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对“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新中国成立前后得到的反思

刘舜康^[1]

摘　要:论文以叶企逊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关系为线索，阐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科学精英人才培养方面的杰出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被调整到北京大学和被撤销的经历，“文革”后艰难恢复与发展的状况。通过对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历史反思，启示人们从大学本质和教育规律的认识来寻求“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　清华大学　物理系　新中国成立前后

有一本书叫《中国科学的基石——叶企逊和科学大师们》(第二版)，作者虞昊、黄廷复用了多年的心血撰写的一本学术著作。认真阅读后，使人受到启迪，让人内心受到震撼。书中多处提到钱学森，从上海交大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是如何走向航空航天科技道路的，提到钱学森与传主叶企逊的关系。

一、清华物理系三、四十年代的辉煌

李政道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代序中，为纪念他的恩师叶企逊有两段这样的话，他说:“叶老师是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对中国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8年，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成功时，邓小平先生曾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做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在祖国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中，王淦昌、赵九章、彭恒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黄祖洽等，都是叶老师培养过的学生。”

“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对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来说，必将有着深远的影响。叶企逊老师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者。他在1925年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从一位副教授(即叶老师)、两位助教开始，不到1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就名列全国前列。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在1921年聘请密立根(Millikan)教授去主持校务后，不到10年成为世界名校。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虽然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相比，但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比美国差多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能把一个新创办的物理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现在看来，在发展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我想，叶老师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期的加州理工学院相媲美的，是十分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值得我们今后去研究其中的道理。”

李政道在以上两段文字中对他的物理启蒙老师、他的恩师叶企逊在中国现代科技和教育事业上的贡献作了实事求是的十分中肯的评价，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现代科技的奠基者，中外闻名的一代宗师。同时，还让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叶企逊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经验，指出他与密立根出任加州理工学院校长10年，把加州理工学院办成世界名校的功绩和经验可以相媲美，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其中的道理。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所关心、所讨论的中国大学需要培养杰出人才必须反思和认识的问题的实质。

清华大学初建时只是一所“游美预备学校”，他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为经费创办的。1911年开始时叫“清华学堂”，后改为“清华学校”。由于清华学校创办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这所学校从创办时即赋予了三种品性:一是一代代清华人为洗血国耻，为母校和祖国争取学术和教育的独立而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二是“东西文化，荟萃一堂”，这就是清华后来一直奉行不渝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三通——中西汇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的教育方针。即当今所倡导的“通才教育”。三是，由于按规定清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全部派送美国留学，因而，清华学子个个外语精通。

叶企逊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叶景澐就曾是光绪甲午科举人，后任上海“江南名校”敬业书院的校长，为敬业学制的改进，曾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至叶企逊入校时，课程中已设有“西算”、“理化”、“博物”等。叶企逊在这所学校受教育，牢记母校“敬业乐群”校训，“发奋忘食”，把勤学敬业、笃行慎思作为他一生进德修业的信条，从而养成他成为一代科学巨子的独特秉性。

1911年，叶企逊考取清华留美学校，在清华学习的五年，为他提供了充分发展个性、探求学识的机会。加上他超人的素质和勤奋精神，为他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学者，爱国志士……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叶企逊于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插班进大学三年级，芝大毕业后1920年9月去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21年，在W.Duaue教授指导下，与H.H.Pamer合作，用X射线法重新测定了普朗克常数，h值(6.556±0.009)×10-27尔格秒(其不确定值度为0.14%)，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公认为最精确的值，在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很了不起的，在世界近代科学史上，叶企逊可以说是最早为中华民族赢得声誉的人。1924年学成回国。先在东南大学任副教授一年，1925年8月到清华任教，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

正值清华改制，添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叶企逊即是在此时受聘清华大学创办物理系并任主任的。叶企逊把创办清华物理系和之后的清华理学院作为他实现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抱负的事业基础，倾注了全部精力和心血。首先延聘教授，先后有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著名教授来清华物理系任教，真是大师云集。同时，利用清华经费充足的条件购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在办学上他不但坚持清华“三通”办学思想，还坚持理工结合，坚持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给学生教以基本知识，坚持动脑动手，手脑并用。学生平日除上课外，多数时间自己动手做实验。

1929年清华正式更名大学，当年，学校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理学院下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地学六个系，工程学系也附属其内。叶企逊被选为理学院院长。理学院的总方针是“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因而，自1929年起，即成立了理科研究所。各系教师多数曾在国外受过一定的实验科学的训练，有些人并在导师的指导下做过研究工作，他们回国后，利用清华图书设备较好的条件，开展科学研究。

理科各系所开课程都是以通才教育思想为指导，规定必修的课程名目都比较概括，门数少，理论基础较广，重在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当时，清华理学院在叶企逊领导下，还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如波尔·朗之万等来校讲学，都是他们利用各种渠道而精心安排的。学校也在这方面投入力量妥善地为来校讲学的学者准备好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在清华工作期间，不仅能够充分施展才能，而且也可以成为他们科学探索的新起点;清华自1935年，与德国大学会订立互派研究生的办法，当年即派出三人(乔冠华、季羡林、敦福查)，分别在德国大学做专门研究。清华自1933年起，遵照教育部令，选派留美公费生，以三年为期，每年定额25名，从1933年至1935年共考选75名，所修学科，事先由学校与高教部商定，期能适合国家之需要。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等就是这时考送的;清华研究院毕业学生，其学业特优者，亦由学校选送国外，再求深造，为“国外研究生”，计1933年送3人，1934年送4人，研究期限均为两年。

当年的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本着上述育才方针，把一批“千里马式”的英才招进清华受教育，后来大都成为国家科技教育界的中坚和骨干力量。据粗略统计，从1925年到1940年(这是清华物理系战前最后一批学生在联大毕业)，单是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和同等称号的就有王淦昌、赵九章、王竹溪、钱伟长、彭恒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林家翘(美国科学院院士)、戴振铎(美国工程院院士)等22人;理学院其他系毕业生或肄业生中获得以上同类称号的有许宝禄、陈省身(美国科学院院士)、华罗庚、汪德熙、叶笃正等73人。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解放战争这段时间里，为了恢复和发展清华，叶企逊像当初创办清华理学院一样，向国内外科学教育界延聘人才，接到叶企逊聘书的，有杨武之、周培源、赵忠尧、华罗庚、余瑞璜等。有的是清华毕业之后在国外留学的，像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葛庭燧、胡宁、黄昆、朱光亚、李赋宁等。他们接到叶企逊的邀请信或电报，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差不多都千方百计，甚至冲破重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赶回清华任教。

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这段新旧兴替、头绪纷繁的时间里，由于清华大学又一次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师资力量也比较集中，教学秩序基本上没受到大的影响，所以便成了当时全国青年所向往的求学之地。1950年招生的时候，全国高考总分前十几名的考生不约而同地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可见其名声之大，信誉之高。这一时期清华物理系招收和毕业的学生中，虽不及30年代那样之多和出名，仍出了不少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和专家。如1951年毕业的周光召，不仅当了中科院院长，又是七个国家和地区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48—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有18名当选为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多数是“两弹一星”重要功臣，如胡仁宇是继王淦昌、邓稼先之后一直任院长甚至70岁才退下来，受到邓小平的亲切接见和嘉奖。

二、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物理系的命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接管和改造，高等教育被认为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应予以否定和批判。接着，从1952年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苏联那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化的教育思想，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其总方针就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清华大学被肢解为多科性工业技术大学，文、理、法学院被调整到北京大学等校。全国高等学校从专业设置、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结构等一律照搬苏联。一些学有专长、德高望重的教授、专家、学者稍有不同意见，就被戴上崇拜欧美、崇洋媚外、资产阶级思想，遭到批判，甚至打击迫害。

1951年秋至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对全国高校知识分子的人格和灵魂是第一次大触动和大检验。对叶企逊也不例外。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既是“京津高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会领导成员之一，又是清华大学行政上的最高领导，如果他能见风使舵，绝对能够有所“作为”。但据资料记载，直到1957年，他还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这种思想观念与当时那种强调“阶级斗争”、“一边倒”、“集体主义”等政治方针和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另外，他凡事都要“独立思考”一番，学术上如此，甚至政治问题也不例外。因而，在运动中，虽然在大会上做了三次检讨，在第三次检讨时，他态度诚恳地说:我看清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正我的毛病的武器，今后一定要好好地改造自己，站稳人民立场……大家热烈地鼓掌表示满意。但在组织上看来，叶企逊并没有认真过关。认为“他现在已经在清华失去了威信，故拟不再采取群众大会方式对之进行批评，打算再找一些人帮助他一下，如没有什么变化，就拖着尾巴过关，以后再耐心地在长期中给予教育”。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物理系被调整到北京大学，清华物理系被撤销。叶企逊也随清华物理系一起调北大物理系，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当然不能让他担任学校领导工作，只是做一名普通教师，教教课，搞些科技史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是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走过来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社教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广大知识分子也就是在这些“左”的政治运动中不停地接受改造、批判、斗争，甚至劳教、专政中度过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高等教育还能办好吗?还能培养出杰出人才吗?

三、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艰难恢复

“文革”结束，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

早在1980年，清华校友、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就向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写了个建议，要求把1952年被撤销的物理系恢复。《清华校友通讯》第3期摘要发表此信时，物理系1951年毕业生何祚麻院士也发表了《清华应迅速恢复物理系》一文，这代表清华大学广大校友和师生的一致呼声。正如任之恭的来信所指出的，“建立物理系是一个急迫的事情，可使清华成为全国发展的大学，培养出更多为国家搞四化的强有力的人才”。但是，这个建议却遭到了阻力。任之恭在他写的《一位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中直率地披露这段历史:“我在清华的主要精力却放在促使学校建立一个物理系，直到那时，清华还只有一个‘工程物理系’。我个人的意见是，物理学，无论是实验物理学还是理论物理学，以其本身的资格来说，总是重要的，而且是工程科学的基础。我的这个建议提交给校长刘达，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不幸的是，学校其他许多决策人对这种想法不太热心。”

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届毕业生戴中扆(她毕业后曾留校跟随任之恭做助手，与蒋南翔同一时期参加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去武汉长期跟随周总理和邓颖超工作，入党后改名黄葳)，她告诉虞昊说，她很支持老师任之恭的建议，为此，曾把蒋南翔请到她家中，劝说他尊重任之恭的建议，恢复物理系……为了国家大局，她曾向邓颖超反映这个问题，希望能够解决。1981年2月21日，邓小平邀请任之恭夫妇，倾听他对我国高教改革的意见。之后由中央下令清华大学恢复物理系，这才使某些人终于表示要接受任之恭的建议，但是却换了名称，改为“现代应用物理系”。不仅名称变了，而且做法也与叶企逊创建的物理系大不相同;把学好外语作为这个新建的“现代应用物理系”的教改主要任务，把工程物理系的某些专业放到这个系里来，强迫教师上课都用英语。总之，只是表面上听从中央的指示，实际上并不赞成叶企逊创建的物理系的一整套教育思想和好传统。1957年，广大师生要求理工合校，被一律打成“右派”，现在如果搞成理工合校，岂不是当年反对理工合校的全错了?

清华大学工学院首任院长顾毓琇，1928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位获得电工博士的中国人，并入选美国电机学会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是与叶企逊在学术和教育思想上相通的好友。他与叶企逊一样，很重视基础课程，特别是物理学和数学的教学。他领导清华工学院时期，毕业的学生中有多位入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实与其重视数理基础课程教学有关。他虽在美国定居，但始终关注祖国命运，关注祖国的科技事业。也很关注和促进今日的清华大学恢复30年代叶企逊创建的物理系的好传统，以期使这所大学再现昔日的辉煌。为此，他90多岁高龄，还远渡大洋，从美国多次来清华大学，提出建议去掉“现代应用”四个字，恢复物理系原名，这是因为科学基础比应用更重要，切忌急功近利。直到2000年初，清华大学才终于恢复了物理系原名。在世界著名科学家任之恭、顾毓琇的殷切关注和敦促下，在邓小平的关怀下，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经过了改名现代应用物理系，最后才恢复物理系原名，中间经过了1980—2000年整整20年，可见教育改革的历程多艰难。原因就是有身居教育领导岗位的所谓懂行的教育家的阻挠所致。

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建人叶企逊，1937年至1938年在天津，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不但派他的得意弟子熊大正赴冀中抗日根据地抗日，还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军民提供研制炸药的器材、经费和运送有关技术专家。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得不到重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以CC特务罪名逮捕，关入北京卫戍区监狱17个月，戴上手铐，8次提审，后在周总理批示下，才把叶企逊放回北大，但由工宣队继续审查，每月只发50元生活费。之后，宣布对叶企逊的CC特务问题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示宽大，恢复教授待遇。1975年后，叶企逊被宣布解除隔离审查。先后8年之久，使叶企逊这位为人高尚、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巨大折磨，所有关心他的亲友和同事、学生都为叶企逊的遭遇和不公正的待遇而惋惜和难过。1977年1月12日，叶企逊终于在病痛中走完了79岁的人生。

叶企逊的侄子，(叶企逊终身未娶，视侄子叶铭汉为己出)和学生钱伟长等多人为给叶企逊彻底平反，还他清白和应得的公正评价，从1978年3月开始，通过各种方式给中央统战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北京市委统战部、北大党委等单位和姚依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科学院院长)、蒋南翔(教育部长)等负责人写信，反映情况，要求为叶企逊平反，但最终仍未解决。

叶企逊的亲友和学生们当然不能听之任之，继续向有关方面呼吁，在公安部和吕正操将军的关心催促下，河北省委经过两年多艰苦工作，并克服很大阻力，才于1986年8月20日，作出了《关于熊大正问题的平反决定》，决定指出:“熊大正同志1938年4月，经我党的联系人叶企逊、孙晋同志介绍，通过我＇平、津、保秘密交通站＇负责人张珍和我党在北平的秘密工作人员黄浩同志，到冀中军区参加抗日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当时，他放弃出国留学机会，推迟结婚，为拯救民族危亡，毅然投笔从戎，到冀中后，历任冀中军区印刷所所长、供给部部长兼技术研究社社长，他不畏艰难，积极工作，重用人才，创办＇技术研究社＇并与技术研究社的成员一道研制成功了高级烈性黄色炸药，用制造出的手榴弹、地雷、子弹等，武装了部队，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还多次炸毁敌人火车，同时还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叶企逊教授之捐款，聘请和介绍各方面技术人员，到冀中参加抗战，并为冀中军区购买输送了大批医药、器械、电台元件及各种军需物资，对冀中之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定熊大正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正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凡确因熊大正特务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和子女亲属，由所在单位(地区)党组织认真进行复查，作出正确结论，并做好善后工作。”北大党委就是在接到河北省委这个决定后于当年才发文为叶企逊彻底平反。

叶企逊的历史问题总算彻底平反了，但对他的历史评价该如何做，为了对叶企逊讨个公平评价、完全恢复名誉而努力的同志却一直遭到了一些极“左”人士的抵制和非难。

1992年，清华一名教师，得知叶企逊的事迹后，受到很大教育，向国家教委写了一份建议，希望把叶企逊的事迹作为教育青年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内容来教育青年学生，谁知，当时国家教委负责人(原清华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却提醒这位教师说，“不要对叶企逊的事太积极，说不定他的案子还会翻过来”，他指的就是天津租界里的“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这件事，若证明它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叶企逊和熊大正就永不得翻身了。就是他从1949年起就认定熊大正被处死是罪有应得，叶企逊为他喊冤就是跟党有距离。

一些资深人士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不满。吴有训就说道:“我们不仅应该向叶企逊先生学习他那渊博的知识，还应该学习他的人品，他与清华有着血肉联系，每当重要关头，他就挺身而出，清华能办成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叶老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往往是功成身退。”

1997年，清华大学名誉副校长张维在参加赵九章诞辰90周年暨铜像揭幕大会后就说:“将才易遇，帅才难觅。叶企逊却在清华培养出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等一大批帅才，可是今天清华的师生却很少听闻到叶企逊这个名字。”为什么叶企逊恢复名誉遇到了种种阻力，关键是叶企逊在1938年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不为公众所知。1991年12月，林风说，“1938年底，我在天津跟叶先生制TNT炸药送往冀中，事先征求过姚克广的意见，问他知不知道叶先生秘密的抗日活动，我是参加八路军呢还是留在天津协助叶先生?姚劝我跟叶先生干，他说，‘叶先生的主意就是我们的主意’，我清楚了，就跟叶先生干。”姚克广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原为清华化学系学生，林风是化学系研究生。姚没有毕业就成为共产党的专职干部，参与领导过冀东武装起义，次年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更名为姚依林。1989年到1992年，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四、反思

从以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事实使人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从1925年叶企逊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及其后的理学院到西南联大，再到抗战胜利后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办学思想和制度设计符合高等教育规律，体现了大学的本质特征，也体现了中国知识精英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因而，尽管在当时政治动乱、战争连年、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新中国成立后，不分青红皂白，不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遗产进行理性分析，一律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把苏联的高等教育误认为是无产阶级的，统统照搬，按照苏联模式把清华大学肢解，把理学院和物理系撤销，并入北京大学等校，而且，以后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左倾”思想和路线统治下，高等教育按照功利和实用目的，虽然也培养了大批普通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但终归压抑和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违背了世界高等教育规律，没有培养出新中国成立前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培养的那些杰出人才，其教训也是深刻的。

3.改革开放后，清华大学恢复物理系从1980到2000年用了20年时间，其间把工程物理系改成现代应用物理系，就是不愿恢复新中国成立前清华物理系传统。对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办人叶企逊这位为办好清华大学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祖国的现代科学教育事业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精心策划、培养英才、奉献终生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抗日战争前线冒死输送精英和资金器材的伟大爱国者进行批判和不公正对待，长期得不到重用，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居然以CC特务的罪名逮捕入狱，并长期监禁，使其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含冤去世。国内外亲友、学生为了还其清白恢复名誉，又冲破重重阻力，前后长达17年。阻力就来自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后长期担任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的负责人。

4.当时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的负责人等为什么不愿意恢复清华大学物理系和为叶企逊恢复名誉，他们大概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清华和教育战线上那一套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不然，为什么清华校友黄葳把时任教育部负责人请到她家中，劝他尊重任之恭的建议，恢复物理系，邓小平都倾听任之恭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意见，之后由中央下令清华大学恢复物理系，才迟迟改为“现代应用物理系”，他们认为，1957年，广大师生要求理工合校，被打成“右派”，现在如果恢复物理系，岂不是当年又全搞错了。1992年清华一名教师，向国家教委建议，把叶企逊的事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教育学生，时任教育部负责人却提醒这位教师说:“不要为叶企逊的事情太积极，说不定他的案子还会翻过来。”也就是他从1949年起就认定熊大正被处死罪有应得，叶企逊为熊大正喊冤就是跟党有距离。

这就使人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以震古烁今的胆识，引导党和国家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航道。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以对党的历史的深刻反思和道德内疚，又是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远见和历史担当，作出了与新中国成立后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分道扬镳的战略决策，他们勇于与传统的执政理念和手段决裂，壮士断臂，大破大立，开启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业绩。在思想文化战线则有陆定一和周扬等也利用多种机会反思和检讨自己在过去所犯的错误，在知识分子属性的认识和知识分子政策上所犯的“左倾”错误，向被他们错误批判和整肃的同志赔礼道歉，内心负疚，人们欢迎这种态度，谅解他们。但是，原教育部负责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还顽固坚持那些“左倾”错误和认识上的形而上学、片面性。难怪清华大学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竟错划了571名右派分子，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像钱伟长、黄万里等许多著名学者科学家都被划为右派，这些错划的右派，在学校遭批斗，后又被开除或送监狱管教，或送去农场劳动改造，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那些清华当年的负责人，真诚地赔礼道歉了没有?道德内疚了没有?让这样的人长期居于高等教育领导岗位，还期望中国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简直就是梦想。更不要说他们与叶企逊等老一辈科教精英的伟大抱负、爱国情怀、开阔眼界、卓越见识、深邃思想、渊博学识、高尚道德、人格魅力，对大学本质和教育规律的认识和见解等，简直就不可同日而语!

【注释】

[1]刘舜康，1937年生，陕西泾阳人。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组长，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