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运用符号学分析新闻传播文本的符号系统
符号学是对各种符号以及它们作为文化意义运载工具的一般作用的一种研究。卡西尔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动,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广播传播作为人的一项交流活动,在全部的活动过程中,充满着符号的意义。下面介绍几个符号学的关键词,它们是基本的分析工具。
索绪尔指出,符号包括两个构成性元素:“能指”、“所指”。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组成了内容方面。
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一个符号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必须有某种物质形式,必须指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必须被人们作为某种符号使用与承认。
巴尔特举玫瑰为例:在通常情况下,一朵玫瑰就是一枝花,但如果某位年轻男子将它献给女朋友,那么它就成为一种符号,因为它代表浪漫、激情,而她也承认玫瑰的这种意义。
唐代大诗人王维《红豆》诗曰:“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如果用传播学分析,这是喻物(红豆)寓情(情感信息)。如果用符号学分析,红豆在诗中成了象征意义的“红豆”,成为一种表情达意的符号。因为红豆一旦作为象征意义的“念想”赠送对方,它便代表友谊、友情或爱情,而对方也承认红豆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能指”和“所指”是成对出现的概念。这就是说,一个语言符号是由符号的概念和符号的音响—形象构成的。例如“树”这个词,是由一棵树的概念(即所指)和由“树”的发声形成的音响—形象(即能指)之间的结构关系构成的。
所指和能指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一个重要术语,它不仅指出了语言符号的本质,而且适用其他符号系统。索绪尔用下面这一模式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说:“能指,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所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the physical form)——如一个词的发音或一张照片的外观。所指,是使用者对符号指涉对象所形成的心理概念(mentalconcept)。”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通常并不是一次性的,它们之间具有某种序列关系。在第一级序列中,由能指和所指联结成一个整体,即符号。在第二级序列中,前一级序列中的符号又变成了能指,与另外的所指共同组成第二级序列的符号。说不定还有第三级、第四级序列等。巴特尔给出的模式如下:
1.能指 2.所指
3.符号
11.能指 11.所指
111.符号
接下来,我们将对录音系列报道《秭归人民的新生活》作细致的符号分析。
作为符号系统,录音系列报道《秭归人民的新生活》提供了广阔的听觉空间。
首先来看“能指”方面,录音系列报道《秭归人民的新生活》调用了丰富的能指。其中,声音型的能指有自然形态的声音符号,例如猪叫、狗叫、鸡叫、溪水哗哗声等音响;语音型的能指有电传输的声音符号,例如,“三峡工程决议通过”的实况音响、秭归新城迁址现场报道实况音响、记者后期的文字配音等。
总之,所有这些能够被识别的“物理环境”构成了录音报道的能指系统。
其次来看“所指”方面,与能指相比,所指对于听众的读解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因为所指并不像能指那样直观、外露、相反,它所指内隐而含蓄,因此,面对相同的能指,不同的听众由于阅历、文化、爱好、性格、习惯、心理环境等不同,品位的所指经常会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格式塔学派心理学家考夫卡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物理场”和“心理场”。
为了解释清楚什么叫录音报道中的“心理场”,让我们再讲个故事:冬天,一个暴风雪的夜晚,有一个人经过几个小时的骑马跋涉,穿过一片冰雪覆盖的大平原,来到一家旅店门前,店主人迎着来客惊讶地问:“你从哪里来?”当知道客人来的方向,店主人惊叫起来:“啊,你知道你已经越过了康斯坦斯大河吗?”客人听后,一下从马上摔了下来,晕了过去。
在这里,对于这位远方来客实际上经过那段深不可测、冰雪封闭的大河这一“物理环境”,已为感觉上的一片“大平原”这一心理环境所取代。考夫卡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物理场”和“心理场”。
所谓“物理场”就是客观存在的物理环境,所谓“心理场”,就是主观上对环境的感知。
从某种意义来说,录音报道中的审美问题,也正是在于努力去寻找、追求并完善听众“心理场”的问题。因为客观上的“物理场”与主观上的“心理场”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
在《秭归人民的新生活》中,广播记者也十分清楚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录制声音时,有意识地借鉴画面蒙太奇的镜头组接方法,即通过语言、音乐、音响效果的密切配合——连续的声音形象,来表达人物感情、环境气氛、情节发展等。一方面,它保留了自然形态最核心的听觉元素——川江号子、招魂曲;另一方面,它又加入了新的听觉元素——“三峡工程决议通过”的实况音响和秭归新城迁址现场报道的实况音响。这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语境,通过声音蒙太奇的手法,广播记者将川江号子、招魂曲的原始语境纳入新版录音报道的语境之中,于是组接而成了《秭归人民的新生活》。
由此,该录音系列报道的所指也就迎刃而解。单调而沉闷的机器声,所指是几十年不上不下的三峡工程(给秭归人民造成的抑郁);“三峡工程决议通过”的实况音响和秭归新城迁址现场报道实况音响,所指是秭归人民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掌声和“川江号子”结合起来,所指是受到欢迎的表演;江水和“川江号子”结合起来,所指是船工纤夫的生活。进一步而言,在录音报道里,“江水音响”和“情绪音响”是两条线索,它们都各自包含了一个巴尔特的符号序列结构。
通过剪辑技术,两条线在听觉上时而平行,时而交错,时而叠合。“江水音响”和“情绪音响”之间也就有了相似性,两个自成系统的能指——“江水音响”和“情绪音响”由此达成聚合,完成了客观层次上的所指:三峡工程的伟大意义在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治水梦想,世界上最大的电站将造福人民,而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
上面,我们对录音系列报道《秭归人民的新生活》作了细致的符号学解读。由此,我们深刻地感触到:符号学方法是解读大众传播文本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对于新闻、广告、肥皂剧、真人秀等大众文化文本都适用。对于一个广播记者来说,如果仅仅满足于发现新闻、会写点文字解说词、录几段现场音响,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懂得符号学的意义,掌握广播新闻传播的规律和特性,学会用耳朵寻找世界,善于运用声音蒙太奇表现一个真实、丰富而生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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