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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

时间:2023-11-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局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这些政策的提出和实施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提出的,也对我国的区域发展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苏联学者费根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对中国早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影响较大。

4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阶段、理念与演进规律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改革开放前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局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阶段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这些政策的提出和实施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而提出的,也对我国的区域发展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始终遵循了渐进式的发展、以经济为主的发展、全面协调一体化的发展3大理念,并形成了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由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发展、由单纯的经济发展向可持续全面发展转变的演化规律。

4.1 改革开放前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阶段

4.1.1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国际政治形势以及苏联发展思想等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选择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形成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不均衡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的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在长期社会和地理自然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些企业被迫迁往内地,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大量内地企业又陆续迁回沿海地区。根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1947年发布的对全国20个主要城市的调查情况显示,上海、天津、青岛和广州等4个沿海城市的工厂数和工人数占全国的70%[1]。也就是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处于落后的传统农业社会,属于近代的工业部分不到国民经济的10%,其中70%以上又处于沿海地区[2]。抗战时期在东三省建立的生产设备,战争结束后50%被苏联拆走[3],更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第二,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影响。苏联学者费根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对中国早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影响较大。“生产力布局”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进行资源配置;二是在全国利益及加盟共和国利益结合的基础上,加快落后民族共和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逐步缩小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三是工业区位的选择应以接近原材料生产基地、燃料动力资源及产品消费区为导向,以减少运输成本;四是通过合理配置工农业布局以避免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缩小发展差距;五是经济建设应体现地域集中生产的原则;六是要在“生产力布局”原则中体现国防保卫能力的指导思想[4]

第三,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状况。中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但自然资源禀赋丰厚,具有发展资源型产业的天然优势。

为了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实现各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实现工业更加接近资源、能源生产基地的目标,再加上当时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带来的外部压力,我国采取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4.1.2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投资重点及整体布局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认识,在1949—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将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其次是华东和华北。在东北地区相继建设了一批煤炭、电力、钢铁、铝冶炼、机械等重点项目。同时把一些轻工业企业内迁到东北北部、西北、华北和华东的一些地区[5]

“一五”期间,我国政府以有计划地、均衡地在全国进行工业布局作为指导方针,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经济地带,提出了“均衡布局,重点发展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战略。把苏联政府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4/5建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在最后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包括民用企业106个,国防企业44个),106个民用企业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置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造船厂必须建在沿海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投资87亿元,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绝大多数资金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64.6亿元,占32.9%,西部地区39.2亿元,占20%[6]

表4-1 “一五”国家各地区投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957).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经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1958年,国家设立了七大“经济协作区”,试图建立不同水平、各具特色、工业体系相对完整、均衡发展的经济区域。

“二五”计划时期,在“大跃进”思想的影响下,原“二五”规划中制定的充分利用,适当加强华北、东北、中南等沿海城市的工业,以及在内地武汉、包头等城市有重点地进行重点产业、重点项目投资的发展目标没有得到实施,相反在“全国实现工业的均衡分布”,“各大协作区和各省区均建立比较独立和完整的经济体系”的生产力布局发针的指导下,全国出现了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

“三五”计划时期,党中央正式提出全国按照一、二、三线[7]进行战略整体布局,集中力量建立三线大后方的发展目标,力图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相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其建设重点是西部地区。在这五年中,内地建设投资达631.21亿元,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64.7%(不包含部分地区的投资在内)。其中“三线”地区11个省市的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比沿海地区高出近一倍。同时还有计划地将一大批沿海地区老企业逐步搬迁到“三线”地区[8]。直至“四五”后期到“五五”初期,我国投资的重点才开始逐步向东转移。

表4-2 1952—1975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陆大道等著.1997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1998

4.1.3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

20多年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中国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加快了内地的经济发展,地区发展差距有所缩小。1950—1985年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入的基本建设资金达到5 500多亿元,使内地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工业产值增加了40多倍,建成了五大钢铁基地和三大化工基地,全国大型机械加工企业有40%分布在内地,在这些地区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9]。特别是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遗留下的生产力布局极度不均衡的状况,在内地形成了武汉、包头、太原、兰州、西安、洛阳等新工业基地,建立了攀枝花钢铁公司等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到1975年,中西部对东部的工业静态不平衡差,已从1952年的53.03缩小到36.04[10]

第二,建立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为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加快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增强自身国力,中国在交通、煤炭、电力、石化、钢铁、机械等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门类齐全、规模较大的重工业体系,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1952—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见表4-3所示)。同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速也相对较快,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其增速均位居世界前列(1960—1980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比较见图4-1所示)。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4-3 1952—1978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相关数据整理计算而得。注:各项指标均用以1992年为基准的可比增长指数计算而得

图4-1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增长比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第三,忽视区域发展优势,造成资源浪费。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思想,虽然是在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国防安全需求等情况下作出的必然选择,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发展没有考虑到各地区发展的初始状况、比较优势及其资源禀赋等,因此,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机会成本较大,也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实际上导致了中国整体发展速度的缓慢以及经济效益的低下。韦伟在其著作《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一书中,对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后指出,如按1953—1978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来计算,实施“平衡增长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延缓了16年[11]

4.2 局部区域优先发展的非均衡阶段

4.2.1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我国实行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时国内外经济形势而提出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何更快地让全国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党和政府思考的重点。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入总结,认识到区域发展战略中存在的不足和误区。他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同时世界正处于和平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在发展战略上应采取“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实现加速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须产生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家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此后,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两个大局”构想,即第一步实现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第二步在20世纪末进入小康社会后,国家战略重点发生转移,东部沿海地区支持中西部的发展。这是区域经济建设模式的一大创新,对我国以后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国际形势看,20世纪70年代,世界国际政治形势相对缓和。在跨国公司世界投资的带动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已逐渐明显,世界贸易和投资日趋活跃,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正处于蓬勃的发展之中,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将部分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正是这一阶段成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国家和地区。这样的世界发展形势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基于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充分利用世界发展机遇,加快科技发展,迎接挑战,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总趋势来筹划中国发展战略的总体思路。

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此进入了以东部地区为核心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

4.2.2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加大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国家在进行投资和区域发展时更加强调效率优先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提高经济效益,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国家将投资和扶持的重点转向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

在“六五”计划中,我国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利用东部沿海地区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带动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国家通过建设经济特区、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等方式,以及对上海浦东的开放,给予了东部沿海地区许多“先行先试”的政策,例如:扩大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活动权限;大力引进外资,并对外商投资企业给予税收、土地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型经济,积极参与世界分工;形成东部地区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价格完全放开等。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此外,国家还鼓励东部地区将重化工以及一般加工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等行业。

第二,加大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在“六五”期间,东部沿海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由“五五”时期的42.2%提高到47.7%,内地则由50%下降到46.5%,其中中部29.3%,西部17.2%(不包括部分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

在“六五”期间的更新改造投资中,沿海地区所占比重为51.5%,内地为45.8%,其中辽宁、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江苏6省市占到40%。“七五”时期,国家对东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进一步加大,这一期间,东部地区的比重达到53.1%,中部地区25.04%,西部地区16.12%。其中投资前6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上海、辽宁、山东、江苏和北京。沿海与内地基础投资之比高达1.27∶1,远远超过了“六五”时期的1.03∶1[12]

1981—1990年期间,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变化分别为16.4%、-10.5%、-6.9%。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国家9 000亿的基本建设投资中,东部地区占了50%以上,再加上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一阶段自身的融资,实际投资还要高。同时,国家在“七五”期间按照经济技术水平和自然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将全国细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地带。

第三,成立经济特区。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随后又批准了厦门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1984年5月,我国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2月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为经济开放区,其范围包括13个市、46个县和2个区镇,随后增辟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我国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三个层次对外开放的格局。

4.2.3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

在一系列强有力政策的推动下,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区域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东部地区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从1978—1998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到中国投资,激发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下表中1978—1998年期间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及人均GDP总量的变化情况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迅猛,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43.4%增长到1998年的5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734.5元猛增到12 499.0元,增长了17倍,1998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的2.5倍、3.0倍和1.6倍。

表4-4 1978与1998年区域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及人均GDP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刘晓惠.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与趋势.新西部,2010(14)

第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增强。改革开放后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实力明显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人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使中国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经济的内在结构及增长动力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经济的数量增长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的全面进步。

从表4-5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1997年的20多年间,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从3 575.6亿元增加到23 285.2亿元,扩大了6.1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6.5亿元增加到1 872.8亿元,扩大了4.7倍,年均增长10.1%和8.6%。比1952—1977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额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5.74%、3.60%)分别高出4.36和5.0个百分点。

1978—1997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03%、11.87%和10.62%,比1952—1977年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均增长率(1.77%、10.81%、4.45%)分别提高了184%、10%和139%。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增长也十分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3 250.6亿美元,年均增长15.6%,其中出口总额由97.5亿美元增加到1 827.0亿美元,年均增长16.7%,进口总额由108.9亿美元增加到1 423.6亿美元,年均增长14.5%[13]

表4-5 1978—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数及其总量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相关数据计算而得。注:表中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根据增长指数计算而得。

第三,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以后,受苏联经济发展思路的影响,中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产品、生产数量和计划都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制订。这种体制虽然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府的发展意愿,保证经济发展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推进,但是严重束缚了各经济主体的发展活力,造成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发展速度缓慢等一系列问题。

改革开放后,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81年,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发展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肯定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从而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概念。在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第一次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内在属性,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统一起来。

1987年的十三大会议中,再一次突出了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提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了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指出市场和计划一样,都是重要的经济手段。经过长期的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又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无疑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田。按照由点及面的发展思路和时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推进,并逐渐扩展到广州、上海、江苏、福建、山东等沿海省市。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得到激发,创新活力大大增强,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也明显增强,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流向东部地区,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步伐。可以说,在这一阶段的区域发展政策不仅仅加快了中国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区域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推动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确定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4.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阶段

4.3.1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区域发展进入了协调发展的阶段,促进全国东中西部的协调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区域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发展战略的提出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应对,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必然选择。

首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选择。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虽然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进程,但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1994年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80年的1.81∶1.21∶1,变为2.31∶1.24∶1。1995年这一状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91年,国务院就组织有关专家和政府部门,成立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研究协调小组,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定为当时的13个研究课题之一。在1991年通过的“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这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提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在1996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专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一章,进一步明确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标志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正式实施。随后我国政府又分别对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制定了更加明确的发展规划。

其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比较优势的选择结果。我国东部地区紧邻港口,占据优良的地域优势,但是大多的自然资源则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在我国的西部地区,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有近30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大体为33.7万亿元,开发潜力巨大[14]。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短缺的瓶颈问题也愈加突出,导致东部地区的发展成本不断增加。发挥好东中西部的比较优势,促进各地区的协调发展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完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区域发展之间的不协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此前的开发开放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东部的市场体系相对完善,市场活力较强,市场的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建设明显滞后于东部,地区垄断较为严重,制度体系相对不健全,从而制约了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也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

4.3.2 区域协调发展的三大主要战略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要是由三大战略组成的,分别是:

1.西部大开发战略

在区域协调发展思路的引导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不断凸显的双重作用下,我国政府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这也标志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此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我国政府在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2000年初国务院正式成立了国家西北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并于10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明确了西部大开发支持的重点任务、战略目标和重点区域,并从资金投入、投资环境、对外对内开放、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确定了未来10年中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措施。2001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西部开发办公室制定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从西部开发的财政、金融、价格、税收、土地、矿产资源等多方面制定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还研究制定了《“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

从相关政策看,西部大开发中除了以往的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等措施外,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了更高的关注。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国家规划了三大基础设施工程,即青藏铁路(2001年7月29日开工)、西气东输(2002年7月4日开工)、西电东送(2000年11月8日开工)。同时,我国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社会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此外,政府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强调各地区应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各自条件,积极发展特色经济,加快特色农业、特色制造业、特色旅游业等的发展,其目的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注重比较优势的发挥,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做到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西部地区的全面可持续进步。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东部地区是新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这部分地区国土面积较为广阔,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东北部门户,集聚了大量的重化工业企业,同时也是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但是老工业基地经过长期的发展,也积累了众多的矛盾和问题,传统工业竞争力的日渐丧失、国有企业效率的不断低下、老工业基地职工以及社会保障负担的不断加重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如何发挥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雄厚产业优势,加快传统产业的更新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相互融合,同时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的重点。

1995年8月,国务院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辽宁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调整问题,将辽宁作为“九五”期间老工业基地改造调整的试点地区。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1999年9月在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对困难较大的老工业基地进行扶持。2003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再次强调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性。同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标志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决策的正确确立。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发展思路:第一,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强调不仅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且要把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二,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改革开放促进改革。强调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实质上是改革和发展的问题,涉及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轨、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多方面内容。第三,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培养,带动观念转变。强调应鼓励非国有资本的发展,推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内容[15]

3.中部崛起战略

中部地区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扮演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这一地区人口众多,占全国人口总量的30%左右,市场规模较大。中部地区也是我国重要的科教中心,武汉、西安等城市集中了我国很多重要的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人文荟萃。同时中部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此外,中部地区资源丰富,拥有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这一地区还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40%。可以说,中部地区在中国的区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长期以来,中部地区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形成了所谓的“中部塌陷”的状况。

为了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我国政府从“八五”计划开始逐渐加大对中部地区的投资。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中部地区在国家产业布局和经济中心转移中的区位重要性日渐凸显。加快中部地区的振兴和崛起,成为政府关注的要点。2003年8月,温家宝在长春主持召开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上指出,广大中部地区,是我们国家粮食和农业的主产区,也是工业比较集中和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不可忽视。因此,我们加快东部地区发展、实行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

200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意见》明确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要求和原则,并从建设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现代装备制造及高科技产业基地建设、提升交通运输枢纽地位、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以及节约能源、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战略举措。2009年9月,国务院编制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标志着中部崛起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也为中部地区的崛起发展指明了方向。2012年,国务院在2006年《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对中部地区的崛起发展给予更高的关注。

中部崛起战略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加快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即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城镇化率,同时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有品牌、优势企业、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等。第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使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总体改善。第三,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加快农业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社会保障等的建设和完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4.3.3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明显加快,地区经济规模迅速提升,产业结构得到明显优化,地区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也逐渐增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显著改善,整体环境得到优化。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2000—2011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65项,投资总规模3.1万亿元,包括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退牧还草、退耕还林等在内的一批重点工程在西部地区开工建设[16]。2012年西部大开发新开工22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为5 778亿元。2000—2012年,西部大开发累计新开工重点工程187项,投资总规模3.68万亿元。在基础建设领域中,交通、能源、水利三大行业是西部大开发的建设重点。从2000—2011年12年间,这三个行业的项目数量占总量的76.7%;在163个项目中,交通项目为68个,占总量的41.7%;其次为能源项目,共有42个,占比达25.7%[17]

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看,西部大开发以前,西部地区公路通车里程只有

53.3万公里,到2009年已经达到了147.7万公里。1999年,中国全社会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 189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完成投资591亿元,占27.0%。2008年,全社会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 881亿元,其中西部地区完成2 299亿元,占33.4%。与1999年相比,西部地区公路建设投资额增加了2.9倍,占全国公路建设完成投资的比重增加了6个百分点[18]。除此之外,西部地区的桥梁、隧道以及县乡的公路通达情况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均得到大幅提升(具体情况见表4-6)。“十一五”期间,西部地区交通基础建设平均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铁路营业里程高出1.4个百分点,公路里程高出1.7个百分点,高速公路里程高出2.5个百分点。

表4-6 西部地区2008年与1999年交通基础设施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赵艳.“大开发”带来“大变化”———西部大开发十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盘点.交通世界,
2010(19)相关材料整理而得。

第二,经济水平和发展速度明显提高,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持续快速发展。从经济总量看,从1998—2010年的12年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加快,GDP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4.18%、15.37%和13.42%。尤其是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之前,从1979—1998年的19年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速仅为9.73%,1998—2010年GDP年均增速提高了5.5个百分点,已高于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中部和东北地区的GDP年均增速也接近东部地区,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增速差距已经缩小,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发展得到明显提速。从各省市的发展情况看,其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加快,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4-2是西部12个省市1952—2008年的经济增速情况图,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各省市发展上的明显变化。

图4-2 西部地区1952—2008年分阶段各省市及全国GDP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西部经济十年发展报告及2009年经济形势预测》,中国网,2009年9月17日。

从人均GDP上看,1998—2010年间的变化更大。1998年中部、西部和东北

地区的人均GDP分别是4 970.30元、4 122.54元和7 823.29元;到2010年,三个地区的人均GDP分别达到24 138.86元、22 591.11元和34 234.08元,增速分别为14.08%、15.23%和13.09%(见表4-7),除东北地区还低于东部外,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增速均高于东部,其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速超过东部1.80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在缩小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上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后发优势逐渐显现,其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

表4-7 我国各区域1998和2010年经济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而得。注:以上数据均为当年数据。

第三,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整体实力显著增强。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不仅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提高,其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社会事业发展情况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整体实力明显增强。

从产业结构上看,西部地区1998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25.5∶41.0∶33.5,中部地区为23.1∶45.1∶31.8,东北地区为17.2∶47.9∶34.9,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2010年,以上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分别调整为13.03∶52.41∶34.56,13.18∶50.11∶36.96和10.63∶52.51∶36.87,可以看出,这些地区的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同时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增长较快,说明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不断进行优化,其工业化进程得到稳步的推进。

从对外开放情况看,近些年,这些地区的开放程度大幅提升,外资向这些地区的转移速度和规模明显加快,外商在华投资也由过去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按照各省区市的汇总数据,从2007年到2009年,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东部由70.3%下降到63.7%,而中部地区由13.5%增加到14.4%,西部地区由6.3%增加到9.6%,东北地区则由9.8%增加到12.2%[19]

同时,中央财政还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在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方面的专项补助资金,这些地区的社会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改革和工作改进顺利推进,极大地完善了这些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西部地区为例,到2007年,重庆、四川、广西、贵州、宁夏、新疆农民参合率分别达到77.0%、88.3%、77.4%、84.9%、85.0%和87.0%[20],初步形成了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此外,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还有效改善了广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以西部地区为例,2003—2007年,未达标废水排放量4年净减少30 287.578 6万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比例由41.41%下降为31.49%;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4年净减少4 298 495.8吨。从排放的效能上看,每亿元产值废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下降明显,其速度快于全国,2003—2007年,每亿元产值未达标废水排放量由4.14万吨下降到1.35万吨,年均下降32.26%,比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多下降10.35%;每亿元产值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由479.6吨下降到140.2吨,年均下降36%,比全国平均水平多下降2.14%;废气排放量则由1.95亿标立方米/亿元提高到2.18亿标立方米/亿元。在总排放量下降的同时,“三废”综合利用率大幅提高,2003—2007年,“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分别为891 828.0万元、1 079 721.7万元、1 687 407.6万元、1 907 907.6万元、2 450 305.9万元,占GDP的比重呈逐步提高之势[21]

4.4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理念、演化规律

4.4.1 中国区域战略的发展理念

1.渐进式的发展理念

国土面积较大国家内部的区域之间客观上都存在着要素资源空间分布不均的特点,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差异性较大的国家,在国家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时应充分考虑到战略的实施风险。一旦一个国家区域战略制定后,它不仅对区域的发展至关重要,主要涉及一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对整个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始终贯穿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发展理念。

第一,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序由点到面。东部地区开发开放战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实施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在制定东部地区发展战略时,采用了先行先试、由点及面的渐进发展模式与理念。1979年国家选择了深圳、珠海两个城市进行试点,主要目的是为整个东部区域开发开放战略的实施探索发展路径。随后国务院又批准了厦门和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一并与深圳、珠海共同寻找东部地区开放战略的突破口。经过5年的试点,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它们的GDP年均增速分别达到56%、30.3%、17.4%、23.5%,而四个特区的GDP平均年均增速接近25%,达到24.7%。在四个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其后又把开放空间由点向面拓展,先后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至此,国家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形成了由少数几个点到多点再到面的区域开发新格局。

表4-8 四个经济特区1980—1985年GDP产值及增速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深圳统计年鉴》(2011)、《珠海统计年鉴》(2011)、《汕头统计年鉴》(2011)、《厦门统计年鉴》(2011)整理计算而得。

第二,区域发展战略的空间由东到中西。1978年,国家实施了东部开发开放区域发展战略后,经过20多年的摸索,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就。1979年,东部地区GDP增加值为1 629亿元,而1999年上升到47 062亿元,年均增速达到17.4%。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大,在此背景下,国家开始着手考虑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国家在总结东部开发开放战略基础上,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自此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东向西空间时空轮转。经过5个年头的发展,西部地区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西部的开发与东部地区发展密切相关,20多年来,东部地区成功地实施的区域开发战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基础,也为国家投资西部地区提供了物质保障。东部与西部相继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后,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了相对滞后的趋势。为此,国家又提出中部崛起区域发展战略,从此,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形成从东部到中西部逐渐推进的全覆盖格局。

第三,区域发展战略的内容由单一到综合。东部地区开发开放初期,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开放经济为主,采取了对外商投资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吸引大量FDI前来投资建厂。其中,以广东省最为典型。1983—1999年期间,除个别年份外广东FDI占全国比重比较低外,其余年份均超过了15%。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后,辐射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长三角的FDI占全国比重仅为5%,而此后一直到1999年,长三角的FDI占全国比重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在东部地区以外向型为主的区域发展战略获得成功的基础上,1999年,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东部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发的内容更加丰富。国家在重大项目建设、财政转移支付、金融信贷、矿产资源优惠、地区协作与对口支援、科技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等方面给予了西部地区多方位的政策扶持。

图4-3 1983—1999年广东省的FDI占全国比重

图4-4 1992—1999年长三角的FDI占全国比重

第四,区域发展战略的层次由低级到高级。东部开发早期,以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这种发展模式对于早期区域开发起到了快速引进资金、设备的作用,但大量的前店后场小作坊式生产加工方式不适应全球化产业链分工的需求,区域开发模式急需升级。上海浦东开发主要采取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建厂模式的区域发展战略,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引领下,长三角外向型经济进入了发展快车道。2005年底,长三角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IT代工基地,其中,长三角生产的笔记本已经占全球产量的80%以上。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长三角生产制造已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东部的区域发展也跃上一个新台阶。无独有偶,随着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国家级新区后,东部地区开始了科技创新引领、高端产业支撑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从东部地区发展过程看,其区域发展战略的由低到高逐渐递进。

2.以经济为主的发展理念

经济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在没有建立强大物质基础之前,一个区域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区域增长极的打造、主导产业的培育,还是区域交通基础社会建设、投资环境改善,都反映出区域主政者把经济作为第一发展要务理念。

第一,打造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东部地区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最早实施的区域之一。在东部开发开放过程中,区域发展的重点落在了如何在区域中选择一个点率先打破均衡发展状态,通过这个点的突破,即增长极的打造,再带动整个区域整体发展。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作为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在先行先试的特区政策支持下,率先带动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而后,90年代的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辐射带动了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随后,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使得整个环渤海湾地区经济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第二,培育主导产业,夯实区域发展基础。国民经济是指一个现代国家范围内各社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所构成的互相联系的总体。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邮电业、商业、对外贸易、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等,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22]。可见,产业是支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命脉。尤其是主导产业,其能够对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产生决定性影响,主导产业较小的发展变化足以带动其他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变化。因此,主导产业成为一个区域发展的基础。在区域发展战略规划中,通过主导产业培育来夯实区域发展基础。

第三,强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发展能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发展战略投资规模最大的一个领域之一。其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作用已被国内外学者研究所证实,甚至有学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逐年增加的,所以提出相对中国经济增长乃至整个经济系统来讲,应把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内生变量的观点。这充分印证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是增强区域发展能力的可行、有效路径之一。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但自身具有投资效应,而且还正向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说明了区域发展是以经济为主的发展理念。

3.全面协调一体化的发展理念

一个国家是由众多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组成,这些区域之间自然会存在发展差距。同样,一个区域内部也是由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组成,地区之间也存在发展差距。不仅如此,区域内部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还存在协调发展等问题。因此,区域发展战略始终贯穿着如何消除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之间及区域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差距的理念。

第一,缩小区域之间发展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在东部地区开发开放率先在中国区域发展中脱颖而出的同时,国家没有忘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尽快中西部与东部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时差距会拉的更大,但是这种趋势是暂时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得到了全面振兴,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6%,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2011年,连续4年全面超过东部地区[23]。不仅如此,国家又开始编制未来10年西部大开发的新一轮规划。在西部快速发展的同时,中部地区也在崛起。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与落实,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中部6省份经济增速已经连续4年超过东部,增长势头明显,2011年中部6省全部进入“万亿俱乐部”,GDP总量突破10万亿元大关,占全国的20.1%[24]

第二,缩小区域内部发展差距,实现均衡化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存在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而且还在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距。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距,但是国家始终把均衡区域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差距作为发展重要理念。就拿江苏省来讲,苏南地区在东部开发开放区域发展战略下,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发展。而苏中、苏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实施了江苏沿海开发战略,江苏省实施了沿江发展战略,随着两大区域战略的实施,江苏省内的苏中、苏北两大区域经济发展增速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2011年,苏中、苏北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幅继续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1.2%,比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25]。江苏省内区域之间的差距正朝均衡一体化方向发展。

第三,注重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形成三位一体发展新格局。东部地区是中国先行先试的区域发展的试验田,在开发早期,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主,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经过多年的发展后,东部地区开始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协调发展。东部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因为东部地区是中国区域发展先行探路者,在没有可借鉴经验的基础上,摸索向前发展。而中、西部区域发展战略就与东部不同,西部地区在一开始就注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中部崛起战略也很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协调发展问题。因此,总体上,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是以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作为发展理念。

4.4.2 中国区域战略的演化规律

1.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受到当时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影响,按照相对分散布局的指导思想实施区域均衡式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依照一些条件好的地区先试先行率先发展,然后带动整个国家区域协调均衡发展。从区域发展战略转向、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及中央财政支付转移重心的转变,可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的一斑。

第一,区域发展战略从倾斜制向普惠制转变。从国家宏观大区域发展战略看,国家在1978年、1999年和2006年先后实施了东部开发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这三大战略基本覆盖了中国整个区域板块。从在东、中、西部区域上国家分别批复区域发展战略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今国家先后在东部地区实施了19个区域发展战略,在中部地区实施了8个区域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实施了17个区域发展战略,东、中、西三大地域合计共实施了44个区域发展战略,除个别省外,区域发展战略几乎覆盖了中国每个省市自治区。

表4-9 2006—2012年国家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网站整理所得。

第二,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逐渐中西部转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很大一部分投资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分布情况可以反映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动向。公路和铁路是构成区域交通的骨架,两者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公里里程数增长幅度能够反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本情况。

2001年东、中、西部公里里程数分别为54.7万公里、57.8万公里、57.4万公里,分别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32.2%、34.0%、33.8%。东、中、西部公路密度分别为42.1公里/百平方公里、20.3公里/百平方公里、10.5公里/百平方公里。而到2008年东、中、西部公里里程数分别为105.01万公里、125.89万公里、142.11万公里,东、中、西部分别增加了50.31万公里、68.09万公里、84.71万公里,西部地区增加幅度最大,中部地区次之。

2008年东、中、西部公里密集分别为66.1公里/百平方公里、34.3公里/百平方公里、26.1公里/百平方公里,与2001年相比,东、中、西部分别增长了1.48倍、0.68倍、0.58倍。同时,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国家投资的重心也向中西部转移。

2009年高速公路突破3 000公里的省为7个,分别是:河南(4 861公里)、山东(4 285公里)、广东(4 035公里)、江苏(3 755公里)、河北(3 303公里)、浙江(3 298公里)和湖北(3 283公里),其中,东部占5席,中部占2席,西部没有一个省高速公路突破3 000公里。而到2011年,河南、广东、河北、山东、江苏、湖北、山西、陕西、黑龙江、江西、浙江、辽宁、安徽、四川等14个省的高速公路突破了3 000公里,其中,东部占7席,中部占5席,西部占2席。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重心逐渐西移的趋势看,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日趋向均衡化方向迈进。

表4-10 2001—2008年东、中、西部公路里程数及公路密度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而得。

第三,中央财政支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为了均衡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国家对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以此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10年来,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量达到4万多亿元,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安排西部地区的总量达到8 900亿元[26]。其中,2003—2007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累计为4.25万亿元,87%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2010年,西部的财政预算显示,重庆、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四川等省份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超过了千亿,多数超过其本省份创造的财政收入。青海财政预算收入为110亿,而青海这一年的财政支出却为743亿,多出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进行补助,为568.8亿,中央输送的财政血液,超过地方财政收入的5倍。

相反,2010年,上海共产生了8 003.53亿的税收,其中上缴中央的国税为5 514.04亿元,上海留下的地税为2 489.49亿元。通过转移支付之后,确实大大改善了地区之间人均财力水平的状况。在转移支付以前,如果东部地区是作为100计算的话,中部地区只有35,西部地区只有40左右;通过转移支付以后,东部人均财力水平如果是100的话,西部已经达到了97,中部达到76—77,分配的均衡度大大提高[27]。不仅如此,“十二五”期间,国家还将继续向西部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倾斜政策,并且以年均20%、五年翻番的增速加大扶持力度。

2.由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发展

第一,经济发展质量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驱动方向及导向。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后,经济结构进入调整转型期,经济增速逐渐趋于稳定。东部地区投资占全国投资的比重出现回落,由2002年的51.9%回落至2011年的41.9%。产业投资重点也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转变。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省市优先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浙江制造业新开工项目占限额以上投资的八成多;上海重点工业行业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0%多;广东规模以上工业9大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70%;山东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冶金、石化、电子、通信、航空、机械和交通设备行业等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日渐成为支撑东部经济的主导产业。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也步入良性循环阶段,投资重点投向具有带动性强、产业链较长的大型工业项目。2004—2011年间,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都达到16%以上,均高于东部。

第二,产业转移与升级速度加快。东部地区面临劳动力成本升高、土地资源

紧缺、出口相对乏力等内外部环境的变迁后,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出现拐点,经济增长方式再也不能沿袭老路子,需要产业演替,需要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快速增长阶段,需要大规模、成熟的工业体系支撑其发展。由此,东部地区进行腾笼换鸟,大量产业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区产业形态不断向高级化演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向以效益提高促进结构优化。而随着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进程的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活力大增。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支撑下,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协作日趋一体化,区域结构正不断优化。

第三,创新经济成为发展主线。国家“十五”科技计划提出重点将围绕“促进

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展开,“十一五”国家开始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实施,并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同时提出用15年的时间把中国建成创新型国家。区域是落实国家政策的主要实施主体,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这一主题,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转向了内涵式发展道路。

图4-5 东部各省市R&D经费支出情况

2005年,东部的海南、河北、福建、天津、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北京、江苏等省市R&D经费支出额分别是1.6、58.9、53.6、72.6、208.4、163.3、195.1、243.8、382.1、269.8亿元,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1.0、1.2、1.5、1.9、1.8、3.9、2.8、1.3、1.5、2.7倍,而2010年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4、1.6、2.2、2.2、1.3、2.0、2.4、2.3、1.2、2.2倍。“十一五”与“十五”相比,“十五”期间,除个别省增幅超过2倍外,其余各省市的增速均低于2倍,而“十一五”期间除个别省增幅低于1倍外,其余各省市的增幅均高于2倍。

图4-6 中部各省R&D经费支出情况

2005年,中部的江西、山西、安徽、湖南、河南、湖北省等省R&D经费支出额分别是28.5、26.3、45.9、44.5、55.6、75亿元,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5、 1.7、1.3、1.3、1.2、1.2倍,而2010年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加了2.1、2.5、2.6、3.2、2.8、2.5倍。“十一五”与“十五”相比,“十五”期间,除江西省增幅超过2倍外,其余各省市的增速均低于2倍,而“十一五”期间,除江西省增幅为2倍外,其余各省市的增幅均达到2.5倍以上。

图4-7 西部各省市自治区R&D经费支出情况

2005年,西部的西藏、青海、宁夏、新疆、贵州、甘肃、云南、广西、内蒙古、重庆、陕西、四川等省市自治区R&D经费支出额分别是0.3、3、3.2、6.4、11、19.6、21.3、14.6、11.7、32、92.4、96.6亿元,与2000年相比分别增加了0.5、1.3、0.9、1.0、1.6、1.7、2.1、0.7、2.5、2.2、0.9、1.2倍,而2010年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加了4.0、2.3、2.6、3.2、1.7、1.1、1.1、3.3、4.4、2.1、1.4、1.7倍。“十一五”与“十五”相比,“十五”期间,除少数几个省增幅超过2倍外,其余各省市的增速均低于2倍,而“十一五”期间,除个别省增幅为1倍外,其余各省市的增幅均达到2倍。

从东、中、西部三大区域R&D经费支出增加幅度看,中国区域发展呈现出整体性向内涵式发展方向迈进趋势,“十五”期间三大区域内各省R&D经费支出增加幅度均超过1倍,“十一五”期间均超过2倍。

3.由单纯的经济发展向可持续全面发展转变

第一,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东部地区开发开放时,曾经一时忽略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东部地区很多地方生态环境恶化。而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时,改变了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的单一目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建设。从2005年到2011年万元GDP能耗下降幅度看,西部下降幅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按照东部开发开放发展路径,中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阶段,万元GDP能耗应该下降幅度较低,而相反中西部地区万元GDP能耗下降幅度相对较大,说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图4-8 2005年与2011年相比万元GDP能耗下降幅度

第二,更加注重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东部开发开放后,受短期经济时代的影响,东部地区在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初期更注重物质基础的夯实,与经济发展速度相比,居民收入增加幅度相对较低。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在居民收入增加上注入了更多政策顶层设计。从2007—2011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速度看,西部地区除个别省外,年均增速基本在13%~14%之间,中部地区在13%水平线上下浮动,东部地区在12%水平线上下浮动。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看,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均超过同期GDP增速,中国区域发展朝着全面和谐发展方向努力。

图4-9 2007—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

第三,更加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如果东部开发开放区域发展战略初期是以注重经济发展为主的话,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开始实施时就注重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在国务院刚刚批复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西部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增铁路营业里程1.5万公里,森林覆盖率力争达到19%左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15%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城镇化率超过45%等[28]。从这些指标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更加注重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用顶层设计的指挥棒,引导区域朝着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协调方向发展。同时,在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基础上,十八大在报告主题中鲜明做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意味着我国区域发展将拉开美丽中国建设的新征途。

【注释】

[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上海三联书店.1961

[2]高萍.论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三次转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

[3]亚历山大·埃克斯坦.中国的经济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

[4]刘再兴主编.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

[5]魏后凯,邬晓霞.新中国区域政策的演变历程.中国老区建设,2012(5)

[6]董志凯.关于“156”项的确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4)

[7]一线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二线地区是介于一、三线的地区;三线地区是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南、湖北等11个省、自治区,其中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8]赵元兵.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与评价.生产力研究,2005(9)

[9]董必荣.从区域经济平衡增长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述评.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0]李敦祥,付德申.新中国50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析.社会科学家,2000(1)

[11]韦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12]赵元兵.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回顾与评价.生产力研究,2005(9)

[13]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4]董必荣.从区域经济平衡增长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15]尤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16]蓝兰.西部大开发“十二五”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报告.交通世界,2012(15)

[17]蓝兰.西部大开发“十二五”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报告.交通世界,2012(15)

[18]赵艳.“大开发”带来“大变化”———西部大开发十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盘点.交通世界,2010(19)

[19]魏后凯等.中国区域政策:评价与展望.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20]何炼成等.西部经济十年发展报告及2009年经济形势预测.中国网,2009-9-17

[21]何炼成等.西部经济十年发展报告及2009年经济形势预测.中国网,2009-9-17

[22]国民经济.http://baike.baidu.com/view/338341.htm

[23]我国区域发展进程出现历史性变化.http://gd.people.com.cn/n/2012/1212/c123946-17852590.html

[24]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落实中部崛起战略.http://news.dayoo.com/finance/201211/27/54401_109542070.htm

[25]2011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1202/27/t20120227_23108099.shtml

[26]西部大开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量达到4万多亿元.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0,2010070882613383.html

[27]2011年地方财政收入占比自1999年来首超50%.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2/03/08/007259444.shtml

[28]国务院批复同意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http://www.cnstock.com/index/cj/201202/18535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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