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格分析

1-1.社会心理分析指义/群体分析与其社会、文化性格分析

如果我们要解释社会心理分析指的是什么，则不妨这样说，它是指采用社会心理学手法去分析与诱导社会生活的心理因素和心理-行为质量。这里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分析的手法，即视角及方法论，二是分析的责任，即实质及意义。

社会心理学的手法，在一般的意义上或就社会心理学的本来意义，是“群体”分析的方式方法；但就群体及其心理的社会、文化根源而言，社会心理学所要分析的群体是有社会、文化上的特殊性的，这就是说，社会心理学分析所面对的群体形态，可以是一样的，可以统称为某类群体，劳动者群体或工人群体或农民群体，知识者群体或教师群体或科学家群体等，这是学科上共有的分析语言，是“分析”上的共同性，而一旦“分析”进入具体区域，则出现群体的社会、文化上的涵义差别，同样的“群体”，作为群体构成的“个人”和“关系”，以及群体内小群体之间的关系和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带上了社会性格和文化性格的特点，是要做具体分析的。这种以特定社会、文化为背景条件的具体的群体心理与行为分析，才是这里提出的社会心理学分析视野。

在心理与行为的社会、文化分类上，或国民性格及民族性格的分类上，很长时间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极法，即西方文化圈的个人主义，东方文化圈的集体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对企业管理上文化背景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对东方日本与西方美国的文化差异有许多的研究，使“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研究也逐渐突现了出来，日本学者在对日本式集团主义研究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个人特点及个人间的关系研究，提出所谓“间人”和“间柄”两个单元概念，⁽¹⁾形成日本社会和日本企业管理研究的文化深层揭示。

在中国，有很多学者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特点做了大量研究。台湾著名学者杨国枢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使用社会取向的概念进行研究，并且用社会互动和性格特质两种观点论证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特点，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兼顾社会互动与性格特质两个层次原则下，对其社会取向概念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杨氏的社会取向主要是指个体融入或配合其社会环境的一套生活适应方式，包括四大类相互关联的特征或内涵，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及他人取向。⁽²⁾杨氏的社会取向论是以Angyl关于人与环境的基本互动方式为基础，界定社会取向与个我取向两种主要的生活适应或运作类型。⁽³⁾

他从人与文化、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区分心理-行为取向的类型，提出四个相互关联的“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将四取向置于社会取向之下成为次级概念，且具有可操作性，这种沿着文化思维程序去建构的模式形态，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为人们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特点提供了一种理路与思考，同时，又为人们研究中国人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令后起者有所遵循，这就是说，笔者看重并看好的不单单是其研究结果，更是研究的与启迪人思的经验。正是在这个想法与态度下，讨论杨氏研究在方法论上给予人们的经验与提醒。

杨国枢教授关于心理与行为取向类型的方法论，是以Angyl的“人-境”基本互动方式为基础引发出来的，Angyl的“人-境”互动是由自主性趋势与融合性趋势两个维度构成，前者自主性为扩张倾向，同化或宰制环境，后者融合性则为配合或顺从环境。杨氏将此两维及其表现力之强与弱交互为四个象限，并择取其中的两个象限：人境融合型（社会取向）、个体支配型（个我取向）。⁽⁴⁾这样一来，社会取向和个我取向便成了相互对应的两极，就是说，在人与环境的互动“方式”中，心理-行为取向上只剩下两种类型。这种研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给予我们的有意义的启发，便显露于眼前。一是在中国型文化中，能否采用“两极”方式规定心理-行为取向类型，即在个人与社会（与他人或群体）关系上的两极，不是“个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如有成对概念出现，就有对“对关系”的伦理方式，而在天人这个本体关系上则是“中和位育”根本方式，并非是“两极”方式，就连作为中国文化单元的“己”，既非西方文化的“个人”、亦非日本文化“间人”，而是体现“关系”的“关系单元”，⁽⁵⁾虽然日本文化属于东方文化圈，但就其文化根性，不同于中国文化。此外，杨氏研究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和给予的启示还在于，取向的层级安置，社会取向为上级概念，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为次级概念，次级概念又有若干下级概念，构成系统。当把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置于社会取向次级从属子系统之时，便出现了：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是否是全部处于同一层级上、相对独立而不重叠的子系统，尤其“家族”与“关系”两者在本质上是否为两个同级系列，中国社会之伦理本位发端于“家”，其间蕴藏的种种关系是人一出生就在他身上发生了的、“天之所予我者”的，而“种种关系即种种伦理”（梁漱溟），从而，像梁氏说的，“伦理本位者即关系本位也”；在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中家庭观念强烈而缺乏社会观念，“两者是不相容的”。⁽⁶⁾由此可见，杨国枢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深刻而又应当切实研究的。

杨国枢教授作为学问大家，在对社会取向系统进行具体分析之时，自然而然触及到中国人“取向”的复杂性和关系运作上的艺术性特点，这证研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卓有成效。

讨论社会心理学分析为何者时，我们自然而然讨论到了杨国枢教授的中国人心理与行为取向研究，这表明杨氏的研究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分析之不可或缺，表明在社会心理分析上有着文化的社会的要求，从而，揭示了社会心理分析对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既有可共同遵循的一般分析规则，更有相互区别的具体分析规则，前者规则寓于后者，后者中见前者；前者一般意义的“群体”分析，是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之规，后者特定生活条件下的具体的“群体”分析，则为社会心理学“文化性格”所定。本书所作社会心理分析，侧重于后者，侧重对25年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社会心理分析。这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发生在几个重要群体那里的重大事件、人和事，都被刻上了中国社会、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