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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署长,一代英才,一生传奇

时间:2023-12-1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胡愈之先生患气管炎住院已经半个月了。没想到第二天,胡先生突然病重,遽然离世。胡愈之先生也一样,一九一四年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经张元济先生批准,他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毋庸讳言,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无论他做什么,一定会出类拔萃。另外,一九二六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他收到样书后,送给胡先生。

胡愈之:一任署长,一代英才,一生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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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胡愈之先生患气管炎住院已经半个月了。他的精神很好,上午还与邻室的叶圣陶先生笑谈,活到九十岁,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已经是人生的幸事了。没想到第二天,胡先生突然病重,遽然离世。医生说,是七十多年的吸烟史造成的痼疾,是尼古丁要了他的命。这让我想到邹韬奋先生的一段回忆,那是在一九三二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会上有两个人吸纸烟,"他们都不用火柴,一根刚完,即有一根接上,继续不断地接下去"。他们正是鲁迅与胡愈之先生。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前些天有人对我说,听说你在写"新中国六十年出版家",胡愈之先生可是一号人物。我就想,为什么是"一号"?是因为他漫长而富于传奇的革命经历?是因为他曾经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是因为他创刊《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主编"知识丛书"、出版农历《东方红》首印一百五十多万册?是因为他一九五二年反对滥禁书刊,为《新逻辑学》、《红楼梦研究》、《鲁滨逊漂流记》、《田径训练图解》等图书解禁?还是因为他亲手为新中国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出版体制,一直延续至今?

我觉得,这些还难以体现一位所谓"一号人物"的基本特质。我写出版人物,一直坚持一个理念: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职务性的例行公事,不足以反映一位出版大家的文化风貌。那么,胡愈之先生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

胡愈之先生之基本特质

上世纪初那一代出版人,大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胡愈之先生也一样,一九一四年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经张元济先生批准,他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那时他的本名叫"胡学愚"。作为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他能做什么呢?在六小时工作之余,他一头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拼命读书。在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间,他不但熟练掌握了英语、日语和世界语,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百六十多篇著译文章。一九一八年,他开始以"胡愈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据说他这样做,意在表现对胡适先生"适之"的进化论观点的不满,而"愈之"就有了革命的意义。胡先生写作既勤且快,仅在一九二三年,就在《东方杂志》发表六十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胡先生如此超人的才华源于何处呢?有人说,源于他的天赋。他三四岁开始识字,五岁即能吟诗对句,被誉为神童。后来经常有人评价他"头特大,有异秉"。与他同在商务工作过的茅盾先生曾回忆说:"他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宽,……总拿着什么外国报刊,低头疾走,不大跟别人招呼。"一九三九年,邹韬奋先生在《我们的胡主席》一文中也写道,他有"诸葛亮"的绰号,"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头大"说的是脑容量大,它的潜台词是一个人"天赋的才智",或曰天才。毋庸讳言,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无论他做什么,一定会出类拔萃。

胡愈之先生之出版成就

先说办报刊。胡先生似乎有这方面的天赋,据记载,他在读小学时,就在家中编辑过《三日家报》和《家庭杂志》。在他七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中,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有些报刊非常有名;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也排得上"中国之最"。请看,一九二十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上虞声》,一九二一年协助郑振铎创办《文学旬刊》,一九二二年创办世界语刊物《绿光》,一九二五年与叶圣陶等创办《公理日报》,一九二六年参与筹划出版开明书店《新女性》,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为生活书店创办或出版《新生周刊》、《文学》、《太白》、《译文》、《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妇女生活》、《生活教育》和《光明》,一九三六年协助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一九三七年创办大型文摘《月报》和《救亡日报》,一九三八年创办《团结》、《集纳》和《译报》,一九四一年任《南洋商报》主编,一九四五年在印尼创办《民主日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一九四六年创办《南侨日报》,一九四九年创办《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一九八四年创办《群言》。

再说书籍出版。在这方面,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一九二四年为纪念《东方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由胡先生主持编辑"东方文库",计八十二种,一百册。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间,由于邹韬奋先生流亡在外,胡先生在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出版图书七百多种,其中有名的丛书有"时事问题丛刊"、"学习与研究丛刊"、"黑白丛书"、"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和"新中国大学丛书"等,被邹韬奋先生称赞为我们的"诸葛亮",有无限的"灵感";被胡耐秋先生称赞为生活书店的"总设计师"。另外,一九二六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他在法留学期间,抽空在巴黎学习精装书的装帧技术,写信传授给开明书店的同仁们。被章锡琛先生称为"开明书店的参谋长"。

说道一九二六年胡先生在巴黎的旧事,一九八四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他深情地谈道:在法国,重要的著作"一般装订是不切口的,封面也是纸的,不过上面印上书名、作者的名字。这种书买来后,要用切纸刀一页一页地裁开,才可以阅读。一些爱书的人都喜欢买来自己重新装订,装上皮面或者布面,以便永久保存。他们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选用各种皮和布,自己进行装订。所以书籍的装订便成为一种艺术,在法国和德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有英美的书,是装订好出卖的。鲁迅、周作人,还有一些日本的作家,都喜爱这种装订。如鲁迅的第一部译著《域外小说集》,就是不切口的。中国称为毛边书,鲁迅更称自己是'毛边党'。"对于爱书人来说,那是一段很值得珍藏的记忆。

回顾胡愈之先生的出版业绩,有三部书必须提及。一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他收到样书后,送给胡先生。胡先生立即组织王广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和冯宾符十二位译者分头翻译,他本人也以"陈仲逸"为笔名参与其中。为了顺利出版,胡先生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他还为此书专门成立一家出版社"复社"。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推出了新书。当时资金不足,杜月笙先生资助一千元,起了很大的作用。据说斯诺先生看到中文版非常高兴,但第二天早晨找到胡先生说,昨天他与夫人吵了一个晚上,因为胡先生在"附记"中称斯诺"夫人"为"爱人",引起了她的误解,怎么解释都没用,他们只好挖改纸型,重印了事。

另一是一九三八年出版《鲁迅全集》。这部书稿六百万字,由巴人、许广平编辑,拟出版二十卷。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复社出版。为此,他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蔡先生还题写了书名,并且在序文中写道:"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再一是组织陶行知、王纪元、巴金、茅盾、周恩来等人四处推介,书还未出,已实现认购百余部,预收款四万余元,孙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都认购了十套。保证了全集的出版。

说起来胡先生与鲁迅先生还有一点师生情谊。一九一一年他曾在鲁迅先生任学监的绍兴府中学读书约半年。有一次胡先生写游戏文字攻击同学,被鲁迅先生看到,所以给他的学期评语是"不好学"。但是胡先生很怀念那一段时光,他在晚年依然写道:"鲁迅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据郑振铎先生说:"伟大悲壮的鲁迅葬礼的举行,也是他在策动着的。"

还有一套重要的丛书,即"知识丛书"。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生编书之心不死。一九六一年,他召集包之静、王益、王子野、陈翰伯、陈原、金灿然在四川饭店吃中饭,提出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知识丛书"的创意。计划每年出五六百种,编委会中包括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等,一共五十六人。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办公会,专门研究"知识丛书"出版的事。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先生说,由胡愈之做主编,"这等于有出版界的'佘太君'出来挂帅,太好了。"胡先生亲自请竺可桢先生写《物候学》。丛书版式由范用先生设计,封面以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分类。第一本是王力的《诗词格律》,后来还有金开诚《诗经》、杨伯峻《文言文法》、沈起炜《文天祥》、李俨《中国古代数学简史》、林森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华罗庚《运筹学》等,一共出版三十多种。时至文革,丛书出版戛然而止,这也成为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绝唱。

胡愈之先生之著作影响

再说一说胡先生的著述。他一生著作不是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三联书店出版《胡愈之文集》六卷,还有译林出版社出版《胡愈之译文集》二卷,收入的多数是报刊文章。其实他二十岁左右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就写了第一本小册子《利息表》;他还写过小说《少年航空兵》,以及《汉译印尼语词典》和《印尼语语法研究》等。他一九三六年翻译的M。伊林《书的故事》很有名。一九九八年我们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时,还将此书收入"外国文化"书系中,陈原先生为新版写了序言。

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莫斯科印象记》,创作于一九三一年。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途径苏联作七日参观,归国后撰写此书,一年内再版五次,引起巨大反响。鲁迅先生曾写道:"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那么,胡先生在书中写了什么呢?他说,不是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写的"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还有"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

应该说,在胡先生的一生中,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最有影响力,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赋的才华与伟大的思想洞察力。比如,一九一五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世界与与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人(朱光潜语);一九三一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著名文章《寇深矣!》,率先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同年他在《社会与教育》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率先提出与日本断交的主张;同年他首次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题为《一年来的国际》,率先预言日军侵占东三省,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一九三三年他在《生活周刊》发表《民众自己起来吧!》,致使该刊被查封;一九三四年他在《太白》创刊号上发表"怪文"《怎羊打到方块字--提倡写别字和词儿连写》,被称为"汉字改革的先行者";一九三七年他与夏衍先生在《救亡日报》头版,首先喊出"主和者就是汉奸!"的口号,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上发表《谨防疫病》,反对对日妥协,引起毛泽东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著名论述。写到这里,我就想,这样一些"开先河、发先声"的英明论断,一个人一生能做一件,就已经不得了了;胡先生看似信手所为,落笔处石破天惊,实在称得上一个时代的巨子。

胡愈之先生之传奇人生

读胡愈之先生,"传奇"二字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转动。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一九三三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一直是地下党员,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一九三六年冯雪峰先生受党中央派遣,到上海首先见胡先生与鲁迅先生,再去见夏衍先生。还引起夏先生的误会,说冯先生"先见党外,后见党内"的做法是错误的。一九四八年,周恩来问胡先生:"你的(党员)身份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如果是秘密的,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如果公开了,就到新华社去。"因此胡先生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解密。"文革"期间,冯雪峰先生还因为那段"误解"遭到批斗,但当时胡冯二人为了保守党的秘密,都没有说明原因。

还有一段故事,也够得上"传奇"。一九四五年,胡先生还在印尼流亡,国内却传出他已经在南洋病逝的消息。闻此讯息,郑振铎先生写下著名文章《忆愈之》。叶圣陶先生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他与宋云彬、茅盾、傅彬然、曹伯韩等人的一组纪念文章,叹息"一死一生,乃见真情";他们更多的期冀是"海外东坡,死讯误传"。就这样,一段误传,演化成一段佳话。但同在一九四五年,同与胡愈之先生流亡南洋的郁达夫先生,却真的被日本宪兵杀害了。

说到"传奇",还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对沈昌文先生说,我正在读胡愈之。沈先生说,那你一定要看于友的《胡愈之传》,其中有奥妙。我读后果然发现,其中"奇闻"不少。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于友先生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胡愈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预言家,或曰战略家。其一,他第一个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其二,他第一个提出与日本断交的主张;其三,他第一个作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预言;其四,他第一个喊出"战则存,和则亡"的口号;其五,一九四八年,在国共决战的关头,毛泽东公开预测,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年。但胡先生分析,再有一年就足够了。后来毛泽东接受了胡先生的观点,调整了时间的判断。为此,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高明的预见》(一九八六),记述了这件事情。李先生还说,胡先生历来善于分析形势,一九七四年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做未来形势的估计,胡先生的判断与后来的现实大致相同。

但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胡先生的文字几乎都被"官样文章"笼罩着,见不到昔日的锋芒与灵感。有一篇写于一九五九年的《回忆商务印书馆》,其中对于王云五先生的评价,还充满了怒气。他批评王云五把自己老婆的首饰送给孙中山,假装支持革命;批评王云五要求编辑每天必须写多少字,以此来计酬,写错字还要扣钱;批评王云五到国外学习剥削工人的方法,制定一些荒唐的制度;说王云五拿商务的资本,投靠汪精卫;还说王云五没有学问,在政治上是很坏的人,等等。这样的情绪,让人联想到一九三二年胡先生主编《东方杂志》时,为编辑《新年的梦想》那篇大稿子,与王云五先生之间发生的不快,他也因此离开了工作近二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但一九七八年此文重新发表时,胡先生写了一段《后记》:"这是大约二十年前我的谈话记录。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有不少事实与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确实,在一九八五年间,胡先生口述《我的回忆》,再谈到王云五先生时,他的口气已经温和了许多。

胡先生的晚年,或曰文革后,他天才的灵感又一次迸发了。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他写给孙启孟先生一封信,提出在民主党派搞"群言堂产销合作社"的构想,目的是: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搞经济自治体,搞股份制,云云。今天读起胡愈之先生的设想,我们还会赞叹: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即使风烛残年,他卓越的预判天才,依然灵光闪现。但是,他这一次的设想结果会怎样呢?我们这些后来者,肃然伫立于胡愈之先生的墓前,目光中充满了敬意和期盼!

胡愈之简介:

胡愈之(一八九六~一九八六),原名学愚,字子如,上虞丰惠镇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学者。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一九二二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国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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