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战略的过程与特点

6　中部崛起战略下的区域政策与经济增长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共6个省。

中部地区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2010年末人口3．57亿人，占全国的26．8%，国内生产总值86 109．4亿元，占全国的19．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 329．7亿元，占全国20．0%，货物进出口总额1 168．9美元，占全国的3．9%，地方财政收入6 371．4亿元，占全国的15．7%，地方财政支出15 062．3亿元，占全国的20．4%。山西省是我国煤炭大省，具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对我国经济发展中能源瓶颈问题的解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安徽省是中部地区淡水资源大省，为我国中东部地区提供大量优质的淡水产品。江西省是有色金属大省，河南省是农业大省，湖北省是水电大省，湖南省是鱼米之乡。中部地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中部就是中国的“腰”，只有“腰板”直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才能协调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东西融合、南北对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表6－1　2010年中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国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6．1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背景与现实发展基础条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沿海发展战略，到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再到2002年提出的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从空间上覆盖了东部、西部和东北，唯独缺少中部地区。

6．1．1　中部崛起战略的历史背景

1．中部经济塌陷趋势明显

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并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导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内地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2000年前后，为了缩短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经济增速开始加快。

1979—1999年西部地区年均经济增速为9．64%，与东部相差接近2个百分点。实施西部大开发后5年，西部地区年均经济增速达到11．42%，与东部相差仅一个百分点左右。在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速差距逐渐缩小时，中部地区经济开始出现塌陷的趋势。2000—2005年中部地区GDP年均增速为11．02%，而同期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速达到11．42%，中部地区与其相比低0．4个百分点。

在西部大开发前，1990—2000年中部地区GDP年均增速为10．77%，而同期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速为10．17%，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0．6个百分点。经过沿海开发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变化，由东中西发展梯度变为东西中格局，中部地区发展速度不但滞后于东部地区，而且开始落后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表6－2　2000—2005年中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2．第二产业发展优势不突出

1980—1990年中国进入工业主导型发展阶段时，中部地区仍然保持着一、二、三这样一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重农”型产业结构。1990年，山西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9∶49∶32，形成了较为合理的二、三、一产业结构，湖北一、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35∶38∶27，形成了二、一、三产业结构，除山西、湖北外，中部地区其他省份产业结构仍为一、二、三产业结构，安徽为37∶38∶24、江西为41∶31∶28、河南为35∶36∶30、湖南为37∶34∶29。

1980—1990年，中部地区未能及时实施加快工业化发展战略，失去了一次以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时机。在中部崛起战略前，中部地区虽属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但第二产业的优势仍不突出。除山西和河南两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超过50%外，其他4个省份均低于50%。2005年，中部地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 231亿元，占全国各地区生产总值的20．34%，工业总产值14 744亿元，占全国各地区工业总产值的19．41%，年末总人口2．59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8．08%。总体上看，中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均低于人口所占比重，说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6－3　1980—2005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表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3．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较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初，除山西省外，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5省城镇化水平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06个百分点、0．60个百分点、5．38个百分点、2．60个百分点、6．68个百分点。到了1990年，山西和湖北省两省城镇化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4省的城镇化水平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8．5个百分点、6．1个百分点、10．9个百分点、8．9个百分点。

从1980—1990年，安徽、江西、河南、湖南等4省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拉大。安徽由低于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的6．06个百分点上升到8．47个百分点，江西由0．6个百分点上升到6．06个百分点，河南由5．38个百分点上升到10．89个百分点，湖南6．68个百分点上升到8．86个百分点。1995—2005年的10年间，除湖北省城镇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5省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000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等5省城镇化水平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34个百分点、8．22个百分点、8．53个百分点、13．02个百分点、6．47个百分点。2005年，5省城镇化水平仍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88个百分点、7．49个百分点、5．89个百分点、12．34个百分点、5．9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农村人口占全国的1／3，中部第一产业增加值及其从业人员的比重均不同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前者是全国比重最高的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人均耕地又不同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在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劳动力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尤为突出^[2]。

图6－1　1980—2005年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

4．外向型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中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出现下滑趋势，主要表现在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和规模两个方面。1985—1995年，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7%，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安徽年均增长速度最高为18%，河南、湖北为17%，山西、江西为15%，湖南最低为1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而1995—2005年，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趋势。1995—2005年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由1985—1995年的17%降低为1995—2005年的13%，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则由15%上升到18%。

短短20年的时间，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由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变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同时，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也出现了下降的态势。1985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为27．54亿美元，占全国比重3．95%，1995年占全国比重4．5%，1985—1995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一直在4．5%上下浮动。从1995年开始，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出现下滑，2000年，占全国比重下降到3．1%。2000—2005年，中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基本在3%上下浮动。以上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外向型经济规模和外资利用规模都相对较小，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外资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小，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能力较弱。与东部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来讲，中部仍是一个相对封闭、有待于开发的经济区域。

图6－2　1985—2005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

5．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

中部6省长期以来就是全国重要的主粮产区。据统计，2004年中部6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1．5%，油料占全国的41．4%，棉花占全国的29．5%，蔬菜占全国的26．5%，肉类占全国的30．8%，水产品占全国的17．4%。中部农业的发展对提高地区发展水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制约着该区域农业进一步发展。

一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用有效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指标来反映。有效灌溉面积指具有一定的水源，地块比较平整，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套，在一般年景下，当年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耕地面积。在一般情况下，有效灌溉面积应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已经配备，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1985年，中部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而到了1990年，中部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百分点，这种趋势一直到1995年仍然没有明显改观，1995年中部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2．37%，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

2000年后，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趋势有所改变，2000年中部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为33．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而从2001年开始，中部地区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又重新回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状态，并且差距处于不断拉大的趋势。2001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个百分点，2002年低1个百分点，2003年低0．9个百分点，2004年低1．7个百分点，2005年低2个百分点。说明中部地区农业灌溉条件和水利设施配套条件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制约了中部地区农业的发展。

在农业机械总动力方面，我们用每公顷农作物播种土地面积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来衡量。1985年，中部地区每公顷农作物播种土地面积使用了1．26千万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1990年，中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5个百分点，1995年，中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变为0．29个百分点，1985—1995年10年间，中部地区每公顷农作物播种土地面积所使用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全国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

1995年以后，中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开始逐渐缩小，2000年，中部地区每公顷农作物播种土地面积使用了3．2千万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16个百分点，2005年中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7个百分点。虽然在2005年前后，中部地区每公顷农作物播种土地面积使用的农业机械总动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在农业机械化方面，中部地区发展较为缓慢。中部地区是我国农业生产大省，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其农业大省地位不相称。

表6－4　1985—2005年中部6省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6．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乡镇企业发展滞后

民营经济主要是以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1995年，中部地区个体和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数为1 538万人，占全国比重的28%；2000年，中部地区个体和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数为1 620万人，占全国比重的22%；2005年，中部地区个体和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数为2 060万人，占全国比重的19%。1995—2005年，中部地区个体和私营经济从业人员数占全国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从1995年的28%下降到2005年的19%，说明中部地区的私营和个体经济从业人员数的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是两种不同体制经济所有制形式，东部地区之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主要原因是大量国有经济从竞争市场退出后的结果。

2005年，江苏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工业增加值为1 970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为1 229亿元，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工业增加值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的1．6倍，相反，中部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是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工业增加值的2．3倍，其中，山西为3．37，安徽为3．88，江西为1．76，河南为1．53，湖北为3．54，湖南为1．88，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为2．11倍，山西、安徽、湖北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慢。

6．1．2　中部崛起战略的现实基础与条件

中部地区综合优势非常明显，具有较为辽阔的土地耕地资源，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较强的区位地理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生态文化优势。

1．土地耕地资源较为辽阔

中部地区的地势较为平缓，是我国耕地面积较为广阔的地域。2005年，中部地区土地面积为102．75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0．70%，耕地面积为24．73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耕地面积的19．01%，中部地区在国土面积仅为我国国土面积10%的土地上，耕地面积却占到我国耕地面积的20%，耕地资源优势较为突出。中部地区分布了大量的湖泊水面，其还是我国淡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2005年，中部地区淡水养殖面积为6．75万平方公里，占我国淡水养殖面积的22．93%（表6－5）。大量的淡水养殖面积的分布为我国提供了优质的淡水养殖产品。同时，与东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土地资源已经越来越少，西部地区土地虽多，但能够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较少，而中部地区作为资源利用的土地较多。

表6－5　1995—2010中部地区私营和个体经济从业人员情况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2．有色矿产资源较为丰富

中部地区矿产资源储量大，品种多，可开采的条件好，优势日趋明显。中部6省中矿种最多的达140多种，最少的也有110多种。其中，山西煤炭煤种齐全，煤质好，煤层浅，可采层厚，储量占全国的1／3；湖南的有色金属品种多，储量大，有色冶金人才占全国的1／3强；江西地下矿藏丰富，是我国矿产资源配套程度较高的省份之一。储量居全国前三位的有铜、钨、银、钽、钪、铀、铷、铯、金、伴生硫、滑石、粉石英、硅灰石等，其中，铜储量占全国的1／5，铜、钨、铀、钽、稀土、金、银被誉为江西的“七朵金花”^[3]。安徽的明矾、河南的钼、湖北的泥灰石在全国都具有明显的自然资源优势。中部资源的重要或稀有矿产资源的丰度远优于东部，密度高于西部，资源配套程度高，开发前景广阔^[4]。

3．煤炭、水力发电等能源资源较为富有

中部地区还是我国水力发电和原煤生产的重要区域。中部地区地处我国地势的第二级，具有优势的水力发电地势条件。我国第一级地势主要是大江、大河发源的源头，在第一级地势区域逐渐形成了河流，流经第二级后，由于地势相对较为平缓，水量充足，适合水力发电。2005年，中部地区水力发电量为1 224亿万千瓦，占我国水力发电量的30．8%，在占不到1／10的国土面积上，水力发电量却占到我国水力发电量的30%。2005年，中部地区原煤生产量为220 473万吨，占我国原煤生产的41．7%，是我国煤炭能源生产的主产区（见表6－6）。

表6－6　2005年中部自然资源基本情况　单位：万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中国及各省2006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表6－7　2005年中部地区能源生产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2008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4．高校、科研实力较为雄厚

中部地区高校、科研具有比较优势。2005年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18．8%，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总量的18．5%，财政收入占全国总量的15．2%，财政支出占全国总量的18．7%，第二产业产值占全国总值的18．0%，中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上约占全国的1／5，而中部地区高校数占全国的24．7%，高校在校生数占全国的25．2%，中专学校数占全国的24．4%，职业中学数占全国的30．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占全国的22．9%，专业技术人员占全国的23．1%，这些体现高校、科研人力资源的指标占全国的1／4左右。中部地区各项经济运行数据反映了其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而高校、科研人力资源指标突出了其在全国的科技潜力。与经济指标相比，中部地区高校、科技人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同时，中部地区的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两院院士、高级科技人才在全国也都占有相当比例，具有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5]。

5．特色鲜明的中心区位优势较为优越

中部地区整体位于我国东西部两大区域之间，是我国南北交汇的连接点，具有承东启西、连北接南的区位。北抵北京，南近香港，东邻上海，西靠重庆，处于“十”字形架构的核心地带，东可以承接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西可以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广阔市场，同时是我国的交通运输体系的枢纽，沟通南北，联系东西，整体上形成了以“三纵三横”为骨架的交通网^[6]，具有明显的区位地理优势。

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它距离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中国大城市都在1 000公里左右，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心脏”，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维系四方的作用。独特的区位优势造就了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京广、京九、武九、汉丹4条铁路干线将形成以武汉为圆心、半径1 000公里的5小时高速铁路经济圈，以及京珠、泸蓉等6条国道在此交汇，华中地区最大的航空港武汉天河机场也坐落于此。武汉是长江的重要港口，是华中第一大港，水运已形成“干支一体，通江达海”的客货运网络。

郑州扼守中原腹地，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此交汇，形成了中国铁路枢纽，已形成11条客车始发线，日接送旅客列车229列，日均发送旅客4万多人，每天过往人流近15万人次，既是全路特等客运站，也是全路最大行包中转站，素有中国铁路客运的“心脏”之称。南昌是唯一与长三角、珠三角和闽东南三角相毗邻的省会城市，具有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战略性区位和枢纽性区位的独特优势。

合肥，安徽省省会，位于安徽中部，长江淮河之间、巢湖之滨，通过南淝河通江达海，具有承东启西、接连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

6．2　中部崛起战略的过程与特点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涌现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经济发达区域，在东部三大经济区辐射的带动下，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都较快。相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被拉大，为了减少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差距，中共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随后西部区域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反观中部地区倒成了“被遗忘的区域”，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不但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而且发展速度也同时落后于西部地区。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决策。

6．2．1　中部崛起战略的构想提出

“中部崛起”的口号首先在1988年被提出，当时其作为湖北省的一个区域战略而被提出。随后一直没有被国家高层认可，直到2004年“中部崛起”第一次出现于高层言论，2005年“中部崛起”上升为国家战略。

1988年中共湖北省委的党代会决议，把“中部崛起”作为湖北省的一个省级发展目标而提出。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构想，并指出“加快中部地区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2004年11月20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还召集了中部6省的常务副省长和各省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齐聚郑州，集中讨论中部地区“十一五”规划。随后，“中部崛起”被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的范畴，成为未来五年区域发展的指导性方向。随后，在200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又提出，抓紧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措施。

2005年3月6日，全国政协召开国家十部委（局）参加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案协商现场办理座谈会”，中部崛起由此“破题”。2005年4月28—29日，由九三学社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促进中部崛起高层论坛”在郑州开幕。

2006年，在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变得分外明朗。2006年2月中旬，国务院一次常务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一份促进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2006年9月18日，中部6省省委书记、省长以及部分中央部委负责人会聚郑州，参加“中部论坛”郑州会议，“中部崛起”的横向合作付诸行动。有关部委和中部6省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也在2006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中博会至今已成为中部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深远的商界交流平台。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了中部6省享受优惠政策的地、市、县范围。

2008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牵头建立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部署；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有关重大问题，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协调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政策，推动部门间沟通与交流。

2008年初，编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列入了国务院的工作日程表。2008年下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制定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初稿）开始下发，地方和多个部门纷纷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各个省分别根据自己的情况，出台编制了相关规划。

2009年9月23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通过。

2010年8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实施意见的通知》和《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旨在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下称《规划》），《规划》明确2015年中部地区崛起的12项主要量化目标和一系列任务要求，提出2020年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总体目标，并要求各省在2010年12月底前完成《规划》实施的具体工作方案。

从1988年提出，到2005年始为国家战略，再到2010年深入实施推进，中部地区经历了近20多年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把中部崛起战略跻身为与东部沿海开放开发、西部大开发并驾齐驱三大“国”字号大区域战略。

6．2．2　中部崛起战略的特点

1．自下而上的主动发展战略

2004年，国家提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思想后，中部各省都在制定相应的策略，加快推动中部地区的发展。在国家顶层设计出台之前，中部各省都抓住有利契机，各自谋划未来区域发展战略，走出一条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

湖北在原有的武汉经济圈的基础上又提出打造1＋8城市群战略。1是中心城市武汉，8分别是周边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中小城市^[7]。8个城市中除潜江离中心城市较远外，其他7个城市都在距中心城市武汉100公里以内。重点规划建设武汉与8个中小城市快速城际铁路，届时从武汉到周边8城市一般只需要1小时。湖北省抓住了中部崛起战略的发展时机，通过1＋8城市群战略推动，2007年1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武汉1＋8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湖南省于2005年10月正式公布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从城市群发展的途径提出了对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新的具体规划。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结构紧凑。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江西省委、省政府2007年初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大战略决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以江西鄱阳湖为核心，以鄱阳湖城市圈为依托，以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为重要战略构想，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经济示范区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先行区。国务院已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战略

中部崛起战略与东部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相比，具有明显的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特征。由于中部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基础与条件不同、资源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导致了中部崛起战略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

湖北省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把湖北建设成重要的农产品加工生产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现代物流中心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湖北把提升武汉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布局一体化、区域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建设一体化，进一步发挥其在全省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为重中之重。

湖南省重点是做强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湘中经济走廊，发展湘西经济带。同时实行南向战略，积极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实现与珠三角的交通互连、产业互补、市场互通、资源互享，并参与泛珠三角合作，扩大与港澳地区交流^[8]。

山西省提出的战略思路是，“建设全国新型能源基地和新型工业基地”。坚持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实现传统产业新型化和新型产业规模化。在区域布局上，一方面积极加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圈，另一方面加强与中部5省合作。

河南省的战略构想是，把加快中原城市群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作为实现中原崛起的两大支撑，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河南省重点抓“一区一道和三个基地”，即着力打造全国的粮食核心主产区，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

安徽省的战略定位是，发挥在地域上与长三角无缝对接的优势，“实施东向战略、发展东向经济”，形成商品东进、劳务东输、能源东送、产业东接、投资东引、服务东带、交通东连、游客东来的新局面。发展重点是：“融入长三角，依靠高科技，抓好两流域（长江、淮河），唱好黄（黄山）煤（煤炭）戏。”

江西省战略定位是把江西建设成沿海发达地区的“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即把江西建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承接基地、优质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劳务输出基地和旅游休闲的“后花园”，从而全面“对接长珠闽，融入全球化”^[9]。

3．国家与区域互动的双叠加效应战略

在中部崛起战略框架下，国家分别给予了中部6省不同层面上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全都是国家层面上的。中部崛起战略是一环套一环的系统化的发展模式。国家不仅从大区域上考虑了中部地区发展规划，而且从省级层面上给予了战略支撑，同时从具体载体建设上进行重点扶持。国家大区域层面上，2005年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

在省级层面上，国家先后批复了中部各省相应配套国家战略。2007年12月14日，国家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这是我国批准设立的首个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它标志着产业梯度转移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之一；2010年12月，经国务院同意，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我国设立的第9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我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在载体建设方面，各省都获得了来自国家层面上的扶持。湖北省：2009年10月，武汉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被国家发展改革委认定为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是武汉市继国家光电子产业、国家生物产业和国家信息产业三个专业性基地后，获得的又一块含金量更高的国家级基地授牌，也是中国的第7家国家级综合性产业基地；2010年1月，继北京中关村之后，国务院批准东湖高新区为第二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湖南省：2008年2月28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设北京等30个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的通知》，批准在长株潭建设综合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2009年3月18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同意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批复》。河南省：2009年11月2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河南省《中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2020年）》。

6．3　中部崛起战略取得的成效及政策效应评价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在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优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外向型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提升等方面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大量相关政策密不可分，这些政策到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多大，还有待科学地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6．3．1　中部崛起战略的主要成就

1．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提升

中部崛起战略前，2000—2005年的5年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GDP年均增速分别为13．1%、10．5%、11．6%、11．4%、10．2%、10．3%。而同期东部地区年均增速为12．5%，与东部地区平均增速相比，除山西高于同期东部地区外，中部其他5省均低于东部地区平均增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分别低2．0、0．9、1．1、2．3、2．2个百分点。

2005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5—2010年的5年间，除山西外，中部其他5省经济发展年均增速均接近或超过13%，而同期东部年均增速为12．6%，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分别高于全国0．8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0．3个百分点、1．3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从中部5省经济增速看，中部崛起战略的经济发展成效较为明显。2000—2010年的10年间中部经济增速在2005年前后出现了较为明显变化，2005年是中部经济发展的分水岭，2005年前中部各省经济增速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后中部各省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6－8　中部崛起战略前后各省经济发展增速变化情况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2．产业结构不断趋向合理化

根据世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大致分为3个阶段：农业为主阶段、工业为主阶段、服务为主阶段。不同的产业发展阶段，一、二、三产业的结构比例不同。1990年，除江西省外，中部其他5省产业结构比例，基本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但同时，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还比较高，分别占到37%、41%、35%、35%、37%。

按照世界产业演变规律，1990—2000年，中部6省的产业结构应继续在降低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同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相应地不断增加。恰恰相反，除河南省外，中部其他5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增加的幅度低于同期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幅度，山西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降低了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12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14个百分点；江西省的第二产业增加了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13个百分点；湖北省的第二产业增加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了14个百分点；湖南省的第二产业增加了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12个百分点。2000—2005年，安徽、湖北和湖南等省的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基本相当，意味着没有经过充分的工业化，不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2005年后，也就是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加快了中部地区产业向合理化方向演进的步伐。2005—2010年，中部6省形成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山西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57%，高于第三产业20个百分点；安徽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52%，高于第三产业18个百分点；江西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54%，高于第三产业21个百分点；河南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57%，高于第三产业28个百分点；湖北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9%，高于第三产业11个百分点；湖南省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6%，高于第三产业6个百分点（表6－9）。

表6－9　1990—2010中部6省的产业结构演变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3．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成效显著

中部地区是我国承东启西的重要区域，在中部崛起战略的推动下，中部地区的铁路、公路、民航等方面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

铁路方面，2008年以来，石（家庄）太（原）、武（汉）广（州）、郑（州）西（安）等客运专线相继通车运营，有效地改善了中部地区的交通状况，极大地缩短了与周边省份的时空距离。“十一五”铁路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 076亿元，是“十一五”期间的7．4倍；铁路营运里程2010年增加到2．1万公里，与2005年相比，新增铁路3 142公里，新增复线3 038公里，新增电气化铁路7 130公里。

公路方面，2005—2010年，中部地区高速公路发展迅速，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10 476公里增长到20 055公里，年均增长速度13．9%，而同期全国年均增长速度为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同时，占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的比重由25．5%提高到27．1%。2010年河南省高速公路达到5 016公里，位居全国第一；湖北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3 674公里，江西省达到3 051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进入全国前10位；山西省为3 003公里，安徽省为2 925公里，湖南省为2 386公里，分别在全国排名为第11位、第12位和第16位，通车里程也大幅增长^[10]。中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高速公路为骨架干线的公路网。

民航方面，民用运输机场达到25个，形成了以武汉、长沙、郑州为区域枢纽，南昌、合肥、太原等干线机场及一批支线机场为支撑的机场网络体系^[11]。

4．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

从发展规模上讲，中部崛起战略前，2005年，中部6省进出口总额为416．77亿美元，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为14 219．10亿美元，中部地区占全国比重的2．9%。 2005年后，中部崛起国家战略的实施，加快了中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2010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为1 170．09亿美元，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为29 728．00亿美元，中部地区占全国比重由2005年的2．9%上升到2010年的3．9%，上升了1个百分点。从发展速度看，2000—2005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为25．7%、22．2%、20．1%、27．7%、19．0%、23．1%，除山西和河南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4省都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湖南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个百分点。

2005—2010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的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7．8%、21．6%、39．7%、18．2%、23．3%、19．5%，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5．7个百分点、23．8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7．3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其中，江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8个百分点。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后，中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整体提升，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由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前整体低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变为战略实施后整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6－10 中部崛起战略前后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变化情况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2011年中部6省外向型经济仍然延续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11年，湖北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39个，全年外商直接投资46．55亿美元；湖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1．50亿美元，截止2011年底，在湘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119家；山西省全年全省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62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20．7亿美元；安徽省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63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6．3亿美元，增长32．2%，到2011年底，来皖投资的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增加到57家；河南省全年新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55家，全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00．82亿美元，截止2011年底，全省具有世界500强投资背景的企业达43家。在第六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上，共吸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嘉宾、2 342个代表团参加。中部6省共签订合同、战略性框架协议、意向引资项目2 547个，其中外资项目642个，投资总额566．3亿美元；内资项目1 905个，投资总额2．6万亿元人民币^[12]。中部地区已成为全世界投资的热土。

5．城市化水平与全国之间差距不断缩小

1995年，中部6省中湖北省、山西省城市化率分别达到31．2%、30．1%，分别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余下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分别低于全国10个百分点、6．8个百分点、12．2个百分点、5．3个百分点。2000年，除湖北省仍高于全国4．3个百分点外，其余5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山西低0．3个百分点、安徽低11．8个百分点、江西低9．5个百分点、河南低13个百分点、湖南低5．4个百分点。

1995—2000年期间，中部6省的城市化率与全国之间的差距开始逐渐变大，河南省由1995年的12．2个百分点变为2000年的13个百分点，安徽省由10个百分点变为11．8个百分点，江西省由6．8个百分点变为9．5个百分点。2005年，湖北省的城市化率仅仅比全国高0．2个百分点，其余5省均低于全国，山西低0．9个百分点、安徽低7．5个百分点、江西低5．9个百分点、河南低12．3个百分点、湖南低6个百分点。

2000—2005期间，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与全国之间差距开始逐渐缩小。2010年，虽然中部6省没有一个省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中部6省整体上与全国之间的差距不断减小。2010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省的城市化率是48．1%、43．7%、44．8%、38．8%、47%、43．3%，分别低于全国1．8个百分点、6．2个百分点、5．1个百分点、11．1个百分点、2．9个百分点、6．3个百分点，除河南省与全国差距较大外，其余5省与全国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相对于其他省，河南省与全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幅度较低，但也在缩小，由2005年与全国相差12．3个百分点变为2010年的11．1个百分点。

表6－11　1995—2010年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1）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6．3．2　中部崛起战略下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评价

关于中部地区的国家区域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关研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在《促进中部崛起：五年来的成效及政策建议》一文中，从经济发展实力、工业发展水平、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扩大改革开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主要是定性分析。李红艳等在《中部崛起效应的实证研究》中，把政策作为虚拟变量，用传统的投资、消费模型对中部崛起战略进行政策效应评估^[13]。其余大多数学者是从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前后区域经济总量指标（GDP）来进行总体效果评价的^[14]。

还有学者对某项区域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如东南沿海对外开放的相关政策效果^[15]。对于中部地区来讲，投资和消费对其区域经济还具有拉动作用，同时，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国家层面上的区域发展战略大事件会对地区经济引起比较大的影响。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均是很好的例证。中部崛起国家战略也将会对中部地区经济起到很大的推动发展作用。

1．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中部崛起战略这一大事件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依靠投资和消费贡献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型：

其中，Y代表经济总量，I代表投资总量，C代表消费总量。通过变化，得到：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I代表投资增长率，C代表消费增长率，α1、α分别代表投资和消费增长的边际贡献率，α0代表其他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

假设当t≥T，由于某些因素（事件）影响，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

将t在T时刻前后的模型，加以合并，得到以下模型：

当t＜T时，D＝0；当t≥T时，D＝1。

如果由于因素（事件）所引起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则w的结果不等于零，且统计作用是显著的。建立这样一个模型可以检验一些重大事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质是一种事件分析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中部崛起这样重大事件的效应。同时，为了消除由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造成的各自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的错误估计，模型引入了控制变量Z，因此，panel date回归模型变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下标i代表了中部各个省份截面单元，t表示中部崛起战略前后时间，Iit、Cit为解释变量，D为政策虚拟变量，Zit为控制变量，α0、α1、α、w、βi为带估参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Yit为中部i省份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

（2）解释变量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Iit为中部i省份在t时期的投资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

消费是除投资以外另一个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Cit为中部i省份在t时期的消费增长率，其计算公式为：

进出口总额。全球化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同样，外向型经济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外部因素。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其已成为拉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进出口总额是衡量区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之一。

（3）虚拟变量

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像中国这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国家，目前区域经济正在由行政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行政调配资源是组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D为政策虚拟变量，2005年中部战略崛起分界线，2005年前，D取值为0，2005年后，D取值为1。

（4）控制变量

城市化水平（urban）。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加速期，大量要素资源不断向城市集聚，土地要素资源再一次被大量城市化人口激活，城市的土地财政扩张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由此，推动了区域经济增长。可见，城市化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以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作为城市化率（urban）的指标。

交通基础设施（TD）。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减少运输成本，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成本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内河航道、民航和管道等线路建设，由于中部地区远离沿海港口，同时长江、黄河的内河运输受到航道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各省的内河航运量占整个中部地区的运输量份额较小。航空运输统计数据相对不完整，并在中部运输量中所占份额也相对较小，而公路和铁路运输是中部地区主要的运输工具，承担了中部地区大量的运输任务。所以，我们用公路和铁路运输线路长度作为考察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基础指标。考虑到公路和铁路在单位长度上运输量的差异，通过中部各省公路和铁路货物周转量计算出公路和铁路在单位交通运输周转货物量上所占比重，再乘以公路和铁路路线长度，加总后得到各省交通运输路线总长度。用计算出的各种交通运输线路长度除以各省土地面积，最后得到单位面积上各省交通运输线路长度。

人力资本变量（H）。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方法很多，我们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国外学者最早把这种教育获得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16]。国内郝睿^[17]、徐现祥^[18]等学者的研究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平均教育年限H＝6s1＋9s2＋12s3＋16s4，其中s1、s2、s3、s4分别表示6岁及以上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所占的比重。

工业化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效应还比较强，所以，工业化对中部经济增长来说，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标准。

3．数据来源及说明

（1）GDP数据测度。为了消除当年价格影响，数据按1978年为基年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把1978年物价指数当作100，即1978年的名义GDP等于真实GDP，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等于100，计算出其余各年真实GDP，真实GDP1979＝名义GDP1978×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9，真实GDP1980＝真实GDP1979×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80，依次类推计算出中部各省真实GDP值。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

（2）资本存量测度。资本存量涉及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构造、折旧率与当年投资数量选取等问题。参照张军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存量资本。Kit＝Kit－1（1－δit）＋Iit，其中，δ表示折旧率，K表示第i个中部省份在第t年的资本存量。1952年作为资本存量的基年，参照Young、张军等的计算方法，用中部各省1952年的固定资产形成除以10%，作为该省的初始资本存量。1978年以前，折旧率δ为5%，1978年后，折旧率δ为8%。

（3）消费数据测度。消费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为了便于消除物价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我们采用居民消费支出来代替消费支出，因为居民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统计数据较为完善。数据按1978年为基年的居民消费支出平减指数进行调整。

（4）交通基础设施数据测度。由于中部地区各省民航线路和管道运输长度统计不全，内河航道航线运输在整个交通运输所占比重较小，所以，我们用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作为交通基础设施运输主要统计数据。

4．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估计分两步进行，首先把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消费、进出口和虚拟变量作为模型进行估计。主要目的是检验政策是否影响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为多少。模型计算公式：

其次，根据模型（2）计算出的政策影响系数，按照一定比例折算成政策影响权重，再乘以中部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而把科技、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作为解释变量，考察具体政策效应，即各种具体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模型计算公式：

（1）模型（2）估计结果

由于模型所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所以先要对面板数据采用哪种模型估计进行判断。一般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分为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回归模型和变系数回归模型。在模型回归估计前应对模型（2）采用什么模型进行判断。对模型（2）进行混合模型和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根据两种模型回归结果的残差平方和进行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两种模型显著性比较的F检验。经计算F＝0．296 1＜F0．05（5，50）＝2．41，接受原假设，即采用混合回归模型。

表6－12　模型（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1—2010）

表6－13　模型（2）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的显著性比较检验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结果DW检验值为1．24，可能个体间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情况，为了消除面板数据的个体间存在同期相关性和异方差性，混合回归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DW检验值变为1．71，减小了个体同期相关性和异方差性对模型回归的影响。从模型（2）回归估计结果看，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的5年，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明显，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达到了0．16，投资、消费、进出口回归系数都为正，说明传统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同样起作用。

表6－14　模型（2）的混合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2）模型（3）估计结果

在模型（2）估计结果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哪些方面的政策影响经济的增长？影响程度如何？为此，我们把模型（2）的政策影响系数按照一定比例换算成影响因子权重，再用权重乘以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和教育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探究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各种政策措施的出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先要对模型（3）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F＝13．87＞F0．05（5，49）＝2．41，拒绝原假设，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然后，再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检验，检验结果卡方统计值为16．47，大于临界值5，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选择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表6－15　模型（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2001—2010）

表6－16　模型（3）混合回归和固定效应回归的显著性比较检验

表6－17　模型（3）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显著性比较检验

为了消除个体间自相关和异方差性，模型（3）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固定效应变截距估计，DW值为2．018，基本消除了个体间自相关和异方差性。从模型（3）回归结果看，在中部崛起战略框架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政策实施效果比较明显，对经济增长影响都为正向，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其中，反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指标系数为0．028，其含义可以解释为中部地区每平方公里增加0．1公里运输线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导致人均GDP增加280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工业化的方面指标系数为0．003 4，其可以解释为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34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城市化方面的指标系数为0．005 9，其可以解释为城市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59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教育方面的指标系数为0．028 6，其可以解释为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28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反映科技方面的指标系数为0．001 6，其可以解释为人均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元，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1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

但在常数项上，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6省系数都为负数，分别为－0．171 213、－0．153 68、－0．207 58、－0．137 621、－0．187 11、－0．195 38，说明在除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和教育等方面，中部地区在许多方面上还存在阻碍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还需要制定相关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出台。同时，在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各种体制因素方面，既存在共性问题，也存个性差异，共性的问题主要反映在截距系数C上，为－0．175 43，个性问题反映在各省截距系数上，总体上，共性问题大于个性差异。今后，中央政府在制定各种相关政策时，重点关注中部地区一些未解决的共性问题，同时，也适当考虑中部地区之间的个性差异因素。

表6－18　模型（3）的变截距固定模型估计结果

续表

6．4　提升中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

从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估计看，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在促进中部经济增长方面较为显著，尤其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政策效应。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具有跨时效应的递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出现递减，如何能保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今后中部崛起战略后续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根据模型估计的结果，结合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发展需要，提出以下促进中部经济增长的政策路径。

6．4．1　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

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工业化促进了中部经济的增长，工业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是应该肯定的。从中部地区工业化发展阶段看，其处于工业中期阶段，未来还需要加快发展。但是，从东部地区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看，工业化进程不仅需要发展速度还更应该注重发展质量。为此，中部地区今后应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出发，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第一，设置产业生态门槛，有选择性地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长足发展，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服务经济已成为东部地区发展主要推动力之一，随之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其发展的重点，因此，东部地区的产业需要升级换代，大量产业需要转移出去。加上外部出口环境的压力，传统的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在东部地区已不具备竞争优势，东部地区的产业需要向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中部地区开始大量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进一步推动了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进程。2009年，示范区GDP增长14．6%，2010年增长16．3%，2011年生产总值突破万亿，达10 128．6亿元，增长14．4%，比全省高0．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8．4%和27．7%，比全省高0．5个、0．4个和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均增长27．3%^[19]。同时，我们也看到皖江城市带主要承接了传统的制造业为主的项目，资源初加工项目比较多，高消耗、高污染、低层次产业项目仍占一定比重^[20]。随着承接产业项目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中部地区环境生态承载力将受到严重挑战，因此，今后中部地区必须设置产业转移生态门槛，有选择地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第二，加大现有技术改造升级力度，淘汰落后产业。中部地区在承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加强本地产业竞争力。2012年以来，中国出口外贸形势一直下滑，而中部地区外贸出口增速高于东部地区，其中，机电产品对外贸出口贡献率较大。而这些具有竞争力产品的企业都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其在产品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比如湖南的三一重工，目前，在全球建有12个海外子公司，业务覆盖达150个国家，产品出口到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已在印度、美国相继投资建设工程机械研发制造基地，并在德国投资1亿欧元建设工程机械研发制造基地。可见，技术升级改造、研发投入对本地企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性。国家应在今后出台的后续扶持中部地区发展的政策中，进一步强化技术升级，研发投入支持力度。

第三，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步伐，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一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后续推动力量。当前，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刚起步阶段，东中西三大区域同处于一个起跑线上，中部地区应抓住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争取从国家层面上给予中部地区更多的发展扶持政策。

6．4．2　建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经济增长的助推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已被许多学者所证实，通过上述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我们也证实了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如何继续推动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何用更有利的理由说服中央政府进一步扶持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向中央未来政策诉求的关键。为此，中部地区在未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应提出两个诉求点：

第一，打造郑州、武汉两大铁路枢纽中心。郑州一直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枢纽，承担了大量的南来北往人流、物流的运输任务。可是随着国内多条货物和客运专线铁路的建设，郑州铁路枢纽地位开始有所削减，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能有所降低。因此，首先，应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承东启西铁路大通道，放大中部区位优势。尽快启动规划建设西起兰州，经武汉、南昌到厦门，或经重庆、南昌到福建的两条铁路干线，打通西北通往东南沿海的交通通道。其次，构筑中部铁路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建设从太原，经郑州、合肥、南昌到广州的高速铁路线，把中部省会城市串联成一体，形成中部地区铁路交通高速化、网络化，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最后，形成郑州、武汉两大铁路枢纽中心，带动区域经济增长。通过三条铁路的建设，郑州铁路枢纽地位也进一步凸显，武汉高速铁路中心的地位也会进一步提升。武汉具有九省通衢的良好区位，武广高速铁路的开通，使武汉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高速铁路重要枢纽中心。

图6－3　中部地区铁路规划设想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中长期铁路规划》（2008）调整基础修改而得

第二，推进交通运输无缝对接工程，打造中国交通运输枢纽中心。通过武汉、郑州铁路枢纽中心的规划建设，把整个中部地区交通运输区位优势进一步放大，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向国家提出建设交通立体化、信息化、融合化为一体的网络化交通重大项目工程，实现省会城市的铁路、民航、城市公共交通与公路客运的零距离换乘和高效有机衔接，布局建设几个国家级的公路快速客、货运输站场。同时，加快构建以高速公路网为依托，以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快速客、货运输站场为节点的国家或区域性公路快速客、货运输网络，并加快建设国家级的现代化公路客运公共信息服务系统中心，满足国家东西部及中部地区交通运输的需求。

6．4．3　构建中原城市群，培育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城市化、工业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从中部地区模型估计结果看，城市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存在正向影响。东部地区城市空间形态发展历程也再次证明城市群能有效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为此，中部地区应采取以下措施，推动中原城市群建设步伐。

第一，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进程。小城镇是吸收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蓄水池。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民就业，使得农村人口就地转移出去变为城镇人口。中部地区强化小城镇建设，大量发展县镇经济，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实现本地化就业，让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小城镇。

第二，建设中等城市，完善城镇体系。在中部地区的城镇体系中，中等城市的发展较为滞后，影响了中部地区城镇体系的合理构建。中部地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都相对较大，而大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具备一定城市功能的中小城市来承载，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城镇体系来运转。中部地区应按照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规划要求，选择经济发展潜力较大的小城市，在国家中部发展战略政策的支持下，把这些小城市发展成中等城市。

第三，构建中原城市群，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中部地区已开始提出并着手建设6大城市群，即太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群战略目标的提出，对中部地区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城市群是未来大都市的主要空间形态，也是大都市未来进行各种要素资源配置的主要空间载体。中部地区首先向国家申报城市群战略规划，获得国家层面的认可和支持，然后构建中部地区倒十字架形城市连绵带，其好比中部地区崛起的骨架，撑起了整个中部地区的脊梁，从而形成中部地区新的增长空间。

图6－4　中原城市群规划图

6．4．4　加大科技教育投入，激活经济增长内生力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与其他方面的投资比较起来，是一种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投资。其对1929—1957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70%；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33%^[21]。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相比，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很高。所以，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点同样也被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所验证，并且模型中的教育指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所有所选指标中是最高的，即中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28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见，教育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非常明显，今后，在政策取向上要侧重关注教育方面。

第一，注重职业教育，培育产业发展后备军。随着中部地区的崛起，大量东部产业转移到中部，客观上产生了大量熟练技术工人的岗位需求，同时，中部自身产业升级转型也需要懂技术的劳动者，而职业教育是快速提升劳动者职业技术技能的主要途径之一，德国先进制造业的发达无不与其职业教育密切相关。为了增强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可持续性，提升产业的竞争力，中部地区在未来政策制定上要注重对职业的教育扶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今后产业发展过程中不至于出现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发生。

第二，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提升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世界几次大的科技革命浪潮充分地证明了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中部地区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显著，从模型估计结果看，中部地区人均R＆D经费支出每增加1元，就会产生人均GDP增加16元的经济增长效应。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中部地区科技投入产出比效益较为显著，今后要增加科技投入，要从国家政策层面上加大对中部地区的倾斜扶持力度，同时，中部地区也要从区域角度考虑，成立类似欧盟的区域科技发展基金，重点扶持中部地区科技发展。

第三，打造以武汉为重点发展的中部知识创新高地。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武汉是中国科教资源较为丰富的城市，在中部崛起战略支持下，通过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增强武汉知识创新能力，把武汉打造成中部地区乃至中国知识创新高地。

总之，工业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科技与教育等几个方面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均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计量模型中，常数项为负，说明中部地区还有许多潜在的一些机制和体制阻碍着经济的增长，可能包括农业、现代服务业等模型中没有反应出来的指标，今后还应注重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问题，从而解决一些阻碍中部地区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注释】

[1]张合林．促进中部崛起战略的理论基础及其政策完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徐光春．科学发展：中部崛起的机遇与挑战．学习与研究，2008（8）

[3]江西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编．江西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4]苏昌贵，魏晓．中部崛起战略的若干思考．经济地理，2006（2）

[5]李练军，曹小霞．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优势与战略研究．生产力研究，2008（11）

[6]胡树华．中部崛起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软科学，2005（5）

[7]方创琳，蔺雪芹．武汉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织．地理研究，2008（2）

[8]林露．加快发展正当时———湖南“十五”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述评．人民日报，2006年4月15日

[9]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建议———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之一：“潜龙在渊，蓄势待发”．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6－09／08／content＿7141551＿3．htm．

[10]昝国江，安树伟．“十二五”期间中部崛起政策调整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1（5）

[11]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促进中部崛起：五年来的成效及政策建议．宏观经济管理，2011（1）

[12]最新发布：山西省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山西统计信息网www．stats－sx．gov．cn 2012－2－27

[13]李红艳，汪涛．中部崛起效应的实证研究．统计与决策，2007（21）

[14]刘乃全，贾彦利．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演变及整体效应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05（1）

[15]李国平，汪碧瀛．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回顾及其对中部崛起的启示．学习与实践，2007（3）

[16]R．J．Barro and J．W．Lee，“International Dat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Updates and Implications，”Oxford Economic Papers，vol．53，no．3．

[17]郝睿．经济效率与地区平等：中国省际经济增长与差距的实证分析（1978—2003）．世界经济文汇，2006（2）

[18]徐现祥，舒元．中国省区经济增长分布的演进（1978—1998）．经济学（季刊），2004（3）

[19]2011年皖江示范区承接产业转移成效凸显．http：／／www．xuancheng．gov．cn／public／xxgkml／ggfl／jjshtj／dtxx／webinfo／2012／04／1333237927699384．htm

[20]程霞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4）

[21]栾玉树．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及其启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