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才是解开东西方文化的密钥

周光真，陶艺家，陶艺评论家，陶瓷文化国际交流策划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美国加州陶瓷与玻璃协会理事，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在景德镇的工作室位于陶阳新村。

一

周光真记得童年住过的小洋楼前，有一棵参天的大松树，树上住着一只老鹰。

后来松树被锯倒了，老鹰无家可归，没了踪影。花园里盖起了三层楼的公房，他家也从小洋楼搬到了公房。

爸爸走的时候周光真才五岁。周光真还朦胧记得爸爸长得很英俊，四方脸上架着一副眼镜。爸爸的个子很高，小光真一度总是很担心爸爸的头会撞上门框。爸爸曾带着他和哥哥去大世界看木偶戏，他们坐在最前排，当一个小木偶的线缠在布景上时，高个的爸爸上前把它们解开了。

不过，光真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全家一起走亲戚时，不爱说话的爸爸往往总是独自找个僻静处看书。

※下图/周光真作品之《小蜜成群》（2010）

※上图/装置艺术《满上满上》（2011）

※中图/周光真作品之《记忆》（2010）

※下图/周光真作品之《记忆》之二（2010）

后来不知为什么，喜爱看书的爸爸就常常不在家了，一两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是一身泥，也不洗洗干净就躺倒在床上。英俊的爸爸变得让小光真不认识了。再后来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妈妈当时还在医院生弟弟，家中只有外婆、他和哥哥。突然有人敲门，接着进来了一群人，在昏暗的灯光中怪异地和外婆说话，他虽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却觉得满屋子充满恐怖的气氛。

到了深夜，蒙眬中他和哥哥都被外婆叫醒了。外婆心情沉重地对光真和哥哥说：“记住，妈妈回家后问起你爸爸，你们就说，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会回来。记住了吗？”外婆反反复复叮嘱，光真似懂非懂地点头。

过了几天，妈妈抱着一个很小的弟弟回家了。爸爸总不回家，妈妈盼着爸爸能来一封信，整天焦虑不安。光真很同情妈妈，决定给妈妈一个暗示，有一天，当妈妈再次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连封信也没有呢？小光真悄悄地将小嘴贴着妈妈的耳朵说：“爸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爸爸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平生第一次，妈妈异常气愤地打了他一巴掌，因为他竟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来。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妈妈才知道真相：爸爸因政治运动被送到上海郊区的农村劳动。就在准备开批判大会的那天凌晨，他投井自尽了！

知道真相后的妈妈一个人对着墙，哭了很久很久。周光真一直站在妈妈身后，不知怎么样才能叫妈妈不哭。

爸爸走的时候才三十五岁，本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妈妈三十岁，哥哥七岁，小弟弟才出生三天。

周光真的妈妈和外婆都出身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教育。1949年前，妈妈在上海电影院里当“译言风”。因早期的电影都是“无声电影”，美国进口片都需要有个人在后面念台词，观众头上还必须套上一副笨重的听筒。妈妈因从小在北方长大，能说一口标准的国语，就成了电影院的红人。后来解放了，外国片禁止放映了，也因为结婚后爸爸收入颇高，妈妈就留在家里当起了家庭妇女。

小光真曾见过一张外婆年轻时候的照片，齐耳短发，穿一身改良后的宽袖旗袍，正是上世纪20年代进步女青年的典型装束。外婆原先在银行工作，因大女儿怀孕需要有人照顾，就辞职在家等着抱外孙，等来的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

对于外婆来说，灾难不仅是空前而且几乎是灭顶的。在50年代那场运动中，她两个儿女的家庭无一幸免。大女婿投井自尽了；儿子，也就是光真的舅舅因顶撞了领导被送到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了。

从此，外婆就和大女儿、三个外孙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屋顶下，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爸爸去世后，除了每年妈妈带他们去很远的江湾上坟，家里消失了爸爸的一切痕迹。有一天，幼年的他为寻找一个纸叠的小人，钻进了床底下，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床底下有两只木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和一些卷轴字画，还有一个倒扣的大木盆。把木盆抬起来，里面竟然全是书，其中还有一本爸爸写的书，上面有许多日期。小光真只认识自己的名字，他在那些纸上找出十一个“小真”来，当时，他多么想早点看懂这些文字，看看爸爸是怎么写自己的。这其实是爸爸的日记本，后面还有很多白纸，爸爸没有写完这本日记。

光真长大读书识字后，却没有机会再读到这本日记了。它和那些线装书还有卷轴画，于某天深夜，变成了碎屑，他被妈妈叫醒，提着篮子去倒那些“垃圾”。

那是一个恐怖的年代。家里的东西卖的卖，烧的烧，早已经过自我清除，空空荡荡了。每天晚上，外婆和妈妈就静静地听着门外的动静，等待红卫兵小将们来抄家。

“咚咚咚。”敲门声响了。“啪嗒。”妈妈手中的饭碗掉在地上。全家人眼睛一齐盯着房门，却没有人走过去把它打开。弟弟哇哇地哭了起来。结果却是王阿姨在门外叫了一声：“收电费！”……在那个年月，几乎每个“黑五类”的家庭都免不了被抄家，在那些所谓的革命行动中，天花板、地板都会被撬开。可周光真的家，也许真的太穷太不起眼了，居然奇迹般地没有被波及。

因为是“黑五类”子女，光真几兄弟成了别人欺负的对象。“你爹呢，扑通到井里去游泳啦！”“扑通！扑通！”邻居孩子们与他们吵架，常常这样骂他们。妈妈听到后就会气得发抖。“今后不许在门外玩！”妈妈一边训斥，一边和孩子一起哭。当孩子的哭声停止后，妈妈仍然在哭。她早已习惯对别人逆来顺受了。

是坚强的外婆呵护了在贫穷恶劣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周光真。

外公当过国民政府的文官，曾任国民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专员。抗战爆发后，外公随国民政府撤到重庆，外婆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上海，度过了很多担惊受怕的日子。外婆经历了晚清、民国，也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个见过大场面的女人。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她磨砺出了在任何环境中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坚强机智，也深信世道不可能总是充满罪恶。

在“造反有理”的口号遍布全城时，她要孩子们安静地读书。“做人应该琴棋书画样样都会。每年起码要学会一件事。”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她对孩子们却定了许多规矩：“吃饭时要双手把好饭碗，慢慢地一口口嚼，不可以大口大口地往嘴里扒。”“立有立相，坐有坐相。站着像棵松，坐着像台钟，睡着像只弓。”“练毛笔字身体要坐端正，毛笔要抓牢。”当周光真不注意时，外婆还会突然从后肩伸手抽掉他手中的毛笔，以检查他是否记住了握笔的要领。

后来成为艺术家的周光真，曾创作了一组半人半树图腾般的“树精”系列，来纪念外婆。灵感来自于童年时听外婆讲的那些精灵的故事。那些精灵神通广大力量无穷，他们可以化作一缕青烟穿堂入室，他们可以附身于小孩、动物或是大树，而不被人发现。

外婆讲的故事，是他在饥肠辘辘受人歧视的童年里获得的极大欢乐。

因为艰难贫困的童年而染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周光真初中毕业没有能下乡，在家里当了四年“病休青年”后，终于被分配到里弄生产加工组。这是外婆和妈妈二十多年来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想到自己长大后，也加入到这个劳动群体中。不久，领导发现他有些美术特长，就把他调到了一个玩具生产组。

一手漂亮的字体，代表着一个人的文化程度和教养。这是外婆向孩子们灌输的理念。“你们应该好好学点知识，那真正是强盗都无法抢走的财富啊。”那是在已不上任何文化课的学校里，李老师说的话。不久，李老师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在一次被毒打后，从教学楼三楼的窗户跳了下去。

正是这一点点民间的惨淡坚守，才让一个少年的眼睛和心灵没有完全被疯狂的时代所吞噬。

在病休的四年中，在被疾病折磨又因无钱治病得不到有效医疗的情况下，周光真躲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不知是有意还是疏漏，家里所剩不多的杂物中，居然被他找到了不少“古董”书籍，褚遂良的《同州圣教序》《赵松雪六体千字文》，石鼓文及其他一些文字书籍。利用这些书籍，他开始学习刻印和书法。没有钱去买文具纸张，就利用旧书刊、包装纸，任何可以利用的纸张他都不会放过，甚至同一张纸要用好几次，先用淡墨，再用浓墨，先写小字，再写大字，直至实在不能用了，才会扔进准备卖钱的废纸篓里。学习繁体字的唯一方法是利用新华字典，简体字旁有繁体字的对照。热心的亲友送给他一些字帖和印谱，还有一些印章材料。周光真还买了一些人造印章材料。于是，许多同学，朋友，同学的同学，同学的朋友，朋友的同学，朋友的朋友，在奔向农村前都找到他，希望能刻枚姓名印章。

古典文学也是他另一个自学课题。家里还有“破四旧”时侥幸没有销毁的《三国演义》《古代诗选》等。他还借到了一本《红楼梦》。

在等待分配工作的漫长四年中，他也结识了一些年长于他的朋友，不少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大部分出生于“黑五类”家庭，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不过，他们虽然成了失学、失业的大龄青年，却与世无争，并没放弃学习。在周光真眼中，他们知识渊博，谈吐优雅，彬彬有礼。其中一位还主动教他学习日语，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日本人。这一切，都影响了周光真。

这也是周光真最初的学历。

1978年，中国历史上一场重要的改革开始了。这是国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了许许多多年轻人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恢复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成了当时的社会大事，但周光真的哮喘病不可能让他通过体检关。好在同年，上海有的业余大学首先刊登了招生简讯，静安区业余大学是其中之一。招生名额一百多，有一千多人报名。通过几个星期的复习，周光真通过了入学考试，学习中文专业。但玩具厂的党支部书记不同意给他盖单位公章，因为他去上学将每星期占用两个半天的上班时间。但这次机会，对于失学十多年的周光真来说太重要了，他一反从前忍气吞声的习惯，提笔写了一封申诉信，寄给上海市委、市政府、解放日报等机构，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上学的批准。

经历了十多年的教育荒芜后，在周光真就读的静安区业余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六十多岁不等。

1979年，因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的海外旅游者，在上海市政府集体事业管理组指导下，各区管理局纷纷成立了直属的工艺美术厂，到处招兵买马，集中了社会上各种有美术专长的人员，开发和生产旅游产品。

周光真在玩具厂曾与同事们一起开发了一些民间工艺品。如用薄纸板剪出一个人物的头型，垫上一层薄棉，包好后再用丝网印刷方法印上五官，抹上脂粉，配上衣帽，再加上底板和玻璃纸，就成为一件颇有民间风格的工艺品挂件。采用的材料全是服装厂的边角料，成本很低，因而在南京路上的工艺美术服务部供不应求。

于是，在区级领导多次造访以后，周光真和六个同事一起转到了长宁工艺美术厂。这个厂从建厂时的一二十人发展到六十多人，产品有国画、油画、丝绒画、瓷盘画、瓷刻、木刻、砚雕、字画装裱，等等。在他的同事中，有对诗、书、画、印无一不精的大头，他的作品从用笔、用墨到落款、印章和题材内容，都使人难以相信是今人的作品，而实际上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超超，出生于书香世家，中国画，西洋油画、素描都能来一手。厂里大小会议时，他都会抽暇将邻座的肖像搬到纸上。老张，毕业于黑龙江某大学美术系，厂里需要山水画样稿时，一定会找他。他还是裱画组的组长……

正是在这里的十年间，在一群“乌合之众”中，周光真接触到了许多真正学有专长的人，积累了丰富的工艺美术经验，还有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工艺美术方面的知识技能。与瓷的第一次接触也是在这里开始。因为他想将自己的绘画和雕刻两方面的特长结合起来，借瓷刻这一民间艺术技法开拓出一种新的领域。

瓷刻是一种鲜有人问津的民间工艺技法。它是用金刚石刻笔和钨钢凿子在白胎的瓷盘、花瓶等器皿上浅刻画，将瓷器表面的釉层刻去以后，再抹上颜色，使颜色嵌入在凿出微孔的胎壁上。周光真收集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各类绘画资料，研究运用擦、磨、刻、凿等方法在晶莹的白瓷上表达各种黑白关系。他精选了一批历代传统山水画和西洋素描，将这些画面移植到白色的瓷盘上。他还利用一些造型各异的彩釉花瓶加工成自己的作品。

1985年4月，“周光真瓷刻艺术展览”在静安区文化馆揭幕。当时，瓷刻艺术还是一件新鲜事，展览吸引了不少观众。上海电视台新闻部也拍摄了采访节目。个人展览刚结束，《美化生活》杂志的编辑就来约稿了。后来，周光真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瓷刻技法的文章，又给自己的工作室兼卧室的十四平方的小房间起名为“瓷蠹斋”。蠹原为蛀虫，他每天叮叮当当敲击瓷器，就像蛀虫在咬噬某种物品一样。这一段时间，周光真先后赴景德镇和山东淄博等地，并在各图书馆搜集资料，研究瓷刻的起源，最后写成一部《陶瓷浅刻技法》一书。当这本书完稿的时候，周光真却发现，瓷刻创作的技法限制太多，远不如一般的绘画、雕塑那么自由。在烧成的陶瓷上镌刻作画是一种舍近求远的艺术形式。而此时，他已开始阅读到海外杂志上介绍的现代陶艺，这种用湿软的泥土进行创作的艺术，是那么的富有表现力，深深地吸引了他。

当时，他已经有了去美国留学的梦想。每天晚上，正是悲欢离合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凝》风靡中国的时候，周光真却独自一个紧锁着门窗学习英语，收听“美国之音”。他在小学的时候没有受过任何外语教育，中学时仅学过两句半英语的政治口号，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英语开播时，他成为第一批听众。他也在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报了名，从《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学到了第三册。同班有一个女同学，每次总是上课铃声响了以后，才匆匆出现在教室门口，歉意地向老师微笑一下，就赶紧找个空位子坐下来。但那个女同学的英语基础足以做周光真的老师了。

在周光真的瓷刻展览结束的前一天，她出现在展厅的门口。正巧有几个外宾在参观，她就被周光真临时拉住了当翻译。后来，周光真叫她阿琨。

阿琨鼓励他直接攻读托福。这样可以争取时间，因为强记硬背，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个高分。因为只有通过托福考试，才有可能入学攻读硕士学位。只有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可能获得奖学金资助。只有获得奖学金资助才可能获得赴美签证……

“没有奖学金，你两手空空到美国，可能没办法完成学业。”阿琨向他灌输了不少新理念。

静安区图书馆阅读室成了他和阿琨的约会地点。但他们只是在这里各自读书，只有从图书馆到阿琨家门口的十分钟路程，才是他俩用于谈情说爱的空间。在周光真去了美国读研之后的第二年，阿琨也考取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两个贫穷却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在拉斯维加斯以最简单的婚礼完成了百年之约。这是后话。

周光真只是一个被称为“五大生”（电视大学、业余大学等五种非正规或非全日制的高等学府）的超龄毕业生，主修的还是中文专业。想到美国念硕士学位，好像是天方夜谭。他听从了阿琨的建议，整理出一套瓷刻作品和素描习作的幻灯片，决定申请陶瓷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

当时上海图书馆四楼资料室有一本几乎所有美国高等学府资料的目录，全上海仅有两本这样的目录，另一本在复旦大学。四楼资料室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需要有工作证和介绍信才可以进去，两者缺一不可。

周光真后来回忆说：“天蒙蒙亮，我和阿琨就拿着一张介绍信赶到了上海图书馆铁门外排队了。必须争取第一个进门才能借到这本资料。接过那本目录后，我迅速地查阅：大学艺术系，陶瓷专业，是否提供硕士学位和奖学金。为了顺利取得签证，至少要选正规的州立大学，或有知名度的私立大学。还要考虑自己的专业成绩，英语成绩和经济实力。托福成绩要求太高的不考虑，没有奖学金的不考虑，一次次筛选，我最后锁定了十所学校作为申请目标。”

周光真找了三位颇有知名度的艺术家作为他的入学推荐人。他们是漫画家阿达，他的中国人物画老师梁鸿涛和工艺美术界的崔凤彦。虽然他没有读过正规大学，但他的履历表看上去还不错，办过个展，参加过一些全国性展览，还有发表的文章及一些媒体的介绍报道。

1989年，他收到了入学通知书，他将去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攻读陶瓷艺术专业的硕士学位，校方还提供了数千美元的奖学金。办理出国手续时正逢一个多事之夏。要办护照时，上海市公安局关了门，停办护照。要申请签证时，美国领事馆关了门。等待，排队，等待，排队，签证的前一天，弟弟代他去领事馆门口排了一个通宵的队。

折腾了几个月，周光真才算顺利地握着机票，在8月中旬的一天从上海登上了飞机。那是他第一次坐飞机，飞机飞越了国境线，向着西方，飞向西半球，飞向曾经离自己多么遥远的艺术梦。

不知周光真当时坐在飞机上，会不会想起父亲和舅舅的人生悲剧？

1979年12月，父亲原来的单位华东电业管理局重新对他作了结论，结论中说，周以嘉“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在整风补课运动中投井自杀，其原因，根据现有材料，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原论定‘畏罪自杀’性质依据不足，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给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

父亲当时是因为以下几件事受审查：一是他哥哥周以耕1947年于南京中央大学森林系毕业后赴台湾考察森林，1948年，他曾去台湾看望过哥哥，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但这次台湾行就成了他此后终身的政治包袱；二是他在念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他因舍不下母亲而没有去，这也成为一条罪状。

1982年的一个黄昏，失散三十多年的伯父突然敲开了家门，他从美国回来寻亲了。随后伯父与周光真一起连夜赴扬州去看望奶奶。推门见到奶奶，伯父立刻跪倒在自己母亲面前。伯父，奶奶，姑妈，全家人哭成一团。1948年分手，1982年重逢，母子兄妹分别三十四年以后，终于又团聚在一起。

舅舅自从1957年被送进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在那里待了十六个春秋，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变成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舅舅最后一封偷偷托人寄出的家信，是在“文革”已进入尾声的年月。外婆看完后一言不发，就藏了起来。外婆不在时，周光真从外婆枕头底下找到那封信偷偷读了。那张纸洒满泪水：写信人的泪水，读信人的泪水。此前，周光真从未见过外婆流泪。

“妈妈，我要走了，我熬不下去了。孩儿不孝……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字里行间周光真可以明白舅舅的计划：他准备偷渡到香港，否则宁可一死。

对于舅舅的死，全家都有心理准备，并在恐慌的气氛中等待着……除此以外，还能怎么办呢？

舅舅死在他四十二岁时。那是1974年春天的某日，邮递员在外面大声叫喊：20号姓林的电报。那是江苏省溧阳市铁路公安局的一封电报，短短的一行字：“林翔于3月25日卧轨自杀。速来认尸。”

外公曾为他唯一的儿子取名翔，飞翔的翔。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他不仅没有能飞起来，还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将自己留在了泥土中。

时代的变化，真是让人感叹不已。

二

初来美国时，周光真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十分强烈。美国学生自由而丰富的想象力，让他觉得自己早年苦心练就的中国传统书画根底，都变得毫无价值了。第一个学期，他试图以东西方结合的方式去创作陶艺，先后创作了“长城烽火台”、“京剧脸谱罐”、“镂空的鲤鱼”等等。当他的作品和同学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时，总觉得“精致有余，力量不足”。

他把一些词罗列在一起，想看看东西方的观念到底有什么不同：

中国——继承、端庄、精致、谨慎、高雅、含蓄。

美国——开拓、浪漫、粗犷、大胆、突破、力量。

原来，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历史，文化观念竟然截然相反。

继承、端庄、精致、高雅都很好理解。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古国，没有文化的继承，历史何能延续？因为久远的沉淀，大浪淘沙般的时间冲洗，属于她的文化想不端庄精致高雅都难。而美国，就是一批从自己的家乡满怀对新世界的幻想和激情，历经艰难流浪到新大陆的冒险家们成立的国家，举国上下充沛着开拓、浪漫、大胆和粗犷的精神，从而形成对突破和力量的文化崇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么，中国文化中的谨慎、含蓄何解？

也许会有许许多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对中国文化性格做了很多精辟的剖析，但周光真仅仅是想起了外婆和母亲在父亲和舅舅相继遭难时对幼小的三兄弟的反复叮咛：长大以后千万不要得罪领导，做人不要太张扬，要谨慎……

这是两位有文化的女人，当然熟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

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是否从始皇时代就戛然刹车，这是学者们要研讨的课题。但多难的中国百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生存经验，则出于生活的教训。只有谨慎才能不招惹横来之祸，只有含蓄才能暗自积累有朝一日喷薄而出的力量。

这些生存经验，不可能不影响到它们所属的文化。

生活，原来就是文化的密钥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光真渐渐体会到，艺术，其实是一种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语言。每个人都应听从内心的呼唤，喜欢如何表达就如何表达，让文化与灵魂融于一体，没必要去硬行划分哪一部分是属于东方，哪一部分是属于西方。

艺术，其实就是人类自我认识的心灵史，单个体的艺术创作，多多少少，都会隐含着他所属文化的秘密和梦想。

周光真不再有意识地去坚持东西方结合的形式了。既然泥巴是地球上最普遍的自然物质之一，他试图从大自然中得到生命力、能量和永恒的精神。在陶艺教室，他工作台上的作品越堆越多，他也交上了不少美国朋友。他发现就像他初来时对美国文化一无所知一样，他的美国同学们对中国文化也十分陌生。于是周光真将自己带来的中国画册给他们看，向同学们介绍中国历史和文化。一些同学主动要他画些中国图案给他们，在陶艺教室的作品架子上，渐渐增加了不少具有东方风味的作品。如一位叫黛安娜的女同学，一次很激动地跑来请周光真看她做好的一件最满意的作品：在一只陶罐上盘着一条龙。那条龙是她从周光真借给她的《中国传统美术图案》里变化来的。

在每个学期中间，美术系研究生都有一次被称为“作品回顾”的活动。活动要求每个研究生把自己的作品陈列起来，然后系里的教师们分成两人一组和学生交谈和讨论。最后，全体师生聚在一起讨论。周光真利用“作品回顾”的讨论会，向系里的教师们展示了他所携带的上百本中国艺术书刊画册。虽然教师们不认识中国的方块字，但通过图片和周光真的解说，还是产生了极大兴趣。

系主任特地在学校的校刊上写了一篇介绍周光真的报道，题为《我校美术系的中国学生》。她在文章中写道：“周光真的参与，使我们系的师生学到了许多中国文化。”

美术史是每个研究生的必修课。当周光真和导师商讨新学期选课内容时，导师不知为什么建议他选择一位男教师的欧洲古典美术史。但周光真自己更喜欢美国现代美术史，这是他到美国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开始上课后，才发现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教授《美国现代美术史》的青年女教师罗萍，披着齐肩的金色长发，她精通法语，也常去巴黎，可能是法兰西人的后裔。她上课时和蔼可亲，考试却严格不讲情面。

美术史课通常是将两组幻灯片成对地放映出来，老师一边解释，一边将两个作品比较，找出相同点和相异点。她要求每个学生尽可能做笔记。可是老师讲课那么快，周光真无法跟得上。美术史课的参考书有三本，可周光真根本无法把它们全看完。课堂和参考书中还常出现许多美术专业词汇，他随身携带的《新英汉词典》显然是不够用。

期中考试勉强通过了。然而，期末考试却因审题错误，得了一个D。美术史以A、B、C、D、F五级评分。对于本科生，F才是不及格，但对研究生而言，D就是不及格了。

罗萍在他的考卷上写着：“你需要补习英语课程，我必须对每个学生一视同仁。”

这次失败意味着要延长学业，时间上，经济上，都会让周光真承受巨大压力。

周光真找导师商量，导师似乎也无能为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导师当初建议他修欧洲古典美术史。

一位美国同学给他出了个主意：“也许你可以要求另外做一个什么项目，以代替这门课的成绩。”这是一个好建议。经过郑重思考，周光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希望另外写一篇论文，以弥补我在期末考试中的过失。”他列出了两个论文题目，请罗萍老师挑选。

周光真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是很自信的，虽然他的英文写作水平不高，但是中英文写作方法都是相通的，而且论文可以慢慢修改，不熟悉的词汇可以查找。

柳暗花明，罗萍同意了他的建议。而通过这门课的强化学习，他也同时学到了美术史和美术英语。

毕业那年，周光真的陶瓷作品获得学校教育部的收藏奖，他获得了一笔奖金，作品的彩色照片被刊登在学校教育部的招生目录的封面、明信片及其他宣传品上。

毕业那年的夏天，周光真和正在德州读硕士的未婚妻阿琨，订下了两张去拉斯维加斯的旅游车票，在这个最具浪漫气息的城市，完成了最简单也最幸福的结婚典礼。

1994年，已定居在加州硅谷的周光真，曾遇到过一次机会，有可能成为年薪颇高的国际贸易公司的驻华代表，那意味着常年穿梭于东西半球，也意味着可以较轻松地获得权力、财富、荣耀。

但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一名艺术家。假如改行经商，哪怕以后成为千万富翁，他还是会后悔这下半辈子的。人的幸福并不只是金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一种更重要的，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尽管美国的艺术事业和市场很发达，在美国做一个艺术家，并不容易。在自然经济时代，艺术家是出类拔萃的社会精英。但时代已经悄然改变，电影、电视、网络如此发达，商业活动、政治事件、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将人们的兴趣不断转移，想靠纯美术创作谋生，几乎就意味着接受贫困。

在尚未做出最后决定的那几个月，周光真陷入了矛盾和痛苦的处境中。“你不能放弃你的艺术事业，决不能放弃你的艺术事业。”他反复警告自己。

在妻子阿琨在硅谷找到一份工作后，周光真又在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攻读了空间艺术的硕士学位，这为周光真后来进入美国陶艺主流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从这里，他开始接触到美国现代陶艺的顶尖人物群。他发现，中国传统陶瓷的文化内涵和西方的当代陶艺创作理念完全不同。利用自己中文专业和陶艺两方面的教育背景，他也许可以为促进中美陶艺的交流发展做点贡献。一个人的作品无法改变中国陶艺的现状，假如用自己的笔撰写文章，出版书籍，介绍美国当代陶艺的风格流派，就可能教育、影响一大批青年艺术家。

1998年5月，周光真的《今日美国陶泥家》一书由中国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现代陶艺的书，当时，中国现代陶艺还处于“贫血”的阶段，十分需要海外的相关信息，所以景德镇陶瓷学院院长秦锡麟称赞他“为中国陶艺界做了一件好事”。

1999年开始，周光真组织了第一个中国陶艺家代表团访美并在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年会上，向西方艺术家界展示自己的艺术实力。同时，也开始组织美国陶艺家代表团访华，景德镇和宜兴是美国陶艺家代表团在中国造访次数最多的城市。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交流是何等重要：在第一次组织美国陶艺家访华时，说起来难以置信，出发前竟然有人打电话询问：“在中国是否可以穿短袖和裙子？女子是否可以露腿？”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竟然还停留在1970年代。

周光真相信，艺术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世界和平始自人类的文化交流。

陶瓷艺术从它诞生的远古时期，就开始成为人类精神的最佳表述。在原始文化中，智识初萌的不同族群人类，创造出的陶艺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科技已高度发达的现代，全球各地的陶艺家们依旧好像是一个大家庭，而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的年会就好像是一个超大型的家庭聚会，是世界陶瓷艺术界的一个盛大节日。参与、多元、宽容、公正、开放与和平，被称为奥林匹克精神，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年会就是陶艺界的奥林匹克。

美国陶瓷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1967年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她的宗旨是通过教学、研究和实践，推广和提升陶艺教育事业；通过陶艺教育年会提供的各项活动，展览和出版物，服务于广大陶艺教育工作者，陶艺家和爱好者。

那届年会的主题为“热情与过程”，主办单位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和美国陶瓷学会《陶瓷月刊》杂志。年会的内容有专题讲座“材料应用，观念对抗，现代主义”，“釉药电脑计算的运用”，“让内心的潜意识释放出来等等，还有陶艺创作示范表演，20多个小组讨论等项目。中国大陆陶艺家的作品第一次在这个陶艺年会上露面。小组讨论的一个题目是“东西方相遇”，中美陶艺家50多人参加了这次小组讨论，气氛相当热烈。

周光真多次率国外陶艺家造访景德镇。山间小溪驱动着水碓，古老的水碓驱动着一排排巨大的木槌，咚咚咚地粉碎着瓷石。古窑，作坊，工匠制作大件瓷器的现场，这一切都让西方陶艺家兴奋不己。创办于2005年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由商务部、江西省政府等单位共同主办，时间为每年金秋十月。在周光真的推动下，美国陶艺家每年都会与会并携带自己的作品参加那里的国际陶艺展览。东西方当代陶艺作品同展一堂，他们不仅欣赏到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华，也看到了中国年轻陶艺家的创新精神和艺术风貌。

但是，周光真却很纠结。他发现，景德镇陶瓷市场上还是以流传了数百年的彩绘山水、花鸟、人物等传统陶瓷艺术品为主，而这些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与今天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景德镇瓷器曾经代表着中国陶瓷历史的辉煌，从宋影青到元青花再到明清官窑，无数精美的瓷器输出到世界各地；今天全世界各大艺术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它们美丽的身影。为什么许多艺术家对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无动于衷？对世界的巨大变化熟视无睹？

他开始策划下一个目标：以景德镇为主要基地，与国内的朋友合作，拓展以陶瓷材料创作前卫艺术的许许多多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批当代陶艺评论队伍，需要一批当代陶艺的专业画廊，更需要几家具有权威性的当代陶艺博物馆。而当代陶艺展览则应当是工艺与美学的竞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