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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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践表明，对外贸易过去是推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在也仍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他们认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除了要研究商品贸易条件外，还应当研究收入贸易条件。只有当收入贸易条件也恶化了，对经济发展才是不利的;如果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则有利于经济发展。

实践表明，对外贸易过去是推动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现在也仍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般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本章将在发展经济学对外贸易理论的视野中，历史地考察对外贸易在发达国家早期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跨期比较，力图为当今时代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科学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依据。

第一节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理论简述

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在开放条件下，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在内的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则着重研究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如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

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18世纪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贸易学说，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十分推崇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能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能扩大市场范围、诱致创新，能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能扩大消费需求、产生新偏好，能传递技术、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总之，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按照这种贸易理论，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从事自由贸易，那么，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天地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就必然承受着初级出口产品需求弹性小、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产业结构低级而呆滞、国际经济依附、国际不平等中的贫困落后等自由贸易的消极效应。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不仅从理论上批评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和简单化倾向，指出这种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

一、发展经济学的贸易理论

1.贸易条件理论

所谓贸易条件，一般是指出口商品价格P_x与进口商品价格P_m之比，TOT=P_x/P_m，亦称商品贸易条件。贸易条件理论是普雷维什(Prebisch，R.)和辛格(Singer，H.W.)于1950年几乎同时提出的，又称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或“贸易条件恶化论”。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其贸易条件在长期呈下降趋势，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因为，一方面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制成品，同时，发达国家人工合成替代品的生产以及节约原材料技术的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需求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出口时要受到发达国家的买方垄断，在进口制成品时则受到发达国家的卖方垄断。他们强调，为了扭转贸易条件下降的趋势，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托达罗(Todaro，M.P.)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贸易条件恶化论”。他发现，自1977年以后，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确实持续下降^[1]。

1969年，威尔逊(Wilson，T)、辛哈(Sinha，R.R.)和卡斯特里(Castree，J.R.)提出“收入贸易条件”概念，以补充和完善贸易条件理论。他们认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时，除了要研究商品贸易条件外，还应当研究收入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是测度一国出口创造进口能力的(I_tot=(P_x/P_m)Q_x)。商品贸易条件是从绝对意义上反映一个国家的贸易地位，而收入贸易条件则是从相对意义上反映一个国家的贸易地位。如果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了，收入贸易条件可能随之恶化，也可能得到改善。只有当收入贸易条件也恶化了，对经济发展才是不利的;如果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则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与商品贸易条件相比，收入贸易条件更为重要。尤其是用人均收入指标来度量经济增长时，后者对分析经济发展问题更为深入、准确。

2.贸易保护理论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学说。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贸易保护理论的第一人。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实际上，贸易保护理论是发展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论述发展中国家实行保护贸易的重要性、必要性及其政策主张的理论集合，主要包括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理论、贸易保护次优理论、关税结构理论等。

大体而言，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新建立起来的幼稚工业实行贸易保护，使新生的工业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前提下逐步走向成熟，形成适度的生产规模。第二，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工业化，应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减少制成品的进口，增加进口替代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和原材料等的进口。第三，如果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这两个贸易保护的目标存在冲突，就应该选择正确的贸易保护手段寻求次优。第四，发展中国家注意调整进出口结构和关税结构，提高有效保护率。第五，在社会生产成本低于个别生产成本时，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形成外部经济;调整国内劳动市场的价格，使劳动的社会成本低于私人成本。第六，消除国内产品价格与国际产品价格的扭曲。

3.剩余出口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及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什么资源丰裕或什么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国际贸易能够使各国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国际分工及其专业化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失业和剩余资源。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该突破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限制，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国内资源的比较优势来安排生产，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总福利，迅速地实现经济增长。这一理论被称为国际贸易的剩余出口理论。

根据剩余出口理论，偏僻落后的农业社会打开国际市场，并不像传统贸易理论主张的那样对已经充分利用的资源进行再配置，而是对以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为国际市场生产本地需求甚少或没有需求的产品。剩余出口理论更适合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始，而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贸易的类型。

二、阐释发展中国家贸易问题的新理论——南北贸易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的新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将规模经济、外部性、不完全竞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研究发展中国家(南方)与发达国家(北方)之间的贸易问题，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南北贸易理论模型。

1.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芬德莱(Findlay，R.)将贸易条件与南北双方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建立一个动态模型，探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中的不平等问题^[2]。在他的模型中，发达国家(北方)的经济增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描述，发展中国家(南方)的经济状况用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经济”模型描述，并以发展经济学贸易条件理论将不平等贸易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他认为，北方经济增长是由“有效劳动”的自然增长率决定的，而南方经济增长则既取决于北方增长率，又依赖于贸易条件。在短期，如果南方产品需求不足，其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经济就可以快速增长;如果南方产品过剩，则贸易条件恶化，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但是，从长期看，北方的技术进步和投资增加均能增加北方劳动的收入，与此同时，北方的贸易条件不会发生变化，而南方的生产率或投资的增加都会引起贸易条件恶化，虽然就业增加了，但人均收入却会降低。

芬德莱的南北贸易模型没有考虑资本的流动。10年之后，德瑞梯(Darity，W.)放宽了这一假设，北方的资本盈余可以弥补南方的资本稀缺。他还以凯恩斯理论修正了对发达国家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认为北方也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根据他的理论模型，南北利润率的差异促使资本流动;当南北利润率相等时，南北各方资本占总资本的比率才确定下来。贸易条件取决于南北方各自的资本边际产出。在现实中，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操纵国际市场，而南方国家依然按照边际产量定价，会导致南方的贸易条件恶化^[3]。

2.规模经济与外部性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发达国家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并对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1981年，克鲁格曼(Krugman，P.)把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之中，构造一个动态模型来解释南北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4]。他认为，因为存在着由外部经济所引起的递增规模经济效益，北方国家的制造业具有较高的利润和较多的资本投入，从而能扩大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南方国家的制成品生产既不具有规模性，又面临北方国家制成品进口的竞争，且自身资本不足，所以南方国家只好更多地生产初级产品。这样的生产与贸易过程不断循环，最终造成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和南方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降低。

达特(Dutt，A.K.)强调生产过程中的外部性对南北贸易的影响^[5]。他指出，北方国家通常生产和出口需要先进技术、复杂工艺和严密管理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北方生产者能逐渐积累经验和技术并转变为较高生产率，形成具有正外部性的良性循环。而南方国家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低，生产只是在原来基础上的简单重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之间的这种生产与贸易格局会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经济发展差距。

3.贸易中的技术差距与技术创新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双方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1979年，克鲁格曼(Krugman，P.)把这种客观现实引入南北贸易模型之中^[6]。模型假设，北方国家开发并生产新产品，而南方国家没有创新产品的能力，北方国家发明的新产品只有经过一个时滞后才开始在南方国家生产。这样，就会形成北方国家向南方出口新产品，同时从南方国家进口旧产品的贸易格局;每个产品都经历在北方国家发明、出口、转移到南方国家、再向北方国家出口几个阶段。由于北方国家在新产品的创新上处于垄断地位，即使南北双方具有同等劳动生产率，北方国家的工资率也会高于南方国家。由于技术进步会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将流向技术创新率最高的地方。这样，南方国家资本甚至会流向北方国家，导致南方国家的福利绝对降低。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的技术差距模型》一文中，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7]。他认为，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拉大了，则有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技术进步倒是有可能使发达国家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价格因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而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如果技术进步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就会减少这类产品的进口，从而导致该类产品价格下降，这样对发达国家不利。当然，如果这类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发展中国家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该国也是不利的。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G.M.＆Helpman，E.)在一个南北贸易的动态模型中，考察了北方国家技术创新、南方国家技术模仿与双方贸易的关系，得出了与克鲁格曼不同的结论^[8]。他们认为，每一类产品都存在一个质量阶梯，因此，北方国家可以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而获得一段时期的市场垄断，而南方国家的有效模仿可以打破北方国家的垄断，利用成本优势占领一部分市场份额，直到北方国家的下一个技术创新开始。在不断循环而形成的产品周期中，创新带来模仿，模仿刺激创新，南北两方都可以沿着质量阶梯上升。但是，由于北方国家技术创新的速率高于南方国家技术模仿的速率，南北之间存在一个较大的技术缺口。班纳诺赫(Benarroch，M.)强调新技术的垄断优势使北方国家比南方国家具有更大的外部经济效应，因此，只要北方国家能一直保持技术创新能力，南方国家的贸易条件就很难得到改善，南方国家的生产模式不仅依赖于北方国家，而且落后于北方国家^[9]。

4.贸易中的技术外溢及干中学

技术外溢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先进技术得到自然的扩散和传播。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R.E.)指出，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是，一旦形成某种产业结构，国内技术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更快，从而进一步巩固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由此可以解释一些技术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之所以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某种生产和贸易格局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10]。

技术外溢不仅存在于国内生产与贸易过程中，国际贸易过程中同样存在技术外溢，而且是发展中国家学习和掌握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国际贸易过程中的“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就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时边干边学获得先进技术的过程。国际贸易过程中南北间的技术外溢是非对称的，南方国家通过技术外溢、干中学能够学习和掌握科技含量更高的技术，不仅能改善贸易条件，而且能使本国的生产、消费、贸易沿着技术台阶一步步升级，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一般而言，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与南方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南北方技术差距以及贸易产品的属性等因素有关。

第二节两类国家的对外贸易:历史与现实

一、发达国家早期的对外贸易及其基本特征

1.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的历史进程

人类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从未停止过摆脱地理空间的束缚进行跨地区、跨国界、跨洲界经贸交流的尝试。不过，总体而言，在15世纪之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然经济盛行，规模相对较小的商品经济并不依赖于国际市场，当时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建立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之上的，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主要是奢侈品和地区特产，国际贸易的目的还仅限于互通有无，国际贸易的整体水平还很低。1492年，哥伦布远航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第一次知道彼此之间确实同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上。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东西方的新航道，密切了西欧与世界各地的联系，为当时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极大地刺激了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从而为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6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欧洲国家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发展起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同时也揭开了西欧强国血腥残暴的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序幕。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强国，利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从海外获得巨额财富，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西方势力的控制范围，成为殖民地。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明显地反映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些特征，殖民地在宗主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和地位日益提高，宗主国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在这一时期，尽管英国发生了产业革命，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尚未真正建立起来，通信交通工具尚不完善，所以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范围、商品品种和贸易额等，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产业革命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的展开和完成，国际贸易迅猛发展。机器的广泛采用，导致工业部门内部分离出许多专门从事原料、资本品和消费品生产的独立部门。现代工业的建立使得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方面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原料已非国内所能满足，另一方面产量大幅度增加，产品已非本国市场所能消化。因此，大工业日益脱离本国基地，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寻找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世界市场得以真正建立起来，国际贸易已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它囊括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1840年以后，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明显加快，超过同期世界工业生产的增长。1840～1860年，世界工业年均增长率为3.5%，同期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8%;1860～1970年世界工业年均增长率为2.9%，而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达到5.5%。国际贸易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其在各国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扩大。1840～1870年出口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英国从9%上升到16%，法国从7%上升到16%^[11]。

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西欧工业国主导的国际贸易之中，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垂直分工体系。在这个时期，欧洲国家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使广大殖民地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销售市场和原料来源地。与此前相比，国际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只限于供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而是大宗日常消费品和供生产用的大宗原材料、燃料、机器工具等，初步形成了西方工业国出口工业制成品，而为数众多的农业国出口初级产品的格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机器设备等重工业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趋上升。1825～1872年，英国机器出口额从21万英镑增至820万英镑，增长38倍^[12]。

19世纪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世纪，也是贸易政策的各种机制、制度和理论形成的世纪。它既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自由和繁荣时期，也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得以发展的时期。1815～1914年，欧洲的出口量增加近40倍，而在前一个世纪它至多只增加2倍或3倍。1840年，仅英国、德国、法国三国的出口额即占欧洲出口总额的62%，而三国人口只占欧洲总人口的36%^[13](见表10-1)。

表10-1　　1840年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的总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及出口

资料来源:根据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3页)的数据整理。

19世纪中后期，在自然科学取得一系列理论突破的基础上，欧美先进国家出现了对人类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技术革命。随着能源与动力、材料、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技术革命的全面展开，生产规模更趋扩大，巨型企业和垄断组织纷纷涌现。顺应机器大生产内在必然要求的国际贸易急剧增长。1870年国际贸易额为106亿美元，而到1913年已扩大到404亿美元，增加了近3倍^[14]。这一时期国际贸易格局稳中有变，欧美先进国家在从“其余世界”进口初级品的同时，制成品的贸易却主要集中在欧美工业国家之间。一度作为“世界工厂”而主导国际贸易的英国，因工业地位的衰落从而国际贸易地位大为下降，德国和美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各主要工业国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欧美强国纷纷通过国际贸易条约来调整相互之间的贸易关系，最惠国待遇日益盛行。在此时期，初步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以德国和美国为次中心的世界多边贸易支付体系，克服了传统双边贸易和三角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制约。国际金本位制的最终确立使黄金成为世界货币，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间的经贸往来。1913年，最发达工业国家商品出口占GNP的13%^[15]，贸易依存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还具有明显的垄断特征。一方面，垄断组织通过垄断定价，控制国际贸易交换;另一方面，垄断组织把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直接结合起来，加重了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殖民地附属国不仅在国际贸易上，而且全部经济都卷入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联系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1913年，最发达工业国家商品出口占GNP的13%^[16]，贸易依存度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2.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发展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的确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尽管这种引擎在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发挥及其经济绩效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历史梳理，大致描述这种引擎在启动方式、作用方式和引导方向等方面的一些共同特征。

第一，海外殖民贸易，或者是以武力为保障的海外贸易，成为发达国家早期启动对外贸易为其经济发展积累原始资本的重要方式。这一特征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最典型、最突出，在美国的表现形式虽有所变异但本质是一致的，在后来居上的德国和日本则以试图改写世界殖民版图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

英国直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仍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它只是作为一个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长期处于欧洲经济发展的边缘。但是，通过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英国获得了启动工业革命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政府进行各种殖民战争，与其他国家相比，次数最多，历时最久。为了争夺殖民霸权，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150年，大约有70年是在同荷兰、法国等进行贸易战争和殖民战争中度过的。殖民贸易战争为英国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其一，以战胜国资格索取巨额赔款;其二，用武力吞并战败国大量的殖民地并且把殖民地逐步转变为自己的商品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其三，获得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仅1630～1790年，英国商人共将250万黑奴运出非洲，获纯利1 200万英镑。其中18世纪中后期就占了一半。据不完全统计，1757～1815年，英国政府从印度掠取的财富近10亿英镑。“三角贸易”——即英国本土提供制成品出口和船只，非洲提供奴隶，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原料——的利润滋润了英国整个生产体系，促进了英国工业、航海业和港口城市的发展。1750年以前的英国，不存在一个不与三角贸易或殖民贸易发生联系的工业部门。英国在世界各地发动殖民入侵，将世界许多国家变成其殖民地，推行殖民统治，倾销其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商品，由此带来了英国的巨大发展和对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工业的压制。

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同样也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17世纪初，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在位期间，大力发展造船业，增强海上势力，进行海上扩张。在此期间，法国相继建立22个特权公司，并通过这些公司先后在北美洲、中南美洲、安得列斯群岛和西印度群岛开辟殖民据点，展开殖民贸易。1608年建立的魁北克殖民地成为著名的贸易商站。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建立起强大的舰队，军舰由1663年的20只增加到1677年的270只，船载大炮相应地由1 000门增加到6 000门。1660年起，法国殖民势力逐渐深入加拿大、西印度的富裕群岛、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以及绿洲到好望角的大片土地和印度部分地区。1678年，法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争夺了大片土地，建立了法属路易斯安那殖民地。1644年建立的东印度公司，独占好望角与印度之间的一切商品贸易。殖民地的开拓使法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1716～1789年，法国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4倍，为其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到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贸易强国。

美国在独立之后，通过侵占、强买和战争掠夺等方式，把疆界从大西洋沿岸推进到太平洋沿岸。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这种领土扩张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的殖民掠夺贸易方式的一种变种，把与殖民地之间的海外贸易直接变成国内贸易。这种贸易为美国19世纪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德国和日本而言，海外殖民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以旨在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德国加速了对外殖民扩张的进程。不过，德国在世界殖民地的分割中比英、法落后了一步，到1914年，德国的殖民地面积不及英国的1/11，也不及法国的1/3。而且，由于德国殖民地多在非洲和太平洋上，人口和资源都较为匮乏，难以成为德国经济发展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从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只占进口总额的10%，对其出口也只占5%。这也是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基本动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乘德国战败之机，占领了德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日本和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为了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为其工业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外市场和原材料产地。甲午战争后的10年间，日本出口贸易增长了一半，这些商品的一半在中国倾销，特别是棉纱，几乎全部销往中国和朝鲜;而在原材料方面，中国的长纤维原棉是日本棉纺织业的主要原料，中国的铁矿是日本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我国台湾成了日本的“糖仓”，朝鲜的大米和金矿则是维持日本廉价劳动力和金本位制的保障。

第二，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结构与其经济阶段密切相关:就一个国家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在进口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制成品在进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在出口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就先发达国家整体而言，进口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出口以制成品为主。

16世纪之前，英国长期在欧洲处于经济发展的边缘。虽然与外界开展贸易，但基本上是一个原料生产和出口国。在经济上，英国落后于尼德兰。英国出产的羊毛主要供应佛兰德尔的毛织业，出口的呢绒也多是半成品，要在佛兰德尔进行最后的加工。英国进口一些意大利的丝绸和天鹅绒，低地国家生产的亚麻布、手帕、围巾和袜子，德国的粗斜纹哔叽布和德国的金属制品以及手套、纸和玻璃器皿等。英国也进口一些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如盐、铁、大麻、糖、葡萄干、香料等。进入16世纪以后，英国工场手工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出现了集中的手工工场。英国开始向欧洲大陆市场大量出口纺织品。17～18世纪，英国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在其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缓慢上升。进出口贸易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60年代，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其制造业产值在全世界的比重达到20%。作为“世界工厂”，英国是世界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世界各国则在相当程度上成了英国原料供应地。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值占总产值的比重1819～1821年为66.6%，1829～1831年为67.4%，1844～1846年上升到71.4%。而英国所消费的棉花则完全依赖从美国、埃及、印度、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等地进口。当时的英国不仅是世界各国消费品的供应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的供应者。19世纪上半叶，英国向美国和欧洲大陆国家输出了大量煤炭、铁和机械装备，并由此开启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从表10-2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法国进出口结构随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1817～1854年，法国的原材料出口是从有到无，在进口中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相反，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在出口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德国是在19世纪70～80年代完成产业革命的。德国对外贸易结构转换的关节点是1870年:此前德国的输出品主要是粮食和原料，进口品主要是日用消费品;1870年以后，出口的主要是工业品，包括煤、钢铁及其制成品、机器、电工器材及化学药品等，而进口的则主要是原料、燃料和粮食。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也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转化过程。

表10-2　　法国对外贸易结构(1817～1854年)　　(%)

资料来源: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中文版，第122～123页。

第三，在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发展史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最优贸易政策，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所采取的对外贸易政策往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究竟采取何种贸易政策，归根结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它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当本国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或相对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就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当本国经济实力相对强大，或国际经济环境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时，就会倡导自由贸易。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曾经落后于别的国家，当它们需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都无一例外地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只是后来自己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之后，同样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而鼓吹自由贸易。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在产业革命完成之前，英国却是一个典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英国在1500年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当时作为欧洲领先经济的意大利等国的收入水平，虽然于1700年超过其他国家，但仍然低于荷兰。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经济发展尚未取得领先地位的英国，其对外贸易政策都受重商主义思想的支配。虽然1776年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1800年之前，仅英格兰就发行过8个版本)，1809年李嘉图也出版了第一部著作，但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并没有导致贸易实践中重商主义保护措施的消除。在17～18世纪的英国，关税是保护本国工商业、鼓励出口贸易、抵制外国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方面，对出口原材料课以高关税，对进口的原材料则免于征税，任其自由进入，以保护工业所需的廉价原材料;另一方面，限制外国制成品进口，对其课以高额进口关税，鼓励本国制造品的出口。英国是通过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来禁止出口金银、羊毛和航海商品，奖励制造品和谷物的出口，对进口的外国纺织品和外来奢侈品则开征关税。1815年英法战争结束之后，英国通过了旨在保护本国农业、反对谷物进口的谷物法。该法将英国国内小麦的价格固定在80先令的水平上，只有超过此价格才可以自由进口。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从19世纪20年代起，英国改变了过去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逐渐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换取其他国家(地区)市场的开放。1845年，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自由主义关税改革，取消了原本很低的原棉和羊毛进口关税。热带食品、肉类、奶制品的进口关税也大幅度降低，但对谷物仍然收取较高的进口关税，以使谷物进口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1845年夏季多雨的气候及爱尔兰土豆歉收，使谷物法在1846年得以废除，它标志着英国开始进入自由贸易时代。

应该指出，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世界工厂”地位直接相关的。1810年左右英国农业对GNP的贡献超出工业贡献的70%;在1840年左右，英国工业对GNP的贡献则超出农业的60%。1800～1830年，英国工业的世界领先地位非常显著。当时，它的人口只占欧洲总人口的8%～10%，但在1800年它生产的生铁占欧洲的29%，到1830年这一份额增加到45%;原棉消费量也从1800年的55%～60%增加到1830年的66%;全部制造业占欧洲的份额也从1800年的15%上升到1830年的28%。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在1800年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110%，1830年超过250%^[17]。所以，虽然气候是导致谷物法废除的直接原因，但它只不过是加速了贸易政策走向自由主义时代的步伐，实施自由的贸易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849年废止了航海条例。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成为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但是，仅仅过了25年，随着美国、德国等后起之秀的迅速崛起并超过英国，英国的学术界和实业界便开始质疑自由贸易政策的合理性，此后便有了贸易保护主义在英国的复兴。

当英国开始认识到它的工业领导地位并据此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寻求后起直追的办法。表10-3概略地描述了1820年前后英国、法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等几个欧洲国家的贸易政策。1815～1820年，欧洲各国贸易政策可以这样来描述:贸易保护主义的汪洋大海包围着几座零星的贸易自由主义的小岛。贝洛赫(Bairoch，P.)和伯克(Burke，S.)认为，1846～1860年英国努力将自由贸易政策扩展到欧洲大陆国家;1860～1879年是欧洲自由贸易时期，欧洲经济的大萧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879～1892年是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回归贸易保护主义时期;1892～1914年欧洲国家的贸易和生产加速增长，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在多数大陆国家呈上升趋势^[18]。

表10-3　　1820年前后欧洲几个国家的贸易政策

资料来源:彼得·马赛厄斯、悉尼·波拉德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6页。

美国在独立时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在19世纪上半期就广泛发展起了使用机器的工业化生产。在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经占整个世界工业生产的36%。就在这样高速的工业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实行着高额的保护关税。《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关税达到了顶点，该法将整体关税率从38%提高到了49.5%。美国放弃贸易保护政策而转向自由贸易，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

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早期的贸易政策也是在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做相应调整的。当本国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或相对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时，就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以免受强国打压民族工业;当本国经济实力相对强大，或国际经济环境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时，就倡导自由贸易，为本国经济发展开辟世界产品和原料市场。

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的一般现实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个国家和民族逐渐超越了当初孤立生存的狭隘的地域界限，在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世界展开，形成一种世界性的交往关系。这种全球性关系扩展过程的早期阶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开拓而进行的。经过一个漫长而又充满痛苦的过程，全球分裂为两极:一极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另一极是居于被支配地位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中世界一极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另一极的存在和不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在这两极世界的贸易中，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生产和经济生活加以控制和改造，将其纳入欧洲经济发展体系，造成其经济结构单一，阻碍了其民族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成了生产金、银等贵金属和甘蔗、棉花、烟草、可可等工业原料和经济作物单一的、专门从事出口生产活动的基地，从而在欧洲经济发展体系中处于服务性的从属地位，成为围绕欧洲工业经济发展中心运转的“卫星”。而且，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自身农牧业和工业的发展也不得不围绕着出口产品基地运转，形成了以矿业生产基地、种植园和港口城市、贸易集散地为中心的“亚经济发展体系”，中心以外的地区(农牧业生产地区)处在为国内市场服务的从属地位，成为“卫星”的“卫星”。这种深深地烙上殖民印记的经济结构影响了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进程，以至一直制约着日后亚非拉各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格局。

西欧与印度关系，可谓是这种贸易格局及其结局的典型代表。印度是东方文明古国。16世纪之前，印度就与中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保持着比较发达的贸易关系。16～17世纪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殖民者相继来到印度东、西海岸，进行海上劫掠和掠夺性贸易。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中获胜，以武力占领了整个孟加拉，由此开始了印度本土正式变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此后，英国以极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止印度纺织品进口，以降低本国生产棉布的成本，刺激英国的产业革命。此前印度的手工棉纺织业具有“比较优势”，精美棉布出口到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欧。19世纪前半期印度出口到英国的棉纺织品数量下降了3/4，印度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数量却增加了5～6倍。1850年，几百年来向全世界出口棉织品的印度，竟然进口了英国全部出口棉织品总值的1/4还多。英国殖民贸易基本上毁灭了曾经辉煌的印度传统手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时的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旧殖民体系瓦解，殖民地在政治上获得新生，成为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战后资本国际化和国际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依赖性进一步加深，因而贸易关系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往往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工业产品进行交换。另一方面，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产品技术含量及其质量档次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相对增强，对发达国家经济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于是，发达国家凭借其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仍然具有不平等性质。开放经济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而开放经济会面临着发达国家的贸易打压又是一种客观现实。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处理国际经济贸易关系问题上，都是围绕着这种客观要求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两难选择进行战略权衡的。

在经济发展初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奉行进口替代战略，试图尽快发展民族工业，以本国工业产品来取代外国进口产品。要达到进口替代的目的，就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作为一种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提出来的，但是，它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拉美国家的出口大幅度下降，使传统的大宗出口产品的生产受到沉重打击。为保护和发展国家工业，避免日益恶化的国际收支陷入危机，一些拉美国家相继采取了减少进口、鼓励生产进口替代品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基本上中断了制成品进口，使进口替代政策在拉美国家更加流行。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进口替代政策应该是积极主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南亚及中、东欧以及印度等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仿效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到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贸易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新兴产业实行关税保护，是进口替代战略的一种基本措施。对进口替代工业所需的投入品实行低税，对与其竞争的制成品进口课以高税，再辅之以一些歧视性保护性关税，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一些部门的有效保护率甚至超过100%。有效保护率(EP)是用国内产品的增加值(V')超过按国际价格计算的进口商品的增加值(V)的余额的百分比来计算:EP=(V'－V)/V。1966年，巴西农业部门的有效保护率为46%，制造业有效保护率为127%，消费品有效保护率为198%，中间产品有效保护率为151%^[19]。进口替代战略的确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结构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国工业化程度。里特尔、西托夫斯基和斯科特(Little，I.M.，Scitovsky，T.＆Scott，M.M.)的实证研究表明，1949～1964年，巴西的最终消费品进口所占比重由9%减少到1.3%，此期间的进口替代系数为6.9;中间投入品进口所占比重由25.9%下降到6.6%，进口替代系数为3.9;资本品进口所占比重由63.7%猛降到9.8%，进口替代系数为6.5。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也有类似的变化^[20]。这种变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后，资本品进口所占比重仍然高于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进口比重。因为，资本品部门有效保护率低于其他两个部门。不过，进口替代并没有解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对进口的依赖。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口替代的一些弊端越来越明显:(1)贸易保护成本高而国内经济效率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的成本估计高达GDP的6%～7%。因受到保护，国内或地区企业创新意识不强，管理水平低，产品质量差。(2)进口替代工业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3)不利于充分利用国内资源。(4)造成外汇短缺，使经济发展陷入外汇瓶颈约束。(5)造成受保护部门与未受保护部门之间的资源、机会及收入分配的不公正。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位于东亚地区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逐渐转向出口鼓励战略。该战略强调利用本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带动就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在实践中，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出口鼓励战略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鼓励出口与国内生产并重，即在大力鼓励出口的同时，发展与出口相关的工业，以形成规模经济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巴西、墨西哥等出口鼓励战略属于这种类型。因为这两个国家幅员辽阔，在扩张出口的同时，注重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和发掘本国的市场潜力。另一类是专注于出口，一切以出口为导向。地域狭小且自然资源贫乏的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出口鼓励战略就属于这一类型。巴拉萨(Balassa，B.)等人研究了11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966～1973年实行出口鼓励战略的经济绩效^[21]。研究结果表明，出口鼓励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远远超过进口替代战略。巴西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时期的1953～1960年和1960～1966年的人均GN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和1.1%，实行出口鼓励战略之后的1966～1973年人均GNP年均增长率达到6.4%。韩国人均GNP年均增长率1953～1960年为3%，1960～1966年为4.5%，实行出口鼓励战略后，1966～1973年上升到8.8%。

世界银行根据1963～1985年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料，在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战略及其实践分为四个类型:(1)强烈的外向型(strongly outwardlooking):不存在对贸易的控制或控制甚微，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维持一定的汇率使可能的进口和出口贸易的实际汇率大体相等。属于这种类型经济的国家和地区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2)适中的外向型(moderately outward-looking):经济政策偏重内销生产，不注重为外销而生产，对本国市场的实际平均保护率较低，有限使用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对出口存在某些直接奖励。属于这种类型经济的国家有巴西、泰国、土耳其、乌拉圭等。(3)适中的内向型(moderately inward-looking):经济政策明显有利于内销生产，对本国市场的实际平均保护率较高，广泛实行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虽然对出口给予一些奖励，但存在明显的反出口倾向，汇率定值过高。属于这种经济类型的国家有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等。(4)强烈的内向型(strongly inwardlooking):经济政策强烈袒护内销生产，对本国市场的实际平均保护率很高，普遍实行直接控制和许可证办法以限制传统出口，汇率定值很高。属于这种经济类型的国家有阿根廷、印度、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

在所考察的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1963～1973年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外向型贸易战略，其中3个属于强烈的外向型，10个属于适中的外向型;有28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内向型战略，其中12个属于适中的内向型，16个属于强烈的内向型。1973～1985年有11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外向型贸易战略，其中3个属于强烈的外向型，8个属于适中的外向型;有3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内向型战略，其中16个属于适中的内向型，14个属于强烈的内向型。就经济绩效而言，所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适中外向型和适中内向型贸易战略的经济绩效差别不明显，但采取强烈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等指标，都要优于实施强烈内向型贸易战略的发展中国家，见表10-4。

表10-4　　实施不同贸易发展战略的经济绩效　　(%)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第78～94页。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1965～1988年年均出口增长率为4.9%，1990～1995年年均出口增长率为7.2%。表10-5大致描述了一些比较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0～1996年贸易出口增长率变化情况。1987～1996年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海湾石油输出国和以色列的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0%，其中，中国香港为13.5%;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年均增长率为7.1%，其中，中国为12.8%^[22]。就进口情形而论，1987～1996年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及海湾石油输出国和以色列的进口年均增长率为11.5%，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口年均增长率为8.6%，其中，中国为11%。

表10-5　　一些典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　　(%)

资料来源:Birdsall，N.，Jaspersen，F.，eds.，1997，Pathways to Growth: ComparingEastAsianandLatinAmerica，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77;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与发展中国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中文版，第152页。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外贸产品的构成及流向上。就贸易的产品结构而言，1965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中，食品、原材料等再生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2/3，燃料、矿产和金属等不可再生产品占出口总额的1/3。到1988年，两者的份额大致相当，前者为49%，后者为51%。在出口总量中，初级产品的份额由1965年的83%下降到1996年的37%，2003年降为36%。制成品出口所占份额则持续上升。过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销往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中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仅服装和纺织品两项的出口约占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1/3。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显著下降，机械产品、电子产品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不断增长。2003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技术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份额达到19%，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这一份额高达33%。从外贸商品的流向看，196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有67%的出口商品是输往发达国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海湾石油输出国和以色列相应地增加了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1996年有63.4%的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36.5%的商品销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并没有减轻，若不包括上述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海湾石油输出国和以色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96年的出口中仍然有71.6%的商品输往发达国家，只有28.4%的商品销往发展中国家。^[23]

经济学家常常用贸易依存度来测度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与国际经济关联的程度。所谓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和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和地区GDP的百分比。在此基础上，根据研究的需要，还可以进一步分解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贸易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贸易依存度越小。据世界银行统计，2002年，无论从出口依存度还是从进口依存度，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均高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出口依存度而言，世界平均水平为23.9%，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为31.7%，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为25.0%;就进口依存度而言，世界平均水平为23.3%，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为28.3%，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为25.4%。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经济发展较快或经济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其贸易依存度均相对较大，但发展中大国和地区的贸易依存度明显低于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02年，中国香港的出口依存度为150.8%，进口依存度为142.5%;新加坡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173.6%和151.8%;马来西亚分别为114.1%和96.6%。在发展中大国中，中国分别为28.9%和25.9%，印度分别为15.2%和15.6%，巴基斯坦分别为18.7%和19.0%，孟加拉国分别为14.3%和19.0%。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明显高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

第三节比较与启示

一、关于两类国家对外贸易的跨期比较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展开，世界各类国家都卷入了世界分工和贸易体系之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整个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呈不断提高的趋势，1820～2003年世界出口依存度从1%上升到20.8%。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贸易依存度提高的趋势呈现出一种加速变化的状态:1820～1950年世界出口依存度仅仅上升了6个百分点;而1950～2003年世界出口依存度却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对外贸易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更是如此。但是，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程度的加深，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外贸易对于任何一个参与国或地区在任何时期、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我们将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中对外贸易与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讨论贸易引擎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和方式。

正如我们在绪论中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早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是一种跨越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这种跨期比较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把所研究的客体放置于历史的进程之中，考察不同历史时代给这两类国家的经济活动所施加的不同影响。“历史的”与“逻辑的”相一致，这是我们理解不同时代对外贸易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今天的对外贸易，无论对于哪个国家或哪类国家而言，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今非昔比。

首先，两类国家在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经济发展时期，其对外贸易的历史背景不同。如果从社会形态演变的角度看，大多数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的对外贸易是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都是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历史背景的。这里，我们从人类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审视这两类国家对外贸易的时代背景。1492年哥伦布远航发现美洲新大陆，自此真正揭开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序幕。根据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同历史特征，我们可以将迄今的经济全球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492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一阶段，这是经济国际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进入第三阶段，即全球经济一体化阶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步地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三个阶段，而且，这三个阶段之间也不存在相互排斥的替代关系^[24]。

发达国家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基本上是处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这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所谓发达国家早期的对外贸易是以经济国际化为历史背景的。在这一阶段，经济的国际化表现为一个主权国家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参与国际分工，跨越国界从事生产和交换。当然，各个国家的市场仍然要受到主权国家的保护和调节。因此，我们看到，当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这一阶段开展对外贸易时，真正的行为主体都是民族国家，对外贸易其实是各个主权国家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在生产、交换等方面的一种互补性联系。对外贸易主要是基于垂直生产分工体系中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而且，在制成品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贸易交换中，发达国家基本上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贸易条件是有利于英国、法国等强国的。

当今发展中国家已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则处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问题则是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历史背景的。

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内各国突破主权国家的界限，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从相互独立的个体经济整合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的过程或结果。它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在追求经济合作时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众所周知，为了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贸易壁垒导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教训，许多国家纷纷建立区域性贸易集团，以实现区域内的贸易开放。到1997年，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或组织已达163个，其中大约有60%目前仍然生效。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经济发展进入了全球一体化阶段。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经济行为主体推动的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市场行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超主权(super-sovereignity)的特性。由于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外，各国政府不仅不能像经济国际化过程中那样保护和调节本国市场，也不可能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建立起有效的政府间协作机制，并携手共同对市场实行监管。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技革命的延续和扩展，在20世纪中后期全面展开。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交通运输、通信联络、信息传递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压缩了时空距离，降低了交易费用。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无论是生产所需的投入，还是产品市场，都大大超过了一国的范围，从而促使经济国际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朝纵深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也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适宜的制度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30年来，由于经济上“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不复存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市场化浪潮使全球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规则日益趋同，它既是经济全球化的直接表现，同时也为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扩张和深入发展。国际贸易因此而拥有更为统一的活动空间。1985～1995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长5.5%，为同期世界生产平均增长率的2倍。世界贸易的增长大大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表明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来补充和实现。在国际贸易中，制成品继续以快于初级品的速度增长，二者的比重目前已达到73%和27%。在制成品的贸易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日益强劲，成为推动制成品贸易乃至世界贸易的重要因素。部门内贸易已成为各主要国家贸易的普遍现象。这表明国际分工已由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和交换，扩大到同一行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分工与交换，进而扩大到同一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生产环节和不同零部件间的分工与交换。分工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化，使处于不同分工层次的国家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发达国家进口关税平均下降到3.7%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也下降到11%。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类国家作为对外贸易主体在国际关系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地位。16世纪以后，人类社会逐渐出现了先发展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分野。先是英国、法国，继而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也加入先发展国家的阵营。它们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体系，从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等则属于典型的后发展国家。因此，在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所展开的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由先发展国家主导的掠夺性的不平等的贸易，其基本内容是后发展国家为先发展国家提供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广大殖民地、附属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绝大部分被先发国家所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按当时已知的蕴藏量计算，仅美国、英国、法国3个国家，就控制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钒和钼矿的100%、铅矿的85.4%、铜矿的84.6%、锌矿的83.1%、铁矿的79.4%、铬矿的75.9%、铝土矿的73.6%、钨矿的66.5%、锰矿的61.9%、镍矿的50%。

以英国为例。英国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消除了竞争者，确立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英国被称为“海盗国家”。17～18世纪以后，英国的海上势力逐渐壮大。到18世纪最后30年间，英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商业和殖民强国。它凭借其拥有的强大的商船队和海军及广大的殖民地市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近6倍，即从1698年的11 900万英镑增加到1802年的72 800万英镑，伦敦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英国对殖民地的贸易具有极大的掠夺性质。例如，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以低价收买和高价卖出的手段，经常获得相当于商品价格20倍的暴利。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时，股本只有63 000英镑，1708年已增加到3 163 000英镑，即增加了50倍。1757～1815年英国从印度搜刮的财富约达10亿英镑。英国经济史学家考特(Court，W.H.B.)在论及英国的殖民地法时指出，殖民地法实际上被视为大不列颠和西印度群岛以及北美大陆，特别是马里兰以南富庶的殖民地的初级产品生产者之间的一种条约，大不列颠提供人力、财力和防御力量，殖民地以初级产品和一部分热带农产品交换大不列颠的工业制成品。“由于宗主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殖民地，因此在老殖民主义制度下确实存在着垄断和剥削的因素”^[25]。

与发达国家早期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向外侵略殖民扩张的能力、处于对外贸易绝对优势地位不同甚至相反，当代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仍未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在国际贸易中于弱势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由于发达国家控制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体系的支配权，多数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及附加值低的制成品。发达国家还掌握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游戏规则”的控制权，掌握着世界市场上许多商品价格的决定权，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居于不利地位。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和机构也都被发达国家支配，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常受到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和币值波动的威胁。此外，发达国家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提供外援和私人资本投资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贷款往往附带有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如改善人权状况、实行多党制、采取严厉紧缩政策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支配，不能不依附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集中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恰恰是与世界体系联系最弱的部分。2001年非洲对外贸易只占世界贸易的1.7%，而且绝大部分是原材料和基础产品。普雷维什(Prebisch，R.)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初级产品与制造品贸易，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在他看来，世界“经济星座”中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发达国家，它们组织起来并主导着国际经济体系，使其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外围”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各种各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和外国投资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外围吸引到中心的作用。

最后，两类国家实施对外贸易的方式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早期是以海外殖民贸易、以武力掠夺的方式来启动对外贸易的。而且，一旦对外贸易启动，只要有利于本国利益，它们常常强制性的甚至以战争为基本手段推行贸易保护。

仍以英国为例。新航线和新大陆发现后，葡萄牙控制了东印度，西班牙控制了西印度群岛，英国尚无法插足其间。刚开始的时候，英国只能通过贸易和海盗的手段打击葡萄牙和西班牙。16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力量日益壮大，开始同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公开争夺殖民地。1588年，英国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消除了海上活动的最大障碍，从此进入侵占殖民地的阶段。1600年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不久后开始侵入印度。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进入北美和西印度群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17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地，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4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650年，英国向葡萄牙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从而获得了对葡属殖民的贸易权和特惠关税权。1655年，英国派遣远征队强占西班牙在西印度的殖民地，夺取牙买加。与此同时，英国开始集中力量打击荷兰。为了削弱荷兰的转运贸易、打击它的海上力量、独占殖民地市场，英国政府先后在1650年、1651年、1660年和1663年颁布一系列的航海条例，先后规定:非经英国政府许可，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英国殖民地向英国输出商品时，必须用英国船只运载;欧洲货物必须用英国船只或原商品出产国的船只方准运入英国港口和殖民地;外国向英国殖民地输出条例中所列举的商品，必须先运到英国纳税后，方可转销到各殖民地去;殖民地输出“列举品”，须经过英国再转销到欧洲市场。在1652年、1665～1667年及1672～1674年的3次战争中，英国都取得了胜利，从而严重地打击了荷兰的海上势力，迫使荷兰承认了航海条例，并从荷兰手中夺取了北美的新尼德兰殖民地，以后又把荷兰的势力排挤出印度。从17世纪晚期起，英国开始同法国争夺殖民地霸权，两国间在1757～1763年爆发了7年战争。英国依靠强大的政权、雄厚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国内工商业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从法国手中夺取了加拿大及其附近的全部领土、小安得列斯群岛和非洲的塞内加尔的一部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也被英国排挤出去，仅剩下几个孤立的城市。

综观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在其早期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的快速发展，是与其政治、军事上的强国地位密切相关的。它们开展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发展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本国的军队和工业，在主权国家层面上组织一切力量推行保护贸易，并展开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以世界霸权垄断和控制对外贸易。而这一切都是当今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去仿效的。

二、几点启示

第一，重视经济开放，但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非常必要。历史表明，当今发达国家，除英国外，其他几国在历史上都曾经一度落后于别国，在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发展时期，它们无一例外地实行了严格的贸易保护。只是当它们自己成为世界一流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鼓吹自由贸易。不仅我们在前面提及的英国是如此，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也是如此。法国在整个17世纪到18世纪初均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正是在保护关税等一整套政策扶植下，法国才发展起了高度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制造业生产达到西欧大陆的最高水平。19世纪初，拿破仑政府大力实行各种鼓励本国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对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尽管当时法国连年进行对外战争，但很多工业品的生产还是成倍增长。1815年以后执政的复辟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也都把对外贸易政策的原则定在保护关税上。19世纪后半期是德国和美国赶超英国的最关键时期，正是它们的贸易保护政策盛行时期。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制成品进口的增长慢于制造业的增长。美国1873～1899年的进口增长率一直远远低于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国是一个以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的国家，其总体关税率往往在30%～40%，到1912年平均关税仍然达到18%。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靠的是国内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动。没有发展初期的贸易保护政策，就不会有美国和德国今天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上，存在着垄断或不完全竞争，存在着现代跨国企业的规模经济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该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以有利于该国长期的经济发展。由于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因而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不少发达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比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这种保护的特征之一就是，保护某个产业一段时期，让其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然后再转移保护另一产业。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因而被称为“窄小而又移动的保护带”(narrow moving band)。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告诉我们，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的、高成本的方式。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被保护的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这种保护是积极而短暂的、有前途的保护。

第二，比较优势并不足以成为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比较优势是变化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把不同时期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贸易中的竞争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其国民经济依存于单一的农副产品，民族工业体系被深深印上了殖民地色彩。为了实现工业化，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战略选择。它们希望通过出口具有资源优势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来换取外汇，再将获得的外汇从发达国家进口技术、中间制品、生产资料，由此逐步地推进本国、本地区的工业化。实践表明，除了澳大利亚等国家是依靠本地资源优势展开对外贸易、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源比较优势带给它们自己的是一种“资源劫难”:自然资源越丰富，其经济增长则越缓慢。

在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来开展对外贸易并取得成功的。从表面上看，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中是依靠比较成本优势来展开对外贸易的，但在实质上，它们的对外贸易所依托的是在产业革命中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竞争优势，并且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变为技术密集型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贸易推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经济增长所依托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优势。它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具有竞争优势的出口支柱产业都经历了从技术含量低的纺织业经过钢铁、造船或日用百货、计算机而变为汽车或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密集产业的过程。

其实，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资源，如物质资本、企业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劳动技能等，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变化的。因此，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成本优势，并不像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固定不变，它们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是由国际分工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而不是相反。由这种基本事实出发，新贸易理论认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过程中，任何初始资源禀赋的不平等，都会因为按照资源禀赋理论主张的贸易模式开展贸易而越来越恶化。如果发达国家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资本、企业家能力、技术、熟练劳动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那么它们持续密集地使用这些要素专业化于制成品的生产，就能为其进一步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和刺激;相反，发展中国家拥有过剩的非熟练劳动力，专业化地生产密集使用非劳动力的产品，它们就会被困顿于持久的、停滞的、非生产性的非熟练劳动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活动之中。这样，静态的有效率就会变成了动态的无效率。累积过程使得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得以持续，并更趋恶化。快速增长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累了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贸易利益越来越向富国分配，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发达和经济落后与贫困进一步加剧。

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发展中国家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只能大力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靠它们来实现“出口替代”的经济增长，长期持续地生产和出口技术水平低的产品，整个国民经济就必将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甚至会陷入严重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自己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而让其他国家从事熟练劳动、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生产活动并享受永远的比较优势和利益。所以，波特(Porter，M.E.)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资源、廉价劳动力、本地要素等基本资源优势驱动的国家优势只能提供短暂而脆弱的出口能力。而且，这种出口还不能经受汇率和要素成本波动的冲击。发展中国家应当从这种基本要素优势中解脱出来。创造先进要素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26]。比较优势并不足以成为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外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竞争优势，在于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将低技术产品生产上的竞争优势转变为生产高技术产品的竞争优势。

第三，在工业化进程中，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两种贸易战略都可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都存在弊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根据本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形式做出取舍和适时地转换。历史上，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都曾实施过进口替代贸易战略。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棉纺织业仍然是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为了鼓励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英国禁止从东方进口棉纺织品，以便能够用本国生产的棉纺织品来替代进口。进口替代刺激了英国棉纺织业的繁荣，为产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市场、奠定了经济基础。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其经济起飞时期无一不是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一旦“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成熟，便开始转向出口鼓励，以开辟国际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相继采用了进口替代贸易战略，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期菲律宾工业化率尚只有8%，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到60年代初期工业化率便达到17%。马来西亚通过以纺织、电子机械为中心的进口替代，奠定了大规模工业化发展的基础。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在1960年发展中国家工业增长中，最终需求生产的贡献度为22%，中间需求生产的贡献度为28%，而进口替代生产的贡献度正好是前两者之和，达到50%。亚洲“四小龙”也是在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贸易战略的成功实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从殖民地经济结构中摆脱出来。不过，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在边际收益递减的同时，其弊端开始显现出来。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年代适时完成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鼓励的贸易战略转换，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拉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推行进口替代，经济不但没有如意的增长，反而陷入停滞。东南亚其他国家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纷纷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出口鼓励战略，通过废除许多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大力引进市场机制，以促进出口来带动本国(地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制造业成长率超过10%，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4%的同期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化率为28%～38%，高于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4%，除印度尼西亚以外，东盟国家的工业化率也达到了18%～24%，接近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水平。

历史和现实表明，“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的两种贸易战略，都对经济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都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其发展初期往往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实施该战略有利于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使其免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一些国家从轻工业进口替代开始，逐步发展到重工业的进口替代，使本国的经济结构得以改善。但是，进口替代战略局限于国内市场，导致生产力闲置，工业产品出口因成本高、质量低而缺乏竞争力;在实施过程中注重保护进口替代工业，而忽视了农业和电力、能源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制约了经济的整体效益。出口鼓励战略，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范围，推动企业经营效率提高，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但是，出口战略主要着眼于出口，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严重依赖世界市场，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而且出口鼓励战略的实施不仅要受到一个国家的资源、技术、投资、人力资源等国内条件的约束，而且，还要受国际市场竞争强度等外部条件的制约。总之，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两种贸易战略都可以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同时也都存在弊端，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根据本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经济形式做出取舍和适时的转换。

第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进步的技术给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了过去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中所不曾出现过的问题或突出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科技革命。在它的影响下，国际分工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传统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垂直分工，转变为工业制成品之间的水平分工;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工，转变为部门内部产品、零部件和工艺、工序专业化的分工;从商品交换流通领域的间接分工，转变为直接深入各国生产领域的分工;从主要是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的分工，转变为深入到劳务或其他非实物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分工;从少数先进国家参与并强加于落后国家的一种强制性、局部性分工，转变为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的世界范围的分工。多层次、多形式的国际分工，既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联结在一起，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各自发展的机遇，从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又促进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横向联合，加强参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速生产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主要是基于垂直生产分工体系中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的贸易，其技术水平含量相差不大。即使是制成品之间的贸易，其技术水平也基本上是同级次的。但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所参与的国际贸易，不仅在形式上为发达国家所主宰，而且在贸易内容上越来越充分地显露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脆弱性。在当今世界的制成品贸易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日益强劲，成为推动制成品贸易乃至世界贸易的重要因素。部门内贸易已成为各主要国家贸易的普遍现象。分工领域不断拓宽和深化，使处于不同分工层次的国家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产技术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利润大幅度降低。这是发展中国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所遇到的、发达国家早期对外贸易并不存在或不突出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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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Todaro，M.P.，1994，Economic Development，5th edition，Langman Group Ltd.，p.418.

[2]Findlay，R.，1980，“The Terms of Trade and Equilibrium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0，pp.291-299.

[3]Darity，W.，1990，“The Fundamental Determinants of the Terms of Trade Reconsidered:Long-Run and Long Period Equilibriu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0，pp.816-827.

[4]Krugman，P.R.，1981，“Trade Accumulations and Uneven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pp.149-161.

[5]Dutt，A.K.，1986，“Vertical Trading and Uneven Develop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20，pp.339-359.

[6]Krugman，P.R.，1979，“A Model of Innovation，Technology Transfer，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7，pp.253-266.

[7]Krugman，P.R.，1986，“A Technology Gap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in Jungenfelt，K.and Hague，D.，eds.，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Developed Open Economies，Macmillan Press，pp.35-49.

[8]Grossman，G.M，Helpman，E.，1991，“Quality Ladders and Product Cycle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6，pp.557-586.

[9]Benarroch，M.1996，“Scale Economies，Wage Differentials，and North-South Trad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51，pp.327-342.

[10]Krugman，P.R.，1987，“The Narrowing Moving Band，the Dutch Disease，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27，pp.41-55; 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22，pp.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