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分工

在传统理论研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延续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逻辑，即所有权优势是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但是，伴随着资产寻求型投资理论的出现，有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投资与贸易互动的方向，即探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强化自身竞争能力，进而提升产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论综述

国际直接投资就是将本国在某些方面的优势与东道国的要素相结合，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前，必定在将要投资的领域具有某种比较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赚取高额利润。为了分析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威尔士(Wells，1977，1983)提出了小规模化技术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适合市场需求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迫于市场压力，将引进的技术加以改造，使其生产技术更具灵活性，提供品种繁多的产品，以适应小规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从而具有小规模技术的特征。这些经过改造的小规模技术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优势。第二，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还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能够提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特殊产品，在某些时候它甚至可以成为压倒性的经营优势。第三，低价产品营销战略。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普遍较低，广告支出也较少。由小规模技术理论可知，即使是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也能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这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积极的意义。

拉奥(Lall，1983)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地方化是指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对外国技术进行消化、改进和创新，从而使产品更适合自身的经济条件和需求。这种创新过程是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而非简单地被动模仿现有的生产技术。正是这种创新活动赋予了引进的技术新的活力，并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从而使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当地市场和邻国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在拉奥的基础上，坎特维尔和托兰蒂诺(Cantwel and Tolentino，1990)进一步提出了技术积累创新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对引进的技术加以吸收、消化和改造创新，进而为本国企业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企业创新活动有所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学习”特征。该理论从技术积累过程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对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小规模化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时存在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对于没有任何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其是否存在对外的动力却没有予以说明。Joze P．Damijan(2007)分析了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并对斯洛文尼亚的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率等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仍可能对外投资，并从企业总体的战略分析了其投资的目的。他认为，这些企业通过对外资投资可以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并向国内转移，从而提高企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所以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了其对先进技术的获取能力。

马亚明(2000)研究了策略竞争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认为垄断优势既不是FDI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面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发展中国家企业的FDI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策略。在投资主导型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的现代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企业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而FDI是他们挤入市场、占领市场、保有自己市场占有率的一种积极策略。

无论是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传统跨国公司理论还是上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认为企业可以依靠自身力量进入东道国的市场并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而国家干预的意义不大，提倡减少国家干预和保护，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阶段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现状

邓宁将一国投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其投资发展仅经历了其中的前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这四个阶段划分的标准是:第一阶段，资源和能力基础较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 000美元(欠发达国家);第二阶段，资源和能力基础有所改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3 500美元(国内市场呈现上升趋势);第三阶段，人力资本和当地创新能力变得十分重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 500—8 000美元(国内市场呈上升趋势);第四阶段，工业化接近成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8 000美元(相对丰富和成熟的市场)。

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出口主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等技术产品和服务业增加;进口为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消费品行业，但也出现一些高技术行业;产业内贸易依然很低，但呈现增长趋势;有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和消费品行业，也有部分服务业;对外投资开始，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产业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明显。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出口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产品和服务行业，资源密集型产品相对减弱;进口主要集中在高消费品和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产业内贸易日益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不断升级，并越来越多地涉及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领域;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中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产业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增加。

对于上述五个发展阶段，如果以对外投资净额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地位，以人均GN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就可以按照一国经济所处的不同发展水平，将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演进过程用示意图来表述(参见图3-1)。其中，序号1—5依次代表了投资发展的五个阶段。

图3-1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模型

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较低，其经济力量也决定了目前仍处于较低的阶段，即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通过图3- 2可以看出，目前发展中国家仍是外商投资的净流入国，但向国外的投资不断增加。

图3-2　1980—2006年发展中国家FDI、ODI流量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不仅较低，而且增长速度非常缓慢，而在199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但1998年以后，尽管总体仍处于上升趋势，但波动加大。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言，无论从存量上还是流量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上。

Dunning，Hoesel和Narula(1997)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浪潮进行了分析。他们将80年代初主要以阿根廷、巴西、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作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跨国公司发展的“第一波”，将90年代以后在新的全球化浪潮中兴起的主要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新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作为“第二波”。“第一波”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处于IDP(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发展的第二阶段，而“第二波”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图3-3　1980—2006年发达国家FDI、ODI流量

几乎各种贸易分工理论都可以论证，参与国际分工是一个双赢的过程。经济发展的绝对数据也能提供相应的支持。二战之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甚至有部分国家已经跃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行列。但是，在当代国际分工的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劣势地位，而且这种困境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化而得到改善。尤其在新的产品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将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各环节进行拆分并进行全球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国际分工和规模化带来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以“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仍受发达国家支配。在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下，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等方面都占有优势，控制着世界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以及绝大部分国际贸易和金融机构，掌握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受支配状态。

第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传统理论对国际分工关系的分析，往往是发展中国家从事农业、一般制造业，而发达国家从事现代工业，因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这一分工格局在今天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导致新的分工格局，即: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以及服务业和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而将越来越多的劳动、资源密集型以及污染较重的产业和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除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越来越多的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这就决定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的低层次的弱势地位。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贸易保护主义隐蔽性更强。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技术、环境、劳工等标准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并以此削弱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优势，进而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差距扩大。

第三，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要素的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知识经济对于工业化经济是一场历史性的变革，这场变革使知识、信息、金融、创新能力、核心技术诸要素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一般劳动力会因全球化而供给过剩，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的约束也趋于缓和，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已易于获得，而知识要素却具有显著的稀缺性。由于资本要素作用的相对下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资本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并通过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本和一定的技术优势，但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在知识经济要素的占有上仍处于领先地位。

第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当代国际分工包含着不同产业之间、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等多个层次的分工，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是国际分工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崭新结果。全球化经济是信息经济、服务经济，也是高技术产业经济。新兴的附加值高的产业只掌握在一部分国家手中，产业结构的国际差异日益增大。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将其生产布局日益细化。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以往在各国进行的产业间分工不同，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跨国公司可以将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按照成本最低的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在产品的价值链上，发达国家往往控制着具有核心技术意义的主要零部件的生产制造，处于价值链的上游;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下游。由于其产业主要在价值链中的低端，这种分工格局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难度，使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与其分工形式

从国际视角来看，不平衡性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世界经济仍处于中心—半外围—外围的格局中，由于国家之间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性，在格局的内部可能会有动态的调整^[4]，但总体来看，这种格局将长期存在下去。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取高额的回报，但由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而没有完全达到效率寻求型和资产寻求型的层次，说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仍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不能说明其在技术上的突破，而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是国际视角下分工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国际分工的形式。

在市场视角下，国际分工分为垂直型国际分工、水平型国际分工和混合型国际分工，资本的流动对于市场视角下国际分工形式的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上述章节的分析，国际分工的形式存在着从垂直型分工到水平型分工再到混合型分工占据主导的发展过程。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是垂直型国际分工，这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随着上述因素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也动态地演变，逐步从垂直型国际分工占据主导地位的状态中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产品在生产链和价值链上一般可分解为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几个区段。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许多企业共同来完成一种产品，并通过利益纽带使一系列相关而独立的活动发生联系。因此，产业链主导的价值链表明了处于不同层次经济分工的企业在获取市场价值中所占有的地位。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价值链中，跨国公司主要是专注于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高增值性价值链环节，而把外围零部件生产或组装加工等低增值性价值链环节安排到其他国家，从而促使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形成(如图3- 4所示);发达国家更加注重于向服务业倾斜，强调突出核心业务，并以核心业务来驱动相关业务的拓展，从而控制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以保持其价值链经营战略的竞争优势^[5]。

图3-4　跨国公司价值链经营战略与产品内分工

总之，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促成价值链的全球化，进而推进了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的扩大和深化。各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过程也就是对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体系的融入过程。在这种分工格局和价值链体系中，发达国家的企业处于价值链的高端，控制着生产环节中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并实行全球采购;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接收简单的包装、组装，或低水平的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其利润的主要部分流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仍愿意参与其中。因为，产品内分工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提供了提升生产经营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通道，提供了企业乃至一个国家加速发展、后来居上的途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来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和方式，以寻求尽快进入国际经济活动中，并提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四、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与其国际分工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既表明其要素禀赋数量和结构的改善，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方面的生产优势开始融入发达国家的生产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将有利于其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改善。

在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下，资本、技术丰裕的发达国家作为投资母国占据着产品价值链的上游，而作为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下游，专业化从事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发展中国家依据比较优势参与到这种分工体系中，由于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和其他效应，的确会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并逐渐实现技术的升级和资本的积累。但是，投资母国同时也在进行可能更快的技术更新，在动态发展的价值链上，发展中国家尽管获得了一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不断向上攀升，但仍然难以摆脱低端分工的地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打破这种困境，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主要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培养技术优势。一方面，引进先进技术，加大科研、教育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产品的非核心环节转移出去，从而专注于研发环节和核心生产环节，形成技术积聚效应;此外，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还可以实现“窗口公司”效应，把握行业技术动态和引进先进技术。二是培养竞争优势。在产品内分工的格局下，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再局限于其所在国家的比较优势，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配到合适的国家，从而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自己产品的竞争优势。这种凝聚了多国比较优势的产品，显然比传统分工模式下以单一国家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的产品更具国际竞争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在资金、技术上处于劣势，但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生产技术，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因此，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得技术积聚并整合全球资源，从而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近年已经跃居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通过引进外资，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成为众多全球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在现实中反映为贸易总额的逐年增加和加工贸易比重的不断提升。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低端地位。根据全球价值链形成的一般规律，这种状况是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必然结果。只有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处于主导地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才能占据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并整合全球资源，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传统分工模式下，对于不具有资本、技术优势的中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几率很小，但是新时期的产品内分工模式则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契机。

在产品内分工模式下，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以产品价值链为视角，跨国公司将非核心生产环节或低附加值环节外包给别国的关联企业，从而占据价值链的高端;以整合全球资源为视角，跨国公司利用生产环节的全球布局，将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统一转化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因此，对中国而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至少可以在两方面提升其分工地位:

第一，将低附加值环节、非核心环节外包，专注于价值链相对高端环节的生产，培养核心优势。在传统的产品间分工模式下，国际直接投资更多的是产业的转移，例如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从而使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越来越具有竞争优势。随着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其竞争优势开始弱化。与此同时，一方面更多的劳动力价格较之中国还要低廉的国家和地区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可能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优势产业。但是，在产品内分工模式下，这种转移变成可能。任何一种产品，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其生产环节仍然可以分为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中国完全可以利用长期积累起来的在制造业方面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产品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放在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国家生产，而本国的企业则可以专注于产品的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当然，除了劳动力优势之外，诸如公共设施、市场环境等等方面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考虑因素。但是，这种利用产品内分工模式提升价值链层次的途径仍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利用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整合全球资源，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品内分工，意味着各个环节的生产得到优化配置，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最终构成产品的竞争优势。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培养起许多的优质企业，这些企业同样具有资本和技术上的优势，具备对外投资的经济基础。因此，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整合别国在产品某一环节上的比较优势，如资源优势、劳动力优势、营销渠道优势和技术优势等等，使之转化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排斥引进外资，与此相反，继续引进外资以求更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国际产品内分工体系中，是实现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同时，企业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则是从根本上对价值链进行重构。因此，这两种方式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都具有重要作用，并形成有效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