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适卫，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论语·子路》

孔子去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说:“人口已经够多了，还要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起来。”冉有说:“富了以后又还要做些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

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孔子的治国设想。首先要增加人口。在孔子那个时代，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是最大的国力。人口增加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国力坚实的基础，所以孔子看到人口增加，会发出“好多的人”的感慨。其次在具备了发展的基本条件后，要引导人们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即富民。管仲是这方面的实践者、先行者。他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先养活人口，再搞好经济，再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孔子的“先富后教”，可以说是深受管仲的影响。最后在百姓富裕起来之后，要赶紧补上文明教化的教育，即“教民”，否则老百姓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因崇拜物质而成为“富而无德”“富而无礼”的暴发户，也失去了发展生产、克己复礼、让每个人都活得很有尊严的最初宗旨。

孔子的担忧，是看到了当时大量的富裕人群的无礼、失德现象后的有感而发。有意思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当代社会，我们会发现令孔子担忧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人口已经被“富之”，但还亟待被“教之”。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购买力的奢侈品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贫乏、苍白和迷茫。历经风霜的国人却越来越“务实”，人们在“实用理性”的诱惑下，最终沦为功利主义的奴仆。比如在教育界，很多学生虽然成绩优秀，但却缺乏“关心他人，尊重生命”的基本意识。在社会上，到处矗立的高楼大厦，满街跑的奔驰和宝马，却支撑不起值得世界尊敬的中国。

“教之”，是为了提高国民的人文素质，重塑国民尊严，让每个国民都能体面地生存。当我们用尊严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崛起时，不能看这个国家中富裕的人有多少、有多富，生活体面的有多么体面，而取决于这个国家中穷人有多穷，生活不体面的人有多么不体面。只有“全体人民平等友爱”，整个中国才能在世界上赢得令人敬重的身份和地位，那时的中国才能算得上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国民尊严重塑的过程。

孔子认为，对于民众的教育，应该把重点放在“礼”和“信”的教育上。

“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居于领导地位的人，讲究礼节，则国家是很好管理的。所以他说:“能够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让原则来治理国家，怎么能实行礼呢?”(《论语·八佾》)

《颜渊》篇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又问:“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中，信是最重要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只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领导拥有千辆战车的诸侯国的君主，一定要严谨地对待治理国家的事情，要对人民讲信用。对于人民不讲信用，人们就不会信任他，人民不信任，就无法建立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能，就无法施政。孔子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富足和信任上。正常情况下，先要使百姓富足，然后进行教化。即使经济有困难，也一定要取信于民。失去百姓的信任，尽管还有经济基础，政权也会垮台。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的治国思想。全部儒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

孔子“民无信不立”的治国思想，或许是来自于周成王“君无戏言”和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启发。周成王同弟弟叔虞做游戏，顺手摘了片梧桐叶子给他，说这是玉圭，我封你为诸侯。叔虞把这件事告诉周公，周公立刻去见成王，成王说，我不过是陪他玩玩而已。周公说，君无戏言，天子一言既出，史官就会记下，朝廷就会谈论，在全国流传开来，封侯怎可当儿戏?于是，成王只好封叔虞于晋。但始于周初的以信治国的优良传统，到了周幽王时却被忘记得干干净净。

公元前8世纪初，西周最后一个天子幽王继位。幽王昏庸，只知讨好褒姒，不理国事。褒姒不善笑，幽王费尽心机欲图褒姒一笑，而褒姒始终不笑。周幽王为博得褒姒一笑，竟然在无敌来犯情况下，点燃烽火!烽火是古代的重要军事通讯设施。为传递紧急军事情报，往往于军事要地，每隔一段距离建一座高大的高台，谓之“烽火台”。一旦有敌国入侵，白天则举烟，夜里则举火报警。倘若周天子举烽火报警，诸候都有派兵驰援之义务。当周幽王真的无故点燃烽火后，临近的诸侯得了这个警报，赶紧带领兵马来救。来到之后，方知空跑一场。但此情景却也真的逗笑了褒姒。此后，幽王又数次点燃烽火，以博取褒姒的笑颜。逐渐诸侯们看穿了幽王是在戏弄他们，便在峰火再度燃起时，不去理会这个昏庸的君王了，周幽王为了取得褒姒更多的欢心，后来干脆把王后和太子废了，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原来王后的父亲是申国的诸侯，知道了这个消息，就联合犬戒进攻周朝的都城镐京。周幽王连忙命令把骊山的烽火点起来，烽火台上白天冒着滚滚浓烟，夜里火光通明，可是诸侯们还以为是天子在戏弄自己，没有一个救兵到来。犬戒兵一至，把周幽王、虢石父和褒姒生的儿子伯服杀了，把褒姒也抢走了。西周灭亡。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于诸侯的信任，“美人一笑西周亡”成为历史上的笑柄。四百多年后的商鞅，通过“立木为信”取信于民，使得变法顺利开展，秦国变得强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的教训值得吸取。对于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来说，立言当慎不仅仅是威严所系，更重要的是关乎政府的公信力。除非时机成熟、势在必行，但凡涉及到全局层面的政令都要慎重出台。朝令夕改，必然会引起社会运行机制和轨道的转换以及黎民百姓行为和心理的调适，而转换和调适的过程，都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

政府作为社会的领导核心，若要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除了坚持发展经济建设之外，“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唯有赢取人民的信任，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执政党的地位才能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