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献策，促进中国林业发展

作为民主党派人士，梁希1949年9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为了中国林业能够良性发展，梁希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屡屡建言献策。从现有资料看，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放火烧荒”。什么是放火烧荒呢？即烧山垦地者放火烧小面积山林以养地力，但三年后地力衰微，又要他迁，名曰烧荒，这是过去中国山区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1929年梁希考察浙江林业来到东天目山，亲眼所见东天目山山顶七里范围参天巨木被烧成灰烬的惨状，原因就是孝丰县农民因放火烧荒，结果大火越境燃烧所致。梁希曾写诗批评这一现象，诗云：“百载乔林一炬红，三年田作又成空。老农他去觅新地，烧到山荒地更穷”。梁希任部长以后旗帜鲜明地反对放火烧荒这一落后且隐藏着巨大危险的生产方式，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梁希痛心地指出：“有一些火灾的发生是由于群众烧荒、烧垦不慎所引起的。由于我们对群众性的护林组织领导不够，对群众爱林护林教育不够；对护林和山区群众生产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向基层干部交代不清，部署不周，使烧荒、烧垦也成为森林火灾的重要原因，这是极不应该的。大家知道，林区多半是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一旦发生火灾，救火人员不易及时到达，往往造成重大的损失。”其实，早在1950年1卷2期的《中国林业》就刊登有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部长梁希以及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三人共同署名的严肃通报，对吉林省延边专区乃至吉林省人民政府存在的放任群众放火烧荒行为给予的严厉批评，通告指出：“吉林延边专区今春186次山火中，有132次是由于开荒烧荒造成的。这是由于某些干部的片面群众观点或恩赐观点，只看到群众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忽视了群众长久利益与全面利益，因而对于‘山坡地不开荒烧荒’的政策未严格贯彻执行。又有一些区干部认为群众烧地场子是为了春耕生产，是群众利益问题，如严格执行山地不开荒不烧荒，群众会有意见的。另一方面，吉林省人民政府在护林防火布告上对‘群众在平地开荒，经区政府批准，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放火烧荒’的规定，也是防火工作上的一个极大的漏洞。”客观地说，经过梁希长达几年不间断努力，放火烧荒这一陋习后来在中国多数地区得到遏止，只有边远地区，如甘肃、云南等地除外，比如甘肃省的康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康县南部仍在沿袭这一古老的耕作方式：每年七、八月，将山林中的乔灌木全部砍倒，任其风吹雨打；次春纵火焚烧，再行点种”。

二是坚决反对滥垦滥伐，坚决反对围山造田。研究梁希建国后的文章，梁希公开反对次数最多，态度也最为激烈的就是滥垦滥伐和围山造田，这里摘录的是梁希1956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尖锐的发言：“我在浙江视察中，也得到了这种实例，许多合作社往往不顾一切地追求粮食增产，只有在党照顾到的地方，山林还幸免遭殃，例如开化县富户乡已经组织了170个劳动力，计划上山开垦两月，被县委发觉，制止。而在县委照顾不到的地方，有的开山种粮，如象山县南韭山30度以上山坡被垦12000多亩，种了番薯；有的毁林种粮，如汤溪县城关区油茶1500亩，被龙游一个劳改农场全部砍光，种了玉米。大家知道，开山是要惹起水土流失的。据甘肃天水县水土保持站试验，每公顷土地的泥土冲刷量，在26度45分倾斜的麦田（农田）冲刷381.8公斤，而在29度33分倾斜的洋槐林地（非农田），只冲刷76.8公斤，即100比20.水土流失，就容易引发山洪，中国每省都有一条或几条不驯服的河，不驯服的河，都起因于不长树木的山。俗话说得好：‘山上开荒，山下遭殃’。”到了1957年，各地围山造田的现象依然严重，梁希心情沉重地责问道：“为什么好好的山地要滥垦？为什么好好的森林要毁掉？像仪封、和顺山、大泉山，在七年前、十几年前还是小农经济时，尚且认清了长远利益，大力造林，为什么合作化了的农村，反而采取了那些开山耕种、毁林开垦等落后办法？”历史证明梁希的观点是科学的，21世纪的中国再也不允许滥垦滥伐和围山造田了，可在当时，许多地方干部对梁希的批评与劝说不以为然，到了“文革”期间，围山造田和填湖造田还一度写成歌曲，到处传唱，成了时髦。

三是梁希在文章中报告中，时时流露出对砍树远多于种树的担忧。他指出：“我国森林资源已经不足，采伐量逐年增加，如照这样的方式采伐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他指出：“为了全面发展林业事业，不能只砍木头，只讲利用，还必须普遍护林，重点造林。”他指出：“伐区过分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过量采伐。例如小兴安岭南坡林区，森林可伐量仅占全国可伐量的8.3%，而1950-1956年实际采伐量竟占全国采伐量的35%”。他知道人们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于是他接过话题：“据苏联专家们多次建议，认为南方森林，基本上是水源林。为了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目前只宜多造，不宜多采。”他不留情面地指出：“几年以来，我们都是发动群众造林，这方针是正确的，但国家还必须在各省造大面积的示范林，来指导群众，同时也须总结群众经验，把它在科学上提高一步。”——梁希的话是意有所指的，几年以来都是群众在造林，质量不高，其实国家应该拿出钱来造示范林，可是，从建国初期直到梁希去世，国务院财政部始终没有同意林业部要求从采伐的木材中提取一笔钱作育林费的申请，财政部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国家底子薄，很穷。国民经济正在恢复，到处都在要钱。国家每年要拿出一二千万元做育林费，这么多的钱能建好几个工厂，还是缓几年再说吧！”于是后人知道梁希建国初期轰轰烈烈的治山治水，其背后是何其之艰难，特别是梁希对砍多于种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199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林科院研究员王涛披露了砍多于种的可怕后果：“我国重要木材生产基地的东北、内蒙古林区情况更为严重，可采伐的成熟林蓄积量减少了65%，到1993年全国实际可采成熟林资源只剩下14亿立方米左右，按每年1.1亿立方米的消耗速度计算，目前（1998年——笔者注）已基本枯竭。”

四是梁希对国家层面防火措施不到位多次提请加强。笔者注意到梁希每逢全国人代会议都要提到森林火灾问题，1955年，梁希在一次人代会议上发出呼吁：“今后为了防止火灾……国家还必须设立一些相应的专门机构来管理，更应修筑公路干线，添置武装森林部队及警察派出所，配备马匹、汽车，有火救火，无火防火，搜查山林，防止奸特。在平时，护林部队可以修道路，筑瞭望台，并做抚育更新工作。”时隔两年多，梁希在又一次人代会上提出火灾问题：“根据25个省（区）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山林火灾共烧毁森林304万公顷，其中，黑龙江和内蒙林区在四五月间所烧毁的林地面积，占全国同期山火面积的80%。全国烧死烧伤大小林木5亿5千多万株，最可痛心的是，因扑火而烧死171人，伤1072人。……在许多大面积的国有林区，道路不通，缺乏防火设施，缺乏近代化灭火设备，缺乏专业机构或机构不健全等，都是森林火灾的重要原因。“1956年的人代会上，梁希再次强调，“林火是森林最大的敌人”，他提出四点建议供国务院参考：（1）在主要林区修建公路，因为林区内没有公路，救火人员不能及时进入火场扑火；（2）要在林区要道派驻军队，因为部队打火效率很高；（3）要购买直升机，以便救火人员快速赶到现场，防止小火成大火；（4）要购买报话机，加强林区内人员之间联络。当然，这些呼吁和建议在21世纪的今天全都实现了。

五是作为中国林业的首席科学家，梁希始终认为要解决黄河水患，“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造林”，在黄河的水土流失没有解决之前，匆匆忙忙造水库，建大坝都是不合适的。从现有资料看，梁希在治黄问题上公开发表不同观点，最早是在1951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梁希提醒水利部：“河道被泥沙淤高，变成了地上河。不单是河床，就是水库，也会慢慢被泥土填塞起来的。”梁希的观点很明确，并非反对造水库造大坝，而是认为在水土保持工作未做好之前如果坚持造水库造大坝，造成了也会被泥沙淤满。梁希在治黄问题上第二次公开发表不同观点是在1954年的10月份，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曹应旺披露的史料，这一年的2-6月，苏联水利专家柯洛略夫率中苏专家120余人对黄河进行大勘察，意在选址建造系列水库及大坝，梁希选在此时出版了他的著名单行本《森林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意在进一步阐明他认为工程治黄前景堪忧的观点，梁希在文中再次强调黄河的特殊性：水土流失严重，再次重申，在黄河流域的“这些区域”“必须”“大规模造林”，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学苏联，苏联又是以怎样的规模在建造水源林的。以下是该文相关的节选文字。

黄河流域面积广大，其中严重的水土流失区域的面积有二千三百万公顷（每公顷十五亩），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区域为无定河、汾河、泾河和渭河流域，面积共一千八百二十万公顷（1820万公顷就是182000平方公里，略小于两个江苏省的面积——笔者注）。这些区域，都必须配合农业、畜牧和水利工程来大规模造林。

苏联在1936年7月2日，公布了关于欧洲部分森林水源涵养地带的法令，其面积将逐渐增加到八千万公顷，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总面积。这个法令，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森林来调节地面上水量平衡的伟大法令。我们学习苏联，对全国河流，尤其是黄河的水源林不容忽视。

1955年7月15日至30日，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大会通过了治理黄河规划的决议，会后，梁希随即发表了文章，他从补救的角度提出：“配合着根治黄河，使拥有一亿八千多万人口的黄河流域，由连年灾害变成富饶的土地，就需要进行大规模造林，把水土保持起来。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在陕西、甘肃、山西、河南、青海、内蒙古自治区的河流上游水土流失严重的地方，造林十七万三千二百六十公顷，封山育林四十七万二千公顷。”

1955年10月10日至20日，林业部、农业部、水利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梁希作了专题发言，他一方面继续强调森林作用，一方面提出补救措施，关于前者，他说：“森林改良土壤措施，则又是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基本环节之一。总括地说，要保土必须保水，要治河必须治山。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护林、造林、封山育林，把童山变为青山，把浊流变为清流。”关于后者，他说：“分别在全国比较严重泛滥的河流中、上游，配合其他水土保持工作，营造防洪林和护岸林，例如黄河流域的泾河和无定河，松花江流域的松花湖，辽河流域的绕阳河，长江流域的汉水，永定河流域的桑干河，及其他赣江、闽江等”。1958年的2月1日至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如期召开，梁希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来日无多，于是，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他讲了这样一段话：“大家知道，造林对防风防沙、保持水土的效用是显著的。过去五年，我们营造了二百八十六万多公顷的防风防沙林和水土保持林，但是，在我国的广大国土上，风沙侵蚀和水土流失危害农业生产的情况，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水土流失，在比较大的河流流域，几乎都有这种现象，例如黄河在陕县年平均输沙量竟有十三亿八千万吨。这样大量的泥土流失，使上游损失土壤和肥料，怎能不造成农田减产？使下游河床淤塞，怎能不造成水灾？而且不搞好水土保持，水库也很快就会被泥沙淤平，如官厅水库、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和去年开工的三门峡大水库。”——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梁希的提醒不是多余的，官厅水库、三门峡水库都曾经被大量的泥沙淤积，官厅水库还一度被封闭了若干年。关于官厅水库，梁希有过这样一段惊人的预言：“官厅水库自1953年以来，平均每年淤积泥沙四千四百万立方米，如果上游山地不造林，则二十年后蓄洪能力就要减低，发电能力也将减弱，三十年后基本失效，四十八年后将全部淤满泥沙。”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三门峡水库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梁希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为了中国林业能有一个稳步的发展，先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积极地建言献策，主动地为党中央国务院当好参谋。历史留存的资料显示，梁希的建言献策完全出以公心，而且满怀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