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由一个波谷运行到下一个波谷的阶段。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以经济增长率的“谷—谷”法来划分，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这四个经济周期的时间跨度分别是：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2000年迄今，我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4]。
那么，经济周期是如何形成的呢？回顾1978年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主要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它们与各个时期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大部分重大经济政策的出台，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波峰或波谷前后[5]。
1978～198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78年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按照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中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全国各条战线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高涨。当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7%，成为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然而，大量引进国外设备的“洋跃进”却使1978年外汇储备下降到1．67亿美元，在这种巨大压力下，1979年3月国务院转而出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年M0增长率仍高达26．3%，经济增长率也只是降到了7．6%，经济运行中的过热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外汇储备甚至出现了负值，财政赤字达20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5．2%。到1980年冬季，在当年高通货膨胀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1980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为7．5%），国家经委、财政部、建设银行在11月联合发出企业投资“拨款改贷款”的通知，国务院在12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这一系列紧缩性的经济政策的出台使过热的经济得以降温，1981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2%。
1982～1986年为第二个经济周期。1982年9月，中央召开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83～1985年，根据中央提出的目标，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这三年基础货币供应量（M0）同比分别增加了20．7%、49．5%和24．7%，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0．9%、15．2%和13．5%。但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却高达9．3%。通货膨胀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于是在1986年的4月和7月，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和《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并进一步强调了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要求。虽然当年M0增长了23．3%，但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仅为18．3%，比1985年的32．7%下降了14．4个百分点，货币供给得到了有效控制。该年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也下降为6．5%。
1987～1990年为第三个经济周期。1987年年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经济政策：1987年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指出，1987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向前发展；1987年3月底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意在刺激固定资产投资。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5%，M1增长26．4%，经济增长率比1986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达到11．6%。但198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7．3%，1988年、1989年开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分别高达18．7%和17．8%，同时“抢购风”刮遍大江南北，危及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于是，政府在1989年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性经济政策：1989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中提出，各项改革要紧密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做到有利于压缩需求，调整结构，还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货币发行，调节信贷规模和结构，引导经济健康运行；1989年11月，国务院转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1989年经济实现了“急刹车”，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1988年下降了7．2%，M0增长率下降到9．8%，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4．1%，下降了7．2个百分点，其跌幅之大，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之记录。而1990年3．8%的经济增长率则成了1978年以来至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最低点。
1991～1999年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出现，同样是宏观经济政策使然。面对1990年超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改革的压力，1991年4月，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指出，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20世纪末要比1980年翻两番，从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为了配合政府的目标，央行全年信贷计划为2100亿元，实际却达到了2895亿元，同时将存款利率下调了1．08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提高到9．2%。按照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的精神以及当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所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当年举国上下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年现金净投放115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4%，M1增长35．9%，经济增长率高达14．2%。但随后的1993～1995年，通货膨胀率也分别高达13．0%、21．7%和14．8%。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实施了压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清理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和压缩政府公共开支等“软着陆”政策。这三年M0增长率逐年下降为35．3%、24．3%和8．2%。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过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为13．5%、12．6%和10．5%。
1996年“软着陆”成功后，经济运行本应该步入上升期，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出口受到重创，经济增速逐年走低。1997～199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8%、7．8%和7．1%。到1997年底，政府开始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8～2000年增发国债3600亿元，力图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1998年，国债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约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两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1．7个百分点。
2000年迄今为第五个经济周期。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逐渐走出颓势，回升到8．0%，从而结束了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软着陆”以来，至1999年间，经济增长率连续每年平均下降1个百分点的局面，进入新的周期。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看，根据经验数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当经济增长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出现局部过热；当经济增长超过10%时，就会出现总体过热。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9．1%，正好达到潜在经济增长率，这是一个重要关口。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可以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使经济增长的良好态势保持下去。如果处置不当，调控迟缓、力度不够，就可能使经济增长率很快冲过10%而全面过热；或者调控过早、力度过大，也可能使经济增长率退回8%以下。总之，如果处置不当，仍会出现大的起伏。
图7—1 1990～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波动曲线[6]
现在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处在上升期，我们可以对其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做一些初步分析和判断。
第一，新一轮增长中产业竞争力将更多地与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产业集聚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工业发达国家，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采取集聚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以研究竞争战略而著名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战略》一书中，通过对十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集中表现在这个国家内以集聚形态出现的产业上。近些年来，产业集聚在我国发展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聚使诸多产业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因此而得到显著提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在方圆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彩电、计算机等产品的采购价格较其他地区低30%左右，中国相关行业的领先企业大都在此设立了生产基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将会进入一个产业竞争力与产业集聚密切相关的阶段。某一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将会具体体现于某个产业集聚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既可能是某个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更多的将是新创优势的地区。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和重组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现象。这意味着在某些产业具有传统优势的地区，如老工业基地，当相应产业出现发展机遇时，该地区未必能够分享这种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与市场经济具有一致性的产业集聚条件。
第二，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产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将促进几大城市带的形成和扩展。多年来，我国在城市发展问题上争论颇多。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基本趋势不是重点发展某一类城市，而是若干个包含了大中小多种类型城市的城市带或城市圈的形成和扩展，大多数人口和资源将会集中于这些城市带或城市圈。与国际经验类似，我国沿海地区的几大城市圈和内地沿交通干线的若干城市带正在形成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中，一批高增长产业快速成长，将会加快上述城市化进程，二者之间形成密切互动的关系。新的高增长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日趋深化。过去包容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上下游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分解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往往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甚至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主机厂的外部采购率因此而逐步提高。专业化分工深化后，产业链条的运转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显著加强。从时间上计算，一个产品真正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这一特点在技术含量、附加价值较高的电子通信、汽车等行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服务业大都依托于城市，新的高增长产业对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巨大需求，将为城市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近些年来，出现了不少产业与城市“共生”的典型案例，如香港、深圳的城市功能与东莞的电子通信产业发展，上海的城市功能与昆山的电子通信产业发展等。各地在城市发展中普遍存在寻求“产业支撑”的问题，新的高增长产业的快速成长，将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多机遇。
第三，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市场供求关系变了，但需求面的消费制约和供给面的“瓶颈”制约仍会存在。从需求面看，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来临，是消费结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结果。我国有近十三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近五亿。如此规模的人口进入工业化中期是史无前例的。仅算城市人口规模，也远超过已实现工业化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许多工农业传统产品的产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包括移动电话在内的一些高科技产品的产销量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联系，我国将在一些重要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产销量方面进入国际领先地位，呈现出超大规模的市场容量。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例如，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和生产量都将有很大可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以住宅、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升级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反映。作为这一轮经济增长“龙头”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相当长的增长周期。根据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大国经验，当汽车产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后，将保持长达20～30年的较快增长。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加速时期，有关研究显示，现有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提高和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将会拉动住宅产业至少20年的较快增长。由于住宅、汽车属于10万元级的产品，其价值量远超过其他消费品，它们较快增长的长周期特性，将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奠定最重要的基础。面对需求面的这种新变化，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升级了，住宅、汽车等新的消费热点形成了，它们有市场、有需求，不必担心经济过热。那么，在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还会不会出现消费制约，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还会不会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以住宅、汽车等为代表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目前，我国人均GDP水平刚刚跨上1000美元的台阶，总体购买力还较低。消费结构的这一升级刚刚开始，它需要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长过程。目前，住宅、汽车等数十万元级的“重型”消费所形成的购买热潮，主要还是以较高收入群体为主的消费，这不同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那种有广泛购买力的、排浪式的千元级“轻型”消费。特别是对于广大中低收入者来说，尚难形成对这些“重型”消费的排浪式的购买需求。静态地看，这些“热点”产品目前有市场、有需求，但动态地看，如果让这些“热点”产品的生产能力任意地扩张起来，一旦市场需求因购买力的限制、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消费条件的限制等而发生阶段性变化，其相对过剩便会马上凸显出来。就市场经济下的一般原理来说，一方面，企业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会使其不顾一切地扩大投资与生产，但另一方面，企业又会千方百计地压低工资成本，从而使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因此，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下，市场的扩张赶不上投资与生产的扩张，随后将出现生产能力的阶段性相对过剩。
从供给面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由过去长期的严重短缺变为许多产品都供过于求的相对过剩。面对供给面的这种新变化，有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不必担心经济过热会受到供给的“瓶颈”制约，即使一时遇到“瓶颈”制约，市场调节也能很快地加以解决。这是不符合实际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开始出现的生产相对过剩，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和供给面增强了活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个相对过剩是在经济增长率处于下滑之中和随后处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以下时所出现的，即在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所出现的，而不是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所出现的。就市场经济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全过程来说，生产相对过剩并不是常态，而是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特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率接近和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则会产生资源供给的紧张状态。在我国，能源、重要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部门虽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若经济增长过快，特别是在投资规模过大、低水平高消耗的重复建设严重的情况下，仍会遇到基础产业部门的“瓶颈”制约。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9．1%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告别多年的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原材料的“瓶颈”制约又会立即显现出来（刘树成，2004）。
第四，新一轮周期中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既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又经历了严重通货紧缩。前四轮周期中，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是第三轮周期中的1988年，为18．5%。第四轮周期波峰年过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续3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1994年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21．7%。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采用“急刹车”式的、单一的行政命令调控方式，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没有造成经济的突然猛烈下滑，即“硬着陆”，而是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即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水平。1994年10月份以后，通货膨胀率止升回落，1997年10月份开始，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下降了27个月。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0%。从1994年的高峰到1999年的低谷，物价波动幅度达24．7个百分点，是历次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1次。2000年1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非常缓慢且力度较弱，此后零售物价指数时升时降，除个别月份外，零售物价指数都为负增长。现在，通货紧缩就像当初通货膨胀一样，作为一个“新事物”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开始感受到一直是西方国家“专利”的通货紧缩的困扰。我国经济在2002年下半年不断升温的基础上，2003年持续快速增长。物价走势也改变了前几年持续下降的局面，通货紧缩趋势有所缓解。2003年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3．2%。全年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2%。与物价逐步回升相伴的是货币信贷的较高增长，而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的则是能源、原材料出现紧缺，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由于粮食减产以及季节性因素，2003年，第四季度农产品价格也开始猛涨。这些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已开始出现“局部过热”。这种“局部过热”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来分析，由“局部过热”推断出的，不是前期通货紧缩会反转变为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压力表面看来有所缓解，但新一轮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会带来新一轮的生产过剩，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具体原因在于，当前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从拉动经济的力量看，目前只是投资出现了增长过快的迹象，而国内消费仍增长乏力。在大多数产品过剩的格局下，如果只是投资保持高增长，并且转化不成最终消费，那么投资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虽然能够拉动原材料、能源价格走高，并进一步推动消费价格指数走高，但从长期看，这样的增长难以为继，一旦动力衰竭，物价仍会走低，而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还会形成新一轮“生产过剩”，使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
（二）从经济循环波动问题入手研究宏观经济预警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换言之，即由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轨迹：
政府政策放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扩张→经济迅猛增长→遭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压力→政府政策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紧缩→经济迅速回落→政府政策再放开。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波动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尤其是当波动幅度过大时，它所带来的巨大损失难以补救。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宏观调控部门正确预测经济运行的未来状态，为宏观经济运行研制和设置监控或预警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基本功能是预报经济活动将来走向的景气状态。每一种景气状态都对应着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即供给和需求相互关系的状态。为了提供预警信号，预警系统还必须具备其他辅助功能，其中最基本的是实现经济过程的监测，并对监测结果进行识别，即判定所监测到的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
我国预警理论研究是从经济循环波动问题入手的。经济学家在追求一种适度经济增长率的推动下，开始研究我国的经济循环波动问题，以期寻找出一种方法能预报经济波动的上升与下滑趋势，并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熨平”波动，达到振幅最小、效益最大的经济发展理想境界。
我国对循环波动问题的研究起始于80年代中期，其发展过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1988年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以引入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波动的周期理论为主，并对我国的经济波动及其动因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①研究我国经济循环波动的长度；②研究形成我国经济循环波动的原因。以后又迅速地转向了经济波动预警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最初对宏观经济预警理论的阐述是从均衡思想出发的。人们认为，所谓经济的适度增长，就是各种经济要素按比例发展。因此产生了从众多的宏观经济变量中寻找出若干最重要的反映比例关系的指标，在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综合指数，以评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平衡与非平衡，并以此向政府提出警告。但是人们很快发现，用静态的比例指标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经济的波动态势，更不能反映80年代几次出现的由需求膨胀而引起的生产冲动。因此，在经济预警理论的构造上开始转向追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在方法上引入反映动态变化的增长率指标。
1988年开始，是经济循环波动问题研究的第二个阶段。主要工作是寻找我国经济波动的先行指标。在这一阶段中，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研究经济的长期波动（以年为时间跨度）转向研究经济形态的短期变化（以月为时间跨度）。特别是引入了西方景气循环指数方法后，使这一研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和萧条都不是在一个月内发生的，而是通过许多经济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不断衍化而逐渐展开的。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合性指数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的状况。美国经济周期专家伯恩斯（A．F．Burns）在有关经济周期的讨论中提出了使用综合指数的理论。他认为，根据单一指标所得到的周期时间不可能绝对可信，所以，将若干指标综合起来，也许就能防止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构造综合指数必须首先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是指，宏观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和谷底的时点，即历史上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日期。基准日期一旦确定，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确定了。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主要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时差关系的基准。
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确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同上面的论述，由于宏观经济是一个多侧面、多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综合体，很难用一个单项经济时间序列全面地说明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经济波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宏观经济各部分的运动常常不一致，从而给准确地确定基准转折点带来极大的困难。目前通常的做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上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宏观经济波动。通过这组指标计算历史扩散指数，从而初步推算出基准日期。然后根据记录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等的周期波动年表及专家意见等，综合判断，最终确定基准日期。确定了基准日期后，就可以把各个经济指标的周期波动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将指标分为先行、同步和滞后。最终决定各个指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影响方向和程度。
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景气状况，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监测预警课题组研究构建了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景气合成指数，以及由工业增加值增速等10个预警指标构成的经济预警综合警情指数。综合反映经济景气的一组合成指数，由工业增加值、发电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财政收入、狭义货币供应量组成[7]。先行合成指数由钢产量、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进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商品房新开工面积、工业企业产销率（类似生产订单）等先行指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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