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古文革新理论与散文创作

(一)不顾安危,力主改革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4岁而孤,家贫,母郑氏,以芦苇画地教以书字。稍长,家无书读,向邻里士人借阅,读书辄成诵,20岁已有名声。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曾任朝廷和地方官职,直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由于做地方官的实际经历,对北宋王朝的政治和积贫积弱的状况比较了解,曾多次上书朝廷,指责因循保守、兵骄吏冗、对外苟安求和等等积弊,主张改革军事,积极备战;改革吏治,精简官吏,以救民急。对王安石变法,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选择推行。因为欧阳修坚持政治改革,在范仲淹等推行“庆历新政”的变法运动中,他积极支持,站在变法派一边,与保守派进行斗争。他不顾安危,直言敢谏,累遭打击贬谪,先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滁州、亳州知州,勤于治理,宽简政事。他一生刚正不阿,屡遭污蔑,自叹不能有所作为。晚年不恋权势,急流勇退。神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告老归休。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王安石称其“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祭欧阳文忠公文》)。

(二)“古文革新”理论

欧阳修的散文是在韩愈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还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喜爱韩文的“浩然无涯”。当时西昆派杨亿、刘筠的华艳文风风行天下,韩愈的文章却湮没无闻,无人道及。他17岁应进士第不中,又取所藏韩愈文集反复阅读,认为“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即以韩文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并立下志向,一旦登入仕途,当尽力于古文的倡导和革新。24岁中进士,做西京留守推官,与尹师鲁等从事古文创作,同时补缀校订《昌黎集》刊行于世,于是韩文行于世,“学者非韩不学”。欧阳修还极力鼓动宣扬,认为“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记旧本韩文后》)。欧阳修虽然推尊“韩氏之文之道”,要与此共传天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因袭,依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现实生活的需要,他对文和道既有继承,又有新的阐述。

1.道应重视实际

欧阳修所谓的“道”与韩愈一样,虽同为孔子、孟轲之道,但他重视实际,反对“以无形为至道”和“执后儒之偏说,事无用之空言”(《答李诩第二书》)。他说:“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道”首先体现在立身行事上,然后表现于文,才能取信于后世。就是说文和道是统一的,而道又重于文。如作家没有思想道德修养,不能做到“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尹师鲁第一书》),不能做到“其与人言,是是非非,务穷尽道理乃已,不为苟止而妄随”(《尹师鲁墓志》),那就会“沉默畏慎”,就不敢坚持真理、大胆直言、嬉笑怒骂,这样就不能写出好的文章。当范仲淹等变法被指斥为朋党而罢官的时候,他敢于针对诏书而写出有名的《朋党论》,驳斥保守派的污蔑,接着又发于义愤不避危难写出了有名的《与高司谏书》,揭露身为谏官的高若讷自私卑鄙、附和权奸、诋毁贤士,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所以曾巩称欧阳修“蓄道德而能文章”。

2.道与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

欧阳修讲的“道”,并不限于孔孟之道,而是把它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他说:“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其原因是“弃百事不关于心”,以自己为文士,“职于文而已”(《答吴充秀才书》),因此只要努力于文章写作,整天不出书窗,下笔之时“不能纵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答吴充秀才书》)。写文章不能随意所至,挥洒自如,就因为对“百事”的道理把握不够充分,“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答吴充秀才书》)。这也就是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说的“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大以光”。强调作为“百事”的道,对文章的好坏,具有关键的作用。

3.文道结合

“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道不能代替文。有道德者,“其见于言者,则又有能有不能也”(《送徐无党南归序》)。如颜渊的道德修养,经历百年千年,没有人能赶上他,但他并没有著述传世。因此,欧阳修又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中说:“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又说:“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做到了“事信言文”,“载大且文”,就可以达到明道的作用。以此看来,道和文是不可分离的,重道轻文,或者重文轻道,都是不对的。欧阳修对文道关系的阐述,比起他之前的柳开、穆修、石介等人片面强调道的重要性,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在理论上就全面多了。欧阳修的书序、碑志,以及一些政论、史论文章,确是做到了事信、言文、载大。

4.文章应表现作者不同的个性,应有不同的语言风格

他说:“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孔子之系《易》,周公之作《书》,奚斯之作《颂》,其辞皆不同,而各自以为经。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与乐秀才第一书》)即文章表现道的方式方法是多样的,语言风格也是多样的,反对文章的因袭模仿、千篇一律,提倡文章的个人创造。这与石介所说,“孔子为圣人之至”,“吏部为贤人之至”(《尊韩》),王禹偁所说的“吏部之文与六籍共尽”(《答张扶书》)等,完全不一样。

欧阳修关于文道的理论,比起韩愈的更具体、更实际,更富于现实性,因为他是从个人实际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易懂,容易为人所接受。他奖掖的后进,如“三苏”、王安石、曾巩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而又有不同的补充发展。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欧阳修周围一大批作家文士的散文创作,而且对西昆派专以“雕章丽句”为能事,“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完全脱离现实的文风,是有力的批判。

(三)超绝的散文艺术

1.平易自然,精练条畅,繁能疏臆,言义尽达

欧阳修学韩文,把它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但对韩文奇崛的一面,却不赞成。他反对当时的华艳文风,也反对险怪之语,主张写文章要平易自然,“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曾巩曾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转达欧阳修的意见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平易自然的风格,是欧阳修对韩愈“文从字顺”的继承发展。所谓平易自然,并不是简单浅薄,随意涂抹,而是用朴素通俗的语言,精练地表达出事物的复杂内容,条达疏臆,言能尽意。如他的《朋党论》,对保守派强加给革新派罪名的驳斥,文章的中心是要说明朋党有好有坏,君主要善于分清“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一开头就点明论题,“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然后指出小人是以利禄财货相引为朋党,他们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坚持道义,实行忠信,珍惜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朋也”。几句话,抓住本质,把君子、小人的朋党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因此,朋党之说,不可一概否定,为人君者要治理天下,就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逻辑严密,无可辩驳。然后,又引证史实,尧、舜用君子之朋天下大治,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朝兴盛,殷纣亿万臣有亿万心卒以亡国;汉献帝囚禁名士,将之视为党人而汉室大乱;晚唐以朋党尽杀朝廷名士,而唐走向衰亡。用历史事实相互比较,进一层说明上述道理,最后又概括综合,使道理进一步深化,希望君主从“兴亡治乱之迹”中得到借鉴。这是一篇与当时政治密切相关的说理文章,欧阳修用平易通顺的语言,把道理一层一层地讲深讲透,没有昂扬激愤、声色俱厉,却以实实在在的事理,显示出以理服人的力量。再如《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死去60年的父亲所写的墓表,其时他的父母已“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在这墓表中称扬父母的德行,可不同于一般,然而此文却毫不矜骄雕琢,仍以平易自然的笔调写出。文章先写母亲: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

几句话,写出母亲守节、居穷,勤俭持家,教育子女成人的节操;然后又以母亲的话语,表现出她对丈夫尊崇的感情和对子女的殷切希望。父死家贫,母亲在深感难以支撑的情况下,想到父亲一生的德行,因而“以有待于汝也”,期望子女能继承父志,“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相信必将有一个像样的后嗣。欧阳修父亲的德行怎样,这是作者要写的主要内容。作者从母亲介绍其父来写,一是写他“居于家”,在父母丧亡之后,“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其孝敬父母的感情,终生不渝。一是写他施于外事之事。父为吏,深夜燃烛处理办案公文,屡次停笔叹息,“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表现出为人的宽厚仁爱。又说:“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这就进一步写出了其父执法的公正严谨。举出这两个方面的大节,其他立身行事可以想见。写父母言行,以小见大,娓娓而谈,如话家常,而真情实感自然流出。再如《与尹师鲁书》,这是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到贬所写给尹师鲁的回信,这时尹师鲁被贬郢州酒税,先离开封,信中问近况。欧阳修告诉他到夷陵的情况:“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笋、茶荈,皆可饮食,益相喜贺。”记叙事情,毫不经意,语言平易,接近口语,亲切有情趣,作者不因贬谪而忧戚的坦荡胸怀,自然显出。正如苏轼所说,“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居士集序》)。苏洵也说:“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2.委婉曲折、跌宕多姿,往复回环,情意不尽

委婉曲折、跌宕多姿的突出特点,在叙事抒情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答吴充秀才书》,这是欧阳修对吴充来信求教的答书。开始就展读文稿的初步印象,“浩乎若千万言之多”,接着说冷静下来再读的感受:“及少定而视焉,才数百言尔。”这是一折。再对其文加以评价,“辞丰意雄,霈然有不可御之势”,肯定文章词汇丰富,意蕴雄厚,有气势。文章写得很好,为什么还来求教呢?“然犹自患伥伥莫有开之使前者,此好学之谦言也。”那是由于你自己担心没有人开导,对前进的方向不清楚,这是好学而讲出来的谦虚话。这是二折。下段欧阳修表示自谦,“修材不足用于时,仕不足荣于世,其毁誉不足轻重,气力不足动人”。言外之意,我个人什么都不行,你为什么来向我求教?这是三折。“世之欲假誉以为重,借力而后进者,奚取于修焉!”世人都是想借别人的声誉来提高自己,想借别人的力量使自己得到晋升,你的求教是不是为这个而来呢?这是四折。又说:“先辈学精文雄,其施于时,又非待修誉而为重,力而后进者也。”你是不是要借助我的声誉和力量呢?这是五折。最后才说,你不是为以上那些,“然而惠然见临,若有所责,得非急于谋道,不择其人而问焉者欤?”这是六折。文章经过这些迂回婉转、吞吐抑扬,然后才转至文章的中心,论述自己对道的见解,跌宕起伏。

《读李翱文》也有类似写法。在开头一段之中,再三转折,跌宕抑扬,开始读翱《复性书》三篇,“曰此《中庸》之义疏尔”,认为写得不好,智者不读也懂得,愚者虽读也不理解,这是一层。又读《与韩侍郎荐贤书》,“以谓翱特穷时愤世无荐己者,故丁宁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但又稍加肯定“亦善论人者也”,这是第二层。“最后读《幽怀赋》,然后置书而叹,叹已复读,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与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也。”这是对《幽怀赋》和李翱其人的赞赏,这是第三层意思。经过几个转折,对李翱的了解认识,逐渐加深,愈来愈好。欧阳修赞赏《幽怀赋》,是因为此文不像韩愈和众人一样,为个人遭遇不幸而“叹老嗟卑”;李翱担心的是国家的命运,“虑行道之犹非”,感叹的是朝廷不能以天下之大平定河北的藩镇割据,并以此为忧。“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则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这篇文章是欧阳修贬谪夷陵,到达贬所的前夕所写,称道李翱“所忧之心”,正反映了作者虽在贬谪途中仍念念不忘国家的安危。以李翱所处的中唐比当时的朝廷,“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因而发出“可叹也夫”的感慨。

被推崇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的《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援古以论今的史论。意在指陈时弊,引起统治者的警悟,文章写得缠绵婉转,情意不尽。开始,以深沉的感叹起笔,“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跌宕委婉地提出论题。抒情之后,叙事中突出“三矢”的细节,然后又在议论中一唱三叹,“可谓壮哉!”“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顿挫抑扬,令人深思。然后,才由此正面提出结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文章至此,似已结束,但意犹未尽,再就盛衰两方面加以论述,并对结论加以补充:“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委婉详备,跌宕多姿,增强了使人深思警戒的作用。刘熙载说:“昌黎《与李习之书》,纡余澹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欧文若导源于此。”(《艺概·文概》)苏洵说欧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这是对欧文以上艺术特点的准确概括。

3.情景交融,意境优美,韵律谐和,含蕴深长

欧阳修博学多才,诗词文都擅长。他以文为诗,使诗歌散文化、议论化;同时又以诗为文,把诗的意境、想象、韵律以及含蓄婉转、意在言外的特点注入散文中,使散文增加诗情画意和内在的韵律美。如《祭石曼卿文》,对这位死去20余年的朋友的悼念,对其非凡的气概、高尚的品质、盖世的才华、不朽的名声,称颂备至。“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生动形象,情意深长。然而,英才的墓地现在却是:“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这是一幅形象逼真、宛如在目的荒凉墓地图景,情景交融,表现了作者的沉痛悲哀!作者又把怀念的深情推进一步:“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这里用骚体赋的格式,使句式变化,抒写出人生凄怆悲凉的感慨,音调抑扬,纡徐婉转,低回跌宕,情韵不尽。

《醉翁亭记》是一篇广为传颂的名文,足以代表欧文的风格。文章开始一段写滁州地理人物,连用九个“也”字,每一顿挫,使读者仿佛看到作者在指点山川,介绍名胜,介绍人物,从而自然地点出醉翁亭的所在及其由来,点出醉翁的特征,给人以亲切之感。接着写滁州自然环境中的早晨晚上以及春夏秋冬的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写景如画,颇含诗意,指点环境,情景交融,含蓄地表现出醉翁的愉悦心境,把“乐”字轻轻点出。在这样的“乐亦无穷”的环境中更衬托出滁人之乐:“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是一幅百姓游乐的图景。它又衬托出太守所设宴席中众多宾客的欢乐:“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滁人为什么这样欢乐?众多的宾客为什么欢乐?文章虽未点明,但读者可以想象得到,这是太守治滁的结果,滁州百姓生活安定,大家才会心情欢畅。文章却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给人以许多联想。在众宾欢乐的情景中,“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不说太守欢乐,只说醉,联系上文“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就可以明白醉翁太守把山水欣赏的乐趣,感受在心间而寄托在酒中,饮酒而醉,乐在其中。最后写黄昏景物,“夕阳在山,人影散乱”,“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游人走后,群鸟正尽情欢乐,这是醉翁欢乐心情的反映。“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太守以滁人的快乐为快乐,但乐的具体内容又始终没有完全说出,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补充。回环往复,情景交融,音律和谐优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4.突破旧体,辞赋散文化,创造新体文赋

欧阳修工于律赋、骈赋,但他的《秋声赋》则是突破旧体赋的形式,继韩柳赋的散文倾向而创造的新体文赋。《秋声赋》用散文的笔调,却又具有传统赋的铺陈手法,具有诗的形象、意境和韵律的特点,故人们把它看作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

《秋声赋》的内容是写秋夜的感想。写秋之作,历代多有,但它与以往的赋不同,不从实处写,着重从虚处着笔。文章写的秋声,实际上是秋夜的风声、虫声、落叶声,以及秋风触动树木,触动各种物体而发出的声响,作者把它们融合虚化,并借助于丰富的想象,用形象的比喻,把这无形的秋声,由远而近地表现出来,渲染秋夜肃森的气氛:

变虚为实,把复杂无形、难以捉摸的秋声描绘得如此生动具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使人仿佛可见可闻,达到了传神的艺术境界。

然后,又以丰富的想象,用铺陈的笔法,从色、容、气、意、声几个方面,描绘秋天的景色、秋色的由来,进一步渲染秋天的肃杀之气:

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用排比的句式、诗歌的韵律,把秋声的凄切、秋色对万物的摧败零落做一番描绘,形象丰满,秋气的肃杀更加突出。作者在着力描写秋声、秋景、秋气中,寓情于景,渗透着无限的感慨。

《秋声赋》是作者52岁时的作品,回首壮年,历经坎坷,不能有所作为。此时年老病衰,虽身居高位,又何能为?忧心满怀,因而从秋声中触发了自己的感慨:“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感叹不已!结尾又写“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应和自己的叹息,不尽之意,又在言外。这是作者庆历新政失败以来政治上苦闷的反映。表面上表现出安分知足、养生全命的消极思想,但实际上“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

欧阳修另有一篇《鸣蝉赋》,也是写秋夜的感想,从韩愈《送孟东野序》中“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推衍出“万物莫不好鸣”的论点,并加以发挥。把人与物比,蝉声同万物之鸣一样“有若争能”,但时间环境改变,“俄而阴云复兴,雷电俱击,大雨既作,蝉声遂息”。人不同于万物,所贵之处,“盖已巧于其语言,又能传于文字。是以穷彼思虑,耗其血气。或吟哦其穷愁,或发扬其志意,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作者以此“聊为乐以自喜”。此文与《秋声赋》比较,作者似乎并没有消沉。

欧阳修的散文艺术,平易自然,流畅婉转,以诗为文,曲达情意。这同他善于从口语中提炼语言,纯熟地运用语言;又善于吸取骈文的长处,在句式上骈散结合,长短间用,参差错落;在韵律上又注意音节的和谐、灵活变化,是密切相联系的。

(四)卓越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是对韩柳散文的创新,他的文赋是对唐赋新的开拓。唐代笔记、小品文很少,到宋代,笔记特别繁荣,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内容包括典章制度、遗文逸事、人物风貌、民间风俗等,著名的如沈括的《梦溪笔谈》、苏轼的《东坡志林》、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宋朝的时代风貌,文字大都清秀生动。欧阳修的《归田录》是同类作品中出现较早的一部。他的《六一诗话》,则又是把评论诗歌的随笔从一般笔记中分离出来,自成诗话的一种体裁。他又是宋代最早写题跋小品的散文家。他的笔记小品和其他散文一样,自然平易,明白晓畅。

欧阳修的散文众体皆备,艺术成就颇高,完成了宋代古文的革新,为宋代散文创立了一种平易自然、纡徐委备的新风格。欧文不仅影响了当时苏轼等一批作家,促进了宋代散文的繁荣,开创了宋代散文的新局面,而且影响了明清两代唐宋派与桐城派的古文作家。

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是在前代优秀散文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他吸收了唐代散文的成果,特别是受到韩愈散文“文从字顺”,善于锤炼语言,采用民间通俗口语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唐宋传奇和通俗文学语言的影响;对《左传》叙事中的夹叙夹议,《孟子》散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也有所吸取;《史记》的影响就更为明显。刘熙载说:“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又说:“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艺概·文概》)可见,欧文兼采众长,更善于创造。他博通古今文学,积极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阅历深广,他的创作严肃认真,不惮修改,一丝不苟。他的平易自然的文章看似平常却艰辛,他的道德节操与文章密切相连,所以曾巩称他“蓄道德而能文章”。这些都与他的散文创作成就有重大的关系。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第一个在文学上取得多方面杰出成就的作家,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他在唐代古文运动衰落了一百年之后,继续倡导宋代古文的革新运动,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有突出成就的作家,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最后取得古文革新的彻底胜利,使宋代散文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为我国古代散文开创了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