不同成熟阶段子实体的标准化收入。B村获得的总采集收入(收入曲线下的面积)是A村的46%，因此我们认为林地的公有性导致收入的损失。另外，根据采集分布模式，如果B村采用“私有化采集”的模式以减少收入损失，保守估计可以增加1倍以上的利润，这还不包括利用较少劳动力所带来的成本降低。

制定政策对于律师、说客以及政客来说已经够为复杂的了，但在现实世界中实施和执行政策才是真正的考验。正如Wynberg和Taylor(2009)指出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条款带来了规则性的纷繁复杂，不但限制了资源获取权，也没有带来多少好处(Tvedt和Young，2007)。相反，还对植物(Crouch等，2008)、真菌(Hyde，2003)及灵长类动物(Check和Hayden，2007)的研究带来负面影响。尽管这一复杂的政策问题还未获解决，仍有很多进行政策改革的机会。Laird和Wynberg(2008)对可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我们希望《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在制定新的2011～2020年战略性方案，以及在进行2050年政策构建的过程中能够将这些建议考虑进去。

更好地了解真菌贸易和真菌价值

我们可在3个层面上进行真菌价值和贸易的衡量:第一，国际贸易规模;第二，国家经济价值;第三，农户价值。对真菌贸易和价值的了解有重要的政策性意义，它有利于促进政策的改进。在国际贸易中，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简称“协调制度(HS)”，是190个国家所共同使用的主要贸易跟踪制度。该制度不仅是关税制定的基础，它还有助于国际贸易统计数据的采集与分析。其中共罗列了大约5000种商品组别，然而真菌与其他天然产品的分类还有待改进。Fragoso和Ferriss(2008)最近提出了针对改进这些天然产品分类系统的建议。在国家层面上，许多国家低估了蘑菇与真菌贸易的价值，因为大部分此类贸易都属于非正规经济。如Susan Alexander等在第四章中指出的:在美国，经济评估并不包括非正规经济部分，比如按季节性或者短期雇工的小型企业，更别说那些不在覆盖范围内的非法劳工采集者。因此，美国统计局可能低估了与野生菌及其他非木材森林产品相关的经济活动(McLain等，2008)。

进行一年四季、农户水平上的微观经济学研究非常有用。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提高决策者对真菌利用与生计问题相互关系的认识和关注。PEN问卷已经被翻译成7种语言，为在不同地点使用相同方法进行数据收集的合作性研究提供很好的机会。如果能进行具外生菌根的林地和森林的跨大陆比较，将会很有意义。PEN方法也可作为一种研究与监测工具(案例9.2)，对进行小规模商业蘑菇栽培的村庄进行前后变化的研究分析。作为蘑菇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有最好的相关经验。这是在过去50年里，政府官员、真菌学家以及1500万当地农民通力合作下实现的。PEN问卷调查方法的技术指导可在PEN首页(www. cifor. cgiar.org/PEN)上进行下载。

保护与当地生计相关的企业发展

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在寻找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或者鼓励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措施。蘑菇的商业企业化发展可能带来积极的保护效果(Garibay等，2009，图9.4)。但想取得既定效果，还得超越几个挑战。

第一，随着现代市场取代非正规经济市场，许多小型企业正快速地失去它们的市场份额，这对农村生产者而言情况更糟(Vermeulen等，2008)。要让小型生产者成为可靠的商业伙伴，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支持。可通过“预期政策(anticipatory policy)”，以及在政策制定者、商人以及民间社团组织之间形成“三方协议”来实现。

第二，许多农村生产者并没有进入国际市场的途径，尽管他们采集的是商业价值极高的菌种(Christensen等，2008)。

第三，企业发展需要信息通畅，因此有必要了解价值链如何构建。地方市场与国内市场比较容易进入。一般来说，它们在商品质量控制与可追踪性的要求上比国际市场低。

第四，要保持高价值市场，就必须重视商品质量的控制与追踪。否则，价格可能暴跌，市场份额可能丧失，还有可能引起健康问题。举个例子，在中国曾经发生过食用虫草引起铅中毒的事件(Wu等，1996)。可以肯定的是某个不良的商家在这种高价菌类中放入铅碎片，以提高其重量并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种行为虽然可在短期内获利，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影响自身信誉以及商品本身的价格。这一事件使得虫草贸易商必须采用小型金属探测器来扫描幼小的真菌子实体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2002年发生在云南松茸市场上的价格暴跌也说明了质量控制的必要性。当时从云南出口到日本的松茸被检测出有农药残留(Menzies和Li，2010)。此次事件不仅引起了采集者进行质量控制的响应，同时还出台了省级相关管理规定。在许多国家，独立的食品标准机构直接参与全国的标准制定。比如在新西兰，块菌出口要接受新西兰园艺出口监管局(New Zealand Horticultural Export Authority)的法律监管。这种做法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可，如瑞士的进口促进项目(Swiss Import Promotion Programme，SIPPO，www.sippo.org)。不同形式的认证，比如公平贸易、有机、纯天然野生产品或森林管理委员会(FSC)，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不过其相关成本与规则对农村生产者来说是一大挑战。Garibay等(2009)提出将企业发展与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联系起来是个很好的办法，并且能够广泛地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图9.4)。

图9.4　基于自然资源的社区参与式企业发展框架，以此激励保护区外的自然资源管理和保护

加强文献获取途径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个人，甚至是大学的图书馆来说，订阅报纸杂志费用昂贵。使用互联网资源会有所帮助，如谷歌的学术搜索(www.scholar.google. com)。此外，还有其他很好的网络资源，包括许多网站，如虚拟块菌(Cyber Truffle，www. cybertruffle.org.uk)提供参考文献的目录，或Index Fungorum(www. indexfungorum.org)能帮助人们通过学名来搜索各种真菌的相关信息。开发与真菌学相关的PDF格式电子图书馆网站资源也非常有益。贫困与保护学习小组(PCLG)建立的文献数据库是个不错的模式，值得参考借鉴(参见www.povertyandconservation.info)。

编撰教材

据笔者的经验，本科生对应用逻辑严密的理论框架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课题颇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实现教育和能力建设的机会。编撰民族生态学方面的教材，将民族真菌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能够为培养新一代专业人士发挥作用。这代新人将来服务于各相关行业，包括研究、发展与保护组织，通过继续研究学习，并将跨学科理论知识应用到当地或土著民族及其土地管理实践中去。要达到跨学科人才建设的“临界数量”，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

·在大学不同系别之间建立协作学术关系，并促进师生之间更为频繁和实质性的交流。

·鼓励跨学科研究队伍，包括与当地或土著资源使用者和土地拥有者进行合作。

·以跨学科的角度去界定问题、解决问题，采用可以吸纳当地和土著知识的方式手段(比如第三章与第四章中提及的)。

研究成果的交流分享

有效传达和公布研究成果对于弥合科学研究与政策实践之间的鸿沟具有重要作用。Hawksworth(2003)认为有必要准备一些相关宣传材料，以提供给那些关注真菌对人类福祉与环境健康重要性的国际和国内资助机构。Sunderl等(2009)也提出一些传播研究成果的创新方法，以搭建保护生物学家、同行科学家以及实践者之间的桥梁。比如说使用免费期刊，或相关网站如“在社会背景下促进保护”(Advancing conservation in a Social Context http://www. tradeoffs.org/static/index.php)。同样重要的是，在传播研究成果上，科学家需要采取一种与当地人直接相关、通俗易懂的方式。科学家通常习惯于使用逻辑严谨的书面文字，而对于不同的目标人群，其他方式或许更为有效。研究成果还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普及，比如影像形式(案例9.5)。

深入的研究、有效的交流策略以及密切的合作关系应当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希望从本书开始，以微小的菌丝连接方式延伸出去，在未来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及人类福祉之间编织出强而有力的网络。

案例9.5　创新性研究成果分享:关于松茸竞争性与合作性采集的DVD影像资料

杨雪飞

松茸对云南省西北部而言是价值最高的野生菌之一。在多数情况下，该资源是一定行政管辖范围内(比如自然村、行政村甚至是乡)的共有性资源。作为开放的共有性资源，松茸采集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竞争性资源采集，结果常常导致不适宜的采集行为。通过研究发现，部分实施私有化采集和合作试采集的地区可以减小管理成本和增加总体收入(参考案例9.4)。因此，我们试图在社区层面倡导对开放性资源进行合作试管理及惠益分享来最终实现可持续利用。

以此为目的，我们研究并对比了不同社区的管理模式(Yang等，2009)，同时以纪录片形式制作成为DVD，并在云南省西北部松茸产区免费发放。该片以5个案例来展示不同的资源利用模式，从竞争到合作和惠益共享。2008年6月，在香格里拉县的吉迪村放映并组织进行观影后的研讨会。吉迪村所有研讨会参与者看了片子都大受启发，意识到合作制与承包管理方法的好处。

不过，当谈到该社区可采纳的最好管理办法时，没人认为合作制与私有化的方法适合吉迪本地。与会人员认为有3个主要原因。第一，该社区缺乏可靠而强有力的领导力或者管理机构;第二，纪录片中所提出的“参与式”管理方式尽管好，但需要在农户层面进行平衡，吸引不同采集能力的家庭参与进来，这一点很难做到;第三，该社区集体林面积较大(约200多平方公里)，且地形复杂，要进行有效保护和管理，以防外来人员和内部违规采集行为活动，可能带来高昂的公共管理成本。

值得肯定的是，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分享，能够弥补科研与社区及实践之间的鸿沟。同样令科研人员深受启发的是，自然资源管理比我们所想的更为复杂。在一个地方受到欢迎的管理方式在另一个地方却不一定行得通。自然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只有将科学研究放置在现实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及自然环境的大背景下，其所产生的理论和建议才能为实践操作提供确实可行的指导。总而言之，本活动引发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这一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过程将被人们铭记。

参考文献

Arora，D.2008.The Houses ThatMatsutake Built.Economic Botany 62: 278-290.

Carey，A.B.2003.Biocomplexity and Restoration of Biodiversity in Temperate Coniferous Forest: Inducing Spatial Heterogeneity with Variable-Density Thinning.Forestry 76: 127-136.

Check，E and T.Hayden.2007.Strike threat over jailed primatologist.Nature448: 634.

Christensen，M.，S.Bhattarai，S.Devkota and H.O.Larsen.2008.Collection and Use of Wild Edible Fungi in Nepal.Economic Botany 62(1): 12-23.

Claridge，A.W and May.2006.Mycophagy among Australianmammals.Austral Ecology 19(3): 251-275.

Crouch，Neil R.etal.South Africa's bioprospecting，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legislation: current realities，future complications，and a proposed alternative.S.Afr.j.sci.［online］.2008，vol.104，n.9-10，pp.355-366.

Cunningham，A B.2001.Applied ethnobotany: people，wild plant use and conservation.Earthscan，London.

Dennis，R.W.G.1970.Fungus flora of Venezuela and adjacent countries.Kew Bulletin add.Series 3.Royal Botanic Gardens，Kew.

Egli，S.; Peter，M.; Buser，C.; Stahel，W.and F.Ayer.2005.Mushroom picking does not impair future harvests-results of a long-time study.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29: 271-276.

Evans，S.E.，Marren，P.and Harper，M.2002.Important Fungus Areas: a provisional assessment of the best sites for fungi in the United Kingdom.Plantlife，London.

Fragoso，G and S.Ferriss.2008.Monitoring InternationalWildlife Trade with Coded.

Species Data.Conservation Biology 22: 4-7.

Garibay-Orijel，R.，J.Cordova，J.Cifuentes，R.Valenzuela，A.Estrada-Torres，＆A.Kong(2009) Integrating wild mushorooms use into a model of sustainablemanagement for indigenous community forests.Forest Ecology andManagement258: 122-131.

Gates，G.M.，D.A.Ratkowsky and S.J.Grove.2005.A comparison ofmacro fungi in young silvicultural regeneration andmature forestat theWarra LTER Site in the southern forests of Tasmania.Tasforests 16: 127-152.

Guissou，K.M.L.，A.M Lykke，P.Sankara and S.Guinko.2008.Declining Wild Mushroom Recognition and Usage in Burkina Faso.Economic Botany 62: 530-539.

Guzman，G.1998.Inventorying the fungiofMexico.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7: 369-384.

Hartnett，D.C.，Potgieter，A.L.F.and Wilson，G.W.T.2004: Fire effects on mycorrhizal symbiosisand root systems architecture in southern Africansavanna grasses.African Journal of Ecology 42，328-37.

Hawksworth，D.L.1991.The fungal dimension of biodiversity: magnitude，significance，and conservation.Mycological Research 95: 641-655.

Hawksworth，D.L.2001.Themagnitude of fungal diversity: the 1.5 million species estimate revisited.Mycological Research 105: 1422-1432.

Hawksworth，D.L.2003.Monitoring and safeguarding fungal resourcesworldwide: the need for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MycoAction Plan.Fungal Diversity 13: 29-45.

Hawksworth，D.L.2009.Mycology: a neglectedmega-science.Chapter1，pp.1-15 in M.Rai and P.D.Bridge.2009.Applied mycology.CAB International.

He，J.，，Zhou，Z.，Yang，H and Xu J.2011.Integrativemanagement of commercialized wild mushroom: a case study of Thelephora ganbajunin Yunnan，Southwest China.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ng，T.D，R.H.Ellis and D.Moore.1997.Development of a Model to Predict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and Moisture on Fungal Spore Longevity.Annals of Botany 79: 121-128.

Hwang，H.J.，S.W.Kim，J.W.Yun.2007.Modern biotechnology of Phellinusbaumii-From fermentation to proteomics，Food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45: 306-318.

Hyde，K.D.(2003) Mycology in the futur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Fungal Diversity 13，pp59-68.

Knight，A.T.etal.2006.An operationalmodel for implementing conservation action.Conservation Biology 20: 408-419.

Laird，Sand R.Wynberg.2008.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 in practice: Trends in Partnerships across sectors.CBD Technical Series No.38，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Montreal.

Lehmkuhl，J.F.，M Kennedy，ED Ford，PH Singleton，W.L.Gaines and R.L.Lind.2007.Seeing the forest for the fuel: Integrating ecological values and fuelsmanagement.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46: 73-80.

Liang，H.H.，Z.Cheng，XL Yang，S Li，ZQ Ding，TS Zhou，W.T Zhang and Chen，J.K.2008.Genetic diversity and structure of Cordyceps sinensis populations from extensive geographical regions in China as revealed by inter-simple sequence repeatmarkers.Journal of Microbiology 2008，46: 549-556.

Lindenmayer，D B and J Franklin.2002.Conserving forest biodiversity: a comprehensive，multi-scaled approach.Island Press，Washington.

Maser，C.，A.W.Claridge，J.M.Trappe.2008.Trees，Truffles，and Beasts: How Forests Function.Rutgers University Press，Piscataway，New Jersey.

Margules，C.R.，and R.L.Pressey.2000.Systematic conservation planning.Nature 405: 37-47.

Masaphy，S.，Zabari，L.，Goldberg，D.and Jander-Shagug，G.(2010) The Complexity of Morchella Systematics: A Case of the Yellow Morel'form Israel，Fungi 3，pp14-18.

McLain，R.2008.Constructing a wild mushroom panopticon: The extension of nation-state control over the forest understory in Oregon，USA.Economic Botany 62: 343-355.

Menzies，N and Li，C.2010.One Eye on the Forest，One Eye on the Market:Multi-tiered Regulation of Matsutake Harvesting，Conservation and Trade in North-western Yunnan Province，in: S.A.Laird，R.McLain，and R.P.Wynberg(eds) Wild ProductGovernance: Finding Policies thatWork for 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 pp.243-264.

Earthscan，London.

Mirua，L.2007.A sacred glacier disappears in China，Climate Change: The Nature Conservancy，www.nature.org/initiatives/climatechange/features/art19699.htm l，accessed June 2010.

Molina，R.，Pilz，D.，Smith，J.，Dunham，S.，Dreisbach，T.，O’Dell，T.，and Castellano，M.2001.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of forest fungi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ern United States: an integrated ecosystem approach.In Fungal conservation: issues and solutions.Edited by D.Moore，M.M.Nauta，and M.Rothero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U.K.pp.19-63.

Morris，B.1984.Macrofungi of Malawi: some ethnobotanical notes.Bulletin of the British Mycological Society18: 48-57.

Negi，C.S.，P.R.Koranga and H.S.Ghinga.2006.Yartsagumba(Cordycepssinensis): A call for its sustainable exploit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orld Ecology 13: 1-8.

Newton，A.C.，Davy，L.M.，Holden，E.，Silverside，A，Watling，R.and Ward，S.D.2003.Status，distribution and definition of mycologically important grasslands in Scotland.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11: 11-23.

Nix.H.1997.Management of parks and reserve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in: National Parks and protected areas: selection，delimitation and management.JJ Pigram and R C Sundell(eds) University of New Englad，Armidale，NSW，Australia.Pp.11-36.

Norvell，L.1995.Loving the chanterelle to death? The ten-year Oregon chanterelle project，McIllvainea，vol12，no 1，pp6-25Noss，R.F.1990.

Noss，R.F(1990) Indicators formonitoring biodiversity: a hierarchical approach.Conservation Biology 44: 355-364.

Parmasto(downloaded from www.nerium.net/plantaeuropa/Download/Procedings/Parmast_% 20Perini_ Rahko.pdf).

Peterson，R.L.and Farquhar，M.L.1994.Mycorrhizas-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roots and fungi.Mycologia86: 327-335.

Peintner，U.，R.P9der and T.Pümpel.1998.The iceman's fungi.Mycological Research102: 1153-1162.

Piepenbring，M.2006.Inventoring the fungi of Panama.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16(1): 73-84.

Portales，J.M.，Figueroa，S.H.，Sierra，A.M.，Minter，D.W.and the Instituto de Ecología y Sistemática(IES).2005.Estrategia para Ia Conservación de la Diversidad Fúngica en Cuba，www.cybertruffle.org.uk/cubacons/Index.html.accessed June 2010.

Richards，R.T and O.Saastamoinen.2010.NTFP Policy，Access to Markets and Labour Issues in Finland: Impacts of Reg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n theWild Berry Industry.Chapter 12，in: S.A.Laird，R.J.McLain and R.P.Wynberg(eds).Wild Product Governance: Finding Policies thatWork forNon-timber Forest Products.Earthscan，London，pp.287-308.

Saito，H and G.Mitsumata.2008.Bidding Customs and Habitat Improvement for Matsutake(Tricholomamatsutake) in Japan.Economic Botany 63: 257-268.

Senn-Irlet，B.，J.Heilmann-Clausen，D.Genney and A.Dahlberg.2007.Guidance for Conservation of Macro fungi in Europe.Prepared for the Directorate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Council of Europe，Strasbourg.

Scheidegger，C.2003.Eriodermapedicellatum.In: IUCN 2010.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Version 2010.1.(www.iucnredlist.org).accessed on 17 June 2010.

Shepard，G.，D.Arora and A.Lampman.2008.The Grace of the Flood: Classification and Use ofWild Mushrooms among the Highland Maya of Chiapas.Economic Botany 62: 437-470.

Stobel，G.A.2002.Gifts from the rainforest.Canadi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24: 14-20.

Stott，K.and Mohammed，C.2004.Specialty Mushroom Production Systems: Maitake and Morels，Publication No.04/024，Rural Industri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Canberra，Australia.

Sunderland，T.，J.Sunderland-Groves，P.Shanley and B.Campbell.2009.Bridging the Gap: How Can Information Access and Exchange Between Conservation Biologists and Field Practitioners be Improved for Better Conservation Outcomes? Biotropica 41: 549-554.

Thomas and Bunnell.2001.cited in Lindenmayer，D B and J Franklin.2002.Conserving forest biodiversity: a comprehensive，multi-scaled approach.Island Press，Washington，DC.

Trappe，J.M and A.W.Claridge.2010.The hidden life of truffles.Scientific American 302: 62-67.

Tvedt，M.W.and young，T.2007.Beyond Accesss: Explor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Commitment in the CBD，IUCN，Gland，Switzerland.

Van Dijk，H.，N.A.Onguene and T.W.Kuyper.2003.Knowledge and Utilization of Edible Mushrooms by Local Populations of the Rain Forest of South Cameroon.Ambio 32: 19-23.

Venturella，G.2006.Pleurotus nebrodensis.In: IUCN 2010.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Version 2010.1.(www.iucnredlist.org).accessed on 17 June 2010.

Vermeulen，S.，Woodhill，J.，Proctor，F.J.and Delnoye，R.2008.Chain-wide learning for inclusive agrifood market development: a guide to multi-stakeholder processes for linking small-scale producers with modern market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London，UK，and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entre，Wageningen，the Netherlands.

Wasser，S.P.，2002.Medicinalmushrooms as a source of antitumor and immunomodulating polysaccharides.Applied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60: 258-274.

Winkler，D.2008.Yartsa Gunbu(Cordyceps sinensis) and the Fungal Commodification of Tibet’s Rural Economy.Economic Botany 62: 291-305.

Wu，N.，K.C.Yang，C.M.Wang，J.S.Lai，K.N.Ko，P.Y.Chang and s-H.Liou.1996.Lead poisoning caused by contaminated Cordyceps，a Chinese herbalmedicine: two case reports.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182: 193-195.

Wynberg，R and M.Taylor.2009.Finding a path through the ABS Maze-challenges for regulating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in South Africa.In，E.C.Kamau and G.Winter(editors)，Genetic Resources，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the Law: Solutions for Access and BenefitSharing.Earthscan，London.

Yaffee，S.L.，and J.M.Wondolleck.2000.Making collaboration work: lessons from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over 200 wide-ranging cases of collaboration in environmentalmanagement.Conservation Biology in Practice 1: 17-25.

Yahr，R.2003.Cladoniaperforata.In: IUCN 2010.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Version 2010.1.＜www.iucnredlist.org＞.accessed on 17 June 2010.

Zhang，M.，S.W.Cui，P.C.K.Cheung and Q.Wang.2007.Antitumor polysaccharides from mushrooms: a review on their isolation process，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tumor activity.Trends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8: 4-19.

Zhu.L.，O.J.Sun，W.Sang，Z.Liand K.Ma.2007.Predi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n invasive plantspecies(Eupatorium adenophorum) in China.Landscape Ecology 22: 1143-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