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刍议

一、《孙子》的若干有关情况

《孙子》又称《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著。孙武是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军事名著，历来十分重视。在国外，《孙子》影响也很大，早就有日、英、法、德、俄等文译本流传于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皇威廉二世深悔未早见《孙子》一书，日本把孙武推崇为“百世兵家之师”，把《孙子》誉为“兵家圣典”。日本现有《孙子兵法》的有关著作达百余种，不但汲取我国历来《孙子》研究的精华，而且有效地运用于现代经济管理各条渠道。《孙子》所阐述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结晶，赢得后人的敬仰。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4页）提出应加强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的研究，这是很好的建议。就《孙子》而论，它既是兵书中公认的经典著作，自然首先应该着力研究。研究《孙子》，应该对有关《孙子》的若干情况有一定的认识。

（一）关于年代与作者

过去有人觉得《孙子》内容有浓厚的战国色彩，成书年代应在战国，进而推测作者应是另一人，如孙膑。银雀山汉简吴、齐两种《孙子》同时出土后，有人说汉简的发现已证实《孙子》十三篇是孙武亲著。不过银雀山简本《孙子兵法·用间》提到“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是战国中后期人，晚于孙武，也晚于孙膑，这就出现了《孙子》成书年代的问题，也出现书的作者的问题。通常从历史记载看，一是《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按，“孙”不应用其他解释，而应确指孙子和孙子学派）；二是《尉缭子·制谈》：“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是也。”三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闾），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普，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些宜说明孙子其人其书当在春秋末期的吴国，书又流行于战国的齐国，其后经后学增益、删选，吴、齐两个《孙子》实是前后相继的一家之学。至于宋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古今姓氏书辨证》曾记孙武世系，所记孙武以前的部分却与《左传》不合，只能权备参考而已。

（二）流传与著录

《孙子》的流传，过去看到的是宋以来的今本《孙子》，现在又看到了银雀山简本。尽管这两种本子篇次排列不一致，文字也不尽相同，但这两者都可成为了解《孙子》流传的支柱。（简本残缺较严重，只有二百余简，二千四百余字，与今本对照，仅三分之一强，但却从中发现了《吴问》《地形二》《黄帝伐赤帝》等不见于现存史籍的佚文，以及孙武以“妇人”试行列陈的记述。）

《孙子》流传可以用曹操注今本出现的前后进行观察。在曹注本以前，暂且不谈战国情况，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小序，可以知道汉代官方对兵书有过三次大整理，经过整理，形成八十二篇本《吴孙子》（唐以后不见著录）和八十九篇本《齐孙子》（隋以前已失传）。在曹注本出现以后，杂篇淘汰成十三篇。曹操对东汉以来流传的古代兵书所做的鉴选工作是：首先对当时流行的《吴孙子》重作删选，抽出十三篇单为之注；其次编杂编为《续孙子兵法》；最后集诸家兵法成《兵书接要》。有人对此有所忽视，就连《史记》中唐代张守节《正义》也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按：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往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毕珣《孙子叙录》等显然叙述不清。

曹操目光敏锐，所注十三篇，不失本真。我们把秦代和两汉时期各种书上所有征引《孙子》书的文句罗列出来，更可见不出十三篇之外。这些文句详见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391～396页，恕不一一转引了。

《孙子》十三篇单独流传的时期（两晋）在曹注本出现之后，从南北朝到宋先后出现许多新注本，其所注皆存于宋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中，成了所谓“十家注”，又叫“十一家注”，这多出的一家是指唐杜佑《通典》中《孙子》引文的注语。我们现在依循的《孙子》就是这“十一家注”的《孙子》（此即上海图书馆藏的宋刻本；中华书局1962年据以排印，曾与其他刻本相比勘，但对正文没有校改，只对个别注文加以校正。）

（三）版本和校勘

宋以来《孙子》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仅近人陆达节《孙子考》和《孙子兵法书目汇编》所收就有数十种之多。这数十种不同版本可以归纳为三个类型：一是魏武帝注本——有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影刻本（宋刻原本已不见）；二是《武经七书》本——有宋刻本，原本流入日本（1906年），《续古逸丛书》有影印本；三是《十一家注》本——有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足本、残本各一，上海图书馆藏足本（略残）一。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本即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其缺页据国家图书馆藏宋本补配。

校勘方面，较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张贲、明代刘寅及赵本学的校勘，清代孙星衍的校勘，解放后杨炳安的校勘。张贲、刘寅、赵本学有妄改原书之嫌，杨炳安混校各版本，又杂据张贲、刘寅、赵本学之校，唯清代孙星衍所校最精。银雀山简本的发现，对进一步校勘多有启发。

（四）基础性研究

对《孙子》基础性研究历来重视不够。这具体表现在注释上。《孙子》注释数量不小，但未曾有过确切统计。“十一家注”为我们保存了不少古本异文和古代训诂，但一般过于简略。宋以来武学教本多串讲大义和引附战例，对语言文字的考释很少建树。清以来也没有一个大家作系统精到的注释。比如“计篇”的“计”，一般解释为“计谋”，当然不算错，但更具体的意思是指计算，即篇末所说的“庙算”。（可参篇题曹注“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庙算是指出兵前在庙堂上用一种叫“算”的计数工具进行计算。“算”用竹木小棍制成，也叫“筹”或“策”，古所谓“定计”、“运筹”、“决策”，都是指出兵前用这种竹木小棍计算敌我实力优劣的过程。这种制度起源甚早，弄清这种制度，对该篇所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的含义方能理解得更深刻，“得算多”、“得算少”所确指的内容也方能领会得更透彻。又比如《形篇》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单从字面上解释，未免浅尝辄止，有必要联系古代的军赋制度来解释。“度、量、数、称、胜”都有特定含义，指的是古代如何由土地面积的“丈度”决定出产粮食的“称量”，如何由出产粮食的“称量”决定兵役员额，如何由兵役员额决定敌我实力比较，如何由敌我实力比较决定胜负。再比如《势篇》“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的“卒”，前人解为“兵卒”的“卒”，今人更释为“重兵”、“伏兵”，其实这里的“卒”应紧联全篇“奇正”意旨而释为“诈”。与此同时，我们比较《军争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诈”、“利”对言，则可用为佐证：“以卒待之”之“卒”应为“诈”。还有，《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诈战不日”的“诈”，依何休注，“诈，卒也，齐人语也”，也可补证“诈、卒”在齐语里常音同而混。《公羊》多齐语，“诈、卒”常混，孙武本齐人，有时说“诈”为“卒”，无足为怪。凡此种种，涉及名物制度，涉及特定概念，涉及方言俗语等，必须注释清楚。由于基础性研究不够，注释就显得十分薄弱。

基础性研究不够还反映在章句结构上。比如《九变篇》和《九地篇》，是《孙子》全书中编次加工最粗糙的两篇。《九变篇》开头五句有四句与《九地篇》重出，而且《九变篇》中的“绝地无留”银雀山简本出自《九地篇》，这些都是《孙子》编次过程中留下的混乱现象，然而前人在认识不足的情况下，或删或移，难免失当。特别是张贲、刘寅、赵本学受理学影响，反对句解，注重整体分析而妄改原书，致有与书篇主旨不合。

基础性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其重要性远在其他研究之上。我们知道，孙武死了两千余年，他的书流传到现在（尽管有所改易），我们只能通过现存的语言文字基础性分析研究去了解它的军事思想内容，不能反过来忽视用来记录军事思想内容的语言文字去构想它应该是什么思想内容。这个顺序颠倒不得，可是前人时贤往往把它弄颠倒了。

（五）高层次概括

在申述《孙子》的内容时，有人把《孙子》内容归纳为“五事七计以道为首，运筹庙算得算多胜，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因敌而变因变制胜”四句，又据以简化为“五事、庙算、先知、权变”八字，再从而简化为“计、算、知、变”四字。实质问题是，这一简而又简的“四字诀”能如实反映《孙子》核心内容吗？看来应让事实来回答。为窥全豹，这里作《孙子》全书示意，权使读解并进而作深广度的剖析先有初步印象。

《孙子》全书示意，见下表：

《孙子》十三篇的每一篇都加表解，分别列于每篇之中，自可逐一参阅。作为示意，只能略为提引，势难概全。如果提引式的示意能对全书的全面深入的剖析有所启迪，高层次概括更可“言不多而能要其中”。通常高层次概括失偏的原因之一，往往跟基础性研究不足有关。基础性研究充分，高层次概括自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二、《孙子》与先秦兵学的联系

了解《孙子》与先秦兵学的联系有利于更好了解《孙子》。

军事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军事包括军队建设、组织和训练，也包括军队的运用；狭义的军事则仅指军队的运用。中国古代的“兵法”强调军队的“妙用”，即最大限度地发挥战略战术的功用。战略战术来源于职业性的实用军事知识，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军法”（为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而制定的各种条例规定）。军法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一是军赋制度，二是军队编制，三是列阵诸法的操练。兵法脱离军法而独立，是中国古代军事趋于成熟的标志，但兵法始终以军法所涉及的内容为基础。《孙子》的军事认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军法的发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先秦兵书分权谋类、形势类、阴阳类和技巧类。权谋类相当于今天的战略学；形势类相当于今天的战术学；阴阳类杂有迷信思想，也含与军事有关的气象学和地形学常识；技巧类涉及射法、剑道、格斗等等武术。今本《孙子》十三篇内容以权谋为主而包括形势。如依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谓十三篇为上卷，尚有中、下两卷已佚，这已佚的中、下两卷或许包括属于后两者的内容了。

先秦兵书大多成书于战国中晚期。战国中晚期战争空前激烈，作战方式和军事制度不断变化，兵学相应快速发展，齐国尤其突出，《孙子》的成就正与春秋末至战国中晚期这一兵学发展的历史因素分不开。《孙子》十三篇在先秦兵书中成绩最为突出，后世奉为兵学经典，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对战略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对战术思想的深入阐发。

我国古代把战略叫做“权谋”，《孙子》把“权”（权变之义）视为优势的发挥，所谓“因利而制权”，也称之为“诡”或“诈”，说“兵者，诡道也”（《计篇》），“兵以诈立”（《军争篇》），与古时候“成列而鼓”形成鲜明对照。“诡诈”概念的提出也是我国古代战略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成列而鼓”的军法概念逐渐被抛弃（直到今天，人们简直把“成列而鼓”看作是“蠢猪”式的战法了）。《孙子》的“谋”指战前的定计，“先计而后战”为战略（权谋）思想之根本。《孙子》战略思想的精华反映在《计篇》《作战篇》和《谋攻篇》中，依序申述了战争从制定方案策略到实施方案策略的过程，《作战篇》《谋攻篇》发挥“兵不钝而利可全”的思想，强调速战与伐谋。

我国古代战术学叫“形势”。《孙子》中的“形”含形象、形体之义，主要指战争中客观的、有常的、易见的诸因素，它与定计过程（实力计算等）有关；“势”含态势义，主要指人为的、易变的、潜在的诸因素，与计的实行过程（随机的能动的等）有关。“形”与“势”不同但可相互转化，比如“形兵”的“形”即指人为造成的“形”，其实也就是“势”。至于“形势”合用其要义即“势”。银雀山简本《孙膑兵法·奇正》说“有所有余，有所不足，形势是也”，与《孙子》战术思想相合。《孙子》战术思想明确反映在“虚实、奇正”上，即“有所有余，有所不足”之妙用。用今天的话来说，“虚实”即通过分散集结的运动造成预计会战地点上的敌劣我优（主要指整个战局的兵力部署）；“奇正”即依先出击、后出击、正面迎敌、侧翼突袭、主攻、助战等行动作兵力配置（投入实际战斗的兵力运用）。

三、《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关系

过去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人们对两个孙子的关系曾经有过各种不同误解和争鸣。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和研究，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两个孙子的关系。认识这一关系，对了解《孙子兵法》在历史上的最初传播及《孙膑兵法》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等都有裨益。在这方面，霍印章《论<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师承关系》一文（解放军出版社《孙子新探》70页～83页）具体谈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内在联系和师承关系。”这篇文章材料翔实，言简意赅；如果我们能据以全面比较阐发，另撰专著行世，当更可有利于《孙子》的理解。现有现行文章在，这里不多引用介绍，只是略加提示而已，祈读者自行翻阅参会。

四、《孙子》的现代科学价值

一个理论体系的科学价值表现在它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我们评价理论体系科学价值的标准和出发点。根据这一标准和出发点，不难看出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了的《孙子》的理论体系在现代也有科学价值。

从哲学上说，“唯物主义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客观世界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孙子》虽然还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从它所反映的谈兵内容看，应该说它的军事理论体系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军事领域有其杰出贡献，在古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宝库中独树一帜。

概而言之，《孙子》的思想理论体系的精华，是朴素的唯物论战争观和自发的军事辩证法。这也就是《孙子》的科学价值所在。

建国初期，人们对《孙子》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注意到了，但对它所包含的军事思想体系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它在现代的科学价值的估计也不够充分。这是已成的事实。

《孙子》所包含的辩证法因素，本书各篇中“军事哲学思想评要”部分已分别作了阐述，这儿不重复。《孙子》的军事思想，各篇的“军事哲学思想评要”部分虽然也涉及到，毕竟是散见的，不是从整体上阐明的。因此，这儿有必要对军事思想作些说明，并进行扼要的提示。

《孙子》军事哲学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些讲《孙子》的书都有过阐述。比如郭化若译《十一家注孙子》（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中有《论孙子兵法》，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有《略谈<孙子>》等，都着重叙述了《孙子》军事哲学思想。有些关于研究《孙子》的单篇文章，还提出了研究《孙子》思想的基本框架结构的构思。凡此种种，既有现成论著在，这儿没有必要重复叙述或转录，下面只想扼要提示两点，略为通阅《孙子》全书提供简单的导引。由“导引”而及其他，则可以简驭繁。

（一）建立唯物论战争观，强调主观能动性。

商代以来，奴隶主的天命论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凡战争，要进行占卜，以“预知”战争的胜负。春秋末年，随着奴隶主政治的动摇，在哲学思想上天命与反天命、有神论的唯心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已相当激烈，《孙子》反映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孙子》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篇》）主张“禁祥去疑”（《九地篇》），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

《孙子》意识到战争有赖于经济力量，提出要“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相应地强调了“兵之情主速”（《九地篇》）的时间因素的利用。

《孙子》重视调查研究以掌握战争主动权，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和“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地形篇》）的卓越论断，坚信“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军争篇》）。“胜可为也”（《虚实篇》），可以说是驾驭客观条件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最扼要的概括。

（二）用辩证法宇宙观考察应用战争规律。

《孙子》估计战争胜负因素，列举了“五事”、“七计”；谈论将帅，提出“五危”、“六败”；分析战况，从敌我、主客、众寡、强弱、奇正、虚实、攻守、进退、动静、勇怯、治乱、久速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对立范畴出发，全面观察，周密对待。

《孙子》重视战争转化运动：“避实而击虚”，使敌人的主动地位转化为被动地位；“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篇》），使敌人的“佚、饱、安”向其对立面“劳、饥、动”转化。“因敌而制胜”，要在着眼于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随机对付敌情，灵活变换战法。

而种种战争规律的运用，仍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前提。

由此观之，《孙子》军事思想的哲学基础，显然是朴素的唯物论和原始的辩证法。

《孙子》的科学价值，不仅表现在它的思想理论体系上，还表现在它对客观的指导上。仅就《作战》《谋攻》两篇战略思想而言，它包含了对总体战争、实力计算和政治威慑作用的深刻阐明，就都有指导实践的效用。《谋攻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重要的军事观点，从理论到实践，影响都极其深远。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75页）。此外，在《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80页）和《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01页）里也曾引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仅这句话的认识作用和指导实践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管理，借鉴《孙子》的思想、原则和方法，是不容置疑的。《孙子》不特在对外“商战”，在国内企业管理诸方面用之有效，其他领域也多可借鉴。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孙子》警句，日本棒球运动员也往往牢记不忘。其所以如此，一言以蔽之，《孙子》一书渗透着许多符合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其方法论也是正确的。

*　*　*　*

末了还想指出的是，当前国内外正把《孙子》提到研究日程，相应地人们越来越多地关心《孙子》的读物。在这过程中，现行有些读物的若干问题也不断地被提出来了。这从发扬传统军事文化角度看，应该是件好事。比如《计篇》“将听吾计”的“将”，郭化若《孙子译注》说：“将，这里用作副词，抑将、行将，也就是假如。”这里把表示时间程度的“行将”、表示选择关系的“抑将”、表示假设关系的“假如”放在一起，等同起来，就使读者无法确解了。这种不能确定哪个解释可取、哪个解释不可取而随意把几个截然不同的解释全都注上去的做法，既反映出注释者捉摸不定、不求甚解，也造成阅读者印象混乱、无所适从、正误兼容并包。无可否认，《孙子》中有不少词是有着不同解释的，但是上述这种把意义和功用不相同的全都等同起来处理而不加任何区别，自然跟一般持不同见解的解释是两回事，不可相提并论。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的重要，兹特附录一节短文（《中国语文》1988年第5期398—399页）如下。当然，这一短文不一定就是定论，仅供参考以资隅反而已。

《孙子译注》商榷

郭化若同志的《孙子译注》别出机杼，独树一帜。其注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译文力求“信、达、雅”，在保持原有风格、神采和丰韵上颇见功力。笔者多次研习，受益不浅，但也有一些疑问，现提出向读者请教。

一、“将听吾计”的“将”不是“假如”。

《计篇》（三）：“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其译文是：“如果能听从我的计谋，用我指挥作战，一定能胜利，就留在这里；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虽用我指挥作战，一定会失败，就告辞而去。”“将”的注释是：“将，这里用作副词，抑将，行将，也就是假如。”

按：“抑将、行将”是副词，“假如”是连词，二者不能混淆。“将”在上古多用作副词或名词，用作连词较少。用作连词的“将”，只表示疑问句的选择关系，不表示假设关系。

“将”若释为“假如”，全句就表明一个军事家可以自由地选择国家指挥作战，而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战国中后期。这样的译注与“《孙子》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初”的说法产生了矛盾。“将”应释为“将军”。全句可译为：“将军听从我们的计谋，用他打仗一定胜利，我们就留用他；他不听从我们的计谋，用他打仗一定失败，我们就撤换他。”全句表明选用将军的标准是听不听“吾计”，从而强调了“计”的重要性，这就照应了上文。下文说明国君如何任用将军，与此句内容也有呼应之处。“将”释为“将军”，全句内容是国君选用将军，而不是将军选择国君，这样就与《孙子》成书时间的说法保持一致。

二、“先传”的“传”不是“规定”。

《计篇》（五）：“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其译文是：“这是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是根据随时变化的情况，临机应变，不能事先规定的。”“先传”的“传”未注释。

按：“先传”的“传”译成“规定”，是译注者为了强调军事家要“临机应变”而创用的。“传”本无“规定”义，用作动词，多为“传达、流传”义。曹操注曰：“传，犹泄也。”泄，即泄露，流传。“先传”，义为“事先泄露”“事先流传”。《孙子》一贯主张要保守军事机密，反对事先让士卒了解作战意图和行军方向。对于军事家取胜的奥妙，更要保守机密，不能事先流传、泄露出去，这就是所谓“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它也“临机应变”的思想是毫无关涉的。

三、“再籍”的“籍”不是“户籍”。

《作战篇》（八）：“役不再籍，粮不三载。”

“籍”的注释是：“籍，户籍。”

按：《说文》曰：“籍，簿也。”“簿”为登记、书写所用的册籍。“籍”由“簿也”引申为“登记”。《史记·项羽本纪》：“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和《汉书·武帝纪》：“籍吏民马”中的“籍”皆为“登记”义。“再籍”与“三载”结构同，“籍”与“载”均为动词，“籍”应释为“登记”。

四、“引胜”不是“引来敌人的胜利”。《谋攻篇》（十八）：“是谓乱军引胜。”

其译文是：“这就是所谓搞乱军队，自己引来敌人的胜利。”

按：“乱军”的“军”是“自己的军队”，而“引胜”的“胜”却是“敌人的胜利”，忽敌忽我，前后所指不一。宋梅尧臣注曰：“自乱其军，自去其胜。”“引”释为“去”，是有根据的。《战国策·秦一》“军乃引退”和《战国策·赵三》“秦军引而去”都证明“引”是“去”的近义词。“引”释“去”，前后皆指我而不指敌。《辞源》释“引胜”为“失去胜利机会”，符合原意。

五、“信己之私”不是“伸展自己的意图。

《九地篇》（九十二）：“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

“信己之私”的译文是“伸展自己的意图。”

按：“私”无“意图”义。先秦著作中“私”常为“偏爱、恩爱”义。如屈原《离骚》：“皇天之无私阿”和《仪礼·燕礼》：“君之私”中的“私”皆为“偏爱”义。《礼记·郊特牲》：“妇馂余，私之也”中的“私”是“恩爱”义。“信己之私”，直译是“伸展自己的恩爱”，意译是“扩大自己的恩爱范围。”《孙子》主张把恩爱多用到自己人身上，把威风全加到敌人头上，此即“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刘唯力）笔者认为类似现象不少，也曾连续发表有关文章于《中国语文》杂志社另一刊物《中国语文天地》（1989年第2、3期）上，作为“提倡谨严学风”的“信息”提出来。拙文原来是1988年12月应复旦大学中文系邀请讲学时的讲稿，后来《中国语文》编辑部来函说要全文刊出。全文万余字，现仅将最后几句话转录于后，以供参考：

在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竹简本出土后，《孙子兵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但存在问题仍不少，比如《形篇》“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这“度、量、数、称”都有与军赋制度有关的特定含义，而文物出版社的竹简本《孙子兵法》没有从孙子引用这样的古汉语的依据出发阐明其名物制度，达到确切了解它们的含义。军事院校出的《孙子兵法》译本照抄竹简本，也没有深入发掘含义。

还有，《孙子》的思想表达问题的认识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只能做尝试性的探索。目前简单揭示还可以做到，谈得入木三分就难。王力先生生前拟撰就《古人的思想表达》一文，而时间七八年过去，一直没能完成。后来勉强出示草稿，仅四千余字，且自认为言不成理，同行学者也感到不够满意。由此看来，包括《孙子》在内的古人思想表达问题应是我们今后探讨的新课题（决不是搬用一般修辞、逻辑术语所能展示）。但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终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会有后来居上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