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末曾经这样思考过

上个世纪末曾经这样思考过

浅论人生观教育——关于人生观教育的反思

我们今天正处于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的时期。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前无古人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本身包含着各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在这场变革中，传统的人生观教育受到了冲击，但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正确的人生观尚未在全社会普遍确立。在新旧交替之际，人们在道德和信仰上的迷茫，对金钱态度的转变，人际关系的变化，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的淡化，等等，都迫切需要作出应有的回答。在国际方面，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我们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除了加速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进程外，—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人们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今天，我们进行人生观教育，是有很大难度的。在知难而进中，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注意防止和克服两个偏向。

第一，不讲层次性，要求大一统。

以往人生观教育的弱点之一就是不分层次，不分阶段、步骤，人人一律，时时一律。都用高标准来要求。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观点，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人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受的文化科学教育，所处的社会环境均不相同，这种差异必然会造成不同的需要层次。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只有人的较低级的需要至少得到部分的满足，人才可能产生较高的需要。所以，不能用大一统、高要求去要求—切人。太高的要求对广大群众来说，暂时还做不到，或不能全部做到，这就需要一个很长的循序渐进的引导提高过程。所以人生观教育要有层次性，要依据人们的不同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这里，耍注意把全社会普遍宣传、提倡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具体要求区别开来。

第二，曲解层次性，放松先进层。

我们在纠正以往人生观教育不讲层次性偏向的时候，又出现了曲解层次性的偏向。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理想、道德的层次理论，并没有为人们所真正认识。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没有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近几年来，有些党员干部丧失党性原则、立场，以权谋私，以权换钱，以致对于金钱追逐的执著和专注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这些不能不说与我们理论上的失误与混乱，放松了人生观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人生观教育是要讲层次性的。但讲层次性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对骨干层——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高要求。我们共产党人曾引以为自豪的执著崇高的人生追求是宝贵的财富，是力量的源泉，是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支撑着矢志不渝的信念。一个人要有精神，一个民族更要有精神，在刚刚经历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动荡后，精神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

还应看到，正确的人生观不可能在人们的意识中自发地产生，必需通过灌输、教育。教育具有超前性，应该有高要求。我以为，当前的人生观教育应着重从人生价值认识上进行引导。

首先，要强调人生价值在于贡献。人生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存在和需要是否从社会、从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更重要的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尽了什么责任，作了什么贡献。人生价值决定于人的社会价值。

其次，人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不能简单相比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成员为社会创造的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围，起着不同的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绝不可将二者简单的比较，否则就违反了异类不可比的原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再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网络，个人不能脱离集体脱离社会而生活。人的价值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在为集体为社会的奋斗中，才能得以说明和实现。

原载《宁夏党校学刊》1990年第4期

是什么支撑着我们时代的道德大厦

翻阅马俊的事迹，没有看到半句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但却始终感到有一种力量强烈地吸引我读下去。

是的，乍一看马俊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多是平凡的，但细细想来却感到平凡之中无不蕴涵着生与死，痛苦与幸福，平凡与伟大，美好与丑恶，高尚与卑下等人生重大的主题。

马俊的事迹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在马俊事迹的衬托下，我朦朦胧胧的感觉渐渐变得清晰：马俊事迹感人的力量，强烈的吸引力在于他本身具有浓厚的质朴、自然、真实的特色，就像坚忍而又不屈的六盘山，就像富饶而又贫穷的黄土地。这种特色这种精神的存在，对于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诸如虚伪、自私、唯利是图、腐败堕落等丑恶现象起到了一种平衡、抑制的作用。可以说，正是马俊和像马俊这样的人，这样的信念，这样的追求，支撑着我们社会的道德支柱，支撑着我们时代的崇高道德大厦！

马俊是在自己欠着几千元（主要是为保护别人的财物而自己遭歹徒抢劫和帮助别人所造成）的情况下，借了上千元帮助别人渡难关的；是在自己遭抢劫受损失而保护了别人的财物的，是在自己少挣几千元的情况下使同伴都得到几百元的收入的，是在自己的生命毫无危险时为救别人而献出了生命的。我深深地感到，马俊的崇高是一种沉默的崇高，悲壮的崇高！

马克斯·韦伯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观察人的行为动力时指出，人的行为有四种主要推力：一、传统的；二、情感的；三、价值合理的；四、目标合理的。

分析马俊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出，马俊的行为并不是自始至终表现为一种行为推力。有时表现为传统道德、传统文化的推力，有时表现为对党和人民，对乡亲们强烈朴实的爱的推力，有时表现为正确的人生价值坐标的驱使，有时表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的指导。

对于后三种推力，人们已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但对于第一种推力，既优秀的民族传统道德在马俊短暂的一生中显示的真实的力量注意得还不够。

由此，引起了我对于传统的思索。

由于近年来社会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由于改革开放事业的步履维艰，和以突出自我、反叛社会为基本特征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传入，有些青年的思想被搞乱了，出现了盲目地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倾向，尤其是盲目反对、排斥我们民族的一切传统。

盲目反传统的青年未必就真正了解我们民族的传统。事实上，古往今来，优秀的民族传统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克己为人”的道德情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平等互助观念，“扶危济贫”的助人为乐风尚，以及吃苦耐劳、维护正义的高尚品德等等，都体现了民族传统的美德。

当然，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难看出：每个时代都为传统注入新的精神，每代人都会把一代人的追求写进历史。马俊的“要多帮助别人”的人生价值观，“见不得别人犯难”的友爱精神，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优秀品质，无不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光彩。

对传统的反思捎带出了对于现代新观念的看法。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我们引进、产生了不少现代新观念。不可否认，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新观念对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对于民族素质的提高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确有一些所谓的“新观念”，实质上是不真实的不自然的，甚至是有害的，迷惑和腐蚀了一些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青年。例如，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青年把“80年代个人顾个人”的顺口溜作为生活的准则，为一已私利不惜牺牲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一些青年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地高谈阔论，抨击社会，鞭挞时弊，但在工作中却好高鹜远，应付差事，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毫无责任感和道义感。历史的无数事实已说明：无论多么高深的理论，多么新潮的观念，离开现实的土壤，离开脚踏实地的努力，都将失去它的光彩和意义，都将一事无成。马俊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并有久远意义的。

原载《宁夏青年报》1991年1月11日

多些宽容和理解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是许多事无人做；另一方面是做了事又被指责为动机不纯有个人目的。那么，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人做好事的动机呢？我以为：

首先，应该重新认识人之为人的一切东西。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舆论宣传、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几乎都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这样的人只能胸怀神圣的事业，不能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就连普通百姓也得不断地“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社会在不断地拔高人，幻想把每个人都变成天使；人在不断地强迫自己，期望成为社会所赞赏的人。诚然，这种时代已成为过去，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人,认识人之为人的一切东西。从对人的认识中，我们可以看到：英雄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芸芸众生更是人，也就可能有更多的欲望。所以，我们评价人的行为万万不能离开人就是人的前提。

其次，不应苛求人具有纯而又纯的动机。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行为就必然受多种因素制约，因此人的行为动机必定是多元的，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由于某种传统思想的惯性，由于前些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现在，一些人还不认可这一点。当然，我们承认人的行为动机多元的同时，并不是否认舍弃一切忘我奉献的人的存在，也不是肯定多元的动机全部合理，在这里，只是指出一个客观事实。既然人的行为动机是多元的，那么怎么能够苛求人具有纯而又纯的动机呢？做好事确实有出于个人利益的因素，但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相吻合时，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从“文革”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很多被社会扭曲过，曾遭遇过社会不讲人性的苛求和不公。所以，也就更真诚更强烈地呼唤宽容呼唤理解。我们期望社会更宽容和理解社会的成员；我们期望社会成员更宽容和理解自己与别人。创造一个更益于人的成长、人的生活、人的进取的社会环境，这对于我们的人生对于社会的进步都将发生积极的作用。

原载《银川晚报》1991年4月13日

刘慧芳——性格中的悲剧

刘慧芳在《渴望》中无疑扮演了悲剧的主角。她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又是个人悲剧。当然，社会的不公，他人的自私、狭隘、误解是重要原因，但她性格中的悲剧也是不可忽略的。需要指出的是，说她是悲剧性格，并不意味一无是处，在她的性格中确实有许多光彩照人之处。但不可否认，有些心理特质具有双重价值指向。

第一，慧芳软弱、自欺，不敢正视现实。结婚后，在对待姑子亚茹、丈夫沪生的关系上，她处处谨小慎微，逆来顺受，在对待沪生与竹心的关系上，她也一味忍让，委曲求全。慧芳干嘛老要仰视他们？这不是一种麻木、一种屈服么？沪生有点怕刘大妈、而对慧芳却无所顾忌，怎样伤害都不在乎，不是最好的注释吗！如果慧芳挺起腰板做人，不幸会更多吗？

第二，慧芳思维近视，否认、躲避矛盾。所以，为避免产生矛盾，她从不吝惜自己的牺牲。当矛盾出现时，她又极力否认、躲避，对亚茹、沪生是这样，对大成、罗冈何尝不是这样？她对生活缺乏思考，缺乏冷静分析。为一连串的一时一事的和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每每看到这样的镜头，都觉得心头沉重得喘不过气来。我只能感到她内心的伟大，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不幸、苦难和折磨，但我很少感受到她心灵的伟大——追求与勇气的伟大。

第三，慧芳重视愿望，轻视具体手段。慧芳追求爱情，渴望真诚地生活。愿望是美好善良的，努力是艰辛不懈的，可效果是事与愿违的。慧芳拒绝了大成，顶住家庭压力，与沪生结合，足可说明她对爱情追求的执着。诚然，家庭里不能太“叫真’，但一味迁就、是非不分、忍气吞声绝不是积极态度.越爱，越迁就，沪生毛病越多，恶习越重.慧芳怎么就不总结一下呢？

古人曰：善有善报。按逻辑推理，此话也成立。按常人愿望，生活应公平对待慧芳，她应获得属于她的幸福.可纵观全剧，慧芳是：做人做得窝窝襄襄，活人活得磨磨唧唧。为什么？是编导残酷？是命运使然？我认为万万不可忘记：慧芳她自己。

原载《宁夏青年报》1991年1月25日

幸福——由渔夫与富翁的对话谈起

听人讲，到海边避暑的富翁与正在垂钓的渔夫有过如下对话：

“你为什么每天只钓一条鱼呢？”

“一条鱼足够我换回一天的必需品”。

“你应多钓些，攒钱，买鱼船，赚更多的钱……”

“然后，干什么呢？”

“享受人生，像我一样。”

“我现在不也跟你一样吗？”

诚然，我们可以列举经济繁荣促进文明和进步的事实指责渔夫贫穷的充实，愚昧的满足，我们可以凭借社会承认并流行的生活法则与价值观念嘲笑渔夫的无所追求无所作为，我们可以依据需要层次学说的观点批评渔夫低层次的需求低质量的生活……然而，当我们暂时抛开我们已有的观念，暂时离开自己思维的定势，用心去经历去体验，用灵去感受去思索，我们是否会感觉到渔夫那份属于自己的淡泊恬静快活超脱呢？

是渔夫幸福，还是富翁？我被困惑纠缠着。

事业的成功，美妙的爱情，丰厚的资产，超群的智慧，不凡的生活，光彩的人生……追求一个或多个彩色的梦想，拥有一个或多个梦幻的实现。我并不否认这些答案。我知道，幸福从来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遥远的而是现实的。但我还是固执，不懈地寻觅“幸福’的概念。当我从哲学意义上的另一角度思考渔夫的回答时，我有了顿悟：为什么苦苦的寻觅非要离开自己的心灵感受呢？

忽然，有一道亮光在心头闪烁，脑海似荧光屏出现了字幕：幸福就是人的生命拥有自由与人能够自由地选择生命存在的方式！我惊讶我兴奋我感慨——自己关于幸福的概念。

我想，也许渔夫更注重凭个人内心的感受来评判自己是否幸福，而富翁更在乎用社会的尺度来评判自己有无幸福。如果没有个人内心的感受，人会生活得更苦更累吗？如果没有社会的尺度，人会生活得更沉重更艰难吗？如果什么标准都没有，那人还会有称之为幸福的幸福吗？

其实，幸福就是自我心灵的一种感受——你认为你是幸福的，那你就一定是幸福的，无论别人怎样评判。

原载《宁夏青年报》1991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