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由人口的年龄构成反映出来的，是人口群体的年龄变动特征。然而，人口的年龄构成和变动不是孤立进行的，是受人口过程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制约的，涉及诸多人口学概念。因此，有必要从一些相关的人口学概念入手，进行深入的阐述和讨论。
（一）年龄结构与人口类型
人口的年龄结构亦称年龄构成，是制约人口发展速度和判断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主要变量。因此，人口年龄结构成为人口统计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人口学永恒的研究主题之一。
人口年龄结构是针对人口群体而言的，不同于个体人的年龄。个体人的年龄极易认定，只要记住此人出生的年月日，即可按时序准确地推算出他的确切年龄、虚数年龄和周岁年龄。无需接受人口学的专业训练，也可以做到，甚至可以判定该人所处的年龄段，是婴幼儿、学龄前儿童、还是青少年、壮年或老年人。而人口群体的年龄结构的判定则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
正是因为难以给人口群体确定某个确切的年龄和计算方法，人口学家才做了专业研究，提出人口年龄结构这一学术概念，为研究人口的年龄状况提供了方便。人口年龄结构是指各年龄人口或年龄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用百分比（%）来表示。可以用1岁或5岁组计算，也可以用为满足研究需要而设定的年龄组距计算，如0—14岁为少年人口，15—59岁或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60岁或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等等。在实际研究中，人口学者常常将年龄结构与人口的性别结构结合起来适用，借以探讨人口内部更深层次的运动规律和与之有关的人口事件。
最早提出人口年龄结构概念及其相关理论的学者是瑞典人口学家G·桑德巴尔（GustarSaudbarg），他在观察分析年龄结构与人口增长率关系的基础上，于1900年提出总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段法。他把0—14岁的人口定义为少年人口，15—49岁为成年人口，5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口。桑德巴尔根据他对年龄结构与人口增长之间实际关系的研究，将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再生产分为三种类型，即增加型、稳定型和减少型（见表5-1）。
表5－1 桑德巴尔年龄结构与人口类型
从桑德巴尔的研究可以看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与人口再生产类型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少年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大，那么这个人口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必然高，在死亡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人口将永无休止地增长下去，人口再生产属于增加型；如果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那么，人口处于既不减少也不增加的稳定状态；人口年龄结构一旦呈现老年型，也即通常所说的老龄化状态，总人口即开始减缩，人口再生产进入减少型。从中可以体味到，之所以要研究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较直观地揭示人口发展的趋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桑德巴尔模型中老年人的定位偏低了。这与20世纪初人群的营养水平、健康状况，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高，人口的预期寿命短有关。1956年，联合国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一书（有的译为《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在这本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中，联合国首次将老年人的年龄下限定义为65岁。1982年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60岁定义为老年人的年龄下限。这是1956年联合国主要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经过短暂的“婴儿激增期”以后，人口出生率又迅速转而下降，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随之涌现；加之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口的平均寿命明显延长，发达国家普遍跻身长寿国行列。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普遍处于年轻型状况，人口增长迅猛，既未出现人口老龄化的迹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又很低，因而定义为65岁。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大都实行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特别是婴儿死亡率下降显著，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延长，而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急剧转变。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开始显现，但人口的预期寿命仍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联合国基于人口老龄化的世界趋势，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于是将老年人的年龄下限由65岁降为60岁。
至此，国际社会出现了两种老年人口的界定标准，即60岁和65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人口类型的划定标准。“如果人口可以硬性地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人口的话，则年轻型是指比如说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的人口。”(1)如果以60岁为老年人的年龄下限，那么老年型人口是指60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10%以上，低于这个比例的分别为成年型和年轻型人口。
人口年轻型结构毕竟是个抽象的学术概念。为能够既形象又直观地反映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学家创建了“人口金字塔”，用以研究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人口金字塔是“一种很特殊的条形图，其画法是将各年龄男子与妇女人数或百分比分别在纵轴左右画成并列的横的条形，按年龄增长顺序自下而上排列”。(2)由于人口的性别年龄图形通常为下宽上尖，呈塔状形，故称之为“人口金字塔”。该图形形象直观地反映出人口的年龄和性别结构，中外人口学者常用它来分析人口的现状、人口类型和人口未来的发展趋势。图5-1给出的就是三种人口类型的年龄结构金字塔。
图5-1 三种人口类型的年龄金字塔
增长型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
了解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年龄结构与人口类型的关系很有必要，它是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的基础。
（二）人口老龄化及其成因
老龄化亦称老化，有宏观和微观两层含义。宏观是指人口群体的老化，即我们一再提到的人口老龄化；微观层面指的是组成人口的个体人的老化，即我们通常司空见惯的人由年轻变老。无论是宏观的老化，还是微观的老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人口群体的老化或曰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由小增大的过程，是由年龄结构变动引发形成的老化过程；这种老化是相对的，因为年龄结构变动既可以使老年人口的比例由小增大，也可以使其由大缩小，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返老还童”，当生育率迅速提高时，0—14岁少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必然上升，而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必然会下降，处于老年型的人口就可以“返老还童”了，即人口转而年轻化了。然而，个体人的老化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人的由小变大、由年轻变老，最后到生命终止，是受生物种群自然法则决定的，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流年似水”、“过了青春无少年”等等民谚，讲的就是这个法则的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因此，个体人的老化是绝对老化，无论医药科学、生命科学如何发达，人绝不会“返老还童”，更不可能“长生不死”；古今中外有多少帝王将相曾经寻求过“长生不死”之药之术，到头来只是给历史留做了笑柄。
减少型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
增长型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
通过以上剖析，我们对个体人的老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含义已经有了大概的认识。为了对人口老龄化概念有更准确、更深入的了解，有必要再做一些分析。
从桑德巴尔到现今的人口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个年龄段，即0—14岁少年人口、15—64岁或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65岁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三个年龄段人口的人口学含义明显不同，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都是被抚养人口，是消费人群；少年人口是未来的劳动年龄人口，而老年人口则是退出劳动年龄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有所不同，人们对少年人口动态变化似乎并不十分看重，而对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动态变化却十分敏感。其实，少年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是“今天”与“明天”的关系。从少年人口到老年人口，就像巨蟒吞下一头大象一样，随着少年人口年龄的增长，对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产生较长时期的影响，巨蟒腹中的凸起会一节一节地显现，直到最后消失，这期间至少要75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只看重老年人口是有失偏颇的。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特别是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动态变化比例迟缓，为此，可以将劳动年龄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看作是一个常数。这样，三个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例之间有了下列数学关系：
在上式中，劳动年龄人口（Pt2），所占比例可视为常数，则少年人口（Pt1）与老年人口（Pt）3之间的关系即为此长彼消、此消彼长，亦即Pt1比例上升则Pt3比例下降，Pt1比例下降则Pt3比例必然相应上升。其关系酷似幼儿园里孩子们玩儿的跷跷板，Pt2为支柱，Pt1与Pt3各占木板的一端，并以Pt2为中心点你上我下、你下我上地活动了。“跷跷板理论”虽然不尽善，却可形象地展现Pt1与Pt3之间的变动关系。人口学将少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称为人口老龄化。
可见，人口老龄化只是描述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由小增大的动态过程。老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由1%增长到10%是老化，由10%增长到20%仍然是老化。但这并不等于人口老龄化是无边无际、不可把握的。为了准确度量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联合国依据人口学家的研究所见，提出判定老年型人口的双重标准：一个是以60岁为老年人年龄下限的标准，老年型人口界定10%为下限，达到10%和超过10%即视为老年型人口，或称进入了老年型（老龄化）社会；另一个是以65岁为老年人年龄下限的标准，老年型人口界定7%为下限，达到和超过7%即视为老年型人口，或称为进入了老年型（老龄化）社会。
至此，我们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接下来讨论人口老龄化是怎么形成的。学术界和社会上对人口老龄化的成因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甚至是认识误区。因此，应当予以恰如其分的准确分析，避免理论误导。
误区之一：不少人认为人口老龄化是“死亡率下降、人的寿命延长”造成的。这个观点之所以称其为误区，是因为所论不全面、有失偏颇。先讨论“死亡率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死亡率下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率下降，成为世界人口的三大特征之一。但是，对死亡率下降要作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果是老年人口年龄段的死亡率下降，那么，老年人口的存活时间会延长，有助于人口老龄化。如果是少年人口年龄段的死亡率下降，非但不会加剧人口老龄化，相反倒会使人口年轻化。国内外大量统计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死亡率大幅下降主要是婴儿死亡率下降导致的。死亡率变动的这一观点，也使人口死亡率曲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U”字型转变为“J”字型。成年人和老年人的死亡率虽然也有下降，但并未构成影响死亡曲线的主导因素。由此看来，笼统地说死亡率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的原因，缺乏科学依据。
再讨论寿命延长，所谓寿命延长指的是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亦称平均寿命（lifeexpectancy），通常是指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同期出生的0岁（I）0人群中，死亡率越高平均寿命便越低；相反，死亡率越低平均寿命便越高。应当指出，任何一个年龄的死亡率高低都会对平均寿命产生影响。在全体人口中，低年龄人群死亡率低、高年龄人群的死亡率较高，那么，全体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便比较高。前面已经提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婴儿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导致世界人口平均寿命显著延长。据美国人口情报局资料，1982年全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已上升为60岁。其中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2岁；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上升为53岁，均比该世纪初显著提高。由此看出，平均预期寿命并非实际寿命，把平均寿命延长误解为实际寿命延长从而导致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不全面、不确切的。
误区之二：社会上众多非专业人员对人口群体老化和个体人的老化不甚了解，误将二者等同起来，由于缺乏科普宣传，致使以讹传讹，形成认识误区。
误区之三：是将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口问题混为一谈，尤其是将人口老龄化水平与老年人口数量混为一谈，使人“谈老色变”。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新闻媒体之传播。例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等等既不合逻辑，又不科学的新闻用语，常常见诸报端或电视、广播电台的口头宣传，使人误解为“人口老化越严重，老年人口越多”，似乎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变动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其实，二者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老年人口的数量规模是由既往出生人口的数量决定的，即前面提到的“巨蟒吞大象”。因此，老年人口的数量已经是既定的客观存在了。比如，现今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一个亿；从动态上观察，其数量将随着今后逐年进入老年期的人口数量和现有老年人的死亡数而变动，绝不会因为老化水平升高而增加，更不可能因为人口年龄结构“返老还童”而减少。硬性地将二者定为因果关系，显然与事实不符。这种理论误导，给人们带来了不必要的思想和心理压力。特别是联想到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人口老龄化会使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四二一”的挑战，更加“谈老色变”。
误区之四：是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等量齐观。以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经济问题，如劳动力不足、社会抚养系数增多、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剧等等，来论证我国也将遇到同类不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客观上使人们产生错觉，视人口老龄化为“洪水猛兽”，如临“灭顶之灾”。
走出以上四个主要误区，有利于我们澄清认识，为人口老龄化作出公允的、切合实际的评价。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口再生产总是不断地由低级走向高级。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社会生产对劳动者的选择由数量型转变为质量型，只有高素质的个体人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质量、需求水平乃至生存与发展需求，也都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生产力决定人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婚姻观、生育观、价值观和相关的行为必然随之转变，普遍趋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和家庭小型化，甚至出现不婚和不生育文化，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人口老龄化便出现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评价结论。一是，生育率下降是形成人口老龄化最直接的原因；二是，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人口老龄化体现了人类社会和人口再生产的文明进步。
（三）东西方人口老龄化的异同
在误区之四中曾经提到，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等量齐观。之所以会成为误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比较研究。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Aging ofpopulation）在表述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其成因也都是生育率下降的结果。但是，由于我国和发达国家所处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人口环境截然不同，政府制定的人口方针政策不同，从而使人口老龄化在形成的时间、过程及社会经济后果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与其工业化同步进行的。19世纪，英、法、德、意大利等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迅速进入工业化时代。北美的一些国家也紧随其后，完成了产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转变，推动了人口再生产的转变。最先活跃起来的是死亡率。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特别是医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这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持续下降。死亡率之所以最先活跃起来，先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是因为死亡率开始下降需要的条件比出生率下降需要的条件相对简单，当生活和医药卫生条件略有改善，人的死亡风险就会减弱，人口死亡率就会明显下降。而出生率的下降不仅受生产力、科学技术等技术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意识观念、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因而出生率的下降普遍滞后于死亡率。这已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后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证实。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就是沿着这一模式进行的。以法国为例，人口死亡率由1801年至1810年的27.8‰，下降到1931年至1840年的24.8‰；而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则由32‰下降为29‰和22.1‰；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由5.9‰下降到4.2‰和0.7‰，基本上实现了人口“零”增长。法国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巨大变动，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金字塔底部连年收缩，致使0—14岁少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不断降低，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相应地上升，总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老化，使法国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其他发达国家大体也都经历了相同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发端于产业革命后的工业化初期，老化过程伴随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过程。而同时期的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地区尚不知人口老龄化为何物。因而，在一段时期内，不仅对人口老龄化不认识，而且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猜想，特别是我国，在“左”倾思潮和阶级偏见的支配下，将人口老龄化视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弊端，是那个制度不可克服的弊端。“十年动乱”前后，《参考消息》有过不少关于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报道，但大都是从负面加以评价的。这对我国社会和学术界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模式决定了其过程必然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根据有关资料计算得知，法国大致经历了115年、瑞典经历了85年、美国经历了66年、英国也经过了50年左右的时间。长时间的低生育率水平，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使发达国家的人口再生产长时间处于稳定型或极低的缓慢增长状况，甚至有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进入负增长状态，而人口的综合素质都普遍提高。人口再生产和人口老龄化给发达国家带来新的人口问题，引起各界的热切关注。由于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历的时间长，加之较长时间的低生育水平，以往高生育时期蓄积于人口内部的惯性增长力早已释放殆尽。因此，一旦进入老年型社会就出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老年人口抚养指数升高、社会劳动者负担加剧，以及老年人的服侍、料理、医疗、婚姻等经济社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不得不改变移民政策，吸引外国劳动力以解燃眉之急，保证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应付“银色浪潮”的冲击；采取提高税率、增加储蓄等措施，解决老年人的各类问题，满足他们的多种需求。有些发达国家为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一再提高在业人员的退休年龄，甚至取消退休年龄，是否退休由劳动者自己确定，但却规定了决定退休与否的年龄下限，不到下限年龄不能提出退休。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经验了，老龄化的水平不断提高，有些国家如瑞典、法国、奥地利、英国等人口老龄化既久的发达国家，老化指数早已超过10%，甚至接近20%。然而，由于这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早已建立了完善的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有雄厚的足以支撑老年人赡养的经济实力，因而，人口老龄化既未构成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威胁，也未因“银色浪潮”而冲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堤岸，仍然保持着和谐、宁静的富裕型生活水平；更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因为人口老龄化高水平而走向没落和衰败。相反，倒是由于有效地保持了人口的合理规模和发展速度，使这些国家正在享受着现代化的人口发展模式赢得的“人口红利”。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则是另一番情景。
首先，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状态下发生的，社会存在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并非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向，而是人文精神塑造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人口发展结束了1840年至1949年长达109年的缓慢增长的低谷期，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而社会经济状况却极不乐观，长期的战争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国民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然而仍处于以满足温饱为宗旨的贫困状态。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人口却急速膨胀，无异于雪上加霜，更加剧了人口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加快民族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应付高速增长的人口给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的巨大压力。这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实，决定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人口问题上绝不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必须选择符合各国国情的发展之路，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
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国经过艰难曲折的认识过程，终于找到“计划生育”这一科学理念。20世纪70年代初，在全国城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教育，终于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人口出生率持续大幅下降，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急速降低。全国的人口死亡率由1949年的20‰下降到70年代的6.5‰左右，并长时间稳定在这一水平，出生率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7‰—30‰，下降到90年代的15‰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由同时期的6下降到1.7。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已实现了低生育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人口的发展方向，一批城市和地区人口呈现负增长。例如，拥有1700万人口的上海市，人口负增长已达十余年。从上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不足30年的时间内全国少出生3.38亿人口，比美、英两国的人口之和还多出近800万人口。
中国计划生育的巨大成功，不仅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和出生率，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了一个好头，而且为世界人口控制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世界60亿人口日迟到了4年。更值得称道的是，计划生育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人口金字塔底部的持续收缩，使0—14岁少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持续下降，由20世纪60年代中期40%以上，降为目前的20%左右；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由同期的3%以上增长到目前的7%。30年间，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迅速转变为成年型，进而转变为老年型，并继续走向人口老龄化。这就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和经历的过程。
十分清楚，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少于发达国家，充其量只用了30年；继续老化的速度比较快，也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特征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史上，尚未有过先例。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使我国遇到的人口老龄化后果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我国人口在年轻型和成年型阶段不可避免的高生育酿就的增长惯性十分强大，短暂的老化过程根本不可能使其释放殆尽。因此，我国人口发展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老龄化到来人口再生产进入稳定型（不增不减）或减缩型（只减不缩），而是仍处于增长状态。人口规模每年仍以净增加1000万的数量继续膨胀，要一直膨胀到2040年的16亿才能稳定下来，随后才进入缓慢的减缩型。
其次，庞大的人口规模和长时间的高生育水平，使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处于高增长状态。劳动力资源和后备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年龄人口到2040年的峰值时为9亿多，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格局短时期根本不可能改变，将涌现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再加上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排斥，特别是对低素质劳动力的排斥，那么，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还会更大。因此，就业压力的困扰将是我国难以挣脱的沉重枷锁，而且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我国绝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出现劳动力不足的尴尬局面。从现实劳动力市场看，我国在业人员的退休年龄一再降低，形成了普遍性的退休“低龄化”现象，甚至部分37岁至40岁之间的在业人员也被动员（或依政策规定）离开了工作岗位。退休形式堪称名目繁多，难以列举。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后，伴随现代企业改制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对职工的选择日趋严格；加之部分中小企业或破产或被兼并，不断有职工下岗、失业；此外，随着建设用地、工业园区开发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失地农民离开了土地，加入剩余劳动力队伍的行列。客观上已经形成了“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企需人”的被动局面。这一方面固然与经济不够发达、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有关；但另一方面，显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不可逆转的局势造成的。可见，担心人口老龄化以后劳动力不足、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是缺乏根据的主观猜度，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不符。
再次，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后，由于新生人口持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由以往“上养老、下养小”的“两头沉”，逐渐向着“养老多、养小少”的“一头沉”转化，以养小节省的资源用以养老，社会总抚养指数不仅不会升高，相反，倒会有所下降。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后，也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出现劳动力负担加剧的问题。至少在未来30年以内不会有抚养指数上升、抚养负担加重之虞。
以上三点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后果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后果最突出的不同点。就是说，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后出现的问题，短时期内在我国却构不成问题。有趣的是，在发达国家不成问题的问题，在我国却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最突出、最尖锐的难题。如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和老有所教等等问题。
通过以上多方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人口大国来说，人口老龄化并非问题。恰恰相反，一向以“人口基数大，年龄结构轻，增长速度快”为特征的中国人口发展模式，短短30年便由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实现了低生育水平和低增长率，无疑是一个破天荒的进步。换言之，只有实现了人口老龄化，才能彻底改变人口的发展方向，控制住人口的增长，朝着人口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这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伟大成就。因此，真正构成威胁的是中国的老年人口问题：以发展中的国力应付庞大的老年人群需求，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心担忧的人口安全问题。
（四）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转变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转变是孪生兄弟，是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引发出的两种人口现象。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前文已经做了详细分析，这里着重分析人口转变及其与老龄化的内在联系。
人口转变是法国近代著名的人口学家兰德里（A. Landry）最先提出来的。他以欧洲特别是法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为据，对人口发展做了全面详细的回顾性研究，首次提出了人口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原始阶段、中期阶段和现代阶段。三阶段理论表明了人口再生产的三种类型，即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中期（或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和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原始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对生育率没有限制作用，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处于高水平，人口发展主要是通过死亡率来调节。中期阶段，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已有了比较大的影响，生育率随着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得到了合理的控制。现代阶段，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婚姻和生育行为，生育率普遍下降。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是有限度的，无论生命科学和医药科学如何发达，死亡率绝不会降为零。因此，死亡率降至一定的低水平就不会再下降，而是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可以出现三种状况，即略高于死亡率、与死亡率相等和低于死亡率。这时，人口再生产呈现为低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称为现代类型。
美国当代著名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W.S.Thompson），提出人口发展的三类型三阶段理论，他的三阶段将“中期”阶段定义为传统阶段外，其他两个阶段的名称与兰德里完全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诺特斯坦（F.W.Notestein）、布莱克（C.P.Blacker）、莱宾斯坦（H.Leibenstein）、寇尔（A.Coala）、胡佛（E.M.Hoover）、伊斯特林（R.Easterlin）等各国人口学家，纷纷参与了人口转变的研究，使其不断发展完善，成为20世纪被世界各国广泛引用的权威理论。
人口转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发生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过程，也是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我国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与发达国家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我国人口转变的途径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
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自发式转变模式”。工业化初期，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和满足工人家庭发展的需求，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均处于较高水平，即在经济起飞初期，生产刺激了人口增长；但死亡率却大幅下降，二者的剪刀差扩大，人口再生产呈现出典型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类型。但是，工业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人口高增长逐渐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失业压力增大，工人家庭承受着生育和失业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工业化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空前发展，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生育观、家庭观乃至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为了维持既得利益，不使生活水平降低，人们通过晚婚或不结婚，自觉地控制家庭的人口规模，从而导致生育率紧随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实现了二者新的平衡，实现了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人口再生产完成了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直到现今，发达国家仍维持着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之所以称之为“自发式转变”，是因为生育率的普遍下降并非是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而是经济发达和生育观的根本转变使然。为此，有人曾得出了“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的结论。自发式人口转变具有四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经济发展在前，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二是婚姻和生育观念的转变在前，没有家庭及自我约束婚姻生育行为能力的形成，是不可能出现生育率的普遍下降的；三是生育率下降在后，是在经济发展，观念转变之后发生的；四是低生育水平很稳定，不仅不会自发出现反弹，甚至政府采用经济激励手段，生育率也难以回升。
我国的人口转变是“诱导式转变模式”。中国人口从18世纪初开始，先于世界人口而“提前起飞”。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中国人口迈上了逾亿的新台阶。从此，总人口再也没有跌落到亿以下，而是延着亿的轨迹继续攀升。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增长到4.2亿。中国人口在129年内的急剧增长，引起国内有识之士的惊诧。李、洪亮吉、龚自珍、包世臣、汪士铎、王韬等学者，都对中国人口的爆发增长和已经显现了的人口问题发表了见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贫病交加、民不聊生，死亡率回升，人口增长减缓。从1840—1949年的109年间，形成缓慢增长的低谷期。尽管速度放慢，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特别是1711—1840年的129年高速增长时期蓄积了强劲的增长惯性，年龄结构处于年轻型，所以，总人口仍在膨胀。这就是马克思在1850年对中国人口的评价：“缓慢的但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早已使他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页，《国际述评（一）》。）到1949年，全国总人口为5.4167亿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生活质量和医药卫生条件的改善，死亡率由20‰迅速下降到10‰以下，而出生率却滞后于死亡率迟迟难以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仍高达30‰以上，致使人口膨胀，70年代初期达到8.7177亿，20年净增加了3.3亿人。
为了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70年代初全国城乡普遍推行了以降低出生率为主要目标的计划生育。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具备足以使人们转变婚姻生育观念、产生自我约束婚姻生育行为能力的条件。因此，实行计划生育只能靠政府的行政权力来推动。政府成立了权威的专业办事机构，以宣传教育为开路先导，同时将生育政策、法规条例、“三结合”、“三为主”、避孕节育技术服务、奖励处罚、组织约束等等诸多外生变量输入家庭，不管怎样，先动员已婚育人群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按政府制定的生育政策生育；同时，大力动员未婚育青年实行晚婚晚育。通过上述方式方法，降低生育率、出生率，完成人口控制的计划目标。经过30年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终于使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实现了低水位的平衡，人口再生产完成了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这就是完全中国化的“诱导式人口转变模式”。
诱导式人口转变也有四个特点：一是生育率下降在前，其动力来自非经济的中国新型生育文化建设；二是经济发展在后，控制人口增长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发展；三是婚姻生育观念转变在后，即使实现了低生育水平和现代类型的人口再生产，现今人们的婚育观念仍在继续转变之中；四是受第二第三个特点的制约，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很不稳定，特别是农民的低生育水平随时都有反弹的可能。因此，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增长，仍然是今后几十年内的艰巨任务。
诱导式人口转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首先变成现实，无论是在理论建设还是实践经验上，都是一个重要贡献。
理论上，改写了西方的经典人口转变论。从兰德里奠基了人口转变论开始，西方人口学界一直将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定义为人口转变的先决条件。只有达到了现代化水平，人口再生产才能实现由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西方有的人口学家如美国的弗里德曼（R.Freedman）、寇尔（A. Coala）、泰特尔鲍姆（M.S.Teitelbauma）和澳大利亚人口学家考德维尔（J.C.Caldwell）等，虽然对此结论提出过质疑，但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观点。中国人口转变的完成，证明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转变的实现完全可以先于工业化、现代化，并可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实现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而绝不是尾随其后。中国13亿人口的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人口转变论，表明人口转变论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普遍性了。既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实践上，诱导式人口转变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既要发展民族经济，又要应付迅猛增长的人口，陷入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怪圈。中国的成功使他们看到了前景，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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