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系统学观察政治学

第三节　从社会系统学观察政治学

政治是社会系统光谱中很抢眼的颜色，总是占据着新闻节目中显著的位置。对于政治学是什么，一百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可能会给出一百种不同的解释。但不管这些解释在表述上如何不同，都离不开两个基本内容，即公共事务和权力。于是在政治学的诸多解释中，出现了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个是走向公共事务的极端，将政治解释为国家学;另一个是走向权力的极端，将政治解释为权力学。当今传统政治学家较普遍接受的观点介于两者之间，将政治学解释为研究公共事务、公共权力以及两者关系的学问。在一个学科中，业内学者对自己研究领域的界定如此不同，这恐怕是政治学最大的“景点”了。追究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自然是概念的模糊性问题。虽然，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所有或几乎所有涉及社会系统的概念都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即我们给任何现象所下的定义都不可能是精准的，界限不可能是明晰的，但这种模糊性在政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随处可见。我们来看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从字面理解所谓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应当是涉及多人的事务和权力，是相对个人事务和权力而言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很难想象个人的事务和权力与其他人无关，是绝对的个人事情。除非这个人根本不在公众的视线内，与公众切断了一切联系，对其他人来说不知道他的存在。其实在社会系统学看来，这种模糊现象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正是社会系统不确定性的表现形式，甚至是世间万物的基本属性。由于政治涉及的是社会系统组织过程最核心的问题，是各种矛盾的焦点，因此它所表现出的模糊性就更加强烈。

社会系统学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如何具体实行社会系统的组织，以使社会系统的熵不断减少的学问。我们姑且也可以说这是社会系统学给政治学下的一个定义，这个定义侧重于强调: a.如何进行社会系统的组织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谈到社会系统的组织，就必然涉及组织的两个要素，组织能量和组织权力，因此政治学既要研究如何架构权力体系，使之更加适应社会系统当前的需要，又要研究权力体系如何运作，如何调动更多积极因素，使之产生更大组织能量的问题;b.政治对社会系统的组织作用有别于文化、道德、宗教对社会系统的组织作用，它是直接实施于社会系统，带有一定强迫因素的组织现象;c.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努力使社会系统的熵减少。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与社会系统所有成员直接相关。例如，个人对社会系统组织过程的参与程度决定了组织能量的大小，与政治目标的实现是有关联的。这个定义当然也摆脱不了模糊性问题，我们不求每一个人对它的理解都一致。只要读者把它理解为，关于如何实施社会系统的组织的学问，就不会产生太大的歧义。概念的模糊在把人搅得晕头转向的同时，也给政治家的实际操作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产生解释上的弹性空间，操作上的运作空间和发挥上的想象空间。因此，有的人甚至把政治学解释为模糊的艺术。我们很欣赏用艺术来形容政治学，因为两者都可以产生一种无以言状的美。当然，模糊性也可以被人利用于反向组织，使社会系统的熵不减反增。针对这点，那种把政治学解释为“权术”的观点，似乎更贴切，因为“术”多少带有阴谋的味道。政治学的模糊特征给我们进行整体性评述带来问题，你不能像在对比社会系统学与传统社会学那样，使用传统政治学观点如何如何这种概括性的语言，因为你要评述的很可能只是政治学中一派的观点，并不代表政治学的全貌。有一种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模糊性的干扰，就是将政治学分为理论政治学和应用政治学，前者研究社会组织的思想体系问题，后者探讨政治在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在理论政治学方面，谈到传统政治学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应当首推自由主义。简单地说自由主义主张在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理性，通过自发自生产生的秩序来组织社会系统。自由主义具有很多积极的思想内涵，它与社会系统学中的自组织理论部分在很多地方是相通的，如自组织产生序的作用机制、有关自组织的三个公理等。但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治理整个社会系统的思想体系，存在一个先天的致命错误，即它过于单方面强调自由对社会系统的组织作用，而将其他社会系统的组织要素置于从属或服从的地位，是单一吸引子社会系统组织理论。它所犯的是第四类永动机性质的错误。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当代一些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已经意识到自由主义的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修正。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以赛亚·伯林敏锐地意识到自由主义一元思想的局限性，明确主张多元论的自由主义，他的观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的:“既然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以至任何价值问题都不可能有一个最终的解答，并且，人们给出的或有权给出的某些解答是相互矛盾的，那么，在实际生活中的某些领域，有些价值便可能变得互不相容，这样，如果要避免破坏性的冲突的话，就应该妥协，而最低限度的宽容，不管你情不情愿，都是必不可少的”。多元论认为，真理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对人类的问题，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解决，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以赛亚·伯林还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作出了限定，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指出自由主义追求的应当是消极自由，或者用我们的话说是一种有限度的自由^[7]。以赛亚·伯林的观点与社会系统学的不确定性、否认绝对真理、多吸引子共同作用等观点只差一步之遥。我们还要提到的另一个人是在前面曾引用了他的分粥模型的罗尔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将自由主义演绎为对多种文化的包容，通过寻找多元文化的交集实现社会系统的组织。不可否认，罗尔斯在自由主义从一元论向多元论发展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但遗憾的是，罗尔斯仍然没有跳出绝对理性的误区。与以赛亚·伯林相比，罗尔斯在寻求解决社会问题多元化方面前进了一步，但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则后退了一步。正如布赖恩·巴里(Brian Betty)指出的:“罗尔斯试图在异质的诸种善中建立一种字典式优先序列(lexical priority)的努力是不成功的:‘这样的简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平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我们不得不为原则的多样性让出比罗尔斯认可的还要大的空间”^[8]。

将政治学分为理论政治学和应用政治学，除了带来一定程度地减轻模糊性的困扰，使我们能够把关注相对集中于重点即寻找理性的好处外，还隐含着另外一个好处，即通过对政治学理论付与实践的应用研究把理性相对化，避免绝对化。

首先，我们认为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是因为理论做得不够好的缘故，而是理论根本做不到的缘故，是由社会系统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政治家看到了过度理性的弊端，他们的典型代表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指出:“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既无起点，也无规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浮，这片海洋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船员们为了化险为夷，要利用传统行为方式的资源”^[9]。显然，奥克肖特将理性否定得太彻底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经验主义。社会系统学认为理论和实践存在的一定差距表明理论不具有绝对的指导意义，但不代表理论或理性没有存在的必要，较好的理论完全可以产生较好的实践效果。只不过好的理论同样需要好的实践来磨和，两者存在一个互动的过程，这里提到的所谓好的实践就是应用政治学需要研究的课题。

其次，分别对理论和实践开展相对独立的研究有利于减少理论缺陷所导致的社会风险。如果说理论政治学是寻找政治规律的学问，那么应用政治学就是拿捏规律适用分寸，或者把握驾御规律的度的学问。把应用政治学形容为一门艺术似乎很贴切，如我们可以把政治理解为化解冲突和矛盾的艺术、调节是非观念的艺术、讨价还价的艺术、平衡不同群体利益的艺术、调整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艺术、真实与抽象融合的艺术、和平与战争的艺术等等。甚至你也可以干脆地将应用政治学理解为和稀泥的艺术，因为和稀泥也不是随意就能和得好的，起码你要做到和得匀，和得稀稠适度。凤凰卫视有一个栏目叫《时事辩论会》，由正、反两方就时事议题展开辩论。由于政治概念的模糊性，像这样的时事辩论是不可能产生明确的胜利者的。如果将这个栏目设计为《时事恳谈会》、《时事对话会》或者《冲突化解艺术》等形式，其对培养人们的政治素质可能更有意义。因为在社会系统学看来，应用政治学的目的就是在一场场的现实“辩论中”，找到或达成某种各方都能接受的“观点”。

对政治理论，特别是对一些重大或涉及广泛的政治学理论，先经过应用政治学小范围的检验，消化后，再将积累的经验经过初步的分析研究后反馈给理论学界，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做法。这点已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生动的证明。相反，如果一种政治学理论被奉为真理直接运用于实践就必然产生不良后果，不管这个理论包含了多少积极的成分。而且，运用的时间越长，运用的范围越广，不良后果的严重性就越大。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操作可以概括为阶级斗争，即采取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实现社会的平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极真理，是通过实践中的阶级斗争方式来实现的。绝对真理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政治上的鲜明是非观和激烈的战斗性。这时政治不再是一种艺术，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敌人越斗越多，斗争的代价越斗越大，理论的纯洁性越斗越难以保持。用确切的思维方式解决不确定性的社会问题，其必然的归宿就是在给社会留下满目创痍后，在不确定中失去自我。我们批评阶级斗争观点，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级矛盾的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很多东西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我们批评的是绝对真理观和相应的极端政治实践。在这方面，1975年4月红色高棉执政后的表现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在其统治的3年8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屠杀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口，当时的惨状令人发指。也许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是这个恶政最好的注释了^[10]。

绝对真理在实践中绝对产生灾难。翻一翻历史，从法国大革命、德国和意大利的纳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柬埔寨的大屠杀，无一例外。相反每一次，当一种绝对的思想意识被突破后，总能带来社会的巨大进步。最典型的实践例子当属中国的改革开放。乌托邦式的绝对理论之所以屡屡能够收服数量众多的信众，在于它们总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外表”，收拾得非常“干净”，似乎把所有不好的选择都排除在外;这种理论每每还包有一个为世人所普遍认可的内核，即一种吸引子。绝对理论的这些特征其实也是我们在实践中识别它们的很好标志，当一种理论从表面上看越是完美时，我们就越是要反复地再思考，避免被它彻底“征服”。具体的实践活动最好在你能认识到这个理论的局限性时再开始，如果你实在找不出它的理论缺陷，好的办法是先在不同的地点小范围地开展实验。

在对社会系统组织的探索中，我们既要在理论上警惕发生所谓“永动机”式的错误，也要在实践中警惕按照绝对思维进行的具体操作，这恐怕是社会系统学带给政治学最重要的启示。如果我们是在不确定性世界观下研究政治学，实践政治理论，就会大大降低犯这种错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