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移民心态口述实录

当代移民心态口述实录_中卫大河机床厂退休工人朱志忠回忆录_与守望同行

当代移民心态口述实录——中卫大河机床厂退休工人朱志忠回忆录

我叫朱志忠，于1925年10月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郊区一个农民的家庭。祖祖辈辈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着。

1947年，我到沈阳市一家工厂工作。1948年10月沈阳解放后，该厂更名为：沈阳市第五机械厂。属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管理局管辖。后又更名为：中捷人民友谊厂。我曾从事几年调度工作，后改为技术工人。

我的家庭生活，虽说经济条件一般，但妻子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们和陆续出生、长大的六个儿女一起在沈阳大东区厂家属宿舍居住，过得其乐融融。这种平静的日子被1965年工厂搬迁的消息打破了。

厂里派人赴宁选址

我从大家的议论中得知工厂要搬迁。而且将当时工厂三种主要产品中的一种，即立钻进行搬迁。我在立钻车间工作，就更加关注搬迁的事。没过多久，大约是1965年12月，由厂领导带队赴宁夏选址，最后被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当时为中卫县）。厂名为：中卫大河机床厂。

厂址选好后，就开始建厂。待到第一批职工到达中卫时，厂房、职工宿舍、食堂等设施已建好。

组织学习进行动员

1966年元月底，传闻得到证实。一天召开大会，简要传达了上级搬迁的决定和选址情况，并进行了动员。

2月底，单位就停止生产组织学习。召开了立钻车间全体人员会议，有300多人（厂里有3000多人）参加，由一名副厂长进行动员。

副厂长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精神，说：三线一天建设不好，毛主席就一天睡不好觉。他从反修防修的高度，着重讲支援三线建设的重大意义。要求大家学习老三篇（指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等三篇文章），对照自己，提高认识。

大家听了动员，开始时都不发言。因为侯宝林和郭全宝的相声说，包头风沙大，能把鸡蛋大的石头刮跑。多数人不知道宁夏，找来地图一看，唉，宁夏比包头还远。

天天组织学习，要求对照自己。我就想，白求恩是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革命。自己是中国人，到宁夏还没有一万里路，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想是想通了，但一想到西北的风沙又犹豫了。

党团员带头发言，表态愿意搬迁，大家跟着表态。其中有一部分职工的家属是农村户口，厂里答应到宁夏后安排农场工作,这也是这部分人态度积极的一个原因。还有每个人的工资增加13%。我当时拿92元，到宁夏后是104元。领导还对大家说，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

还有一些人没表态，但我不想观望了，表了态，也提了要求：我去宁夏，把家属当时居住的平房调成楼房；借我300元购置铺盖等物品。我同意搬迁后，就不参加学习了。一个星期内，我的两条要求都解决了。我就开始准备。

到后来，全车间300多人陆续表态志愿搬迁，但有七八个人一直不表态。组织提出停发工资，最后都同意搬迁了。

离开沈阳奔赴宁夏

我于3月26日离开沈阳。同行十几人，是第二批。工长带队，全部是男职工。当天晚上七点多钟，我们到厂里集合，把行李放在卡车上。车间支书等人到火车站送行，话别后我们都上了火车。

按规定，大家可乘硬卧。但十几个人都坐的硬座，硬卧五十多元，而硬座只有二十多元，差价归已。

到北京火车站后，厂里的接站人员安顿我们住下。然后陪大家到故宫、颐和园、动物园等景点游览。

在北京，我遇到了在京出差的尹宝纯副厂长（他与我年轻时一起做过工）。他把我领到他住的京西宾馆，给我10斤全国粮票。我买了10斤鸡蛋挂面带到宁夏，加上后买的红枣托人带回沈阳。

大家本想去十三陵看看，但考虑到宁夏的时间最好在31日之前，这样就可得到半个月工资13%的补差。当时经济条件差，几元钱都看的很重。我们于3月31日午后到达中卫。

与中卫见面

大河厂派大卡车和有关人员敲锣打鼓到中卫车站迎接。气氛热烈，使我暂时忘记了内蒙古到宁夏这一路的荒凉。

一下火车，就是土路。卡车行驶在路上，尘土飞扬。

到厂后，安排住处。有楼房有窑洞，都说窑洞冬暖夏凉，我选择窑洞，住有火炕的窑洞对我的腿疼肯定有好处。还有，窑洞的炕是大炕，可睡四个人，按规定三人一间，住炕就会比睡床宽敞点。但窑洞的厕所在外面，而独身楼的厕所在楼内，年轻人多不爱住窑洞。

厂里放假三天。第一天，我们约了几人逛大街。刚刚到了街上，狂风四起，风沙很大但没走石。最稀奇的是看到骆驼拉车和大轱辘牛车。

我们走到鼓楼，天气晴朗起来。仔细看了这座古建筑，一问才知道始建于明朝，感到有点镇地之宝的味道。

在当时还是国营的鼓楼饭馆，我们买了羊肉臊子面，一碗不到四毛钱，羊肉很好吃，就是汤面有点辣不太习惯。

午饭后，我们继续转街。阳光普照的天空突然变得天昏地暗，连空气都有沙土的味道。我的心情也随之暗淡下来，非常想念故乡沈阳，想念那里的亲人。转身就往回走，回到宿舍倒头就睡。

随后的两天，我们到中卫的高庙、文昌阁、中卫中学等处游览。

当时中卫是县城，虽说街道笔直，但主要是靠几个平房商店支撑。西街中间有黄门商店，西头有蓝门商店，北街有北门商店，东街有商店但不太起眼。坐北朝南的黄门商店，我们去的最多。店里卖的毛线质量好，比沈阳便宜，而且店员的服务态度也好。一些职工纷纷去买毛线，如果钱没带够，她们也让把线拿走，第二天再把差的钱送来。拿走毛线的人也不辜负信任，会如数送去。大家知道价钱了，就都带够钱去买。

4月4日上班。车间开大会，支书介绍了工厂情况和当地情况。希望大家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做好工作。并要求大家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注意人身安全，夜晚上街要结伴而行等等。当时治安不是太好，窑洞外边有一道铁丝网当围墙用，与外界隔开。

搬迁前，我们这些人在老厂是一个车间的，到中卫变成了一个厂，即大河机床厂。厂子主要生产立钻、摇钻和衍磨机。我被分配到厂装配车间做车工，车间有3个组，有四五十人。我的车工级别已是7级半。后又被调整到车间标准件库房做库管员。

吃饭在食堂。伙食办的还不错。两个大师傅，一个是东北带来的，一个是从鼓楼饭馆请来的。既有东北风味，又有宁夏菜饭。

当时厂里有7个车间，装配车间是2号车间，还有一些职能科室。

举家迁徙

大约当年7月底吧，厂里确定第一批职工回沈阳接家属来中卫，领导说先安排家属生活能力弱的，大家争先恐后，我在车间没排上号。考虑家属领着六个孩子太不容易。便找到厂领导特批了。我给家里寄信，告知做搬迁准备。妻子娘家祖祖辈辈都在沈阳繁华地段生活，一开始不想来，但实在弄不了从幼儿园都能找机会跑出来玩的老二老三，也就勉强同意了。

8月初返沈阳后，抓紧办好户口、粮证、商品证，孩子转学等手续。同时准备托运物品。厂里按家庭人口数发放木板钉包装箱。我家钉了7个箱子。每个箱子大约2米长，0.8米宽，1.5米高。家具、被褥等先装，锅碗瓢盆最后装，装好一个钉上一个，把箱子编号并记清单。

我买了些肥皂。当时上海肥皂一块1角8分钱，宁夏卖的要贵几分钱。带了一塑料桶豆油，担心家人吃不惯胡麻油。后来吃胡麻油吃香了，反倒吃不惯豆油了。

8月中旬的一天，7个箱子已于头一天被卡车拉走了。我们全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大东区辽阳四里中栋这曾经的家，到亲戚家去吃晚饭。吃的是过了水的炸酱面，喝的是八王寺汽水。妻子说多喝点吧，到那边就喝不到了。此话一出，大家不免有些伤感。晚饭后到厂里集合，乘卡车去车站。

岳母、小姨子、小舅子等直接到车站。岳母哭着说，你们把大儿子留在沈阳，一定会回来看孩子，捎带把我也看了。我说别哭了，到那边安顿好就回来看你们。

上了车，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坐的硬座，只有病重的老人才坐硬卧，大家都想省下钱归自己。

随着火车的徐徐开动，我们一家7口人离开了故乡，踏上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征途。

我家带了几块小木板，晚上搭在椅子上，小孩可躺下睡觉。

我们带了煮的鸡蛋和面食，火车上供应开水，吃饭都是自己解决。我家还带了在沈阳家中养的一大瓶热带鱼，有孔雀、黑玛丽和红箭鱼，大小有几十条呢。这些鱼到了中卫，还繁衍了不少后代呢。

第二天，我们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宾馆二楼，房间又闷又热。住了3天，到故宫、颐和园、动物园等处游玩，孩子们高兴极了。游颐和园时，一外国人看见小女儿长的好看，给照了一张相。她说冲洗出来可以给一张。我们拉上孩子就跑，不敢与外国人接触。

在北京，到全聚德买了半只烤鸭（12元一只），还有薄饼和辅料，全家人吃的很高兴。

3天后，我们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大家都在一个车厢。刚开始有说有笑，讲着北京的见闻和趣事。可是火车过了大同，窗外满目黄土地，大家就不说话了。妻子对我说：这真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看来把老大留在东北留对了！当火车驶入内蒙古后，看到窗外没树没草，全是沙丘，一片荒凉。一个妇女忍不住哭了起来，引得一些妇女跟着哭了起来，有的小孩看妈妈哭也随着哭，妻子默默地流泪。但男人都没哭，只是有的人长吁短叹。

开始新生活

到中卫已过了中午，厂里的人乘解放牌卡车来接我们。到了北街有一水桥，看见几个小男孩光着屁股从桥头往下跳游泳，一下子就感受到了乡土气息。

接站的人直接把我们送到新家：向阳宿舍9栋三层家属楼的2楼，2间房子。7个箱子已先于我们到了中卫，我们到家，就有人帮助抬到楼上，我们先打开了生活用品箱。

中卫住的房子比在沈阳时住的稍大一些。当时9栋、10栋、厂子门口的家属楼和窑洞，都安排搬迁的家属居住。我家住的楼每层住8家，每家一个厨房。走廊有公用厕所，男女各一个。厕所旁边有一个自来水大水龙头，一层住户共用。

到中卫第二天我带着家人上街买菜。然后去看黄河。我只知道大致方向，就问老乡黄河远吗？人家用手一指说：“乌特特……”后面两个字拖得很长，后来我们才知道意思就是很远。走在两边是农田的土路上，大家兴致勃勃，尤其是第一次看到黄河，看到奔腾而来的汹涌波涛，孩子们拍手叫好，找来薄石头片打水漂玩。

第三天，全家人由厂里先来的人带路，到宿舍后面不到200米的二道沟抓鱼。抓到鱼，现回家取脸盆，有小鲫鱼和鲤鱼，最大的有两三寸长，共有3斤多鱼。回家把鱼收拾好，炸了一部分，为省油其余的都炖了。大家开心极了，第一次吃没花钱自己抓的鱼。

还是说刚到中卫的感受吧。感到不习惯的是气候干燥，嘴起皮，有的还裂开了口子；副食品种类太少，难以调剂；文化生活单调，就有一个电影院。在沈阳时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有大东区工人俱乐部、影剧院和文化宫等多处文化设施；交通工具落后。没有公交车，出行都是以步代车；还有就是县城太小了，有限的几家商店，几乎没有现代城市气息。

但这里民风淳朴，为人诚实，童叟无欺。本地人对外地人问路等都很热心。对外地人给予信任，买卖好讲价钱，鸡蛋论个卖，1元钱可以买20多个。

从沈阳来的人和家属陆续安排了工作。城市户的家属安排在农场配件厂和厂里工作，农业户的家属安排在农场农业工作。因为人多，只能按照困难程度安排工作。

妻子到中卫半年多，因乘车晕车，留在厂里烧结炉班工作。后又在厂食堂、厂幼儿园和仓库工作，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67年的六七月份，厂里开始招收学徒工。我知道消息后，立即给沈阳的大儿子发挂号信，要他速来中卫。

按要求，户口在宁夏的职工子弟才符合招工条件。我给劳资科申请让大儿子进厂。劳资科网开一面，同意来但有一条件，必须是入厂半个月内把户口迁来，否则就取消徒工资格。包括我有3个家长，都给厂里说好了自己儿子工作的事，我的大儿子和另外两人结伴很快来了中卫。

经过检查身体等手续，他们很快就入了厂，随后就把户口寄来了。

我的大儿子分配到工具车间学钳工。工作积极努力，后来先后做工长、工具车间副主任和厂服务中心主任等职。

那些年，物质生活匮乏，我们想方设法，改善日常生活。

到中卫第一次摸鱼的收获鼓舞着我和家人，我们主动跟别人学织渔网，打鱼、摸鱼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当时厂里有十几户织网打鱼。多数是周日去打，有时还起早或晚上去打鱼。周一到厂后，大家互相交流打鱼情况。我一般能打几斤，好的时候能打十多斤。吃不完，就用坛子腌起来冬天吃。

我家养了几只鸡。买麸皮拌切碎的白菜喂养。每次打鱼，人的菜和鸡的食都得到改善。小鱼和鱼内脏等煮熟喂鸡。鸡下的蛋既多又大。鸡蛋和鱼对丰富餐桌起了很大作用。

1970年代初期，全国割资本主义尾巴，厂领导在大会上要求不要去打鱼。大家心里想，我们自己吃，算什么资本主义尾巴！鱼照打，只是交流比过去谨慎了些。

当时粮食定量供应。我家孩子都是能吃的年龄，粮食不够吃，就多吃菜。晚饭多数吃稀的，面疙瘩汤、连锅汤面和稀饭都能省粮，当时灌饱了，不久也就睡觉了。东北人爱吃米，本地人爱吃面，我们就以物易物做些交换。约几个人一起骑上自行车，捎上面粉袋子，去中卫近郊新墩一带与农民交换。一般是1.1斤或1.2斤面粉换回1斤大米。后来，我们还用鸡粪换过大米。

农村夏收或秋收期间，一家人抽空去农村田间，在农民收获过的庄稼地里拣麦穗、黄豆，挖土豆、胡萝卜。拣来的麦穗用手在搓衣板上把麦粒搓下来，簸出皮子，留下麦粒与大米一起熬粥喝。拣回的土豆和胡萝卜，虽然大多是铁锨铲过破损的和个头小的，但一点不影响食用。

尽管物质条件很有限，但妻子把家操持的有模有样。妻子天性中有强烈的达观、进取、追求美好的元素。她非常热爱生活，能把平常的日子过出不平常的快乐来。例如，她曾有一件淡绿色的绸布旗袍，虽然只有外出才舍得穿，但时间长了，褪色明显。她自己染成黑色，又当成新的穿了几年。外孙女小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妻子就用半个红色的甜椒做碗装白色的米饭，用绿色的甜椒做碟，摆放黄色的南瓜泥和红色的胡萝卜片等菜蔬，格外吸引吃饭的孩子。

妻子有一双妙手，把简约甚至有些简陋的家装扮得充满鲜活的大自然气息。要说我家的运气真是不错，1980年搬进大河厂第一批单元楼，一楼，建筑面积56平米，有后院和煤房。妻子在后院种花种草养鸡，爬山虎爬满砖墙，藤蔓上挂着的小南瓜、葫芦点缀着小院。屋子里红色的扶桑花，白色的马蹄莲花，粉色的蟹脚莲花，黄色的仙人掌花和鱼缸里游来游去的热带鱼及水草都显示着盎然生机。

家庭的日子有妻子和家人创造的快乐，但家庭的生活又与社会和时代紧密联系，国家的不幸必然连带家庭。

对于中国是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工厂。在祸害社会、工厂的同时，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烦恼和悲伤。回想当年，“文革”开始时生产还在进行，后来受到很大影响。从干部到群众分成两派，都参加了县和自治区的组织，两派都认为自己一派是正确的，保卫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时受历史的局限，我们把党和领袖看做是一体的，不可能分开看待，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时上级353部队派了一名军代表到车间开会。军代表说，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不对，要旗帜鲜明支持宁夏造反派，也就是127指挥部。大家纷纷表态支持，以为听了军代表的话，就是听了组织的话，进而就是听了党的话。大家上街游行，我参加了指挥部。驻军开着坦克游行，可谓声势浩大。

工厂的另一派被称做保皇派。厂里的两派与社会上的两派一样，开始了派性斗争。造反派批判过当时的领导，我跟着喊过口号。另一派就想拿我开刀，他们抓住我历史上有过结论的一般问题大做文章。在厂里大路上刷出大幅标语，当天厂领导就让冲洗掉了，原因是我不够被批斗条件。厂里的不够条件，车间总可以吧。车间另一派就组织人开会批判我，发言的都是另一派的骨干。他们批判我：日本统治时期给日本人干活；国民党时期给国民党干活；共产党时期却消极怠工。我让他们拿出证据，他们拿出了颠倒黑白的证据。事实是：有一次头天晚上别人把车床的摇柄搬乱了位置，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后，去找领导反映情况。如果我开动车床，就会打坏齿轮出大事。领导说信任你，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这样就耽误了半个多钟头。一位很有威信的厂领导听说开会批判我后说，当时你们造反派掌权时，保皇派心里很窝火，现在整整你们让他们出出气，也是应该的。在厂里和家属宿舍，家人或多或少受着不公正的对待。这件事反映出派性斗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暴露出人性弱点甚至丑陋的一面。

人人自危，互相提防。自己做了长矛、匕首，用以自卫使用（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真要派上用场麻烦就大了）。厂里一些人也做了所谓的武器，放在家里。后来有收缴武器的通告，天天高音喇叭喊话。妻子担心上缴后再受处分，让把质量差的自制武器上缴了，而精致一些的匕首和长矛，妻子带着孩子在高音喇叭的急切督促声中，在夜幕的掩护下，深埋在荒郊野外了。

“文革”中，我受到了来自单位内部派性作怪的冲击。相比较厂里受到迫害的几个人，我受的冲击简直就是毛毛雨。

一个年轻力壮的人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其妻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面对武斗混乱的局势，一位富有智慧的工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自己也没料到这样乱，现在收不了摊了。结果遭批斗，被打成坏分子，送农场劳动改造。

我家一位邻居不满天天学毛主席语录，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被打成反革命，游街示众，进行批斗，送农场劳动改造。

总之，那是一个让人心悸的年代，是一个剥夺个人尊严甚至生命的不堪回首的年代。好在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于1980年退休，当时55岁。我提前退休缘于一项政策。厂领导说，听说以后不许接班了（在这之前有一政策：父母退休子女可接班顶替）。听到这一消息，回家与妻子商量，她说你那性格，与人相处也麻烦，退吧。二女儿表态让其妹妹接班，我就把小女儿的名报上了。

小女儿考了第2名，被分配到工具车间做划线钳工。后又自学会计业务，经过考试做了会计。

这一年好事连连。小女儿接班几个月后，二儿子从农村学校调到县城学校任教。二女儿考入大河厂技工学校，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委派到湖南的一所高校读书，返厂后任技校教师，之后又任厂办干部。

我的六个子女陆续成家，过得有滋有味，并育有我的七个孙子孙女和一个重孙女。大家庭几代成员工作境况大都不错。有担任领导干部的，有从事医务、财务、统计、教育、技术、管理等工作的，也有经商的，还有的担任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几代人中有的一直很顺利，有的道路曲折一些，但他（她）们都不停地努力，认真做人，注重品德修养。工作的敬业勤勉，读书的刻苦学习。弘扬着移民的奋斗精神。后代都注重孝道，大家庭具有亲和力和凝聚力。这些都让我感到欣慰，让我看到我们老一代移民艰辛付出的回报，看到生命之树的枝繁叶茂，看到生生不息的美好希望。

我退休后，在家做一个守法公民，过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生活。虽说近几年身体出了几个毛病，但人老了哪有不添病的呢。

移民生活给予的启示

回首移民到宁夏中卫的几十年生活，感到还是挺有意义的人生经历。有酸甜苦辣，也有丰厚收获。有两点启示尤为深刻。

移民主动融入当地的生活，得到就不是漂泊而是扎根的感觉。

我们厂当时就是一个小社会。有家属宿舍、独身宿舍、卫生所、食堂、洗澡堂、影剧院、自建的水塔。只是孩子上学要到县里的学校。因为大家是聚居，所以说的话都是东北话，饮食、习俗等都延续着家乡的习惯和文化。刚到中卫时，有个别人还看不起本地人，认为他们土气、落后，但本地人都挺尊重我们这些外地人。

开始时，中卫人说话好多我们听不懂，慢慢地听懂的话就多了起来。联系的渠道也逐渐多了起来。我们也逐步融入当地的生活。

工厂扩大规模，陆续招收徒工和技校学生。每次招收的新人中都有中卫人，还有调来的干部以及专业军人。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质朴与真诚，大家与本地人和睦相处。

我们这些移民从东北带来的儿女陆续长大，进入婚配年龄。有一些就找了本地人，多数能互相尊重，努力创造新生活。婚姻关系扩大了家族和相关人员的联系与交流。

还有亲戚和朋友不断滚雪球似的扩大，联系和学习的渠道不断增多。例如宁夏面食多且做得好，我们就向宁夏人学做拉条子、抻面、小揪面、蒿子面，而且还换着样，烩、炒、臊子面都做。当然，学的过程中每每试图改良，但成功的概率不高，也就保持正宗的原汁原味了。厂里食堂也有意安排本地人做大师傅，他们做的面食最受欢迎，不仅做揪面等面食，还在春节等节日前，炸油饼、麻花、蜜果子等食品，为节日助兴。

中卫有春节、正月十五上街表演社火的文化习俗。大河厂非常重视，组织队伍，认真排练高跷、秧歌、旱船等散发鲜活生活气息的节目。大家积极性很高，单位也舍得投入。每年大河的方阵都走在队伍最前面，锣鼓队成员在卡车上，把锣鼓敲得震天响，与地面壮观的高跷、秧歌队伍相呼应，成为社火活动一道亮丽的风景。

回想刚到中卫时，看到当地人养的猪满街跑，就说他们这地方咋这么不讲卫生啊；饱受风沙之苦，就抱怨西北这地方风沙咋这么多啊！

而现在，潜意识里就是“我们”了。诚然，我们还思念故乡，那毕竟是我们生命的根所生活的地方。但我们更多的是把自己看成宁夏人了！来了东北亲戚和朋友，忘不了告诉客人，我们这的面可好吃了，东北的面怎么就做不出来呢；我们这的羊肉是中国最好的，回族老人经常吃羊肉长寿的人很多；我们这的沙坡头，黄河、大漠、绿洲雄浑壮美，不看后悔！现在的风沙比过去少老鼻子了，治沙还得了联合国的奖呢。颇感自豪，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移民不断丰富文化生活，是提升整体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元素。

刚到中卫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只有露天电影可看。没过几年，厂里就建了俱乐部。每周发放免费的电影票。每次放电影，俱乐部都座无虚席。

我家从沈阳带来一台收音机，那是三年困难刚过去时买的。天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和有限的地方台。对于我来说，这是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

到了1970年代，就可以订阅《宁夏日报》了；1980年代起陆续订阅《民主与法制》《气功与科学》《家庭医生》《老年日报》《保健与生活》《报刊文摘》和《看世界》等报刊。

最值得说的是电视，我家的黑白和彩电都是买的比较早的。1980年，大儿媳妇从兰州买回黑白电视，日立牌12寸。当时中卫没有转播系统，大概是每周二、四、六接收中宁电厂（有插转台）的转播信息，每周二因电视台维修等，停播节目；每周一、三、五，接收中宁牛首山转播的信息。

每天晚上，我家床边、沙发（自己打的）、地上的小凳子上坐满家人和亲邻好友，最多时有二三十人。在惬意的享受中，我们了解着外部的世界。

1988年，自治区成立30大庆，中央代表团给宁夏增拨一批彩电。二儿媳托同学从区外贸弄来一张日电牌彩色电视机票，我们家的电视升级换代，开始了解彩色的外部世界了。

2002年，我把12寸的黑白电视卖给收废品的，他给了10元钱。我觉得这个黑白电视不是物有所值而是物有超值了。

后来，我们又换了屏幕更大的彩电。电视和报刊一样一直陪伴我，丰富着我的文化生活。近几年来，使很少出门的我，得以跟踪了解天下的大事。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到朝韩争斗、北非战事；从李登辉台独、陈水扁贪腐、马英九施政、施明德“添乱”，从台湾政治生态到两岸相互交流……总之，天下大事我比上班的都弄得明白。这都得益于诸多的文化载体和设施。

经历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逐步进入小康生活，我感到物质的丰富会提升人的幸福指数，但文化生活的重要性且不可低估。

完成于2011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