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重要转折与思想变化

细细研究梁希的一生，可以清晰地看到梁希的思想出现过四次重大的变化。初，梁希似乎在复制祖辈父辈的人生之路，埋首苦读，博取功名，希望通过读书做官，兼济天下，最大限度地精忠报国，这个国当然指的是清王朝；以后因为内忧外患，清廷权衡利害，取消了科举，梁希受到好友指点，决心投笔从戎，以武备救国，这个国自然还是清王朝：梁希由精忠报国转而为武备救国，这是第一次思想变化。在日本留学期间，梁希由于受到章太炎等革命党人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同盟会，决意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这是第二次思想变化。清廷灭亡，民国建立，然而国家仍然处于危难之中，在一片救国声中，梁希选择了林业科研与林业教育，认为从事的是科学救国，这是梁希第三次思想变化。推翻了清廷和北洋政府，换来了国民政府，但是新的政权腐败依旧，无能依旧，梁希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直到他在重庆认识了周恩来，在交往中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从理解共产党，到决心追随共产党，梁希一步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梁希的心头重新燃起了对未来中国美好明天的希望，至此，梁希完成了他第四次思想变化。

本节以梁希的四次思想变化为主线，详细介绍梁希思想变化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他的人生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着怎样的影响。

梁希自幼饱读诗书，功底深厚。“很小的时候，梁希就能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1898年，时年15岁的梁希考取秀才，然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被动挨打之中，先是英法两国相继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既而是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消息传来，人心悲愤，再接着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九龙。此时此刻，读书人还要再修四书五经么？中国的出路又在何方？梁希不断地思考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未来，虽然当时的他不过十余岁的少年。

“鸦片战争以降，我国有识之士特别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殚精竭虑，不断探索救国救亡之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想法”。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公开呼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后来为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完善，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这一思想对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影响极大。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周香复、岑春煊等联名上章，奏请停止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同年8月，光绪下诏：“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废除后，儒生们从此丧失进身之阶。有人惶惶，有人兴奋。此时，梁希结识了同乡也是好友的陈其美。

据资料记载，陈其美约梁希作了详谈。陈其美认为：多难兴邦，殷忧启智，清廷如此羸弱，“抵抗列强的侵略，武备必不可缓”。这一席话，陈其美也曾经对自己的亲弟弟说过。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陈其美痛感国力衰弱，“知武备之不可缓，力劝弟陈其采赴日学习陆军”。陈其采从日本回国细述，陈其美因而得知：“日本之所以富强，其基本原因，在于变法维新，振兴实业。”

在陈其美的指点下，梁希的思想有了变化，决心投考浙江武备学堂。这是梁希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从读书——做官——报国，转向弃文——习武——报国，这也是梁希思想上出现的第一次变化。

浙江武备学堂聘用日本军官担任教员，毕业后，优秀学员有机会赴日学习。日本，中国的近邻，“国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新期间，日本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推行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日本国的明治维新可以借鉴也应该借鉴，派出青年才俊赴日留学不失为救国良策；对于日本军政府而言，地大物博的中国素来是觊觎的对象，所以有必要采取多种渗透方式和多种投机手段。当时，早稻田大学学监高田早苗就曾说过：“教育中国人，不仅符合中国人的利益，也同样符合我日本之利益。”由于双方各有利益所在，清朝末年，留日学生人数由开始的每年两位数，很快上升为三位数、四位数。

这股学潮带动着新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影响了许多人。留学生回国后，便向国内的同学介绍外邦。陈其美和梁希也因此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1905年，22岁的梁希以“年少敏干”入选浙江武备学堂，“学习西洋均值，各种枪炮、营垒及行军、布阵、攻守各法”。奋斗了整整一年，梁希却“以体格不合，未能选为军官”。不过，新的机会很快降临。1906年，梁希因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被官派日本留学军事。同年，陈其美也在姑丈的资助下，留学日本，学习军警和法律。

1906年，梁希来到日本，先在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一年。“这个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的专业很广泛，尤以政法和军事最为热门”。许多留日学生创办刊物，翻译各类书籍，寻求救国之道。但是，“留学生全体虽多不满意于清廷之政治，傲然以未来之主人翁自居；然思想无系统，行动无组织，保皇党之余波，立宪派之滥觞，亦掺杂于其间”。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梁希而言，如何救国思想上陷入混沌。

恰在这一年，反清名士章太炎来东京演讲。据资料记载，章太炎演讲那一日，“时方雨，扣门者众，不得遽入，咸直立雨中，无惰容”。章太炎在欢迎会上侃侃而谈：“大凡非常奇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太炎用幽默的话语，讲述自己的信仰，狂洋恣肆，无所避忌。

章太炎向大批的留学青年讲国际形势，讲历史走向，讲清廷腐败，讲社会黑暗。所举事例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尤其讲到清兵入关，“异种乱华”，其状之惨，历历如在眼前。听众内心无不翻江倒海，当然包括梁希在内。后人回忆，梁希由于受到章太炎等革命党人的影响，于1907年秘密加入反清组织同盟会。从决心保卫清廷，到决心推翻清廷，梁希的人生出现了第二次转折，这一重大转折表明梁希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清廷卫士转变为大清的掘墓人。

梁希人生的第三次转折出现在1913年，根据资料介绍：“梁希因不满日本士官学生欺侮中国学生，改入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攻读，这是梁老生命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从这一次转折开始，梁希的名字就与中国林业以及中国林产制造化学联系在了一起。

转折的时间是在1913年，但思想变化早就露出端倪。1909年，梁希回国短期度假，适逢乡里有为青年吴兴权英年早逝，大家公推梁希作祭文一篇，梁希也不推让，一千字的祭文即刻洋洋洒洒，这里仅举其中一小节文字就可透视出梁希当时就已有了科学救国的认识苗头：“视彼西邻，辈起伟人，每资学理，引任革新，奋始瘁终，移俗化民，不借权势，功成志伸。故夫一人任一国之责，而一夫力运万钧，岂吾国而独无？！”

这一小节文字说的是：西方世界，代代有伟人，原因在于尊重科学，发扬科学精神，改革创新，从来有始有终，通过移风易俗，教化百姓，最后功成志伸，西方国家可以做到的事，中国也可以做得到。由此可见，早在1909年梁希就已直率地表达了要向西方学习科学的思想。

由于梁希早就认定了科学可以救国，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林业救国的道路，选择了林产制造化学作为终身研究的课题。梁希后来在宣传林业重要性时特别强调说：“衣食住行都是靠森林，国无森林，民不聊生。”这样的认识，应该算作是梁希选择林业救国的主观因素。

梁希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同时留日的同学许璇、侯过、林骙、俞寰澄等交谊最笃”，侯过，字子约，6岁始读“四书”，15岁时因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于1906年愤而蓄发明志，后出走日本。留学日本期间，“在盟主何公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华同盟会”。

同是同盟会成员，侯过当时与梁希同在日本帝国大学主修林科，晚年时的侯过回忆起选择林业学科的原因，他说：“看到日本处处山清水秀，对比家乡濯濯童山，乃毅然重渡日本，决心学林，以绿化中华为己任，力图改变祖国的山河面貌。”侯过的感受在留日的学生中相当普遍，所以说，无论是侯过还是梁希，内心的巨大触动是他们选择林业救国的客观原因。这一选择决定了梁希后来的奋斗方向。

当时的国际上林产化工异军突起，林产品畅销海内外，人造丝风靡全球。提到林产品诸如照相软片、玻璃纸、留声机唱片、钢笔杆、蓝墨水、橡皮、橡皮筋、酒精、松节油、眼镜框、电影胶卷、汽车轮胎、油墨、鞋油、润发油、清凉剂、牙粉、牙膏、高级软木地板、电线包皮、纸张、火药、救生圈、雨衣、肥料、塑料、染料、各色油漆、各种香料、洋烛、肥皂、杀虫剂、火柴、纤维板、木工板、药品、各类人造丝织品等等，这些现在司空见惯的林化产品当时刚刚走入千家万户，这对年轻的梁希自然有吸引力。仅举一例，人造丝织品，就是通过化学工艺，借助木材中的木纤维做成的穿戴用品。在日本，“因为不出产棉花，穿的很大一部分是木材制造的人造纤维制品”，这对梁希心理的碰撞很大，梁希从中看到了一条崭新的富国利民的途径，梁希的老朋友金善宝撰文证明了这一点：“梁老对我国早有管山治水富国利民之愿望，认为我国为多山之国，地跨寒、温、热三带，树种之多，冠于全球，仅木本植物就有7000多种，山多林多财多，可以向山地要木材，要粮、要油、要香料、要树脂（如松脂、生漆、橡胶、杜仲胶等）以及其他种种林副特产品，如树胶、染料、药材等等，正是由于这一点，梁老解放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林产制造化学这一课题上，以此作为富国利民的手段。”所以，这是梁希选择林业救国的又一个更重要的客观原因。

后来的历史证明，梁希的这一次转折，无论对其个人，还是对中国的林业事业，对中国的林产化工建设，意义都是非同寻常的。

梁希人生的第四次转折，是指梁希由原先仅是一个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而成为公开反对独裁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这一转折的时间较长，思想变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重大的思想变化总是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1935年，日本加紧对华侵略，翌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菽，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南京知识界184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也同时发表宣言，表示声援。自此，梁希以及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走上街头，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救亡运动，这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七七事变”后，南京的中央大学搬迁到重庆沙坪坝。“在沙坪坝居住期间，通过潘菽，梁希和《新华日报》社取得了联系，经常去周恩来同志住所听取抗战形势报告和参加座谈”。

周恩来，梁希一生最为敬重的共产党人。二人都有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都有出国留学欲借科学救国救民的宏愿，这从周恩来1917年19岁时写给友人的绝句《面壁十年图破壁》可以看出，诗里写道：“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滔海亦英雄。”诗意是：到日本去，面壁十年，从中找到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由此也说明即令周恩来这样的伟人也和当时众多的热血知青一样选择过一条相同的科学救国之路，这也很容易解释周恩来与梁希接触之后，会有那么多共同的话题，双方彼此引为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从此，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的《新华日报》社，梁希成了常客，通过交往，梁希感觉与共产党人贴得很近，思想上有很多共鸣。而梁希正直的为人、率真的性格、一丝不苟的办事原则、内心深处对光明的向往，以及在知识界中的广泛影响与特殊号召力，让周恩来对梁希格外倚重。1943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是梁希的60岁生日，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在《新华日报》编辑部里特意摆下水酒两桌，为梁希祝寿。

当时，周恩来有过一次让所有与会者都难忘的祝寿辞：“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周恩来的话温暖了所有在座的科学家，梁希更是激动不已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

在与周恩来等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梁希的思想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自觉学哲学用哲学，他署名“一丁”，在《群众》周刊上发表《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一文，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力推崇，赞之曰：“这是自然科学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梁希一语双关地写道：“从辩证法看来，自然界最重要的不是开始衰落的东西，而是开始发展的东西。”“依照自然界规律，正在腐朽的旧枝叶，早晚要消灭的，它不过是一时苟延残喘，作最后之挣扎罢了，……所以林学家要认识树木本身的内在矛盾，把它揭露出来，应该留的留，应该剪的剪，此中没有调和妥协之可能。”表面上看，梁希是写森林的变化发展，实则处处暗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是代表着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必将代替旧事物，中国共产党必有光明的前途，未来的中国有希望。

梁希曾对友人说：“饭可以不吃，《新华日报》不能一日不读。”他公开写诗赞美共产党“为农为苦工”的政策，他在题为《祝〈新华日报〉六周年》的贺诗里写道：“黄鹤楼前一纸风，飞飞风动入巴中。吾曹反帝反封建，国策为农为苦工。星汉迢迢星拱北，鲁阳叱咤日回东。写来不少惊人事，汗马勋劳汗简功。”

在重庆沙坪坝期间，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民主，在梁希、金善宝和潘菽等人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座谈会”和“社会科学座谈会”先后成立，座谈会得到周恩来、潘梓年等人的支持。“当时是以学习《自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论述为宗旨的，但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广泛团结知识分子、扩大爱国的统一战线”。与会者们交换互相得到的信息，议论抗战形势，梁希被公认为是其中“学习最认真、最积极的一位老教授”。

在这期间，民主科学座谈会召开了。该会由许德珩、潘菽等人发起，梁希也是民主座谈会成员之一。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梁希一方面高兴中国有希望了，一方面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让梁希与重庆地区的科学家们高兴和感动的是，毛泽东在嘉陵江畔张治中将军的公寓里接见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几位同志，梁希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等人坐在木凳上聆听了发言。这是梁希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建国后，还有一张毛泽东单独会见梁希的照片，那是1953年2月，照片收在那一年出版的《世界相册》里，至今还可在电脑中搜索到。

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扩大会议召开，会上研究决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提出建立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九三学社是以科技教育界中高级知识分子和中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的政党，该政党具有政治联盟性质，在会上梁希当选为九三学社的监事。从此时起，梁希作为一名民主主义战士开始对国民党独裁政权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

1946年冬，梁希随校迁回南京。同年2月，重庆文化界以反内战、反独裁为宗旨，发表了《对时局进言》的签名活动。梁希带头签名，由于活动声势浩大，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陈立夫、朱家骅等人去信要求梁希予以否认。梁希复信：“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备承关注，谨表谢意。”梁希的回答不卑不亢，掷地有声。

国民党当局转而改以怀柔政策，派人商请梁希和盛世才共同执掌农林部一事。梁希委婉地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眼见梁希不为所动，特务头子徐恩曾带着便衣前来，要求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一事。梁希愤而表态：“名已签了，怎好反悔？请你徐先生设身处地好好想一想，你能不能这样做？”因为梁希的声望与国际影响，徐恩曾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

由于梁希等森林系教授积极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民主运动，森林系的学生深受影响，其中有五名学生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黄枢、李霆等听从地下党安排，决定前往解放区。梁希勉励说：“到解放区去，好得很！为人民服务，大有用武之地。”时人也因此给了森林系一个美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1948年5月4日，“中央大学学生联合南京各大、中学校学生，发表《纪念五四，保障人权，保障交易，抢救民族危机》宣言”。下午，梁希和潘菽、涂长望等教授出席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晚上又参加了中央大学学生的万人营火晚会，大家高唱《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梁希深受感染，不顾个人安危，站在一块方桌上对着同学们高声说道：“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会后，梁希有感而作《迎曙光》，并将诗寄给中共地下党员陈晓原，诗曰：“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鲜血荐黎明”。这首诗一方面表明表明梁希已下定决心，为了推翻独裁政府，即使付出的代价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另一方面也表明梁希的内心深处已完成了由爱国主义者向民主主义战士的转变。

1949年4月1日，“四一惨案”发生，许多学生在游行中被打伤。梁希立即前往探望，并反复叮嘱同学们“要妥为护理，注意安全，不要在黎明前再蒙受损失”。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学，梁希只身前往监狱，与汤恩伯卫戍司令部交涉。在遭到严厉的警告后，梁希依然面无惧色，在监狱里和衣而卧，坚持斗争。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梁希怀着喜悦的心情参加了随后的中国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的会议。7月10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召开，梁希为《会员大会会刊》提笔写下建议，他说：“追想过去的成绩，瞻望未来的途程，不论是总会干事或分会干事，我们不要像其他学会一样，一味推选老成持重、年高德劭的人，我们要选出一批蹦蹦跳跳、吵吵闹闹的、活泼可爱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坦白无私大公无我的新青年甚至小孩子来干，干，干，干得我们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有生气，有朝气！”这一年梁希66岁，但梁希的内心世界变得年轻了。

回顾梁希人生的四次转折，后人可以看到其中的每一次转折都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次转折都带有激烈的思想斗争，而梁希每一次的主动性选择，又无不说明他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的思想变化总是朝向积极的方面，所以，梁希最终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在那个时代成为反独裁争民主的光荣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