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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高科技种子的“前世今生”

时间:2023-11-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但是命运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国产种子产业确实需要一些像冯锡鸿这样有理想抱负、倔劲儿十足的企业家去拼。冯锡鸿经常去全国最大的蔬菜产区山东寿光考察,他了解到,我国蔬菜种植业中“大蔬菜小种子”问题十分突出。有时候,钱仅仅是一方面,需要经验积淀、需要创造性劳动,冯锡鸿认为,种子研发是“科学家+艺术家”的结合。

每一个农业新品种的面世,背后都有一堆可以大写特写的故事。

与其他产业领域不同,“深不可测”的种子研发以“周期太长、风险太大、投入太多”三“太”特征,吓退了一个又一个志在民族种业中有所成就的理想主义者。国外巨头动辄投入上千万,甚至更多,只为研发一粒宝贵的新种子。

种业已经成为我国蔬果产业的软肋。在这个蔬菜王国里,有太多种子市场,特别是高端市场几乎全部被国外种子垄断。

“蔬菜生产的核心技术、被称作‘产业芯片’的制种业一直是寿光蔬菜生产的软肋。我国每年有近80亿公斤的种子缺口,需要从国外进口。农民需要高产高效的优质种子,而国内种子企业却生产不出好种子。我们研究一个新品种要八至十年,他们国外三四年就能拿出来。”“暖冬式蔬菜大棚之父”王乐义的这句话道出了冯锡鸿的心声。对后者来说,他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危机感。

冲动代替不了现实。冯锡鸿更明白种子研发的“潜规则”——那就是“无底洞”式的投入,幸运者研发一粒种子,会有回报,而失败者这些钱只能打水漂。

冯锡鸿没有退路。之前,他向老百姓推荐的进口种子,质量虽好但是价格高昂,老百姓的抱怨声让他愧疚不已。他也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拥有自己的高科技种子是他的梦想。

1999年冯锡鸿最终决定“下海”——增加育种项目。此时的他,没有经验,没有人才,没有种质资源,好在有些资金,属于“不谙水性”的“三无”门外汉,但他还是壮着胆子跳进了“民族品种自主创新”的大海里。

2005年,他提供的种子全部实现国产化。虽然近5年的营业额和利润一直在滑坡,从1996年至1999年,公司利润都是数以百万元,2001年收入首次低于20万。有人预计第二年会是亏损年,马上山穷水尽了,尽管如此,但看着公司自主开发的成果,冯锡鸿仍然感到很欣慰:“我现在觉得更骄傲。”

如今,诸多山东特色瓜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背后就有冯锡鸿的“科技之手”在推动:山东17个县市40余个乡镇的洋香瓜产业,无籽西瓜产业,小西瓜、小南瓜、小番茄产业和工厂化育苗,都是从冯锡鸿开始的……

“门外汉”跳入种子研发深海

没有基础,不具备科研能力,冯锡鸿进入科研领域看似“误打误撞”,实则源于一次偶然。

如果不是时任济南市科委(现任山东临沂市市长)副主任陈先运,冯锡鸿率领的鲁青可能还是以致富扶贫为主的企业,赚钱的途径则是通过代理台湾种子、日本种子甚至荷兰种子——向农民提供种子,通过“四包”服务,然后赚取代理费用。那个年代,冯锡鸿很自信:“如果我继续干下去的话,我公司能干很大,能赚很多钱。”

但是命运并不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国产种子产业确实需要一些像冯锡鸿这样有理想抱负、倔劲儿十足的企业家去拼。

“你光卖进口种子,自己不从事科研,将来要把这个外汇都送给别人吗?”在一次会议间隙,陈先运的这句话给冯锡鸿棒头一击的感觉——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研发是不是长久以来蕴含在自己内心的一个梦呢?

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呐喊》中,老朋友金心异为点醒日益麻木的“我”,不惜用了几个质问,从而引出“铁屋子”的比喻:“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如果将陈先运的质问与“金心异”类比,那此时的冯锡鸿,无疑便是《呐喊》中的“我”:在洋品牌在国内市场“攻城略地”,国产品牌尚待奋起的氛围中,农业企业如何冲破“铁屋子”,收复“失地”,理应成为有识之士的当务之急。

当然,冯锡鸿也有愧疚之心。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进口种子的代理商,他代理的种子价格贵,一粒种子批发出去,到农民兄弟手中就是1块钱。即使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低,但也经常受到抱怨,甚至非议。实际上,这时候的冯锡鸿也在繁育一些常规的种子,对外也有销售。他的顾虑:“首先,我觉得种子研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再者,我一年钱不少赚,不愁吃不愁穿,动力还是不足。”

冯锡鸿经常去全国最大的蔬菜产区山东寿光考察,他了解到,我国蔬菜种植业中“大蔬菜小种子”问题十分突出。每年在寿光举办的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上,前来参展的种子公司绝大多数是国外种子公司的代理商,为数不多的种子商虽销售国产种子,但同时也兼顾着代理业务。

如同贝多芬在逆境中奋起的那句励志之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可能让我屈服。”陈先运与冯锡鸿的种子话题也上升到“扼喉咙”的紧迫性:企业可能只会干十年二十年,但种子研发是百年大计;外国的种子可能真好,但哪一天他们断供了,你没有种子了,整个产业就倒下了,那样的话,中国农业多危险?

冯锡鸿心底的“种子梦”被唤醒了,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做一番尝试。

种子研发,水有多深

“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以我现有的阅历和成熟度,我可能不选择这个。太难了!种子研发的水太深了!”

从跟随陈先运参加全省育种招标会一举夺得第一笔15万元科研费用至今,十几年的坚持,在一个接一个有影响力的冯氏种子问世之后,冯锡鸿说出的话似乎让人不理解。但他走出的路,又有几个人能体会其中的酸甜苦辣?

研发之路之难,超出他的想象。“最早的时候,我是种子代理商,种子买过来卖出去就完了,卖种子赚钱,卖产品也挣钱。因为我的销售总是比过同行,很多国外大种子公司都找我卖种子,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没那个精力了,我要从事科研。”

但对于一个连“显性基因”“隐性基因”等基本的育种常识都不懂的人来说,研发太难了,只能对内修炼,对外借力。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所原所长何启伟教授搞了大半辈子的白菜、萝卜研究工作,他更了解种子研发的难度所在:“育种本来就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事,因为它是一个创造新的材料的过程,而且要经得起生产的时间考验。品种能不能推广,不是我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要了解市场需求,要有材料,要有育种技术,要把种子繁出来,要做示范推下去,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这个行业,向来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何启伟说:“主要是看一年搞几代,一年搞一代就10年才能成功研发出一个品种,一年要是搞两代可能需要6年左右,大体是这个情况。”

育种也是一门艺术。有时候,钱仅仅是一方面,需要经验积淀、需要创造性劳动,冯锡鸿认为,种子研发是“科学家+艺术家”的结合。

“收集那么多材料进来,经过加工改造创新,育出好品种或者新材料,这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后还需要几方面的条件:一个是你的思路是不是明确,你的材料是不是过硬,你的眼光是不是准确,你的鉴定条件及各方面条件是不是科学。然后,你把这个好的品种选出来育成,你再搞示范和推广,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我说它是创造性劳动,是科学家加上艺术家的工作。”

必须引进大专家,必须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

冯锡鸿走了弯路。

“一开始想多快好省,因陋就简,自己聘几个大学生,再找两个种瓜大户来搞育种,但是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两三年之后,冯锡鸿明白过这个道理来了。

刚开初冯锡鸿的团队仅仅在边看书学习边科研中就花了太多时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定不能相互代替。

组成团队后,冯锡鸿也出击拿,到了一些小的政府项目,第一笔资金给了15万。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种子研发来说,15万太少,“杯水车薪”而已,15万元投入进去,不够,公司再追加投入,30万、50万……

还好,在经过一段挫折之后,冯锡鸿最终选对了路子,何启伟就认为:“他成功的点子就是与育种专家结合。”

甘肃省兰州市农科所原所长、高级农艺师吴大康长期从事西瓜新品种选育研究,已选育出12个西瓜新品种。冯锡鸿与之相识的时候,后者刚刚退休,已经是国内西瓜领域赫赫有名的大专家之一。

现在看来,两人的深交让冯锡鸿收益终生。“你找两个农民搞育种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是搞推广的,你搞育种搞不了,你必须要聘用专家。”吴大康的一句话让冯锡鸿在迷雾中找到了方向,也有了被何启伟认可的点子。

不仅仅是吴大康,河南郑州果蔬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无籽西瓜育种组组长谭素英等4名专家组成了冯锡鸿的专家团队。

“科研我就要从头起步,借助外力才能走‘捷径’。我请了4个专家,给了非常高的待遇。但我又没有种质资源,花了上百万买全国的资源。光4个大专家不行啊,只有将军没有兵哪能行?再说,也不利于知识的承接。我又配了4个年轻人。硕士生进民企,那可是济南市农业领域中‘石破天惊’的事情。这是人才费用和资源费用。每年我都要拿出一块地去种植和育种,光山东不行,还要到宁夏、到海南,这都要花钱。”

原先搞种子销售,搞推广,市场化运作是冯锡鸿的强项,可理论研发是他的短项。现在种子产业要让其发挥劣势,这让冯锡鸿这头老牛掉到井里了——有劲使不上。

钱、钱、钱,爱“折腾”的冯锡鸿陷入了研发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搞科研的前8年里,公司的营业额、利润额每年都在下降,投入却在增加,冯锡鸿的粗略统计是,从2000年到2014年的14年里,他的投资不少于1000万。“花费了大量的钱,花费了我大量的精力,影响了我的扶贫进程。”

屋漏偏逢连阴雨。从事育种第三年,冯锡鸿自主研发的举动最终惹恼了农友种苗公司,后者不愿看到大陆种子的崛起,乃至分庭抗礼,他们扔下狠话:“你要是再去搞自己的种子,我们就不合作了!”

战友变对手,与“洋种子”在市场上拼战多年,随着研发的深入,冯锡鸿越来越感觉到种子的价值和分量。“比较好的洋种子一粒一元钱,1000粒重3g,3g黄金现在市价还卖不到1000元。虽然国产种子售价便宜,但如果推广种植面积足够,研发出一个有潜力的品种兴许每年收获辆奔驰车。”

他有魄力,就是想干这个事

18年过去了,作为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蔬菜育种课题组首席专家,何启伟觉得自己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就是,将冯锡鸿纳入种子科研“省级队伍”。

从2000年开始,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开展农作物品质育种,将育种目标从高产育种转向优质、高产、专用、抗逆特性强育种。也是这一年,何启伟成为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蔬菜育种课题组首席专家,开始了“招兵买马”,以实现这个勃勃雄心。

“我们一共是8个单位,其中3家是民营单位,因为我觉得种子问题还得靠民营企业,所以他们进来都比较早。”3家民企中,2家搞白菜,冯锡鸿则搞甜瓜。20世纪90年代,将冯锡鸿纳入省级科研团队,这个大胆的“思想解放之举”为何启伟赢得了成果。

这是冯锡鸿进入科研领域的肇始,这为他的探索研发之路积累了经验。

当然,何启伟没有看走眼,工程实施十几年以来,冯锡鸿的任务完成得不错,诞生了几个有分量的西甜瓜品种。

“他工作很执着,也不怕吃苦,应该说还是有思路的。他对一个品种的开发,从种子到苗子到产品,我都很赞赏他的做法。他抓工作比较实际,思路也比较开放。”而给何启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冯锡鸿能够大胆引人——这是其他民营企业所不具备的。

7年前,山东农业大学无土栽培基质专业硕士毕业生韩道杰来到鲁青园艺研究所,参与了鲁青在宁夏建立中国第一条基质生产线,让他看中的是:“基质的生产线全国还没有,现在的基质没有正规的生产商,全是小作坊,鲁青算是比较正规的大的公司。”

实际上,2008年前后三年时间,冯锡鸿一下子引入了近10个研究生。

“一个企业要想持续地拥有生命力,一是要找到自己的使命,二是要有平台能够承载这种使命。”这句话无论是对冯锡鸿,还是对这些大学生都适合,我们看到,现在在鲁青7个分公司中,这些高学历人才已经能够担当大任。

将高学历人才引入公司,这成为冯锡鸿掌舵下的鲁青的传统。韩道杰不知道,早在1998年前后,鲁青就一下子引进了20个大中专学生,这让当时很多同行刮目相看。“他还是想干,有魄力。他比别的民营企业思想开放,而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没有这个胆量。”

吸引大学生、引进硕士生,这既是冯锡鸿利用外引专家传帮带学生的需要,也是出于组建团队,培养自己队伍的考虑。

全国最好的无籽西瓜和甜瓜,使我们有了与国外抗衡的条件

十年非常沉重,一个没有科研基础的人,进入陌生的领域,摸爬滚打,不断实践,运气好的话,投入300万,可能能诞生一个好品种,运气差的话,可能投入1000万也一无所获。

上苍没有亏待冯锡鸿。

“我们育成了全国最好的无籽西瓜,这个已经获得了农业部的知识产权保护,叫‘商道1号’无籽西瓜。这个品种种植出来个头最大,肉色最红,是全国最大的无籽西瓜品种,而且连续5年重茬都没有问题。”当然,相比种子“含金量”,作为企业当家人的冯锡鸿更愿意谈效益:“这个产业未来可以给我带来1000万,没有问题。”

而使华北地区农民发家的“天蜜脆梨”品种像一条鲶鱼,搅动了沉默许久的全国香瓜行业,促进了行业重新洗牌。“这个种子也是供不应求,已经在几个省市成为主宰品种,估计未来也能给我带来上千万的利润。”

仅仅“商道1号”和“天蜜脆梨”两个例子便说明了种子研发一旦成功,回报就是巨大的。

作为农业专家,何启伟更愿意从国产种业的高度解读冯锡鸿的这些新品种。“比如,‘天蜜脆梨’这个品种在咱们甜瓜育种史上应该是一个突破,已经与国外品种相接近,在品种的某些性征方面甚至超过了国外品种。国内品种超越了国外品种,这对农业专家和育种企业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国外种子进来之后,在品质方面表现很不错,但缺点是价格高,而且种子权控制在别人手中,别人随时可以涨价,我们无法控制。我们有了自己的种子,别人要涨价,咱就有抗衡的条件。”

实际上,不仅仅是西瓜、甜瓜,种子研发为冯锡鸿带来的还有在小番茄等特色蔬菜方面的突破。

生产与科研应该各归其位

“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败笔。”冯锡鸿的这句话有些出人意料,“我做科研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成功。”

农业科研特别难,大投入、长周期,而且风险大,以至于鲁青投了大量的资金进去,虽然在此过程中也有产出,但站在企业的角度,这种投入产出是不划算的。

产学研合作是冯锡鸿走出科研泥潭的法宝,但他认为,在种子研发上,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绝非易事,还存在大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难题有待研究解决,而且在今后的创新实践中还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需要研究求解。

要改变目前“大蔬菜小种子”的现状,冯锡鸿认为必须设立研发资金、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强化正统科研力量、注意保护知识产权,以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品质种子。

第一,他建议国家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本土优质种子的筛选。培育一个新的蔬菜品种周期很长,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一个蔬菜品种的培育需要从各地选取材料,通过不断杂交对其后代进行遴选,除了靠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外,还需要在不同地区进行多年试种,此后才能向农民推广。这个周期大概需要3至5年时间。无数次试种、筛选等实验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这里面的风险可能并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担的,这就需要国家支持。

第二,推动社会资本与科研院所的合作,研发推广双推进。不同于国外种子企业进行自费研发,当前我国科研与市场是脱离的,科研与生产“两张皮”——在一个新的品种被培育出来之后,如何推广存在问题。在国外,育种业通常由几家权威的大公司垄断,并实行研究开发与产品推广“一条龙”模式。公司培养固定的研发队伍,并且提供相当雄厚的科研资金支持,产品研发后,公司将产品推广出去,获得利润,从而为科研继续提供资金,形成良性循环。让科技人员既研究又推广并不现实,可推动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加盟科研院所的种子研发,用社会上的富余资金支持研究,用科研成果为企业获取相应的经济回报,将非常有利于本土种子的研发与推广,也有利于本土种子打开市场。

第三,正本清源,梳理资源,扶持龙头企业。当前专门从事蔬菜种子研发的机构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院校,也有一些专门的种子公司,但规模多数不够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种子市场比较混乱,甚至有些假种子流入市场,使农民对本土蔬菜种子更加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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