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中国的书法和绘画
王羲之作
一、中国的书法
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中国文字的起源,可推至5000年前。而在3000年前已有结构完备的甲骨文,其书写的技巧、工具的运用,都显示某种程度的完美。夏商周是书法艺术的初期阶段,商周的文字已具有用笔、结体和章法等书法艺术必备的三个重要因素,书法在这时已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书法主要体现在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帛书、竹(木)简诸方面。这一时期,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从幼稚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特殊地位。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
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zēng),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这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
中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秦小篆字体严整、清秀,别具刚劲、圆润之美,是继西周、春秋金文字之后的又一书法高峰。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yì)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随之大量出现,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给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汉较少而东汉却“碑碣云起”,出现了像《张迁碑》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还有如《礼器碑》和前后《史晨碑》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隶书书体在此时的碑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石刻外,近年出土的秦汉竹木简帛书也十分丰富。如《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武威汉医简》、《居延汉简》等。篆、隶、章草均有,足与碑刻笔法体势相印证。其中一些已显露出行书和正楷的端倪。
另外,汉初已有纸,但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扩大了造纸原料,降低了成本,对推广纸的使用范围起了很大作用。蒙恬改进造笔,也有利于书画的发展。东汉以前使用石墨,东汉有了松烟墨。文房四宝的改进,为书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条件。
先秦不以字画工拙为能事,崇尚实用。魏晋始,帝王将相乃至文人士大夫,以善书为美,书法妍蚩成为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序化的道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到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尽管后来各朝各代的书法家擅长篆、隶、章草,但毕竟是个别的,只是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而真、行、今草已为上下所接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交往,同时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普遍的风尚,作为雅俗共赏的标准。南北朝隔江对峙时期,南北书风渐异。南柔北刚,南温雅北雄健;南书重赏玩、北书尚实用等特点日趋明显;南长于书牍,北长于碑版,南贴北碑成为我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瑰宝。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著名的书法家,如魏锺繇、乐铄、王羲之、王献之等,特别是王羲之,工书法,早年从卫夫人学,草书学张芝,正书学钟繇,并博采众长,精研体势,推陈出新,一变汉魏以来质朴的书风,成为妍美流便的新体。其书备精诸体,尤擅正、行,字势雄强多变化,为历代学书者所崇尚,影响极大、极深、极远,被后人尊为书圣。同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光辉时代。
隋唐300余年,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重要时期。我国书法到东汉后期已成为欣赏艺术,此后经过魏晋南北朝书家的创作实践及王羲之父子的遗规,衣钵相传,对我国隋唐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由于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到隋及唐初,书法艺术呈现出巅峰状态。下启宋元明清,众多的书家莫不取法于唐人。而隋代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个关键时刻,沙孟海先生说:“隋代只有短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间,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唐代书法上承隋代,将楷书发展为一个新的高峰,唐朝楷书与南北朝楷书有明显区别。南北朝碑帖中另体较多,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学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严谨端丽、典雅大方。”
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从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书风。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行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
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已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历代盛称的唐初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这时,行草书尚守晋法,以右军为宗,没有什么新意。这一时期的行草书的书法家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和唐太宗。
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家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地摆脱了王家的书派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特别是颜真卿的书法,在唐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以劲健的笔力、丰颐开朗的气度,打破了初唐以来楷书严谨的风格,创造了盛唐时期浑阔潇洒的新风格,为楷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在中国书法史上取得了突出的地位。这时,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篆书以李阳冰名声最大,其成就则不如史惟则。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特点,宋米芾、元赵孟 、明董其昌、清何绍基的行书,都学过李邕(李北海)的书法。如果说李邕是唐代行书之冠的话,那么,李阳冰就是唐代篆书之冠,后人称“二李”。
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宋元时代的书法可以说是行草时代,宋代书法家在楷书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书法家,但在行草书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具有绝对的典范意义。但宋代重要书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变革意义的中晚唐书法的影响,特别是颜真卿的影响。此外,宋人对金石学的重视和研究也使书法和篆刻艺术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之下,吸取了丰富的源泉。
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对书法并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这样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尽管如此,宋代书法在延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突破唐人重视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后人谈起宋代书法,无不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在中国书法史上宋四家的书法个性是很突出的,为以后的书法开辟了新路。从某种意义上讲,宋四家是现代书法的开山鼻祖。
自从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落以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最后统一了整个中国。统一之后,元朝的统治者深知在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十分注意文艺教化,重开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复兴儒学。同时也大兴宗教,各种宗教信仰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这些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是以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的大型系列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明初,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的名声最著。明中期,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的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一说,以李东阳、沈周、吴宽、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等为代表。明后期书法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只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与大唐盛世相比,清代的政治、经济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与唐代遥相呼应。这一时期的书家众多,有王铎、傅山、朱耷、刘墉、王文治、金农、郑燮、李鱓、高风翰、汪士慎、黄慎、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吴熙载、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
二、中国的国画
中国的国画古称“丹青”,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它融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与哲学思想,成就了卓立于世界的东方绘画体系,被公认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远古的岩画,新石器时代的地画、壁画和陶画到周、秦、汉、唐的绢帛画,到宋、元、明、清的纸本水墨画,再到近现代中国画与油画的并立与融合,数千年来中国画坛高潮迭起、名家辈出,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体现中华民族个性特征的独特艺术风格,对东亚其他各国的绘画影响深远,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作
从远古到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艺术起源、发展和形成的初创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德柱山就出现了鸵鸟岩画,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绘画。新石器时代,原始艺术从石器转移到陶器上。陶画与几何花纹、动植物花纹真实地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劳动生活和生殖崇拜。西安半坡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用绘画手段表现人面的作品,尽管它稚拙得如同儿童画,并且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但作为早期的人物画,这是有重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夏、商、周时代青铜器的纹饰十分繁重,充分体现了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的绘画艺术又出现了一次大的飞跃,壁画、帛画、漆画等绘画作品应运而生。这些画作艺术造型简括,线条流畅,具有相当的写实功力。
秦汉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繁荣而有生气的时期。秦汉绘画,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内容多涉及神话传说、古圣先贤、时人景行,主题则以宣传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水平较前代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各种壁画大量产生于宫殿、庙堂和陵墓。汉代的绢帛卷轴画广为流行,并且通过墓葬保存下来一批珍品,其艺术表现力比战国帛画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末新疆地区出现了早期的佛教寺庙与石窟壁画,成为魏晋南北朝石窟艺术的滥觞。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内容丰富、技法多变,存世数量巨大,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秦汉绘画朴素古拙,刻画人物多运用线描,赋色常渲染,风格雄浑奔放,技巧也有很大提高,为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绘画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堪称中国历史之最。然而,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却极度自由和解放,富于智慧、富于热情、富于艺术精神。中国画坛上第一次出现文人画家,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被称为六朝四大家。品评、鉴赏收藏之风兴盛。卷轴画流行于世。人物画艺术成就之高,创作数量之大,前所未有。绘画理论方面出现了谢赫《古画品录》,也称《画品》,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部评论古代画家和绘画的专著。《画品》序提出的“六法论”成为1500余年来品评绘画的最高美学准则。文人士大夫隐逸、悠闲、清淡、贴近大自然,山水画籍此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画科。花鸟画的兴起也得力于文人画家。壁画艺术非常活跃,承袭汉代遗风,开创魏晋气象。石窟壁画首推敦煌莫高窟,外来的佛教艺术和本土的绘画风格相互融合,影响深远。墓室壁画反映现实生活,富有时代气息。中国的绘画艺术,从此脱离了稚拙的发展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隋唐五代绘画,统一气象,华装丽质,体现时代精神,以笔率墨,重工尚法,成为基本特征。
山水画,隋唐变革笔墨,重造型,广布局,五代时期全面成熟。
人物画,写真帝后臣僚,歌功颂德,工丽丰腴。唐代画家吴道子不仅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画圣”,就是在世界美术史上也处在古代杰出画家的前列。他的人物画衣带飘扬,线条活泼有力,挺拔飞动,因此有“吴带当风”之誉。画史记载吴道子作画“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离披点划,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
寺庙道释图画,教化人伦,名家辈出,筑成辉煌顶峰,后世难以逾越。壁画鼎盛,宫殿、寺庙与石窟墓室,时尚图壁,题材宽泛,内容丰富,成为社会写照。名家巨匠致广大、尽精微,创绘画样范。
这一时期的大家有展子虔、阎立本、李思训、李昭道、吴道子、张萱、周昉、韩幹、韦偃、韩滉、王维、卢鸿、孙位、张藻、董源、巨然、荆浩、关同、黄筌、周文矩、徐熙等。
唐代绘画理论,名著迭出,超越唐以前的任何朝代,张藻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说影响深远。
两宋时期崇文抑武,优礼文人士大夫。绘画艺术经过五代的过渡,继唐之后又出现一个光辉灿烂的鼎盛期。宋代宫廷画院规模宏大,云集画坛高手,成为古代绘画中心。由壮美而优美,变阳刚为阴柔,中国画出现重大转折。院画上行下效,写实技法臻于完美。北宋后期,文人画盛行,诗文的意境被引入画中,使画境中自然趣味大增。宋代花鸟画,体现了富贵与野逸、愉悦与玩赏。城市繁荣使绘画进入市民家庭,专事商品画的民间职业画家应运而生,风俗画也得以健康发展。文人热衷论画,画论、画史著作超越前代。黄休复创新评画法则,分逸、神、妙、能,以诗论画,并创画论新形式,前无古人,寓论于史,著录画家事迹,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绘画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大家有李成、范宽、郭熙、赵佶、许道宁、王诜、米芾、崔白、李公麟、张择端、王希孟等。
宋都由开封迁至临安后,江南成为南宋的绘画中心,南宋朝廷放松了对画院、画风的严格控制,绘画艺术出现了繁简不一的多种风格,画家的个性和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南宋朝野均有文人画家,但群聚性的文人画活动不及北宋。许多画家擅长多种画科,不拘法度,纵情挥洒。南宋山水画大师迭出,或苍劲雄浑,或典雅华贵,多以江浙秀丽山川为题材,表现上则异于北宋的大山大水的构图,以李唐、刘松年、马远(马一角)、夏珪(夏半边)“宋四家”为代表。马、夏山水画的兴起给南宋绘画增添了巨大的光辉,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相当位置,到了明代是马夏流派最盛旺时期,水墨苍劲,不受院体妍丽工巧法度束缚,忠实地反映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为南宋山水画革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影响巨大。南宋花鸟画家众多,作品丰富,各具新态。风俗画以婴戏图和货郎图为主要题材,画风慎密精丽,逼似唐人。南宋享誉千古的大师如群星闪耀,为后世所仰慕和效仿。
辽金统治者靠武功入主中原,文治则力求汉化,搜掠朝野名流,北迁中原画家。辽金绘画,远承唐代和五代传统,近受宋代影响滋深,广收南人画法,描绘游牧民族题材。辽金鞍马画,精绘契丹、女真风俗,张扬尚武精神;一扫宋画文秀典雅风气,质朴敦厚,激越高亢;中原画家笔下也屡有鞍马出现。花鸟画带有浓郁的装饰意味,构图多求对称,技法亦有独到之处。山水画尚处于未成熟阶段。辽金画家队伍以契丹贵族居多,文献记录甚少。宋金修好以后,南宋多选擅长书画的文官出使金国沟通交流,呈现南北交辉的局面。金朝末年的绘画,以其北方艺术的独特魅力奠定了元初北方画坛的基础。
公元1276年,元朝统一了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动,元代绘画艺术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人们纷纷隐迹山林,独善其身,将感情转嫁于山水田园,将抱负托负于松竹梅兰,借绘画抒情言志,籍笔墨自娱自怜。以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元四家”为代表的山水画之变,强化主体意识,张扬审美规律,将诗、书、画结合于一卷之上,成就了文人画的主导地位和元画风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孟,他在诗、文、书、画、琴、棋、音律诸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其中尤以书法、绘画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元代统治者对宋教采取利用、保护政策,尊崇藏传佛教,推行本土道教,引进西方宗教,寺观塔庙林立,道释壁画发达。民间画工图壁,大多不署名字。壁画内容满足了当世人们的精神追求,艺术成就光耀后世,永不磨灭。木刻版画,刻印于坊间书局,传布于市井里巷,使图书并称。文人书画、宗教艺术、工艺建筑,架构起了元代美术的基本格局。
明代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控制思想、密织文网、滥杀无辜、株连九族,严重影响和制约艺术的发展趋向。文人画继元代之后,成为画坛主流,流派众多、特点鲜明、队伍庞大。戴进创始了浙派,倡导水墨苍劲的画风。吴门画派勃兴苏州画坛,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即“明四家”。陈淳和徐渭并称青藤和白杨。董其昌开创松江画派,扬起“分宗说”大旗。江夏派、武林派、嘉兴派、华亭派……一派繁荣景象。明代商业兴盛、城市繁荣,世俗情趣、市民意识渗透画坛。画家职业化,绘画商品化。木刻版画绚丽多彩,成为市民美术。宗喀巴创立了黄教,兴建寺庙,藏画中的壁画和唐卡,具有鲜明的民族信仰和地域特色。明代绘画,精到细致,意境深远,追求形式美,强调艺术本体规律,呈现出有明一代的绘画面貌。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绘画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清初的绘画中心在江南。复古思潮于清初盛极一时,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清四王”为代表,固守传统,因颇能适合统治者的审美意味被奉为正统,讲究笔墨趣味,技巧功力超卓。流派丛起,风格画法各异是清初画坛的主要特征。以弘仁、朱耷、髡(kūn)残、石涛“清四僧”为首的遗民画家,艺术上反对陈陈相因,主张抒发个性,强调师法自然,作风感情真挚强烈,风格新颖独特。另外还有新安画派、姑熟画派、金陵八家(龚贤、樊圻、吴宏、高岑、胡慥、叶欣、邹喆、谢荪)等名家迭出,或重师法造化,或重技法灵便,使清初画坛呈现出勃勃生机。
清代中后期绘画中心是北京和商业重镇扬州。北京是宫廷绘画机构所在地,宫廷绘画因皇室的扶持而活跃,画家增多,地位亦有所提高,因统治者的需要,“四王”和恽寿平的格式风行海内,成为主宰宫廷山水、花鸟的风范。人物肖像画因西洋技法的传入使宫廷肖像画出现新面貌。扬州因商业繁荣,交通便利,吸引众多画家在此聚集,掀起了以扬州八怪(汪士慎、李鱓、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罗聘)为首的新的艺术潮流,形成清中期画坛南北风格的对峙。鸦片战争以后,一些画家受外来文化和思潮的影响,学习西方画法,引进外国绘画材料,在中国画坛吹起一股清新之风,这就是清末的海上画派。
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奏响了艺术变革的号角。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间的较量愈演愈烈,反对封建统治、反对闭关自守、主张西方进步文明、谋求富国强兵的呼声越来越高,成绩愈来愈显著。一大批血气方刚的艺术青年,主动学习西方绘画,积极引进西画技法,创造出中西合璧的艺术境界,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技法,推动了中国画的进步和繁荣,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开始形成。1911年上海创立了中国最早的专业美术院校——上海图画美术院。1913年,北平艺术专科学院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这个学院中有一大批著名的画家,如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他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以饱满的激情著述绘画,以负责的态度教书育人,为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一时期的山水大家有傅抱石、黄宾虹、李可染、吴湖帆、陆俨少、贺天健、黄秋园、刘海粟、钱松喦、黄君壁、陶冷月、张仃、金城、袁松年、吴石仙、钱瘦铁、应野平、萧谦中、萧俊贤、胡佩衡、顾坤伯、亚明、宋文治、魏紫熙、白雪石、江兆申、宋雨桂、贾又福、刘国松、周澄等。
人物大家有林风眠、丰子恺、蒋兆和、吕凤子、钱慧安、郑慕康、徐燕荪、叶浅予、程十发、沈子丞、刘凌沧、吴光宇、潘絜兹、周昌谷、范曾、石虎、刘旦宅、杨之光、方增先、吴山明、刘国辉、姚有多等。
花鸟大家有吴昌硕、潘天寿、赵少昂、于非闇、朱屺瞻、陈之佛、张大壮、江寒汀、唐云、陆抑非、李苦禅、陈半丁、张书旗、谢之光、赵子云、颜伯龙、王雪涛、郭味蕖、王个簃、郑乃珖、田世光、崔子范、黄永玉等。
走兽大家有徐悲鸿、高奇峰、张善子、刘奎玲、吴作人、黄胄、刘继卣、曹克家、熊松泉、程璋、马晋、冯大中等。
海上画派有赵之谦、张子详、任熊、任熏、任伯年、任预、虚谷、蒲作英、胡公寿等。
京津画派有齐百石、蒋兆和、陈石曾、陈半丁、王雪涛、董寿平、李苦禅、吴作人、李可染、白雪石、田世光、启功、孙其峰、崔子范、俞致贞、贾又福、刘力上、杨延文等。
岭南画派有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潘玉良、蒋兆和、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高剑曾、赵小昂、赵少强、黄幻吾、黄君壁、张书旗、黎葛民、方人定、关山月、黎雄才、林墉等。
长安画派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黄胄、方济众、康师尧、刘文西、张义潜、王西京、江文湛、张之光等。
金陵画派有钱松喦、陈之佛、亚明、宋文志、魏紫熙等。
本章知识补充
丹青【绘画术语】
我国古代绘画常用朱红色、青色,故称画为“丹青”。《汉书·苏武传》:“竹帛所载,丹青所画。”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民间称画工为“丹青师傅”。也泛指绘画艺术,如《晋书·顾恺之传》:“尤善丹青。”
六朝四大家 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
六朝 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
六法论 南齐肖像画家谢赫的《古画品录》序中提出六法:
1.气韵生动 2.骨法用笔 3.应物象形
4.随类赋彩 5.经营位置 6.传移模写
高僧释慧远的形神关系
1.形神成因 2.形神虽殊,相与而化 3.形尽神不灭。
梁元帝萧绎画论《山水松石格》中提出了前人未提出过的问题:
第一,画家修养与作品格调——“格高而思逸”;
第二,水墨与丹青问题;
第三,色彩冷暖感觉问题;
在中国画史上,萧绎是最早提出色彩冷暖感觉的画家。
中晚唐山水画家张藻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成为千古名言。
董源、巨然 南方山水画派之先祖。
荆浩、关同 北方山水画的开创者。
六要 五代荆浩在他的《笔记法》里提出六要:气、韵、思、景、笔、墨。
“三远法” 北宋画家郭熙取景方法提出“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
对四季山水有“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的感觉。
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作 南朝宋画家宗炳《画山水序》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作,影响深远。宗炳作为使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的山水画家,贡献是巨大的。又能在山水画处于初级阶段,及时总结并给以理论概括,更显得难能可贵。
北宋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四格》
1.逸格。画之逸格,最难其俦。拙规矩于方园,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于意表,故目之曰逸格尔。
2.神格。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拔壁而飞,故目之曰神格尔。
3.妙格。画之于人,各有本性,笔精墨妙,不知所然,若投刃于解牛,类运斤于斫鼻,自心付手,曲尽玄微,故目之曰妙格尔。
4.能格。画有性周动植,学侔天功,乃至结岳融川,潜鳞翔羽,形象生动者,故目之曰能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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