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角色冲动与25年发展奇迹的创造
农民工群体是改革开放滋生的新兴力量，是创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奇迹的主力军。正是这支流动大军，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冲击了僵化的城乡二元体制。昔日在户籍制度严格监控下的农民，始终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流动的自由和个性化的选择。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农民的身份地位作为一种先赋性的象征符号，便一直与落后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时至今日，这种观念的惯性依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定势和价值判断。回首25年来农民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是农民努力改变其角色，进而渴望改变其身份的内在冲动，书写了这段在制度性障碍下他们忍辱负重的历史。
在农民外出打工和国家有关制度和政策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逐渐深化认识的过程。应该说，我国劳动就业制度的实质性变化仅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工人的“铁饭碗”（国有企业固定工制度），到80年代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和扩大，国有和集体企业中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其他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上升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固定工制度中引进“劳动组合、择优上岗、合同化管理”的改革，开始冲击终身就业体制。到90年代后期，失业和下岗越来越严重，“铁饭碗”被打破。与之相应，对于农民工进城的政策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红灯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严禁农村人口进城。第二阶段是黄灯阶段，限制农民进城或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如1984年国家规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为农民进城打开一道口子。第三阶段是绿灯阶段，“十五”计划纲要规定，打破城乡分割体制，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108)在对农民工进城政策的不断调整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从80年代初期的严格限制，到中期的日趋松动，再到今天的放宽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控制，国家对待农村流动人口的态度转变意味着国家从制度和政策上正朝着改善农村流动人口公平状况的方向演变，也显示了国家制度改革与调整的力度和决心。尽管一些举措还无法让农村流动人口享受到与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但毕竟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前期铺垫。这也是向中国“农民的终结”迈出的一大步。
农民工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特定的社会群体。在这场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大迁徙中，农民工群体的崛起与壮大成为了中国社会结构向合理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社会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回首中国高速发展的25年，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期盼与畅想进入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改变了城市的容貌，也引领了乡村变迁的方向。他们改变自身命运的实践，松动了城乡间森严的体制壁垒，消解着历史对山野村夫的刻板记忆。他们在茫然寻找生计出路的时候，在建筑工地忍受寒冷和酷暑的时候，在工业流水线上重复单调操作的时候，在备受歧视的目光中从事“三D”工作的时候，在紧衣缩食中编织小康梦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走出乡村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与价值，也无法知晓在改变中国社会命运的天平上他们自身砝码的重量，但是令世人所惊叹的“中国奇迹”却如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功绩。据农业部统计的数字，2001年我国9000多万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的GDP是2.3万多亿元，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每个农民工为打工的城市做了1.7万元的贡献。(109)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证明，哪个城市的农民工多，哪里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刘开明在对深圳外来工的多年研究后认为，“在特区20年的发展史中，千百万外来工始终是各种新兴经济部门的主力军，他们为深圳创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原始资本积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深圳奇迹与致富之‘源’是这个地方充满活力的生产力——丰富而廉价的外来工和新兴经济部门为追求财富而奋斗拓进的结果”。(110)正因为千百万外来工的辛勤劳作才有深圳今天的繁荣与富裕。事实上，这也是整个中国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
当我们细细追问这一群体创造力的原因，努力分辨他们25年来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时，我们在其艰辛的生命历程中，看到了他们有如钟摆、形如候鸟般的流动，听到了他们改变经济状况、提升社会地位的心理期待。尽管在户籍—身份制的制约下，他们还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平等的公民权利，但是他们始终在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改善着贫困的状况，在城市文明中重塑着自我，也在服务社会的工作中冲击着制度性的障碍。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勇于改变命运安排的精神，不正是我们努力寻找并极力张扬的民族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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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17—19页。
(2)《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44页。
(3)同上，第45页。
(4)《中国统计摘要1982》，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43，78页。
(5)《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6)《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7)佟新：《社会变迁与工人社会身份的重构——“失业危机”对工人的意义》，《社会学》，2002年第6期，第1—12页。
(8)《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9)汝信等主编：《2004年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286页。
(10)《中国统计摘要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11)沙莲香：《中国人素质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12)周长城：《国有企业中职工的社会地位与层化——某有限公司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2期。第103—109页。
(13)张秋俭：《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状况究竟怎样——北京、大连、深圳、温州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状况调查分析》，《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47—50页。
(14)《央企负责人与职工薪酬相差13.6倍》，《北京青年报》，2004年12月15日。
(15)汝信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16)汝信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17)孙艳春等:《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差异性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第101—103页。
(18)汝信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19)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3—185页。
(20)周长城：《国有企业中职工的社会地位与层化——某有限公司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2期，第103—109页。
(21)冯同庆：《中国工人的命运——改革以来工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22)汝信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
(23)柳可白：《劳动者应是国企改革的受益者》，《中国改革报》，2004年11月15日。
(24)孙艳春等：《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差异性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第101—103页。
(25)汝信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26)孙艳春等：《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差异性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第101-103页。
(27)周长城：《国有企业中职工的社会地位与层化——某有限公司的个案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2期。第103—109页。
(28)《中国统计摘要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29)王志宏等：《资源枯竭城市下岗工人在就业障碍分析》，《资源·产业》，2004年2月，第48—50页。
(30)汝信主编：《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
(31)汝信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9页。
(32)尹志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心态——北京市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心理调查》，《新视野》，1997年5期，第5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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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谢曼等：《下岗/失业人员心理承受能力影响因素研究——调查研究论纲》，《重庆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117—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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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张秋俭：《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状况究竟怎样？——北京、大连、深圳、温州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状况调查分析》，《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47—50页。
(38)同上。
(39)尹志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心态——北京市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心理调查》，《新视野》，1997年5期，第51—54页。
(40)尹志刚：《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心态——北京市部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心理调查》，《新视野》，1997年5期，第51—54页。
(41)张秋俭：《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状况究竟怎样？——北京、大连、深圳、温州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状况调查分析》，《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第4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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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刘玲：《城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农村外来人口的状况和自我感受》，柯兰君、李汉林主编：《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17页。
(108)胡鞍钢主编：《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2—123页。
(109)转引自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10)刘开明：《边缘人》，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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