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断裂文脉

重构城市记忆　接续断裂文脉

威海市档案局（馆）　张建国

在城市化运动由经济建设一枝独秀向经济与文化建设并重，社会对档案的认识由传统的文件库向人类记忆库、知识库转变，档案馆由传统的综合档案馆向公共档案馆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探讨“档案与城市记忆”这一课题，有助于档案部门认清形势、明确方向、找准定位，以新作为赢得新地位。

城市是历史的产物，其终极魅力来自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积淀。没有积淀就形不成传统，没有传统就没有特色，没有特色就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一切文化积淀都要靠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档案文化遗产不间断地点滴积累而来的。作为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档案是一座城市的记忆之根、文脉之本，其在构建城市记忆、增厚城市底蕴、提升城市品位等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历史也反复表明，档案的“断代”势必造成记忆的空白。就威海而言，建置不过六百多年，作为城市的发展史则更加短暂，但历史的短暂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上的浅薄。由于曲折复杂的发展变迁所致，威海在历史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从明代设卫、清末建海军、甲午海战、英租威海卫，到民国中央直辖特区，这些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构成了其独特的城市记忆。但因种种原因，承载这些记忆的原始档案几乎流失殆尽，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威海市档案馆馆藏历史档案仅有12件明清诰命书和246卷革命历史档案，不仅数量少，而且极不系统。经地级市成立后20年的发展，虽然具备了现代都市的气质与经济实力，但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能走出单纯依靠民间传说去诠释城市历史的尴尬局面，难以形成中心城区的历史文化辐射能力，不仅令许多外地人认为其“新有余而古不足”，缺少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而且也导致本地市民缺乏对城市历史的了解、认同和归属感，“历史虚无”、“文化沙漠”的观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潜意识中。有鉴于此，我馆针对建国前威海对外交流频繁的历史特点，抓住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遇，于1996年起实施了对流失海外的档案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对其进行积极的开发与传播，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一、狠抓资源建设，构筑地方特色馆藏体系

丰富的档案资源是档案馆构建城市记忆的基础。要全息再现历史，必须具备足够数量的特色馆藏。为查找散失、填补“断代”，我馆以突出特色、优化结构、提升总量为目标，大力加强资源建设，形成了历史、现行两手并抓，文书、实物多载体并重，国际、国内双管齐下的全方位资源建设新格局。

一是面向国外，大力开辟征集渠道。在我市流失的近代历史档案中，英租威海卫32年和英军租占刘公岛42年的档案流失最为严重。为此，我馆于1996年利用出席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机会，同与会的英国国家档案局局长萨拉·泰克女士就档案查取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此后，我馆一方面依托官方机构，加大对国外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部门的征集力度。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机会广泛联系、多方接触国际友人，大力开展国外民间征集，并于1998年起，先后5次组团专程赴英国、南非，征集到以英统时期为主的近代历史档案4万多页、缩微胶卷248米、照片3600多张，填补了威海42年的文字和影像两项历史空白，在全国首开地方跨国搜救流失海外文化遗产的先河。国家档案局将其列为全国涉外档案征集的重点项目，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刊物对此进行了介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得知消息后，点名视察我馆。2004年，我馆又应邀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做了一期专题访谈节目。此后，又有山东电视台等10家省市级新闻媒体来威专访或远程约稿，相关报道被国内四十多家网站转载。

二是面向国内，积极开展馆际间征集。威海，在历史上曾诞生过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发生过著名的甲午海战，1930年又成为中国以和平方式收回的第一块租借地和英国自美国独立战争后向主权国家移交的第一块殖民地，也是民国时期全国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反映这些历史的许多重要档案资料，散存于北京、山东、江苏和辽宁等地。做好这部分档案的征集，同样能够填补历史断层，而且较之到国外收集更为简便。为此，我馆通过加强与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山东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的馆际协作与交流，先后征集到中日甲午战争、威海卫特别行政区、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资料四千多份，使威海的历史档案更加系统和完整，为促进地方史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和可靠依据。

三是面向社会，直接到市场上征集。通过近年来出国考察，我们发现，国外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部门在收藏上的界限相当模糊，基本上是兼收并蓄、一馆多藏，具有非常强的综合服务能力。而我们在资源建设方面长期满足于接收同级立档单位的公务文书档案，对于能够反映当地历史发展的其他各种档案缺乏足够的重视，直接影响到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社会形象及其公共服务能力的发挥。由此，我们认识到要全息再现历史，就必须走多元化的征集之路，既要内容专深，又要体现全面。为此，我馆转变传统接收征集思路，将一切能够反映威海历史、人文特色的档案资料全部纳入收集范围，特别是对于即将消逝的现行物件给予特别关注，直接从国内外古玩旧货市场和民间搜集、购买。到目前，我馆通过这一途径，已收集到反映20世纪20～30年代各种社会生产生活用品四百多套（件）。此外，还加强了与境内外民间收藏人士的合作，仅香港著名邮品收藏家哲夫先生一人就无偿向我馆捐赠了原版威海老明信片和甲午战争绘画近千幅。上述征集档案史料的措施不仅使我馆馆藏量有了极大提高，而且优化了结构，地方特色更加明显。与1994年相比，我馆馆藏全宗已由110个增加到261个；门类由4个增加到20多个；数量由23041卷（件）增加到132994卷（件），其中，公务文书档案的比重由99%下降到37%；历史档案由246卷增加到2524卷；照片由1041张增加到32000多张。

二、狠抓开发研究，打造特色档案服务品牌

我们认为，在整个社会文化框架中，图书馆出学者，博物馆出文物专家，文化馆出文艺专家，档案馆就应该成为出地方史专家的部门，这样才能改变档案馆仅能提供档案原件的局面，提高档案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因此，近年来，我馆在扮演好档案守护者角色的同时，以创建研究型档案馆为目标，积极担当起档案资源第一开发利用者的责任，以英租威海卫历史研究为突破口，深挖威海的历史文化底蕴，大做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文章，努力争当地方文化精品生产的生力军，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行业特色的服务品牌。

一是史料编研力求精品化。自1987年我馆成立以来，我们在编研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偏重于文献汇编和专题资料等适用面较窄的中初级成果的开发，编而不研、研而不透，导致以量取胜的多、以质取胜的少，一般化的大而化之的东西多、精而管用的东西少，结果是忙而无功、劳而无获，没能产生多大的社会影响。为扭转这一局面，我们牢固树立质量至上的理念，立足孤本求特色、精编细研抓精品，根据档案资料直接编研出为社会所需的终端性成果，选准时机、及时推出。目前，我馆除已完成《狮龙共存威海卫》等7部外文专著和二百多万字外文档案的翻译外，还应邀在《光明日报》、《大众日报》、《北京科技报》等多家中央和地方媒体发表专版专题性历史研究文章六十多篇，有的文稿被搜狐、新浪、《中国民航报》、《京华时报》等多家媒体收录转载；2003年至今，又编研出版专著9部。这些工作不仅带动了我馆工作的转型，而且深挖了威海的历史文化底蕴，收到非常好的对外宣传效果。特别是2003年出版的《米字旗下的威海卫》，首次凸现了英租威海卫在近代中英关系史中的地位，先后获威海市直机关优秀工作成果奖、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山东省对外传播优秀作品一等奖，被威海旅游、宣传等部门列为必读书籍。山东史学会称之为“近年来我省史学界的一件大事”。经英国英中友好协会的主动要求和积极配合，2006年该书经调整改写后，又正式出版了英文版并在英国销售，成为山东省档案系统和威海市在国外发行的第一部断代史外文著作。

二是政务调研力求特色化。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开始以殖民地模式经营威海，西方建筑文化对威海的渗透由此起步，给今天的威海留下了一批带有西洋风格的老洋房。作为这段特殊历史的物化记忆，这批老洋房已经成为威海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给我市增添了厚重的历史、人文意蕴。但在以往，由于记忆载体的“断代”性流失，导致一栋栋老洋房经常因来路不明而被随意拆除。为此，2006年我馆依据从英国查到的原始档案和馆藏史料，历时近一年的时间，对我市市区范围内现存的66处107栋老洋房的历史来源与价值、保护和使用现状、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全面考证，并就其今后的保护使用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提供市领导和主管部门决策参考。由于注重了自身资源的稀缺性和异质性，注重了成果的精品化和实效性，该报告还被评为威海市优秀调研成果特等奖和市直机关创新创效工作项目。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刘命信专门作出批示，要求将该报告公开辑印出版。在本次调研中，我们得知，原上海慎昌洋行老板马易尔1913至1935年曾在威海租用一套海滨别墅用于家族度假，但其外孙——丹麦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前工业部副部长、驻华大使白慕申20世纪90年代专程来威寻根问祖时，却无果而返。我们利用2007年春节假期，查找到该别墅，并向市政府递交了专题报告，及时阻止了有关企业的拆毁行为。白慕申先生得知此事后，主动表示将向我馆提供其家族史料。

三是开发主体力求社会化。为在更大范围内整合研究资源，进一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2006年我馆联手香港历史博物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办了“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于主题鲜明、题材重大，会议吸引了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香港大学和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24家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50位专家与会。其中有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国家清史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费成康博士，中国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博士，世界申遗组织评委、原港英政府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夏思义博士，中国香港版权审裁处副主席、亚洲专利律师协会主席乔立本先生以及新界议员、高等法院大律师杨少初教授等堪称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会上，各位专家围绕威海与香港的政制模式、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军事、社会生活与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历史人物、区域学术合作、文化遗产保护等八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会议期间，我们安排的英租历史遗迹考察活动也令与会专家流连忘返，在认识历史威海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一个新兴城市珍视历史、关爱文化的良好素质和正视历史的开阔胸襟。本次研讨会与香港有关方面就两地今后的学术交流达成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合作意向，开辟了威港文化合作的新渠道。通过这次会议，也促进了档案馆与社会各界的广泛交流，有效扩大了社会影响。在会议筹备期间，我们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捐赠史料或提供线索的倡议，反响热烈。会议期间，共收到与会各方无偿捐赠的原版老照片、明信片1383幅、文书史料271份、史籍51部、文物51件，探索出一条“以会促征”的资源建设新模式。为打造威海“最大的一战华工招募运输基地”这一新的城市历史文化品牌，我们计划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终战90周年的时机，联合美国、中国台湾等专家学者，举办一战华工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重新审视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探讨“中国人曾拯救欧洲”的新课题，并辅以建设华工纪念碑、纪念馆、史料中心以及拍摄电视专题片等活动，邀请欧洲有关国家政府机构和驻华外交机构派员共同参加。目前，该计划已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学者邀请工作已经开始，近期将组团赴欧洲落实相关事宜。

三、狠抓对外宣传，拓展档案馆社会教育功能

近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对于档案馆工作而言，收集收藏是基础，开发研究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只有以服务全民为目的，以能为普通大众接受的形式，将历史信息普及到整个社会，唤醒全社会的公共记忆，才能有效培养起市民对国家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在这方面，我们重点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配合中心工作，大办主题展览。自1998年起，我馆根据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以及重大外事活动的需要，先后在国内外举办不同题材的主题展览8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其中，1999年针对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霸权行径，在甲午战争故地刘公岛举办的《英国驻华海军与刘公岛》历史档案展，开展第二天，中央、省电台和《大众日报》等媒体就进行了报道。2004年配合我市首次赴欧大型经贸旅游推介活动举办的《百年威海》巡回展，被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卢月可先生评价为此次招商活动的三大亮点之一。在“东北亚经济论坛”、“东北亚经贸洽谈会”两大国际会议召开之际，在外宾下塌的主宾馆举办的“邓肯·克拉克家族图片展”，向与会来宾介绍了这位威海历史上第一位外商祖孙三代与我市的历史情缘。该展览成为吸引入住外宾的突出亮点，以至于在该酒店陈列近三年。在建市20周年之际，与山东大屋房地产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城市记忆——老威海档案图片展》，与宣传部门举办的20周年成就展互相呼应，深受好评。

二是借助媒体力量，扩大宣教影响。近年来，我们开展的涉外档案文化遗产搜集抢救工作和扎实有效的信息资源开发工作，使我馆初步树立起具有文化内涵、地方特色和现代气息的研究型档案馆形象，在相关领域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并引起国内许多影视媒体的关注。为拓展档案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扩大我市对外文化宣传，我馆积极抓住这一时机，利用影视媒体的影响力，开展国情、市情和近代史教育。目前，我们已与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频道、科教频道，山东电视台新闻频道《城市名片》和《正午时光》栏目以及威海电视台、电台联合录制专题片48部（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其中，与威海电视台联手推出的《珍藏威海》成为威海市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该历史专题片每周播出一集，已累计播出一百四十多期，档案部门的社会知名度也随之明显提高，并成为我市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地方历史文化部门。

三是把握社会需求，创新教育载体。2001年，我馆与市园林处联手在威海公园筹建了《威海老建筑》展区，向游人展示威海的历史风貌，成为来威的各地各级领导和重要外宾的必看景点。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威海城市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要彰显海权文化的指示精神，我们又与刘公岛管委会联手筹建永久性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该馆建设历时近四年，以英国皇家海军中国舰队租占刘公岛42年的深厚历史底蕴为展示主题，总投资三千多万元，摒弃了传统的展柜加文字说明的单调展示方式，通过生动活泼的展示方式使观众在重构的历史氛围中了解历史，成为山东省第一家陈列内容全部场景化的博物馆，也是威海市展示手段最先进、内容最丰富的陈列展。2005年5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观众190多万人，被市领导评价为“最有文化品位和深度的项目”，山东电视台专门就此录制了一期专题节目向全省宣传推介。

四、狠抓对外合作，建立文化交流的长效机制

近年来，我们结合涉外档案征集和信息资源开发，以史为媒，广泛开展对外联系，扩大我市对外文化交流。目前，我馆已与英国、美国、南非、津巴布韦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三十多家官方机构、民间组织以及六十多位档案界、史学界或历史见证人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彼此间的交流日趋活跃、大见成效。

一是着眼于资源建设之需，加强与国外民间交往。近年来的出国查档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流失于民间的历史档案不仅数量大、头绪多，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留存，对印证和再现历史具有不容忽略的重大价值。因此，我馆在做好国外官方机构档案征集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国外民间档案的征集工作，并取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我馆与威海近代首位外商嫡孙邓肯·克拉克建立了联系后，他不仅无偿为我馆提供了五百多幅历史照片，而且积极动员家族成员向我馆捐赠档案，并将其祖孙三代珍藏百年的威海卫租借地区旗原件捐赠给我馆。在伦敦大学查档时，当得知有位年过七旬的在读博士对山东教会史颇有研究时，我们又想方设法与其联系，经他介绍，我们又结识了威海一位传教士的儿子柯大卫。在与柯大卫交往中，他对《米字旗下的威海卫》一书中关于罗马天主教对威海卫影响大于基督教的结论提出了意见。当得知这是缘于我们手头缺少基督教史料后，他马上开始动员多位曾在威海生活过的儿时玩伴踊跃捐献文献、图片，“以正视听”。正是由于我馆注重民间交往，才使涉外档案的征集工作得以长流水、不断线，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近年来，我馆与国外来往信函（邮件）年均保持在1000封左右，已征集史料一千余份、老照片二千多幅。

二是着眼于全市外事工作大局之需，做好外宾接待工作。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和对外知名度的稳步提高，很多来威的外国友人也被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介绍给我们，我馆由此成为我市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重点外事接待部门。除重要国际性会议外宾接待外，平常的参观、陪同活动更是接连不断。仅2006年，我馆就接待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十多批次。在接待过程中，我们还不失时机地扩大对外联系渠道，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我馆在接待来威访问的英国彻特纳姆市市长和友协主席时，对其提出了协查档案的意向。回国后，他们便从市场上为我们搜集到一批威海历史老照片。在接待一位韩国客人时，该友人为我们辩认出馆藏老照片中的一位韩国大臣正是韩国明成皇后家族（即闵氏家族）成员，揭开了馆藏老照片中的一段历史秘闻。

三是着眼于资源开发之需，扩大与国外学术界的合作。对英租威海卫史的研究，国外早于国内，成就高于国内，而研究该领域的学者对于我市档案的流失分布情况更是了如指掌。为此，我馆积极加强与国外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先后与国外二十多位专家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在学术交流和资源建设上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仅近两年来，我馆就接待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纽加塞尔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威斯康辛州立大学、霍巴特·威廉·史密斯学院等机构的来访学者十余批次。多年来，我馆开展的国际合作交流活动，不仅为我市追回了大量历史资源，而且使该活动本身成为我市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载体。通过这一途径，国外相关部门和人士在认识历史的威海的同时，也了解到现实威海的巨大变迁；在看到威海蓬勃的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个新兴城市珍视历史、关爱文化的良好素质，进而对我市产生了良好印象，或著书或撰文或游说，成为我市的“义务宣传员”和“义务征集员”。比如，英国苏格兰知名传记作家艾尔利·施奥娜女士不仅为我们无偿捐赠了威海卫首任文职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和末任行政长官庄士敦的原版信件二百多封，而且在其《庄士敦传》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对于那些想到更远的地方去探寻庄士敦足迹的人而言，中国威海非常值得一去。现在，她已成为一座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城市，其历史的宝库——威海档案馆就坐落其中，珍藏着她过去的一切。”再比如，历史上威海与英国苏格兰曾有着特殊的渊源，但由于历史“断代”，我市以往与之交流不深。近年来，我馆因征集档案而与其交往频繁，并得到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但是，当他们得知目前我市仅仅与英格兰的一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后，非常“不满”，不少专家学者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和优势积极鼓动有关地区与我市交流合作。2004年，应邀来访的布莱尔首相的艺术老师迈克·吉尔先生就专门带来了苏格兰北拉纳克郡最高行政长官给市政府的专信，主动表达了两地交好合作的意愿。这种态势使我们的对外交流效果由档案行业延伸到其他领域，引起市委、市政府的关注。2006年，为我市档案资源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邓肯·克拉克先生被市政府授予威海荣誉市民称号，一位普通平民因文化贡献而获得这一荣誉的，这在我市还是头一回。

（作者为原威海市档案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