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定中国林业政策

建国初期，梁希强调要摸清家底：“第一步先抓好三件事：一是搭好班子，二是摸清底子，三是打好基础。”家底子的含义，一是旧中国究竟留下了多少林业专门人才，二是新中国现在还有多少森林资源。关于森林资源，"1947年旧中国农林部曾提供全国森林覆盖率8.7%的数据，这也仅仅是依据部分地区森林资源数据进行摊算分析所得，并非当时全国实际的森林覆盖率”。

对于中国的森林资源，著名林学家郝景盛曾在全国各地做过专门研究，他的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我国森林面积，陈嵘先生估计为8.2%，中国经济年鉴统计为7%，美国人估计是6.8%，一九四七年英文文本战时中华志为8.4%，我个人在一九三九年估计为5%，一九四三年估计为4.3%，今春梁希部长在全国林业业务会议总结报告中估计为5%。”

关于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的真实数字，以及当时各省（区）包括直辖市的森林覆盖率的真实数字，经林业部要求，各地通过调查核实很快上报，1996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森林资源概况》作了披露。披露文字如下。

初步结论：

经分析、测算调整和统计汇总，建国初期（1949年）全国森林资源概况为：

森林面积12000万公顷；

活立木总蓄积116亿立方米；

森林蓄积108亿立方米；

森林覆盖率12.5%。

《当代中国森林资源概况》又附上了如下简要评析：

各省、区、市在具体工作中做到了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已有的图画资料、数据资料以及广泛搜集的与森林资源消长变化有关的资料，因地制宜地采用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法，其成果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森林资源的基本概况，其中大部分省区的成果均由林业厅组织有关专家审议认可，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汇总分析的全国建国初期（1949年）森林资源概数，是基本可靠的。

以上是林业部资源和林政管理司编写的《当代中国森林资源概况》一书的文字摘抄，以下则是当时各省（区）包括直辖市汇总上报的森林覆盖率数字。

表5-2 1949年各省（区）包括直辖市汇总森林覆盖率数字

需要补充的是，西藏的数字来自于1977年的森林资源调查，台湾的数字来自于1954年的森林资源调查，上海的数字来自于70年代的调查，这三地的数字是后补的。

现在看来，1949年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2.5%应是可靠的，因为周恩来1966年讲过：“十六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1960年5月，周恩来出访越南，与范文同会谈时说，你们森林覆盖率占全部土地1/3，而中国只有1/10，既然“砍多于造”，森林当然应该是越砍越少，由12.5%“砍伐”到10%是符合逻辑的，反之，越砍越多则成了笑话。问题是精于调查且做事认真的梁希很快就通过各地上报的数据了解到中国森林覆盖率的真实数字为12.5%，但他何以多年来始终坚持5%的说法呢？如果深入研究梁希，进而深入研究中国的生态系统，就完全可以理解梁希的一片苦心了。

首先是中国的大森林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及黄河的中上游地区，这些大森林对于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保障农牧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完达山、张广才岭的大森林抚育着三江平原、松嫩平原、松辽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东北粮仓和内蒙古牧场的天然屏障；同样，大西南、大西北的森林也是长江、黄河的重要水源和涵养地，保护了大西南、大西北的森林，也就降低了长江、黄河的泛滥等级；至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大森林，则是成都大平原的粮仓保证。所以，如果要维护生态系统，这些大森林都应该加以保护，如果破坏了生态系统，大自然必然会加倍予以报复，黄河就是一个典型。

其次是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偏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撰写的《1963年世界森林资源调查》内容来看，在当时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占第120位。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百分比太低，如果与当时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森林覆盖率相比，中国的12.5%的森林覆盖率只能排到最后一位，如果与欧美日本苏联比，差距更加明显。以下的两组各国森林覆盖率的数字可以说明问题。

表5-3 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森林简表

表5-4 欧美日本等国和地区森林简表

通过这两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与许多国家在森林覆盖率方面的差距，更何况中国的大森林有着保护生态平衡的特殊作用，是各地粮仓的天然屏障，所以，只能保护，不能破坏，这就是梁希从1950年直至1957年始终把中国森林覆盖率统计数字压到5%的原因，他是希望这么低的数字能引起大家警觉，进而万分珍惜这仅存的大森林，只可惜当时的中国百废俱兴，太需要资金支持了，而森林中的“大木头”就是特殊资金，梁希的一番苦心未能收到预想的效果。

一方面，中国的大森林亟待保护；另一方面，梁希任部长时各地又不断出现破坏森林资源的严重现象。据资料显示，"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曾出现乱砍滥伐恶风，前后11个月时间就发生三千三百九十多起毁林案件，破坏树木四亿八千六百多万株，损失成林二百八十万立方米。对此，梁希先生痛心疾首，寝食不安，他不顾年高体弱，亲自奔赴出事地点进行调查，分析其原因、危害，研究对策。”

通过调查研究，梁希摸清了源头，于是亲自主持工作，拟定一系列的林业政策以保护大森林。翻开1950年《中国林业》前六期，每一期都有林业政策出台，以1卷1期为例，出台的政策有：（1）政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2）中央林垦部春季造林指示；（3）中央林垦部雨季造林指示；（4）东北关于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的指示。最有影响的是：1950年1卷6期《中国林业》发布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通令：各级部队不得自行采伐森林，落款日期是1950年10月19日。在当时，能把毛泽东、周恩来同时请出来为中国林业单独发布一道命令，命令各级部队不得自行采伐森林，足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林业工作是何等的重视与支持。

林业政策在当时就是法规法令，各地必须严格参照执行，如果不予执行甚至严重违反了政策，就要在批评之后检讨，情节严重者还要受到处理。1950年《中国林业》的前六期上，后人看到的各地的检讨及处理的例子就不少，如：1卷1期上有《察省（察哈尔省的简称，该省后已取消）张市（张家口市的简称）近郊等林木破坏的检讨报告》《浙江省农改所对西湖林场损失马尾松的检讨》；1卷2期上有《南京东善桥被破坏案通报》；1卷3期上有《湖北省1950年上半年森林破坏情况调查及检讨报告》；1卷5期上有《对济源县破坏林木事件的检讨》《迁西县马蹄谷松山被烧事件经过及处理情形》；1卷6期上有《淅川林木破坏情形通报》。

刊登这些检讨和处理意见是为了表明林业政策具有严肃性，它具有法律性质，表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设定的“红线”，结果不到一年，各地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现象就制止了。

从现有的资料看，建国初期，林业部的林业政策得到了来自国务院方面的巨大支持，同样，梁希治山治水的庞大计划也得到了周恩来的鼎力相助。《中国林业》1950年1卷1期就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国务院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应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其次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只要有群众基础，具备种苗条件，应选择重点，发动群众，斟酌土壤气候各种情形，有计划地进行造林，并大量采种育苗，以备来年造林之用。同时，为着发展交通，需要枕木、电杆，为着恢复建设，需要大批木材，应制定各森林区的合理的采伐计划，并推行节约木材的社会运动。”这个指示表明了林业部第二次上报的林业全面规划“全面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合理利用”得到了批准。时隔一年，周恩来再次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名义下达了一个简短的命令，命令中的两个“必须”，一个“特别”，体现了周恩来对林业工作和林业政策的支持力度，简短命令如下：

中央林垦部《1950年林业工作总结和1951年的林业工作计划》及《1951年全国林业会议总结》两项文件，业经本院第80次政务会议批准。在这两项文件当中，有许多工作必须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布置执行，特别是有关保护山林、防止山火和滥伐林木等项工作，必须列为我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以求贯彻中央的林业政策，使农林水利生产建设事业得到更好的配合与发展。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干部认真研究这两项文件，并对今后林业工作给以适当地、足够地重视，加强领导，经常对干部进行林业教育，并检查工作的实施。

此令。

总理周恩来

来自国务院的支持不仅仅是发布命令，还有具体的财政方面的巨大帮助。梁希在1950年的一次报告会上作了透露，梁希说：“自本部召开了二月间的全国林业业务会议，接着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确定了森林是全国范围内的建设事业。在困难的财政中，还拨出巨款来进行业务建设，并规划了1950年全国林业的工作计划。”

从现有的资料看，林业部发布的林业政策最先在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得到支持，梁希庞大的治山治水的规划也是在这三个地区最先得到呼应。

以华北为例，“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一年，即设立了五个沙荒造林局，分布在冀东、冀西、冀南以及永定河地区。去年冀省的灾荒是严重的，而政府仍能在困难中拨出三百八十万斤小米，进行林业建设，与沙荒作艰苦的斗争。”对于整个华北地区最先开展的治山治水的工作梁希是满意的，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华北地区1950年春季造林工作，他说：“华北五省与山东、河南两省共已完成植树一亿五千一百十三万零二百二十四株，相当于1950年全年三季造林任务二亿七千七百五十一万七千株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四，其中平原（该省后来已取消）、察哈尔（该省后来已取消）、山西等省，本季即超出去年全年三季造林的总成绩。”该文还特别提到华北的一些地方干部，“如察省张苏主席亲任张家口市造林委员会主任，推动全市机关、部队、团体等102个单位参加春季造林，完成九千二百八十亩（共计102万株）。河北通县、河南开封等地的领导均亲自领头栽树，带动了当地群众的造林热潮。”

东北地区的治山治水活动开展的时间虽然晚于华北，但是发动后的规模、声势及影响则要超过华北。1951年第10期的《中国林业》刚刚公布《东北人民政府实行改造自然计划介绍》后仅仅几个月，1952年第1、2期合刊《中国林业》就刊登了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的讲话以及当时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代部长刘培植的报告。高岗，时任共和国的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他对共和国正在开展的治山治水活动的公开支持也可视之为国家层面的明确表态——至于高岗后来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那是两年后的事情。高岗有一段话说得很客观，他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造林是长期的建设工作，只要人类存在，造林工作就不会停止。它不仅是为了眼前，更重要的是为着今后若干年代的长远利益。目前东北的森林，虽占全国首位，但是如果只采伐，不建设，若干年后，不仅招来灾害，而且建设所需用的木材也会断绝来源。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大规模的森林建设，这种建设是为广大人民所拥护的。”

刘培植的报告中则高调支持治山治水，刘培植说：“东北人民政府决定营造防护林带和海防林的目的，就是为了防风、防沙、治山、治水，永远根除和战胜风、沙、水、旱的自然灾害，保护农业增产，增加副业收益和有利于人畜健康与安全。同时大量而迅速的造林，也是为了长期大量供应民需用材。因而进行大规模的营造防护林带，是一个极其迫切的政治任务与经济建设任务。”

关于规模和完成的时间，刘培植指出：根据原定的西满防护林带计划，仅包括西满中部风沙为灾的主要地区，但还不是风沙灾害的全部地区。为了扩大防风沙、治水和防潮、防飓风的范围，增加防护效能的需要，提出南北伸长，东西适当加宽并增加海防林的营造计划。总的规模，北起兴安岭以南的富裕、甘南，南到辽东半岛和山海关，长1100百公里（其中海防林带长度约六七百公里），宽300公里。除原定计划范围外，再增加39县，计黑龙江十一县、辽西六县、吉林三县、热河四县；海防林计：辽西五县、辽东半岛六县及旅大市，另内蒙三县，总面积为60县、旗（等于东北1/3县份），约2000万垧（原计划八百三十万垧，扩大约1100万垧，造林约300万垧），等于东北总面积1/5强。

关于完成年限，原定西满防护林带为12年，现拟缩短时间，争取提前完成，除某些沙丘地区外，一般地区争取在六年内基本完成，扩大部分和原西满防护林带同时进行营造，全部营造工作争取十年内完成。

除了文字说明外，刘培植还附了一张“东北区西部防护林带计划图”，在这幅图里，标明了“防护林原计划地区及林带”，也标明了“防护林扩大地区”以及“海防林”。

对1952年早春东北人民治山治水的自然情况，新华社很快就有一段文字述评：“今春东北人民营造东北区西部防护林带，现已造林二万六千零一十八垧（一垧在东北约等于十五亩），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三，等于东北区1951年全年农田防护林带营造面积的1.3倍。”

图5-1 东北区西部防护林带计划图

至于西北地区治山治水的情况，史料上有如下记载：“1950年春，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村部规划营造陕北防护林带，是年陕北地区成立了造林机构，在榆林沙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考察。这一沙区东西长600公里，南北宽12至16公里，总面积为2862万亩。在整个沙区设计三条大型基干林带，总长950余公里，计划造林总面积171万亩。从1953年开始施工，主要是采用沙柳插条、旱柳插干等方法营造固沙林。在沿河地带，还引水拉沙，平整沙丘，进行垦造和造林。”

由于建国初期，治山治水成了国家意志，所以林业部发布林政，受到了举国上下的支持，尤其在华北、东北、西北。

从现有资料看，梁希在任部长初期心中就酝酿着一个庞大的治山治水规划，1952年第10期的《中国林业》上终于将这一规划和盘托出：“感谢中国共产党，它把四亿多中国农民一向被束缚了的传统智慧和无穷无尽的生产潜力解放了出来，供我们群众造林之用，使我们有力量把冀西三万四千多公顷沙荒消灭了百分之四十二，还将继续消灭，使我们有可能把豫东三十二万公顷防沙林网在明年造成，把永定河下游四县的护岸林和防风林在明年造成；使我们有可能在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用农民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营造经济林，供给工矿用材；使我们有信心计划在东北、河北、山东、苏北四省营造连绵不断的海岸林，在东北营造全长一千七百公里（包括海岸林）分布面积达二千万公顷的西部防护林；使我们有勇气想与陕北的神木、高家堡、榆林、靖边、安边、定边一带的沙灾作斗争，想与宁夏从磴口到中卫沿黄河一带的沙灾作斗争，而在那些地方开始测勘或完成测勘，准备计划造防风林带。”

在梁希庞大的治山治水规划里，不仅要建成早期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防护林，还要建成长江以南的经济林，以及在沿海的四个省建造海岸林。当时的梁希信心十足，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美丽的远景：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人同时是新中国的艺人。”

从现有资料看，林业部当初的“治山治水”政策，在华北、东北、西北最受欢迎，原因在于“三北”地区有大片土地或受沙灾威胁，或受水灾威胁，甚或兼而有之。鉴于“三北”人民一向具有强烈的治山治水愿望以及治山治水曾经带来的良好效果，1978年，党中央批准了“三北”防护林建设，该建设工期73年，覆盖面积达347万平方公里，超过了中国的1/3国土。这347万平方公里中，有169万平方公里属沙漠、戈壁和严重沙化土地。这样大的一个“三北”防护林规划正是梁希宏大的治山治水规划的延续和发展。

历史证明了梁希的事业后继有人。

从梁希发表的文章内容看，建国初期各地治山治水的涌动最先是由冀西开始的。1949年12月18日，梁希在一个全国性的“林业座谈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千千万万亩荒山造成了飞沙。眼前最现实的例子，是正定、新乐等七个县五十一万亩面积的沙地。它不但自身变化了全部或一部分不毛，还能够把飞沙乘风运到邻近地方，毁坏农田。最近，冀西沙荒造林局正在和它作顽强的斗争，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然而，别的地方还大量地大面积地留存着甚至制造着人工的沙漠。”

梁希的这一报告因其导向性产生了两大效果，一是树起了治沙成功的典型，很快，“三北”各地都有治沙机构相继成立，二是借此预告林业部最新也是最重要的林业政策将要出台，即在沙灾水灾严重的地区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治山治水的运动。

冀西沙荒造林局局长黄枢是梁希在中央大学时的学生，永定河区沙荒造林局副局长李霆也是梁希在中央大学时的学生。永定河流域造林是梁希亲自过问的一个点，这个点很重要，因为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它的水质关乎着北京市民的健康。

永定河，北京地区最长的河，上游源自山西省宁武县的桑乾河，在河北省又接纳了源自内蒙的洋河，流经官厅，始称永定河，永定河北京段108公里，流经门头沟区、石景山区、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

查史料，永定河北魏时有一美名曰“清泉河”，曾因当时绿荫环绕，水流清澈。至金代时，冀西北一带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时有歌谣曰：“坐令斩木千山童，民间十室八九空。老者驾车辇输去，壮者腰斧从鸠工。”如此毁林的结果，清泉河水渐成黑色，故金代时更名为“芦沟河”。元朝时，兴建大都（北京旧称），更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元史·河渠志》载：“芦沟河又名小黄河，以流浊故也。”所以元朝时又改名为“浑河”。由于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永定河多次泛滥改道。直到1698年修建了自庐沟桥以下的石堤后，该河由皇帝赐名永定河，就是希望这条河永远安定，不再泛滥，无奈河名虽改，但由于上游森林破坏，两岸水土无法保持，河床依然抬高，成为与黄河一样的悬河，“洪水一至，溃决随之”。据测，永定河每立方米河水的泥沙量为59公斤，是黄河的1.73倍，水土流失最严重的时候，永定河含沙量高达每立方米436公斤。由此可见，伴随着冀西北山地的森林从多到少，从有到无，永定河的河水也由清变浊，由北京人的母亲河而为北京人的忧患河。如果后人想让北京人的忧患河再还原为北京人的母亲河，那就只有让冀西北的山地全部还原为郁郁葱葱的森林景观。

查原始资料，1950年11月28日至30日，梁希亲自主持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永定河流域造林计划谈话会，主题是“计划永定河上游造林，解决洪水与泥沙问题”。其实，早在1950年1卷1期的《中国林业》上就刊有署名“永定河沙荒造林局”的文章《河北省永定河区1950年春季造林工作总结》，文章指出：“永定河区包括昌平、宛平、大兴、良乡、固安、永清、武清、安次等八县地区。山地占这个地区十分之二，平原占十分之八，而沙荒则更多。根据调查统计仅永清、固安、大兴三百七十三村，即有沙荒二十一万余亩，八县共有沙荒三十万亩。”文章进一步指出：“永定河春季造林，自三月中旬开始发动到四月上旬为止，八县一共植树1663万多株，超过原计划百分之二十九，消灭沙荒地10万多亩，另外昌平县、良乡县修果树7万多株，接果树9万多株。”

永定河区八县农民治山治水情绪高昂是有原因的，1951年2卷1期《中国林业》再次刊登了永定河区沙荒造林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造荒局对大兴县、固安县、永清县三个县的调查报告，调查历时52天，报告内容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当地农民对植树造林的认识、以及树木与当地农民的关系。即使到了今天，时光过了60多年，再读这样的调查报告，同样可以感受到治山治水在“三北”地区的伟大意义。

先看大兴县的调查：“永定河两岸群众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终年勤劳不息，和沙作艰苦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唯一武器就是‘植树造林’，他们明知道地里种上树要占去庄稼的面积，减少收成，但更知道不植树一点收成都没有。树不但能防风，还能防歉年渡灾荒。经数十年斗争结果，大部地区都有了树林，形成了现在防护林网的雏形”——这段文字里的“唯一武器”“数十年斗争”，表明治山治水原本就是当地农民的自身要求。

再看固安县的调查：拿本县五区知子营来说，成了“沙进营”了，意思就是知子营村受到风沙严重的祸害，现在知子营村，村民分散居住，由村东头到村西头。该村杨姓的房子，现已被沙子围了三面，眼看就要被沙子淹没，如此情况的村庄有很多了。由于被风沙迫害得这样厉害，群众对付困难，早就有了经验，他们找出植树造林防风的方法。现在农民年年植树，季季造林，大多数人都有了造林的经验。树木有基础，由大树身上取枝条，不困难——固安县，这个离北京郊区很近的一个县，风沙就如此猖獗，所幸的是，当地的农民早就认识到植树造林的好处。

最后看永清县的调查：此区在从前为繁茂的林区，林木占有重要位置。群众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田地，不受风的侵害，都在田地四围栽上一行一行的树木，错综排列，形成密密层层的防风林网，保障了农作物的收获。同时树木养好了，每年也增加不少的收入。1944年遭到日寇的疯狂滥伐，全区内林木几乎被砍光。自此以后老乡们的生活水准就大大地下降了。树木被破坏后，农作物的收获也随着减低。东庄村长邢德仁说：“树木对我们种庄稼的人关系太重要了，四周栽有树的田地，种花生一亩地可收到300斤，豆子收80斤左右，若地边无树就差的多了。”——永清县的农民很早就认识到植树造林的好处，所以植树造林在他们完全是自我要求。

1952年第4期的《中国林业》发表了署名“本刊综合稿”的文章《永定河下游营造防护林网》，该文指出：“（永定河下游的）防护林网以大兴、固安、永清、安次等四县为重点，主林带延长4.28华里，副林带延长2.145华里，包括四个县十四个区，东西长1200里，南北宽90里，防护土地98.3169万亩，1952年春季开始营造，争取两年内完成。”

这个林带是由林业部帮助设计完成的：主林带相距250米，带宽7.5米；主林带中间栽乔木六行，两侧各栽种紫穗槐两行。副林带相距500米，林带宽4.5米，行距1米。网格内防护地187.5亩，林占地7.33亩，每格总面积194.83亩。林带方向，原则上和风向垂直。林带起点要靠沙边规划，以防沙面扩大。以下是“主副林带平面图”和“主副林带栽植图”。

这两幅图说明了植树造林是一门科学，而科学的植树造林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有强烈的感受，于是它成了1978年党中央批准建设“三北”防护林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史料记载：“1950年至1951年，永定河沙荒造林局与河北省林野调查队，先后在此风沙区进行了踏查和勘测，编制了《永定河下游防护林计划大纲》。在防护林设计上采用网格法，造林树种主要是杨、柳和紫穗槐。1952年春季组织施工，1953年基本完成，营造林带总长度2806公里，四个县的风沙地大部分起到了防护的作用。”

图5-2 主副林带平面图

图5-3 主副林带栽植图

从现有的资料与史料看，豫东的沙荒造林是与永定河沙荒造林齐名的。从资料看，豫东指河南省东部17个县市，由于黄河改道与决口，当地有420万亩沙荒，给农民带来了不尽的艰辛与苦难。因为是沙荒之地，所以风沙一起，不仅摧毁庄稼，而且豫东的民权县、商丘县都有整个村庄被埋没的记录，无数村庄是每隔几年就要向南迁移，这样的地区贯彻林业部治山治水的政策容易得到落实。结果是：“五年之内在180万亩沙丘上，造成了密布的防风林网，现在，种了四年的树高五六尺至一丈多，种上五年的柳树已长到十来公分粗，沙荒被驯服下来了。许多高大的沙丘被数行或数十行密密的幼林包围着……1952年起，在林网附近和网眼内的大量沙荒已能耕种。原兰封县四区蔡冈村百二十户人家，以前只种二百几十亩地，去年增种了八百亩。在林网里，家家户户还种了二三亩棉花。据河南省林业局估计：河南东部沙区近半年来扩大耕地约十五万亩，等于给五万农民每人增加了三亩耕地。在原兰封县的沙丘里，防护林营造以后，还出现了面积五千亩的大果园，种植了千万株梨树、苹果树和已经结实累累的葡萄。”

从史料看，“豫东的郑州、商丘、许昌3个专区17个县境内，由于历代黄河决口，形成420万亩沙碱荒地，风沙危害严重。从1950年至1953年，当地群众在人民政府领导下，营造防风固沙林22.8万亩，建成5条大型防护林带，总长520公里，宽1至2.5公里。其设计有林网、多行林带和单行林带3种形式，分布范围共164万亩”。

从公开的资料看，建国初期的治山治水，即使在纯粹的大沙漠地带也产生了效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研所的高尚武在他的科研文章中指出：“五十年代初开始选用杨、柳、沙枣等树种集中建造大型防沙林带，著名的林带有：陕北毛乌素沙带南缘防沙林带580公里、宁夏灌区外缘160公里、河西走廊沙地前沿910公里和内蒙乌兰布和沙漠东缘长175公里防沙林带。科学工作者对此曾多次作过总结评价，认为大部分林带是有效的。”

建国初期的治山治水，截至1954年告一段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章可参考李范五的报告《我们要把沙漠逐步变成绿洲·我国营造防护林的初步成就》：“现在，河北西部（冀西）、河南东部（豫东）、永定河下游三处的防护林营造工作已基本完成。东北西部、内蒙东部已营造防护林二十万八千多公顷。陕西、甘肃境内东起榆林，西至酒泉，长达三千里的防沙线上，已造林二万七千多公顷。全国防护林的营造，截至今年上半年，总计已完成六十五万多公顷。”

65万多公顷，就是6500多平方公里，这个数字与梁希心中庞大的治山治水规划相去太远了，因为仅仅原东北的防护林计划（以后又加了内蒙古东部），总面积就是2278万公顷（约合34170万亩），2278万公顷就是22.78万平方公里，比两个江苏省的面积还要大。李范五的报告在最后强调了这样一句话：“在西北、内蒙古等广大地区都需要大量营造防护林来配合，十分艰难而伟大的改造自然的任务，要我们克服一切困难去一步一步地完成。”现在来看，李范五这句话的正确解读应是：林业部原先拟定的大规模治山治水计划要留待以后去完成了。可以加以佐证的是，自李范五的总结报告发表之后，《中国林业》就极少有各地治山治水的报道文章了。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身为林业部长的梁希早在一年多前就知道了，1953年第1期《中国林业》上刊登有周恩来的文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大力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今天看来，这个指示可以视之为由林业部主导的大规模治山治水的政策即将转向的信号，指示中有这样的一段话：“1953年的防旱、抗旱工作，除应继续贯彻执行1952年2月本院关于防旱、抗旱运动的决定中所规定的各项措施外，更应做好下列工作：首先必须广泛开展蓄水运动，尽量积蓄雨水和地面上的水流，以增加农田灌溉的面积。南方的塘堰工程几年来虽有改进，但仍须继续大力修整，加强管理养护工作，提高抗旱能力；此外还应推广小型蓄水库工程，以增加蓄水的容量。在北方干旱地区，除应进一步组织起来发展水库、水井并提高其灌溉效能外，应积极利用一切水源，发动群众修造小型水库和发展池塘；并广泛进行养冰蓄水，以增加水源，供给灌溉使用。平原低洼地区，注意推广沟洫畦田，以做到防旱。防涝相结合。对于每一河流的治理，都要考虑到大量蓄水，以解决灌溉的需要。”

在一个贯穿全年农业工作的政务院指示中三次提到水库且强调水库，足见造水库已是全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造水库是水利部的职责，强调水库对农业的重要性，意味着在中国，治山治水的主角有可能由林业部转移至水利部，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是水利部只治水，不治山，而中国的旱灾水灾不仅与水有关，更遇山有关，梁希的担心就在这里。1950年7月，国家水利部长傅作义亲率水利专家张含英、张光斗、冯景兰和前苏联专家布可夫勘察潼关至孟津河段，而后提出了修建潼孟段水库的设想。两个月后，梁希在西北的一个报告会议上作了一个针锋相对的警示性发言，梁希说：“如果黄河上游渭（河）、泾（河）、洛（河）、汾（河）、无定河五大支流，还是日夜不断地把泥土送出来，非但黄河堤防失去效力，据中央水利部报告，即水库亦不能在潼关以上修筑，因为不能控制洪水。”遗憾的是，梁希的警示性提醒并没有产生振聋发聩的作用。

提醒未能产生效应的原因是：历史的进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关于治山治水的主角何以由林业部转换为水利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曹应旺提供了史料：

1952年3月2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其他领导人，请他们审阅批准1952年的水利工作决定，1953年是我国由经济恢复阶段走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第一年，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项目的主要部分正在磋商。在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要求下，经周恩来与苏联政府商谈，决定将根治黄河列入苏联援助项目。1954年1月，以苏联电站部列宁格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科洛略夫为组长的专家组来华，他们在研究了中国各方面准备的基本资料后认为，现有材料已具备编制《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的条件。1954年2月至6月，中苏专家120余人，行程12万公里，进行黄河现场大勘察。苏联专家肯定了三门峡坝址。科洛略夫说：“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果，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各方面的问题。”

曹应旺提供的史料很重要，它部分地解释了治山治水的主力何以从林业部转换到了水利部。曹应旺提到的1954年2月至6月，中苏两国120余名专家行程12万公里，对黄河作现场大勘察，其中就有一名专家来自林业部，而且是梁希的学生黄枢。黄枢晚年对这次大勘察作了回忆，黄枢说：“考察团从黄河入海处开始，逆流而上，途经鲁、豫、内蒙古、宁夏、甘肃等省区，历时月余，途中我与农业部、中科院的代表对此次考察只安排干流上的水利工程建设而没有重视水土保持问题，都提出了意见。”

历史的复杂性有时真是难以言说，作为中国的首席林业科学家，梁希四下黄河，亲眼目睹了黄河的各大支流日夜不停地把黄河两岸的泥沙甚至巨大的泥块卷入黄河。这个问题在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却要在水情最为复杂泥沙裹挟最为凶狠的黄河中游造大坝，在梁希看来失败是无法避免的，可中国方面请来的苏联专家也非等闲之辈，况且科洛略夫说得很肯定：“任何其他坝址都不能代替三门峡为下游获得那样大的效益，都不能像三门峡那样能综合地解决防洪、灌溉、发电等方面的问题。”梁希与科洛略夫都是科学家，而且都是名扬四海的大科学家，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又都言之凿凿，将来的结果只能是一方正确，一方失败。当时的中国正在向苏联学习，包括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况且苏联造出了水电站，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所以苏联专家的建议在1955年的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以几乎一边倒的赞成票通过了。

三门峡大坝后来的结果不幸被梁希说中了，泥沙果然是致命的大问题。三门峡出大问题的时候，梁希已不在人世了，周恩来很难过地作了这样的反思：“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1959年水电部修建了三百多座大型水库，这几年下马了一些，现在还有二百座，很大一部分工程没有完成，遗留问题很大。修水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年的教训是应该深刻吸取的。”时隔两年，周恩来又作了一次反思，这次反思的两件事，再次与梁希的名字有关：“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