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林业教育的兴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一方惨败。1895年春，北京城里乙未科进士殿试刚结束，传来“马关条约”已签的消息，内有割让台湾、辽东，赔款两亿两白银的议和条件，应试的各地举人群情激奋，台湾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康有为率弟子草拟《上今上皇帝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十八省举子一千多人联名响应，5月2日，几千人（包括市民）聚集“都察院”门前请愿。因这一千多举人大多为外省籍，他们来京后的殿试皆由朝廷派公车接送，故史书称此次上书为“公车上书”。

上书遭到拒绝，但影响甚大，光绪皇帝和帝师翁同龢、大臣张之洞为改变屈辱的境地，也赞同康有为意见，1898年6月，由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变法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改革政治，废除八股，广开言路，鼓励上书，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发展农、工、商，改变教育制度，创办京师大学堂，委派留学生，奖励发明创造等。变法103天后失败，新政取消，但京师大学堂保留，委派留学生制度不变，这表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以及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教育的主张并未被完全否定。1903年，大臣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上《奏定学堂章程》，后获准颁布全国，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教育法令颁布各地必须实行的全新的教育章程，它明令各地以往的书院改为学堂，限定教育年限，小学为9年，高等小学堂为4年，中等学堂为5年，大学堂为3年。这一章程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方向，为后来正式结束科举作了铺垫，对中国面向海外，引进科学技术作用巨大。梁希能在1906年公费留学日本，与清廷“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的意图密切相关。

其实，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之前，中国大地上各种学堂早就星罗棋布了。据史料记载：著名的学堂有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兴办）、天津水师学堂（1881年兴办）、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兴办）、广东陆师学堂（1886年兴办）、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兴办）、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兴办）、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兴办）、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兴办）、天津军医学堂（1893年兴办）、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兴办）、江南陆师学堂（1898年兴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兴办）等。正是因为有了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22岁的梁希以“年少敏干”入选浙江武备学堂，1906年，又因在校成绩优异，被官派日本留学。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林业教育的最早雏形应出现于1896年之后，《中国林业教育史》写道：“1896年江西蔡京台等于高安县创办‘蚕桑学堂’，这是实业教育特色机构的起点。在这以后，山西、直隶（今河北省）、湖北等省还成立了农林学堂。”

截至清朝末年，全国的农林学堂一共有五所，它们的自然情况见表2-1.

表2-1 清朝末年全国农林学堂一览

清末时期建立起来的林业教育体系，已具有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形式，特别是仿效日本的成分居多，第一批毕业出来的学生大多水平较高。如山西省的毕业生，走出校门后曾调查了该省的森林资源，而后将其划分为八大林区，设置机构，并制订了“森林保护条例”，其他省的毕业生也大多做出了成绩，例如创办林场，组织林业公司、培育我国较早的人工林等。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经历了三个时期：1911-1912年，是南京临时政府执政时期；1912-1927年，是北洋军阀政府执政时期；1927-1949年，是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这三个时期，林业教育有所发展，尤其是民国初年，当时的农林部特别强调：“各省林务专员以有林务学识者任之。”并要求其他林业管理人员，也必须具有林业专业技术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林业教育一再受到鼓舞。另外，中国社会进入民国之后，民族工业有了蓬勃发展，林业生产发展迅速，技术人才的需求从另一个方面促成了中国近代林业教育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