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园林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处于长期的割据状态之下。正是在这种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之中，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寺庙园林这一新型的园林形式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兴盛起来。

两汉时期，洛阳和长安等地均已有佛教传入，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兴建专门的佛寺。直到汉明帝时期，佛教大规模传入，兴建佛寺开始成为潮流。

东汉初年，人们一般称佛教寺院为浮屠祠。它是模仿中国原有的宗庙祠堂而来，如汉献帝时笮融在徐州所建的浮屠祠。东汉末年，逐渐开始有以“寺”代“祠”的记载出现。西晋以后，“寺”的称呼才最终得以确立，不再使用“祠”这一称谓。佛寺的建筑格局也开始借鉴中国“祠庙”的宫殿建筑和形态，并结合印度的佛堂、佛塔、佛像、僧房等建筑，以佛塔为建筑中心，周围遍布僧房，中间留出庭院，这就是中国佛教寺院的雏形。

中国第一座形态完整的佛教寺院是建造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的白马寺，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

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丈六，项背日月光明，胡人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

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为西域商贾、移民聚居之地，远自汉明帝永平年间就有佛教寺院的建立，桓、灵以来不但宫中有浮屠祠，城内也有佛寺译经的记载。从史料上所见到的记载看，洛阳是汉代翻译佛经之重镇。曹魏、西晋都相继建都于洛阳，遂使此地的佛寺冠于全国。西晋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洛阳有寺四十二所。洛阳佛寺几乎占了全国佛寺的一半，而且有僧寺、尼寺、山寺的出现。当时所有的寺院都位于大的城市中，只有洛阳附近出现一所山林寺院。

从佛寺的地理分布来看，东汉初年由核心地区洛阳，扩展到彭城、下邵、许昌等近邻地区，到了三国时，沿着古水道系统到达南方的建业。西晋时，也以洛阳为中心发展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长安、天水、敦煌等地。江南则以建业为核心，再传播到吴县等城市。吴都建业因北方南下的佛教和自交广（今广东、广西一带）北上的佛教会合在一起，所以绽开了佛教的文化之花。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会建立茅屋小寺而奉佛行道之后，孙权因舍利的灵验，为其建立佛寺，取名为建初寺。这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

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的国教化，寺院的营建遍及我国南北各地，出家僧尼的数量也较以前急剧增加。据唐代僧人法琳《辩正论》所记，北魏太延四年（438年）仅有僧尼数千人，到北魏末年，佛寺已达3万处，僧尼200多万人；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佛寺有4万处，僧尼300万人。

南北朝时不仅兴建了大量的寺院，还开凿了众多的石窟，现存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均开凿于此时。可见当时佛教之盛。

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产生了大量的寺院建筑。寺庙从一开始便与园林有着紧密联系。首先是帝王崇佛，将佛寺引入苑囿。由于苑囿原来就有祭神的功能，而秦汉之际又将神仙思想的影响化作“一池三岛”的苑囿格局，使其成为迎候神灵的地方，因而在佛教流行的时节，将寺院建到苑囿之中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魏书·释老传》载：“高祖践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

其次是“舍宅为寺”。因种种原因，人们将世俗的住宅捐为寺院，原有的宅园也变为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北魏在“河阴之变”中被杀的诸王，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第三是名士与高僧的相互影响。如《世说新语·栖逸》所记，康僧渊营构的精舍不仅是其研求佛法之处，也是与庾亮等名士聚谈玄理、游山赏景的地方。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寺庙园林也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