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多效益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森林带给人类三大效益：

第一，经济效益。①木材；②能源（薪材）；③食物（板栗、核桃、柿子、红枣等）；④水果（苹果、香蕉、桃子、梨子等）；⑤副食（蘑菇、木耳、银耳、茶油等）；⑥化工原料（橡胶、生漆、桐油、松脂等）；⑦中药材（人参、灵芝、川贝、杜仲、三七等）；⑧森林里的各种动物，我国有兽类约450种，鸟类1186种，两栖类196种，爬行类315种，它们大部分在森林中栖息繁衍。科学家指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最强大的生产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资来源，地球每年生产880亿——1640亿吨生物物质，其中2/3在陆地；占陆地面积38%的森林其净生长量占陆地总产量的71%。还可以比较一下，森林总生物量是草原生态系统的277倍，是农田生态系统的1200倍。

第二，生态效益。（1）森林能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大部分雨水被截留至树下，使地表径流得到一定程度控制，“有水能吞，无水能吐”，故而森林有泉水，有沼泽。（2）在全球水循环系统中，森林的参与程度很高，据科学家测算，影响程度达35%-69%，所以森林覆盖率高的国家，水资源相对充足。（3）日本科学家调查发现，在1年内，树木可贮存水量2300多亿吨，防止水土流失57亿立方米，栖息鸟类8100万只，供给氧气5200万吨，按规定单价换算，总价值为12兆日元，相当于日本1972年全国经济预算。

第三，社会效益。（1）可以改善水质，由于降水经森林过滤，浊水化为清水、水中的有毒物质及病菌被土壤吸收。（2）可以净化空气，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使空气清新，对人有益寿延年的作用。（3）可以减轻大气污染，由于所有树木都可吸收一定量的二氧化硫，如油茶具有吸氟能力、蝶形花科树种能吸收空气中氨气等。（4）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由于森林里部分植物能分泌出一种芳香，可杀空中细菌，据科学家研究，森林内每立方米空气中的细菌只有55个，而热闹的百货商店里则高达44万个。所以疗养院常开在森林里。（5）有益于人的情绪和健康。

以上三种效益中，人类认识时间最早、倚重时间最长的就是经济效益了，倘若永远摆脱不了大木头支持，那么人类就只能永远停留在发展阶段。

森林养育了人类。远在太古时期，人们茹毛饮血，栖木为巢，森林是人类的庇护所。以后黄帝教会人们建造屋宇、发明车船，炎帝（即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教会人们“作五弦之瑟”，森林无私地予以配合。

自有文字以来，中华文明史，尤其是先秦之前的文化典籍就写满了古人对森林的感恩之情。

1.《诗经·魏风》载：“园有桃，其实之众。”“园有棘，其实之食。”意思是说：果园有桃树，结的果实多；果园有枣树，结的果实可吃。

2.《尚书·禹贡》载：“兖州、豫州贡漆，青州贡松，徐州贡桐，扬州贡篠（小竹）、荡（大竹）、桔、柚，荆州贡村、杆、栝、柏。”全为林产品，可见那时人类离开森林的时间还不远，尚无其他建树。

3.《诗经》载：“王命王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旗旐央央。”方，即朔方，王仲受命，前往河套筑城，一路之上，车辆浩荡。这表明用板材建车辆已成规模。

4.《诗经·秦风·小戊》中提到“在其板屋”，即用木板建屋，称为秦国民间之风尚，流传甚远甚长，以至西汉时“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诗经·秦风·小戎》中也有记载：“襄公出征，则妇人居其板屋之中，念其君子。”

5.《管子·山国轨·春秋》载：“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赞美森林赐给人类住所以及生活用具。

6.《管子·轻重甲·春秋》载：“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感恩森林、湖泊，家里的食物、祭品都仰赖你们。

7.《管子·度地·春秋》载：“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提示人们，种上荆棘，夹杂着种有柏树杨树，可以防备河水决口。这大约是森林具有生态效益的最早文字了。

8.《管子·权修·春秋》载：“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这是有远见的，种树所得实惠远在种粮之上。

9.《左传》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赞美森林帮助了很多人。

10.《战国策·燕策》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食，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看来战国时期的百姓已懂得种植经济林了。

在先秦以前，中国古人对森林的认识多停留在经济效益方面，社会效益几乎没有，生态效益关注的也很少。

秦汉以来至明朝末年，随着社会进步，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森林多效益思想都已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植树造林就成了政治清明、人文发达的标志，而名人参加植树造林，意义就更大了，其产生的良性循环更促进了人们对森林具有多重效益的思想认识。

1.东汉刘秀皇帝起自布衣，他也有过植树经历。“武陵郡（今湖南常德市）桃源县、汉寿县一带社中木鹿树，是光武（刘秀）所树至今”。

2.东汉马援将军植树多有记载：“武陵郡北有木鹿二株，马伏波（马援）所种，木多节。”（《酉阳杂俎续叙》）

3.“祁阳语溪渡香桥有寿樟，高八十余丈，荫庇数亩，相传唐时所植。”“永州在唐时，盖无桂树，（柳）子厚（柳宗元）自衡阳移植十余本。植零陵（县名）所住精舍（书斋）……近来香满小山，不知柳侯之遗植也。”

4.宋人爱好植树，缘于宋太祖倡导造林。北宋苏轼虽一书生，却是响应倡导的植树先锋，苏轼自述：“余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苏轼作诗曰：“我昔少年时，栽松满东岗。初移一寸阴，琐细如插秧。”直到今天，四川的眉山、静山、丹棱、青神等地的马尾松林，据说还是肇兴于宋代。

5.宋史有记录：“苏轼开临安西湖，因积葑草为堤，相去数里，横跨南北两山，夹道植柳。”

6.明朝正德年间，四川剑州知州李壁在漳潼、阆中、剑阁的古道两侧组织人员植翠柏10万株，后人留有调查报告：“相传为明朝邑令相公植以维护山径者，自距城二十里之东榆铺算起，沿几水之西岸，逶迤而南约百里许，直至两河口上，疏密相间，枝干苍古，与剑南古柏竞美，皆数百年古物也。”

7.“云溪（今湖南省临湘县云溪镇）、长安（今临湘县长安镇）二驿路皆有引路古松，相传为岳武穆（岳飞）行军所植，今摧伐半矣。”“古松类东山道，宋岳飞所植，今废。”

8.“永州（今湖南零陵地区永州市）南数十里夹路皆古松（又称夹路松）。杨西崖翰林曾于永州道中见古松数万株，宋刺史柳开所植。绵至数百里，有兰寄生长枝杈间，可经尺。葳蕤四重时，正作花香闻远近。”

9.“衡山县西门外去，松夹道三十里（指衡山县至南岳镇的一段路），松乃马希萼（五代时马殷之子）所植。”

10.古代在水利工程上植树以维护堤岸，据现有史料可追溯到隋朝时期，云南大理洱海的上游罗时江的分洪工程，堤坝上作为护堤林的树种滇合欢，虽已历经年代，至今郁郁葱葱。元代咸阳王组织开挖金汁河，引盘龙江水灌溉滇池东岸的农田，其堤岸上广种柏树，（这些柏树）至今可见。

可见，在森林多效益思想的传承方面，中国历代名人起到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到了满清时期，森林多效益思想自上而下有了程度较大的跨越。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一个比一个更重视森林的作用。1670年，康熙下令：“查黄运两河所栽之柳，每岁果能如该督疏内所定之数成活者，其栽柳之人三年后……授以巡检录用。“1671年，康熙下令：“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误农时，毋误桑麻。”

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量度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可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亦为民利不小。”还告诫地方官员要“各体朕拳拳爱民之意，实心奉行”。1727年，雍正皇帝议准“直隶州县闲旷之地，令相其土宜，各种薪果，如各处河堤栽种柳树……其地宜桑麻者，尤当勤于栽种，令地方官察其勤惰，分别奖惩”。同年谕令：“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鼓舞从事，不得绳之以法。”

1738年，乾隆传谕各地：“据河南巡抚奏称，‘种树为天地自然之利，臣经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多方劝谕，桑柘榆柳枣梨桃杏，各就土性所宜，随处种植。一年之内，成活之树，共计百九十一万有余’等语。朕御极以来，轸念民依，于劝农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导小民，时勤树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览该抚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内，已种树百余万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辅，为南北往来之冲，并未闻有教民种植滋事繁扰之处。安见豫省之法不可仿行于他省耶？……可将此传谕各督抚善体朕心，勉力为之。”

也是乾隆，1740年强化了在东三省的“四禁”政策：禁伐山林、禁采矿产、禁渔猎、禁农牧。主观上是为了保护“祖宗发祥”之地，客观上保护了原始森林，而且使其边缘的草原森林都得到了天然更新。正因为如此，直到19世纪初，大兴安岭北部的森林仍保持原始面貌，许多清代历史文献都有“松柞蔽天，午不见日”“森蔽深密，河水甘美”的文字记载。

图6-1 《清世宗实录》中载雍正帝谕令种植树木图

由于清代皇帝的重视，于是一批专门反映森林多效益思想的文章也问世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俞森的《种树说》。俞森，浙江人，康熙年间官至湖广布政司参议，他的《种树说》千字以外，其中一段种树八利，概括了森林的三大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其利六）、社会效益（其利八），在此之前，似乎未有人细细开列出森林的如此之多的好处。

何谓八利？一亩之地树谷得二石足矣，一亩之地而树木所入不数十石乎？其利一。岁有水旱，禾麦易伤，榛柿栗枣不俱残也，年丰贩易，岁凶疗饥，其利二。贫人无薪，至拾马粪、掘草根，种树则落其实而取其材，何忧无樵苏之具，其利三。造屋无木，土堑覆草，久雨屋颓，率多露处。种树则上可建楼居，下不至为土隅，其利四。树少则生无以为器具，死无以为棺椁，种树则材木不可胜用，其利五。豫土不坚，濒河善溃，若栽柳列树，根枝纠结，护堤牢固，何处可冲？其利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汴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户皆桑，大讲蚕务，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克不生，今树木稀少，木不克土，土性轻飏，人物粗猛。若树木繁多，则土不飞腾，人环秀饬，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恬熙。

与此同时，官方与民间对森林具有生态效益的认识也产生了一个大的突破。鲁仕骥，江西人，乾隆年间进士，他的一篇《备荒管见》其实绝非管见，他以对比的方式告诉世人：森林具有独特的保持水土与保障农业的功能。他说：“夫山无林木，濯濯成童山，则山中之泉脉不旺，而雨潦时降泥沙石块与之俱下，则田益硗矣！必也使民樵采以时，而广蓄巨木郁为茂林，则上承雨露，下滋泉脉，雨潦时降，甘泉奔注而田以肥美矣。”“凡田地之肥瘠，视山原之美恶。若其山多草木，郁积磅礴，其泉流必厚，而田受其滋。否则春夏多骤雨，沙石随之而下，田虽本肥，受害既深，亦从而瘠矣。”

鲁仕骥之后的梅曾亮更是以一篇独到的调查研究，论述了围山造田的巨大危害，以强烈的感受写出了森林具有涵养水源与保持水土的功能。

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下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雨未毕，而砂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圩不可贮水，毕至畦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

到了清朝末年，甚至有朝廷御史以现代林业的认识水平指出林业、农业、水利三者具有密切联系，其中林业起关键作用，应该说这一思想认识相当超前，它已经属于梁希大林业思想的一部分了。以下是清廷御史毕辉的奏折内容。

嘉树密林既能引泉致雨，可免旱灾。而根蟠土中，叶盖地面，当大雨时行，高处泥沙不致随流而下。凡壅夺田亩、淤塞河流之患亦可减轻。诚能以种植为经，水利为纬；以水利为体，种植为用。行之十年而地利不日兴，民生不日富，国计不日丰者，未之有也。

这一现象说明清代，随着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上至皇帝下至士人、百姓都已逐渐认识到森林效益关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近代梁希等人的森林多效益思想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四）近代中国学界对森林多效益思想认识的深化到了民国，由于西方林业思想的前期介入，中西方两大林业思想尤其是森林多效益思想，在林学界已渐渐地达成一致。

孙中山虽是政界的代表，也是林学界的代表。由于孙中山长期流亡美国和日本，熟悉这两个国家的林业情况，更熟悉这两个国家的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他主张中国应大力发展林业，迅速提升林业的地位，将建设生态环境作为国家的治国方略。他的这一观点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一方略与西方国家的治国方略又是接轨的，既针对的是中国自然灾害偏多的实际，也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1924年8月，他在广州演说时解释了为什么要在中国大规模植树造林：“近来的水灾，为什么是一年多过一年呢？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行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了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便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根本方法。有了森林，遇到大雨的时候，林木的枝叶可以吸收空中的水，林木的根株可以吸收地下的水。如果有极隆密的森林，便可吸收很大量的水。这些大水，都是由森林蓄积起来然后慢慢流到河中，不是马上直接流到河中，便不至于成灾。所以，防水灾的治本方法，还是森林。所以对于吃饭问题，要能够防水灾，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全国的水灾。……水灾之外，还有旱灾，旱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呢？这种旱灾从前以为是天数，不能挽救。现在科学昌明，无论是什么天灾都有方法可以救。不过这种防旱的方法，要用全国大力量通盘计划来防止。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治本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便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所以我们研究到防止水灾与旱灾的根本方法，都是要造森林，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

他的这一观点经历了80多年尤其是近十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真理，而他的治国方略“建设生态环境”与当今中国的某些提法“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在内涵上有相同和相通的地方。

1944年，著名学者郝景盛以美国为鉴，对孙中山当时提出的战略构想作出了客观评价：“森林可以防止水患，可以阻止旱灾，国父在其遗著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中已详言之，美国近几年来，对于森林与水利、森林与洪水，森林与保土工作，以及洪水的防治、水道的利用、农田的灌溉等问题，由政府拨助大量专款，聘请森林专家、水利专家，水土保持专家、精心研究，结果与国父名言相同，欲治水旱天灾，只有造林这一法。”

孙中山的战略构想深深地影响了当时还年轻的梁希，这一构想犹如一颗种子埋在了梁希心里。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探索森林效益，并远赴日、德学习先进的林业知识，为国效力，并通过他在任新中国林业部长期间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得到强化和发展。

梁希终其一生从事林业教育、林业研究、林业宣传发展工作，最终，他成了中国森林多效益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说到继承，梁希的继承是名副其实的。古人如管子，政治家，治国是他的本职，对森林的作用，观察用心而已；苏轼，文学家，种树是他的兴趣之一，林业的专门知识毕竟肤浅；其余历代名人带头植树造林，大多是表达社会昌盛、人丁兴旺的意思，对森林多效益的思想认识，也多落在了经济效益的层面上。梁希则不然，他是古代所没有的专职的林业研究者，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反反复复，几个轮回。讲理论，全面、系统、完整，古人森林多效益的思想认识，连同海外的在内，被系统地整理为“木材学”“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化学”“木材防腐学”等，供学习、研究、传播、利用；讲实践，办学校、办林场、办刊物、科学考察、科学研究、科学指导等。所以说，作为继承者，梁希以及凌道扬、陈嵘、郝景盛等一大批曾经留学海外的林业学者都是当之无愧的。

说到发展，梁希是全新的森林多效益思想的认识者，也是中国森林多效益思想理论的创新者和发展者。

关于森林的经济效益，国人以往总是注重“大木头”价值，却不知海外已有了新兴产业，借助这个新兴产业，大森林里的许多“废物”，如树皮、树根、树脂、树叶上的虫瘤、树林里的紫胶虫等，都成了炙手可热的化工原料，而大木头本身又被称之为“万能原料”，“人们已能从木材中取得肥料、炸药、塑料、糖、酒精、人造橡胶等”，这门新兴的产业就是林产化工。梁希留学日本，留学德国，最终掌握的就是这门学问，以后又穷尽几十年研究，做了大量的试验性工作，许多研究带有创新性质，其中有不少填补了国内外的研究空白，取得了有科学意义的成果。在理论方面，梁希著有62万多字的《林产制造化学》，该书分类纷繁而又科学有序，博大精深而又充满趣味，介绍成果有的不仅含详细的研究过程，含中外研究的比较，还对未来走向作出前瞻性的预判，这在理论研究上不仅是突破，也是创新。可喜的是，梁希当年的许多预判，有不少现已成了事实。更可喜的是，梁希在林产化工方面的研究成功地为中国的森林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关于森林的生态效益，梁希从海外留学归来，深深地意识到历代祖先注重森林的经济效益有其历史的局限，因而他自觉地承担起向民众宣传森林在保护生态方面的作用，宣传欧美日本等国通过做大做强林业，使青山环抱，绿水长流，使旱灾水灾遁迹无形，甚至不仅战胜水灾，还变沙漠为绿洲，如法国的部分省市。通过现有资料可知，梁希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里，以各种形式包括演讲、广播、介绍、评论、散发传单等，宣传全新的理念，收到过一定的效果。新中国任部长期间，借助各种场合，包括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大会议、全国科协会议，宣讲森林多效益思想，宣讲水土保持的重要性，向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们普及森林的生态效益；在民间，只要有机会，总要宣讲林业在与水利、与农业关系中所具有的龙头地位，即“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为此，梁希特别提醒山区农民要爱护森林，切不可滥垦滥伐；从1949年到1954年，由林业部主导的全国性的治山治水治黄治沙运动中，梁希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如何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改善中国的生态方面，有一系列的理论阐述，这些理论大多属于创新，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21世纪的今天，他的有关生态方面的理论，尤其是有关林业在生态系统中特殊作用的阐述，对今天的人们有启示意义。

关于森林的社会效益，即森林有天然的改善人居、增进身心健康的功能，但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农耕社会，生产力低下，享受生活、享受大森林给生活带来愉悦，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并不现实，所以古人未能留下专门论述有关森林产生社会效益的文章，也正因为如此，森林多效益思想在中国古代是不完整的。但细读梁希的文章，梁希的森林多效益思想，则涵盖了有关森林的社会效益方面，这说明梁希的森林多效益思想在继承的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1929年，梁希发表了论文《西湖可以无森林乎》，梁希认为西湖能独擅其胜，垂千数百年而不衰，乃是“山清水秀而风景佳也”，因为山清水秀，故“悦人目，怡人心，使人思，致人歌，何其美也”。所以梁希反对在西湖美景处砍伐森林建造洋楼番馆，全文所立之论虽然在最后，但主要内容则是从四个方面分别论述西湖的山水美景给人以怎样的享受。1958年，梁希写了最后一篇文章《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通篇也在论述森林的社会效益，梁希预言：“北京的山都成香山，安徽的山都成黄山，江西的山都成庐山，各地区都按照自己最爱好的名胜来改造自然。这样，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全部成一大公园，大家都在自己建造的大公园里工作，学习、锻炼、休息，快乐地生活。“21世纪的今天，当旅游已成为普通中国人也能选择的休息和愉悦的方式时，梁希所言的有关森林产生的社会效益，许多人也体验到了。

结合上述事实，我们说，梁希不仅是中国传统的森林多效益思想的继承者，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