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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政治改革安扶友邦汉文帝刘恒

时间:2024-02-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文景之治——政治改革,安扶友邦汉文帝刘恒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高祖刘邦第三子,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初被立为代王,建都晋阳。到吕后逝世时,刘邦的儿子当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但不管怎样,刘恒毕竟是“文景之治”的建设者之一,也是西汉王朝的明君之一。汉文帝先后粉碎了刘兴居和刘长的谋反,又接受贾谊提出的分割诸侯的建议,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文景之治——政治改革,安扶友邦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高祖刘邦第三子,汉惠帝刘盈弟,母薄姬,初被立为代王,建都晋阳。惠帝死后,吕后立非正统的少帝。吕后死,吕产、吕禄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帝位。刘恒在周勃、陈平支持下诛灭了诸吕势力,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

据《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

蠹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其实,刘恒能当上皇帝,也要拜吕后所赐。刘邦有八子,但吕后只生了汉惠帝刘盈。刘盈死后,吕后为了掌权,对庶出的其余诸子大加迫害,有四人为其所害,只有老大刘肥善终。到吕后逝世时,刘邦的儿子当中只剩下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待诸吕叛乱被平定后,大臣们在一番权衡之后,终于把名不见经传的刘恒扶上皇位。刘恒同他的父亲刘邦一样,在皇位来历不明时,总要找一个传说来说明皇帝本来就应该他做。于是刘邦临幸刘恒母亲薄夫人时,薄夫人就梦见了巨龙盘身,然后刘恒就出生了。

相对来说,汉文帝能当上皇帝还是比较幸运的。在刘邦的众子中,他只是最不起眼的一位。这主要是因为其母亲薄姬,薄姬原本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而没有上升,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七岁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下来,后来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恐怕这样的际遇连其本人都没有想过。

可以说,刘恒的帝位得来是非常不易的,所以在他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任命自己的心腹负责守卫皇宫、京城,从根本上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紧接着便是封赏,对于拥立他做皇帝的功臣们一一赏赐、封官晋爵,对于被吕后贬斥的刘姓王也恢复了称号和封地,同时,对于跟随父亲刘邦开国的功臣们也分别赏赐、分封。这些措施使文帝的帝位得到巩固。

但不管怎样,刘恒毕竟是“文景之治”的建设者之一,也是西汉王朝的明君之一。之所以在其统治时期出现国泰民安的“文景之治”,首先要归功于其自身的苦心经营,但起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在于刘恒“贤智温良”的性格。正是他这种性格,才使得大汉王朝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得以贯彻和延续,更进一步把老百姓从战乱中解放出来,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他和他的儿子刘启不遗余力的积累,为后来汉武帝建立伟大的功勋奠定了很好的根基。

汉文帝登基之后,做了两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

第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当时各诸侯王掌握着封国内的政治、经济大权,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权的巩固形成了严重威胁。汉文帝先后粉碎了刘兴居和刘长的谋反,又接受贾谊提出的分割诸侯的建议,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他还妥善处理好汉朝同南越和匈奴的关系,对南越王赵佗实行安抚政策,对匈奴继续实行和亲政策的同时,加强了边防的力量。匈奴曾三次侵犯汉境,都被他及时派兵还击,赶出了塞外。

第二,废除许多刑罚。在古代的刑罚种类中,有很多的肉刑,如墨刑,即用刀划面额然后涂墨,劓刑,即割掉鼻子,刖刑,即砍脚,宫刑,即破坏生殖器。其他的刑罚如连坐法,也很残忍,一人犯罪常常连累家族的人一起受罚,处死或者是沦为奴隶,丧失平民身份。

汉文帝在高祖的基础上,反思和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认识到传统的肉刑不利于封建政权的稳固,进一步废除了肉刑和诽谤妖言罪等一些严刑苛法。他实行平狱缓刑,约法省禁的政策,并带头执行法制判决,作为一个封建国君,这是难能可贵的。

首先是连坐法,当时叫做首孥连坐法。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出身低微,在汉高祖在世时是个不得宠的妃子。她怕住在宫里受吕后的陷害,就请求跟着儿子住在代郡。住在代郡不像在皇宫那么阔气,因此,娘儿俩多少知道一些老百姓的疾苦。

薄太后南陵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诏书说:“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要把他的父母妻儿也一起逮捕办罪呢?我不相信这种法令有什么好处,请你们商议一下改变的办法。”

大臣们一商量,按照汉文帝的意见,废除了“一人犯法全家连坐”(连坐,就是被牵连一同办罪)的法令。

其次是对肉刑的废除,改为处以笞刑和杖刑。因为次数太多,有的三百,有的五百,还是太重,经常把人打死,于是又减轻次数,最终达到了减轻刑罚的目的。而这个刑罚的废除原因是因为一个叫缇萦的小姑娘。

汉文帝时,有一位叫淳于意的人,拜齐国著名医师杨庆为师,学得一手高超的医术,曾经做过齐国的仓令。他的老师去世以后,弃官行医。因为个性刚直,行医的时候,得罪了一位有权势的人,导致后来遭陷害,被押往京城治罪。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当时的肉刑有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足或右足等),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

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

汉文帝收到告状信,听说告状的人竟是一个小姑娘,感到十分惊奇急忙拆开信看。只见缇萦在信上写道:“我父亲淳于意是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这次他被人诬陷,要被处以肉刑。肉刑太残酷了,受刑的人肢体残废,以后再也不会复原。刑罚的目的是为了让犯人能够改过自新,可受肉刑以后,犯人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刑罚呢?”缇萦还说,她愿入宫做奴婢,替父亲赎罪。

汉文帝看了信,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一个办法,把肉刑改用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汉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肉刑。就这样,缇萦救了她的父亲。

汉文帝废除肉刑,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弊病不少。有些犯人被打上五百或三百板,就给打死了,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了刑罚。后来到了他的儿子汉景帝手里,才又把打板子的刑罚减轻了一些。

汉文帝还反对厚葬,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的旁边,称作灞陵。修筑时顺着山陵形势挖掘洞穴,不再加高,陪葬品全用陶器,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他还主张死后把夫人以下的宫女遣送回家,让她们改嫁。

“诽谤妖言罪”也在文帝时废除的。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如果触犯,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百姓不高兴时因为常诅咒天地,这又和“天子”有了联系,百姓因此就犯了“民诅上罪”。文帝将这些罪名予以废除,说这些罪名使大臣们不敢说真话,皇帝也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这对国家政事是很不利的,无法招贤人纳良才。

文帝在位共二十三年,他开创的稳定局面为此后景帝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成为一代名君载入史册。

汉文帝刘恒,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帝王中的一位,人们对于他的印象并不深。人们可以天天大谈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大作,更可以时时地说出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政绩,却很少会想到汉文帝刘恒的好处。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平淡中度过,他的出生与登基皆是幸运之说。而在他登基之后的作为并不像汉高祖刘邦那样响亮,更不像汉武帝那样轰轰烈烈。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历史学家们忽略了汉文帝平凡个性下的不平凡,人们只是被现象蒙蔽而忘记看清本质了。因为,汉文帝只是继承了前几位皇帝时期的黄老思想,推行无为而治,减轻了一系列刑罚,重视农业与工商业的发展而已。而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国家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其实,只要你深究就会发现,他提倡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政策,为的是不让官吏扰乱百姓的生活,借以保证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条件,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更不是毫无兴革与建树。实际上,他的一生都在为铲除吕后所留下的暴政而努力;在默默无闻地纠正着吕后对国家所造成的伤害以及影响;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座大楼盖起来是需要地基的,汉朝的开国皇帝是刘邦,刘邦在位时经常在外打仗,国内的政治基本上是由吕雉做主。刘邦死后吕雉更是嚣张,才建立起来的国家根基肯定不稳,再加上吕后的兴风作浪,国家更是岌岌可危,因此汉文帝只有采用休养生息的办法使国家聚集更多力量,使国家的根基更稳,为国家走更长远的路做准备。

正是他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和休养生息,才奠定了西汉前期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开创了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的良好基地,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局面,为汉武帝时期创造了良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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