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第十七章

太上[1]，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2]。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3]。

——第十七章

[1]太上：最好的、第一流的（君主）。

[2]悠兮：悠闲的样子。贵言：以言为贵，指不轻易发号施令。

最好的君主，人民不知道有他存在；次一等的君主，人民亲近和赞誉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人民害怕和畏惧他；最次的君主，人民轻侮和羞辱他。因为君主没有足够的信义，所以人民对他就没有信义。最好的统治者，是那样地悠闲和自在！从不肯轻易把号令发出来。功也成，事也就，而人民却说：“这就是我们本来之所在。”

从古到今，历史上并不缺少清正廉洁的官吏，施政以仁，待民以慈，居己以俭，他们生前受到百姓的欢呼爱戴，死后受到人们的怀念追思。辖地人民还为他们树碑立传，有的甚至还修庙立祠代代祭奉，如成都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柳州祭祀柳宗元的柳侯祠、潮州祭祀韩愈的韩文公祠。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些官吏是如何感恩戴德，如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惠政爱民，使其治内百姓各安其业，“宅有新屋，步有新船”，少有所养而老有所归，所以老少相互告诫“莫违侯令”，柳州人民至今仍然崇敬他、悼念他。

不过，这些人虽算得上是廉吏，但还算不上最好的官吏，他们在任上实行仁政，利泽施于人，恩惠昭于时，美名传于后，老百姓将社会的安宁、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幸福都归功于他们，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老百姓由衷的尊敬和赞誉。最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是古代儒家所谓的三不朽。立德也好，立功也罢，无非是自觉地为国家为百姓做好事，让国家更加强大繁荣，让百姓更加富裕幸福，也好让自己流芳百世。虽然其德可怀，其功可嘉，但他们仍心存功名之念，百姓因而也以美名相报。心存功名之念便会着意立善行施，在上的一“着意”便使自然朴散淳漓，在下的颂德报恩便使官与民裂而为二，上与下不能相忘于“道”。

因而，最好的统治者从不有意立善施仁，也从没有想到要百姓感恩怀念。他们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让万物生长而不滥施影响，让百姓生息而不横加干涉，人们按着自然的节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然感觉不到统治者的恩惠仁慈，只是知道有一位国君罢了。

有意为百姓施恩行善，让百姓为其树碑立传修庙祭祀，就已经远离无为而治的精神，这样的统治者自然也就稍次一等了。相传舜处处标榜仁义以收买人心，虽然也能讨得人们的欢心，但他本人并没有超脱功名的牵累；而更古的国君泰氏就大不一样，其德性是那样高尚，其言谈是那样诚信，任别人称自己为牛，任别人称自己为马，任别人说好说坏论是论非，这些都无妨他睡时的香甜安适，无妨他醒后的自在清明，他完全摆脱了一切外物的拘系。舜为政与为人的境界远低于泰氏。

当统治者用对百姓指手划脚的乐趣取代对百姓的仁慈之心的时候，它们只能靠刑法来威吓人民，靠政教来统治人民，人民虽不敢不老老实实地听命就范，但他们只畏其威而不敬其人，只避其刑而不耻其心，这样的统治者就更次一等了。

最后，当刑法已被当权者践踏、政教对人民也毫无作用的时候，那些自诩为百姓“父母官”的统治者，就不得不用奸诈来欺骗百姓，用权术来愚弄百姓，用极刑来恐吓百姓，百姓也用冷嘲热讽和诅咒反抗来作为回应。不用说，这样的统治者最凶残、最糟糕的。

英明的统治者从不轻易发号施令，功绩广被天下却像与自己毫不相干，恩泽遍施万物而百姓却感觉不到有所依靠，等到大功告成、万事如意，老百姓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人的恩赐，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功成事遂”之后，有的领导让百姓觉得这是自然的结果，有的领导让百姓感恩戴德，认为这全是领导的功劳，哪一种领导更令人尊敬？哪一种领导方式更值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