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园林的类别

中国寺庙类型极其丰富。以宗教类别而言，我们可以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把它们分成祠庙、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及其他类；以教宗而言，则可以按照宗教教义、教规的差异把某一类别的寺庙看成寺庙连续体。

在中国古代，宗教类别主要有上述的原始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教派。由于这些宗教类别的存在，中国寺庙类型呈现出极其绚烂多彩的姿色。

（一）原始宗教——祠庙

（二）佛教——寺院

佛教寺庙在印度称“僧伽蓝摩”，也称“僧伽蓝”，略称“僧伽”“伽蓝”。“僧伽”是僧众的意思，“蓝摩”是园的意思，合而称之即为“僧众共住的园林”，故梵汉并举又译作“僧园”“僧院”。僧伽又有“精舍”与“支提”之分。精舍初为讲道场所，后演化为僧众住所，立有塔像，中为殿堂，四周环置僧房。支提也称“招提”，因有舍利塔，也称舍利殿，一般多是依山开建。此外，印度佛教寺庙也称“阿兰若伽”，简称“阿兰若”“兰若”，原意为树林，意译为寂静处、空闲处、远离处。初指比丘修行处所，后亦成为佛寺的泛称。至于“梵刹”的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梵”的意思是清净，“刹”的意思是地方，连在一起即是“清净的地方”；另一种认为，佛寺前的幡杆称“刹”，“梵”指印度，合称即指来自印度的寺庙。

由于受到汉代官署名称的影响，中国汉传佛教寺庙一般称寺。鉴于梵文“佛”的音译为“浮屠”，早期也有仿照中国原始宗教寺庙的称呼称其浮屠祠者。两晋以后，随着佛经翻译的普遍，伽蓝、精舍、支提、兰若之类梵文称谓亦随之移传入，成为中国佛寺的一般名称。杨衒之在其《洛阳伽蓝记》中既有“于是昭提栉比”之称，也有“今之所录，上大伽蓝”之说，而以“寺”称最多，反映出此一时期佛寺名称的多样化。至隋，又称“道场”。唐太宗时，玄奘取经回国，政府特设翻经院于寺中，“院”逐渐成为继“寺”之后中国汉传佛教寺庙的又一泛称。唐时规定：佛教寺庙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唐、宋而下，丛林制度兴起，《大智度论》卷三称：“僧伽，

中国原始宗教的寺庙一般称为祠庙。“祠”者，本为祭祀、祈祷之意，“求福曰祷，得求曰祠”。汉高祖刘邦曾问“秦时上帝祠何帝”，臣下对之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乃立黑帝祠”，以凑而为五。由此可见，直至秦、汉之际，“祠”的内涵仍未发生质变。然而，汉武帝时，令天下“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后汉书·襄楷传》载襄楷奏称：“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至于魏晋，常璩《华阳国志·大同志》载：王濬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濬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又禁民作巫祀。于是蜀无淫祀之俗，教化大行”。作为祭祀祈祷的“祠”正式演变为原始宗教寺庙的代称。在早期的记载中，“祠”与“庙”的指向并无严格的区别，可以相互替换。及至后期，“祠”逐步成为鬼魂崇拜寺庙的专称，而“庙”则转而成为神灵崇拜寺庙的特指。当然，这里并非绝对，随着人的神化与神的人化，二者常是你我难分。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众”者，丛也；“林”者，聚也。僧伽丛聚之所即寺院。受此影响，“僧林”“禅林”之称并起，不可遍说。化于“梵刹”而来的则有“寺刹”“僧刹”“宝刹”种种。尽管如此，“寺院”一直是中国佛教寺庙最为常见的称名。

（三）道教——宫观

中国道教寺庙起于张陵所设“二十四治”。“治”初为五斗米道的传教点，后来成为早期道士祀神传道之所，“置以土坛，戴以草屋”，遂成寺庙，“治馆之兴，始乎此也”。至张修时，复设静室，《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称张修五斗米道“略与角同，加施静室”。道治与静室的区别在于一设师宅、一设民家，“民家曰靖，师家曰治”。至晋，巴蜀陈瑞道派的活动场所称为“传舍”，江东于君道派则称“精舍”，而北方帛家道仍以“治”称。葛洪《抱朴子·道意篇》称：“（李）宽所奉道室，名之为庐。宽亦得瘟病，托言入庐斋戒，遂死于庐中。”而杜子恭道团，“遂立治静，广宣救护，莫不立验也”。这种寺庙名称的混乱，标志着早期静治制度的衰落，道馆制度代之而起。根据现有资料，道馆之设源于东晋丹阳许氏。《晋书·许迈传》载：道士许迈曾立精舍于悬霤山而往来于茅岭之洞室，“放绝世务，以寻仙馆”。《真浩》卷二十亦称：许翙“居方隅山洞方原馆中，常去来四平方台”。至宋，陆修静在庐山构筑辖庐，后改为简寂馆，门徒众多。宋明帝也曾为陆修静、孔灵产立崇虚馆于京师、怀仙馆于会稽。至于齐、梁，道馆已遍江南各地，尤以上清派所在的茅山一带最盛，乃至张天师后裔中也有人舍治居馆，做了馆主。北朝初为道坛，新天师道也称坛为寺。至其后期，受到南方的影响，道教活动场所也称为馆。齐文襄王高澄曾“置馆京师”礼接道士，文宣帝高洋度道诏书中则有“馆舍盈于山薮”之语。至于关中楼观道，则是典型的宫观道派。这样，大大小小的道馆便完全取代了五斗米道的静治，成为道教组织正式的活动场所。

汉武帝时，听信方士一睹神仙的讹传，令郡国各治道路，“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受此影响，馆亦称“观”，北周甄鸾《笑道论》云：“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是知南北朝时已有“观”称。隋、唐以后，道馆改称为观，大型道观又别称“宫”，以应汉时旧称。道教宫观制度正式确立，并一直沿袭至今。

（四）伊斯兰教——清真寺

从苏烈曼的记载可知，唐代已有伊斯兰教寺庙兴建。《天正方学》载《旺各师墓志》称旺各师曾再三留住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但据学者考证，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教的寺庙称谓，是从元末明初开始。恒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其《经行记》中将大食伊斯兰教寺庙称作“礼堂”，说：“大食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座，为众说法。”这是我国有关伊斯兰教寺庙的最早记载。《新唐书·大食传》沿用此称，方信孺在其《南海百咏》中称广州怀圣寺为“礼拜堂”，南宋岳坷《程史》在描述广州光塔时说“有堂焉，以祀名”，表明宋人仍然因袭唐名。至元，吴鉴给泉州伊斯兰教寺庙撰碑时称为“清净寺”，而西安有“清教寺”“清修寺”“礼拜院”，杭州有“真教寺”，南京有“净觉寺”，北京有“礼拜寺”“法明寺”“普寿寺”，怀宁有“清真堂”，等等。名称虽多，但除“礼拜”旧称而外，已经逐步向“清”“净”“真”诸称靠拢。到元末明初，伴随伊斯兰教称“清真教”，“清真寺”成为伊斯兰教寺庙的专称。

（五）基督教——教堂

唐初，传教士阿罗本来华，唐太宗在京师义宁坊建寺一所，名“大秦寺”，以其教出自大秦之故。天宝四年（745年），玄宗下诏：“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在太宗、玄宗年间，基督教寺庙又以波斯寺称。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唐代基督教——准确地说叫景教——寺庙的名称以“景寺”最为常见。至基督教兴盛的元代，由于将景教与天主教统称为十字教，基督教寺庙多称为“十字寺”。与此同时，元代基督教寺庙还有各自正式称名，如薛里吉思在镇江兴建的六座寺庙分别名之大兴国寺、云山寺、聚明山寺、渎安寺、高安寺、甘泉寺。以教堂作为基督教寺庙的称谓起于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在南京建造寺庙，称为“圣堂”，后来逐渐成为各基督教寺庙的雅称。到了近代，教堂一称普遍成为中国基督教寺庙的俗名。

（六）其他教派

袄教传入中国以后，其寺庙或称胡袄祠，或称袄寺，也称沃神祠，但以“袄祠”一称最为普遍。杜佑《通典·职官典》注称：“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祀，取火呪诅。”

大历三年（768年），唐朝政府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之寺”。“大云光明寺”正式成为摩尼教寺庙的官称。大历六年（771年），回纥（鹘）即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作为俗称，则以“摩尼寺”一名最为常见。会昌灭佛，“敕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是其一例。

印度教寺庙称“婆罗门寺”，《唐大和尚东征传》：“天宝九年广州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在泉州等地，也称“佛刹”“番佛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