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影响的展望

第二节　消除影响的展望

通过图10-1的分析，我们看到，社区居民资源利用效率低，在生活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有向外扩张经济系统的倾向，即从生态环境中索取更多的资源，维持生计。保护局则担负着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重任，有责任制约社区经济系统的扩张，甚至压缩社区经济系统，生态承载力则是社区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界限。为了减少社区资源利用对保护区的影响，当然可以将经济系统移出保护区这个生态系统，但是这需要很大的资金支持，不具备现实性。另外，保护区的经济水平低，保护区居民的能力有限，有些生活传统与外界不同，这些都会带来移民的后续发展问题，导致移民后陷入新的贫困。长期内，可以通过加强对居民的能力建设，尤其是教育和技能培训，这样，那些有能力的居民就会主动走出去，而不需要特意采取移民政策。

将整个经济系统移出生态系统，通过生态移民来达到保护生态系统的目标不具有现实意义，现在缓解或者消除社区资源利用对保护区的影响的途径就集中于协调、缓解各种压力，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完整，保护与发展协调上。管理局与社区居民间存在对抗性思维，赋权于社区，将管理局与居民的目标一致化，在保护的同时兼顾发展，资源利用的同时最小化不利影响，这样上图中的社区居民生活压力和管理局互相对抗的力量就会消失或达到均衡，从而减少管理成本和生存成本。所以，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社区对保护区资源的过渡依赖；加快应用性研究，调整产业结构。要加强管理局建设，加强巡护监督力度，打击违法犯罪，减少社区居民在经济利益驱动下针对保护区的破坏行为。

一、赋权于社区居民，共同管理

依据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局和社区居民是一种对抗式的思维，是一对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保护局的目标是保护，居民的目标则是从保护区获得资源以求生存发展，保护局把居民对资源的索取视为破坏，社区居民则把保护局的制约视为管制和对其生存生活权利的限制。这种对抗式的思维增加了保护局的管理、巡查成本，管理效率不佳。同时，为躲避保护区的管理，社区居民也增加了生活生产成本。应该看到，保护与发展并不是一对不可缓解的矛盾，我们要做的不是如何加大保护而限制发展或者如何快速发展而忽视保护，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到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保护与发展统一于生态承载力这个自然限制上，对于保护区来说，如果只谈保护而无视发展的话，那么就失去了保护的意义，保护的意义在于更好地利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对于社区居民来说，如果仅仅注重发展而忽视保护，那么超过了生态承载力限制的话，就会导致生态系统萎缩，经济系统也就失去了载体而崩溃。因此保护局和社区居民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应该是兼顾保护与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应该改革传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赋权于当地居民。

赋权可以发挥居民的创造力，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古贝曾说：“有可能强制人服从，但是不可能强制他们做得优秀——任何人所定义得优秀。只有赋权才能给予人一种自我高效感，才能使得他们用创造性的方式行动。只有赋权才能鼓励冒险，探索新能源，刺激创造力，慢慢地激发自豪感，建立承诺，激励责任感，唤起投资和所有权体验。

赋权意味着分享权利工具和领导权。被赋权的人能对组织做出贡献，因为权能感能不断地引导他们“走向对的地方’，带来‘富有生产力的灵感’。他们不需要特别的制度来处理问题，这种特别的就是官僚层级，其中每个阶层都必须‘依靠书籍’来处理问题。任何组织的区别就此消失。”（古贝，2008）

赋权能够减少收集信息的成本，降低管理成本。社区共管不是一种强硬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而是管理当局和当地居民不断协调、共同管理自然资源的过程，减少了利益相关者的正面冲突，降低了交易成本。管理局不用再时刻监督居民的资源利用行为，居民也不必处处躲避管理局的监管，相反社区还会积极管理资源，惩罚对资源利用不当的行为，主动举报偷伐、偷猎的行为。

从实践来看，社区共管已经在保护区内取得了一些成效。白水江自然保护区在2006年2月成立了共管委员会，一些村子在村民大会上选举出了各个基层共管小组，实行了社区共管。目前有3个社区共管示范村，分别是阳尕山、跌堡寨和李子坝。社区共管在这些社区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起到了一些效果：

（1）经济发展，拓宽了发展道路。通过项目发展计划，彻底改变了三个社区传统的“靠山吃山”式的单一生产生活方式。村民思维转变，灵活采取多种多样可持续经济发展方式，普遍开展养牛、养羊、养蜂、种药材、做生意等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这些发展方式，社区经济状况有明显改善。

（2）从生态角度看，由于能源利用方式的改变，当地生态恶化趋势得到了有效遏制。原来使用的“老虎灶”热能利用率只有10%，而节柴灶能够达到25%，一个节柴灶最少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年，加上多种能源交织使用对薪柴的替代，实际数据远大于上值。林木顺利成长从而有效发挥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护野生动物栖息地等作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意义深远。

（3）社区参与森林资源保护，保护意识增强。社区共管作为一种资源管理手段，是通过提高社区对国家法律政策的认同，影响社区自然资源保护的观念与意识来实现的。专访结果显示，实施社区共管后，57.7%的中青年参加过相关的法律宣传教育普及活动，共管普法对重点人群资源观与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正向重塑作用专职护林员从初始动机“挣点钱”，转变为主动看护、巡山以及协助管理当局开展各项工作，参与性质从被动到主动转变。遭遇突发偷伐偷猎事件，社区村民响应护林员的号召，成立临时性的巡逻队、抓捕队，以期威慑外来不法分子。统计显示，三年来三个村年均出击65.4次，行动成功率为38.2%，缴获偷伐木材总计34万多斤。如李子坝村农民森林巡护队有固定队员20人，制定了《巡护队队长工作手册》、《巡护队日常管理制度》等规范文件，2003年成立至今，查获林政案件53起，关闭木炭窑60个，扑救森林火警13次，查获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案件1起，共计挽回经济损失10万余元。

虽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整体来说，社区共管程度不高，领导拥有贷款方式和发展模式等问题的决策权，大部分群众并未广泛深入地参与森林资源管理，文化程度和收入较高者参与程度明显大于文化程度和收入较低者。目前保护区社区共管制度不具有可持续性，其实施主要依靠项目资金的带动，一旦项目结束共管也将难以继续。目前社区共管具体运行模式为：

图10-2

图中显示，支持方的资金、技术或者直接提供给社区，或者通过管理局间接提供给社区，支持方收集社区信息反馈给管理局，协调管理局与社区的关系，促成双方的协调共管。可以看出支持方是整个共管运行的核心所在，如果项目一旦结束，支持方一旦撤出，社区就失去了资金、技术支持，失去了与管理局信息沟通的渠道，那么保护区就又退化为传统的自上而下指示型管理模式，社区共管将不复存在，因此存在很大的脆弱性、不可持续性。所以在项目支持下的社区共管不具有可持续性，一个可持续性的社区共管应该是如图10-3所示。

图10-3

在这个模式里，即使没有支持方的资金技术，没有第三方的监督，资源仍能够得到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如果仅仅依赖于支持方的资金和技术，那么这种共管模式不仅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也不具有普遍性，因为支持方的数量、资金、精力是有限的。但是目前的问题是社区共管强调的是“赋权”，赋权的前提是权力机构认识到了社区共管的重要性，愿意将一部分权力下放，愿意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愿意关注社区居民的发展，这些都需要一个英明的领导机关。此举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权力机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足够的正向或反向的激励下放手中的权力，解决的办法应该从强调“赋权”转化为社区居民的“索权”，让社区居民掌握组建社区共管的主动性，而不是等待英明领导的“施舍”。居民要想“索权”自然就应该有索取权力的权力，注意这里用的不是“权利”，因为我们认为“权力”是一种机制，是一种力量，而不仅仅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要想具有索取权，居民就必须具有对管理局管理效果的话语权，应该把社区发展也作为管理局的职责之一，应该把社区居民对管理效果的评价作为管理机构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只有这样才能限制管理机构绝对的优势地位，增加社区居民的话语权，从而取得共管的权力，使社区共管具有可持续性和普遍适用性。

目前阶段管理局要做的应该是建立公众参与和信息交流机制，社区共管的实质就是一个及时获得信息并迅速做出反应的动态过程，因此，建立公众参与和信息交流机制是必要的。要扩大社区群众的知情权，公布社区与社区共管的内容、程序、方法等，实施社区共管项目给农户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需要群众配合的有关信息，为社区公众参与决策提供基础性资料。要公布共管资金的分配及使用情况，解答村民存在的疑问，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举报制度、信访制度，为公众提供可靠的参与渠道，使参与者切实拥有监督权。在森林资源的管护方面，由于森林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分散性和开放性，管理局工作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应吸引当地公众参与保护管理，根据林区需要安排管护人数，核准工作量，实现社区公众相互监督和自我管理，增强环保意识和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自律机制。同时，公众的参与应明确参与者的权、责、利，避免出现“人人管如同没人管”的状况。社区共管应是一种互利的行为，因此当社区公众参与森林资源的管护时，自然保护机构也应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帮助社区经济发展，解决社区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实现保护和发展兼顾。另外，自然保护部门可采取相应的物质、精神奖励等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社区共管的积极性。要拓宽项目后续资金来源途径，减少对项目资金的过度依赖，管理局也可引进商业机制，在森林周边社区尽量开展小额贷款项目，设立社区滚动发展资金，加强项目资金的管理，定期定额收回本息，并全部用于本社区以后的发展，这种方式可以为项目后续发展持续不断地提供资金。另外，还可以就保护区的生态效益，争取生态补偿用于社区共管的发展。

二、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社区共管消除了社区居民与管理局间的对抗性思维，剩下的主要问题就是居民的生活压力问题了。在现有的情况下，生态承载力所能提供的资源数量，不能满足居民的生活发展需要，所以居民才会不断地从保护区攫取资源，以获得短期的生活发展。居民特别是经济利益，对生态环境的恶化关心甚少，或是意识到了生态的恶化，但也只能无奈的接受。一方面，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饮鸩止渴”式的生存发展的危险与不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生活发展这个基本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去谈保护是不现实和不人道的。当然，这并不是不可缓解的矛盾，生存与保护这对矛盾解决的关键在于提高资源利用率，这样在生态承载力允许的资源数量下，相同数量的资源可以满足更多的需求，取得更大的发展。

保护区现在生态环境破坏的关键原因是资源利用率不高，社区实行的是一种粗放式的生产生活方式。社区生产以农业为主，农业仍是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不合理，经济作物少，缺乏技术支撑，单位面积产出低。生活层面，能源结构单一，主要依靠保护区内的木材，居民仍然使用着落后的传统灶具，使用节能灶的很少，薪柴消耗表现出量大、使用率低、采伐周期长的特点。在这种落后的能源利用方式下，大量的薪柴被浪费，没有发挥真正的效用，能源的使用效率很低。

针对这种情况，短期内的应对策略是营造薪炭林和用材林，推广节柴炉灶和沼气，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因林木砍伐和薪柴利用对森林的压力。

修建节柴灶。社区共管项目或管理局准备一部分的专用资金，并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给予补助。整体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节柴灶的修建实行资金全额补助或高额补助，社区村民出劳动力，增加节柴灶的普及。经济状况好的地方实行比例补助。鼓励使用多种能源，改变能源结构单一的现状，减少木炭型炒茶机的使用，鼓励使用烧柴与用电混合型、用电型、烧煤型或液化气型炒茶机。煮饭、烧开水由单一的依靠木材逐渐向使用电、液化气转变，缓解薪柴需求矛盾。推广沼气，充分利用保护区存在的大量枯枝败叶作为生产沼气的原料。既减少资源的浪费，又节约烧炭的燃料费用支出，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避免环境遭受过度破坏。联合农技部门或其他科研机构要在保护区开展科技兴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引进优良经济作物和栽培技术，培训示范和推广经济作物和食用菌栽培技术，控制采集林间产品，减少资源耗费，改变现在单一的种植结构和落后的种植技术。

长期内，主要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加重经济作物的比例，充分利用保护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区的资源植物丰富，张华声（1997）研究记录了保护区拥有淀粉类植物95种，蔬菜植物154种，食用油脂植物54种，维生素植物118种，饮料植物101种，食用色素植物23种，植物甜味剂29种，饲用植物192种，蜜源植物62种，药用植物663种，木材植物225种，纤维植物234种，鞣料植物180种，香料植物121种，工业用油脂植物230种，胶类植物38种，染料植物35种，能源植物3种，经济昆虫寄主植物10种，其它工业用植物25种，防风固沙植物16种，水土保持植物67种，绿肥植物54种，花卉植物224种，指示植物10种，抗污植物39种，作物种质植物16种。要注重与科研机构、企业或高校合作，开展应用型研究，改变社区居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加生产中的科技含量。选择市场前景好、具有开发价值的资源植物，开展以应用、深加工、育苗为主的研究，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是增加居民的经济收入，减少资源破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

要改变单一的经营种植结构，根据森林资源周边社区的具体情况，引导当地农户采取不同的途径来发展社区经济。对于植被茂密，蜜源丰富的地区，在已有养蜂经验的基础上，要扩大养蜂人群，提高养殖技术，这样既能解决富裕劳动力闲置问题，消除对自然资源干扰和破坏，又能增加农户的收入，形成产业化养蜂规模。可以开展养猪、养羊等小项目，提倡、推广饲料生喂，减少薪柴消耗量。针对农户采挖野生天麻、山药等林间产品的现象，可以为他们提供人工栽培天麻、种植山药等项目，采用人工菌床和袋料栽培技术，减少野生天麻采集量。在自然风光秀美，环境宜人，交通便利，在政策允许的地区可以发展生态旅游业，充分利用资源环境优势增加社区农户的经济收入，同时又不会破坏保护区的环境。针对茶叶种植区没有正规的品牌、销售渠道单一的情况，可考虑为当地茶农提供技术指导，创立自身的茶叶品牌，成立自己的茶叶加工基地，延长社区茶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拓展销售渠道，提高市场占有率，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

三、加强管理局自身的建设

以上的分权共管和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消除了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的对抗，缓解了生活压力，但是仍不能有效防治出于经济利益目的的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因此还需要管理局的管理加强管理局自身的建设，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健全各种风险监测、处理机制十分必要。

要加强巡护检查力度和频次，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对保护区的各种破坏行为，加强对炸药、猎具和毒药的管理。要关闭非法和不合理的开采矿点，限制开采和环境污染。要健全各级防火组织和联防机构，制定防火预案，明确职责，购置防火设备，修缮护林防火瞭望台等各项设施，控制火警火灾的发生。要建立与周边地区的联合保护组织，与四川平武、青川、九寨沟等县协商联合建立岷山地区自然保护组织，与唐家河保护区联合建立摩天岭地区保护委员会，协调陇南市人民政府恢复以文县、武都县为主的自然保护委员会，形成常态的自然保护协调机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各项职能，制定监测评估计划，完善监测评估体系，规范监测资料的分析与管理。监测重点是保护区动植物的种群数量结构及栖息环境、林缘社区群众生产生活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保护区机构能力的变化。通过野外调查和对已有资料的分析，建立保护区动植物多样性信息系统，给保护区的物种、群落、生态系统和遗传资源建立档案，尤其要摸清珍稀濒危动植物和特有动植物的数量、分布、濒危程度和演变趋势，为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和目标提供依据，实行重点和抽样巡护结合的方法。

要加强宣传保护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重要意义，开展护林防火宣传教育，提高社区居民保护意识。使广大社区居民既认识到保护珍稀植物的重要意义，又认识到对珍稀植物的破坏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使社区居民认识到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赖，使生态承载力这个无形约束深入人心，以取得可持续发展。

针对野生动物危害的赔偿问题，管理局应研究，尝试协调相关部门，划拨专项资金用于野生动物对社区农作物及居民危害的补偿。给当地社区提供一些简单而不致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的装备，如瓦斯喷雾等。引导社区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在林边地角种植中药材、木瓜等作物，既增加经济收入，又起到防范野生动物危害的作用。在社区群众居住地外围和田地周边建围栏，组织群众对野生动物危害进行监测巡护。野生动物损害农作物主要是因为食物短缺，相关部门可以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区域为它们开辟特定的“口粮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寻找食物的压力，减少对农作物的危害。对于那些繁殖迅速、数量过多的野生动物如野猪，可以适度捕杀，以减少对社区群众人身安全的危害。除现金补偿之外，还应因地制宜采用更多的经济手段和非经济手段以增加社区农户的收入，比如长期聘用当地农户参与森林资源的管护，将保护区内的大量短期工作机会向当地村民倾斜等。

四、尊重乡土知识，加强能力建设

以上的分析，所有措施的实施主体仍然是管理局，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措施，我们强调的依然是管理局应该怎么做，应该如何管理，而没有涉及社区居民的自下而上的管理和资源利用。如上文所说，有些社区居民已经意识到了生态破坏对自身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但却很少有社区采取行动遏制生态的进一步破坏，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居民现在的管理能力有限、管理理念还没有转变，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不足。保护区周边社区处于国家级贫困县，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我们唯一可见的社区居民对资源管理自发开展集体行动的就是碧口镇的李子坝村，村里以种茶为主要产业，为了保护本村的小环境和资源，自发成立了农民义务森林巡护队，巡护队荣获2007年“福特基金汽车环保奖”。

虽然社区居民自发的保护行动鲜见，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否认社区居民管理权的理由，并不能否认社区居民在管理资源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知道社会的最高决策权不在别处，就在人民之中。如果我们认为人民不够开通，难以行使理智的决策权，那么，补救的方法不是将此决策权从他们手中收回，而是给他们指明方向”（杰斐逊，1820）。因此应该做的是培养他们的资源管理能力、思维能力的建设和技术的培训，利用社区文化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这些培训有助于社区居民摆脱贫困，减少生产生活对保护区的压力。

资源管理能力的培训当然是让居民了解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支撑作用，从而管理过程中遵循的理念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社区共管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包括对参与式工作方法的认识和选择，参与观念，对参与工具的使用，组织、管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参与决策的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等培训。思维能力就是通过让居民了解外界更多信息，改变一些传统的思维理念，改变传统的生活种植方式，甚至利用自己的乡土知识，创新更加适合保护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参与意识和自信心，如积极组建村民互助学习小组，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有计划地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比如学习药材栽培技术、养蜂技术等，开展外出务工培训等，使居民有一技之长，可以走出保护区，这样既减少了保护的压力，又可以增加收入，而且也有助于观念的转变。

能力建设的另一方面就是尊重当地的乡土知识，借助乡土知识来促进集体行动，同时尊重这些文化的新发展。教育的不足，并不意味着愚昧，在长期与自然互动与外界的交流中，保护区的居民形成了自身的乡土知识，这些知识很多是他们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潜意识集体形成的理性知识，是当地村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这些乡土知识没能转化为一种集体行动来保护社区的生态环境，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乡土知识是落后的，更多的原因是社区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由于相互隔离，缺乏参与而失去了参与的积极性和对参与的漠视或怀疑，是一种由于“缺少参与”而导致的一种对参与的冷漠。因此保护局或其他组织的关注点应该是给居民参与的机会，让他们在参与中获得自信，利用乡土知识开展集体行动来保护生态环境。乡土知识能帮助当地居民从森林资源中获得收益，尊重乡土知识可以帮助当地村民实现社区的自身发展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管理。要充分发挥乡土人才在森林资源管理中的骨干作用，相信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目标管理好当地资源，以激发其他村民参与的自信心。还要重视对当地社区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利用。迭堡寨村为白马藏族村，他们的族长具有很高的威望，号召力也很强。在管理活动实施过程中，可以考虑把族长作为带头人，充分利用他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引导村民参与。白马藏族的“向山崇拜”、“古树崇拜”及“白色吉祥物崇拜”对于保护森林资源和大熊猫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迭堡寨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应充分挖掘并利用白马藏族“自然神崇拜”的传统文化对当地社区居民进行生态教育，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