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与私德形成

二、公德与私德形成

道德在形成初期还是比较简单的，是同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融合在一起的。只是在社会进一步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阶级的对立出现以后，道德才从原始人的那种统一的意识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

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私域与公域有了各自的空间。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私德是人人独善其身，但在私域并非人人做到了独善其身。即使人人独善其身，也不等于公德良好。对于公共建设而言，并非只要私德良好就行了。独善其身的私德在公共领域可以说是被动性质的。没有公德的积极主动建设，社会道德就不可能发展。

中国古人强调私德，而公德却极少有人问津。古人所教的道德，私德居十之有九。梁启超论私德时就说：“故养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过半焉矣。”其原因就在于，“公德者私德之推也”。“推”，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将心比心。只要“能近取譬”，公德便水到渠成。所以，说古代不思考公德问题，也不是公允的评价。我们有没有理由说一切公认为私德的准则，必然和公德准则一致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是或者非。公德证明的是社会人的责任，私德只是个体人的。私德以修身，公德以成就社会文明。

公德就是公共道德，是旨在维护公共秩序的道德规范。一些人缺乏公德心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我们传统的社会形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在“亲熟社会”里生成的道德准则，必然是“私德”，而非“公德”。就个人而言，讲公德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而仅仅讲私德不可能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格。比如为哥们义气两肋插刀是典型的私德，却往往违背公德，甚至危害社会。在公德与私德之间，公德高于私德，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道德观。从社会来说，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转型，而以“私德”为主要特征的道德观显然不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人在私德方面比较推崇知足寡欲，乐天安命；而西方人则崇尚进取和成就。而且总的来说，中国人对于私德的强调可能超过西方人。中国的哲学带有深刻的反省精神，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倾向于人对自然的适应与和谐相处；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倾向于个人的自制。而西方的哲学不需要那么多的反省精神，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他要主动地去认识自然，而不是消极地处于自然之中，甚至听候自然的摆布；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着重于协商而不是自制。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非常复杂，近年来出了不少探讨这类问题的书。其中有一个原因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即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国民生计严重依赖于附着在土地上的农业，而西欧的国民生计自古以来就更多地依赖于畜牧、航海和商业。农业经济基本是一种自给自足经济，所以依靠农业为主的人不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由此才发展出重内省精神的私德。结果西方人比较喜欢英武和勇敢，中国人则赞颂文质和谦让。

道德的是非从根本上看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源于对“善”的认识。公德和私德又以一个人的世界观作为它们共同的基础。如果所有的人都具有同样的善恶价值观，又有同样的世界观，那么在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中，公认的私德准则和公德准则必然是一致的。或者说，按照他们对世间事物发展的认识，私德中某一准则会导致有害于他们认为善的结果，那么这项私德准则必然被放弃或被修改，可是事实上并不存在如此均一的社会。社会中各种人的善恶判断并非永远相同，对于事物发展规律（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的认识又各持己见，一些人认为有利于公德的私德必然为另一些人所不齿。但是在一个具有同样文化传统的民族内，由于内部信息沟通和互相影响的结果，易于形成比较一致的公德和私德准则。在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之间，公德私德准则的分歧不仅可能存在，甚至会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