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对公开演讲的恐惧

如何克服对公开演讲的恐惧

2010年的流行电影《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展现了这种直接行为矫正的有效性，它帮助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克服了令他苦恼的演讲障碍。当国王征服了他的口吃之后，他同样能够成为国家在战争年代所需要的那种伟大君主，他的自我价值感和私人生活品质都有所提升。也就是说，一旦他克服了口吃（不论口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只会产生益处，不再有其他替代性成本。

在乔治六世克服口吃30多年后，在一个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且令人信服的实验中，心理学家戈登·保罗（Gordon Paul）将有公开演讲恐惧的大学生分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在一组被试中，让他们通过想象和公开演讲相连的各种情境，从而帮助他们系统脱敏并逐渐形成放松状态。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逐渐学会了在越来越有威胁性的情境中保持放松：从在房间里单独演讲到穿上演讲时必须穿的衣服，再到在一个观众面前演讲等。另一组被试则接受临床专家的领悟导向式心理治疗，帮助他们探究其演讲恐惧的可能原因。还有一组被试会获得安慰剂，据说是会帮助他们有效应对演讲压力的“镇静剂”。当对他们在演讲时的焦虑进行生理指标方面的测量时，从焦虑等级来看，三组被试中的明显赢家是那些学习了系统脱敏程序的被试。学生们在此情况下不仅克服了他们对公共演讲的恐惧，而且明显提升了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用这种方式帮助人们直接克服像语言障碍、非理性恐惧、面部抽搐之类的问题——这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其他问题的症状不会产生更坏的后果。当这些做好了，会使他们自己感觉更好，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像上述研究用了几十年时间才最后克服早期治疗师担忧的可能会出现替代性症状的问题，并最终发展出确定又经济的认知行为疗法帮助那些热系统连接出现症状的人克服自己的不幸。目前，认知行为疗法是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实践模式，然而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这种模式还没有被接受或者至少被认为是有缺陷的。我最近将“大桥天使”的故事告诉了一个好朋友（一位心理问题儿童的临床医生），因为我认为她会发现这个故事将对她的工作有帮助，但她只是笑了笑，耸耸肩，并将其视为肤浅的“治标不治本”，好像医生开镇静剂给病人治疗癌症一样。我的这位临床医生朋友认为，对桥的恐惧仅是一种对潜在的深层焦虑的外在表现，她深信对桥的恐惧解除后这个人将被更糟糕的其他症状所替代，因为这种方法只是把表面的恐惧去除了而没有真正消除恐惧的内在原因。她坚决主张，需要冗长的心理分析来得到恐惧的根源所在。当我问她，如果过桥人是她的患者她会怎么做时，她的回答非常迅速。她指出，过桥人的恐惧事实上是陷入了存在感的空白，治疗必须解决更深层次的恐惧和可能的根源。她如此诗意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种治疗能否够帮助过桥人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则难以预测。

过桥人的困境表明了消除恐惧是多么困难，甚至对那些擅长自我控制的人来说，克服热系统的自动连接也非常难。总的说来，当恐惧刺激产生时，这些连接可以立刻条件反射式地与强烈的情绪反应（尤其是恐惧）相伴随，这些情绪反应是由大脑杏仁核激活当下的刺激物而触发的，即便这些刺激物在开始的时候只是中性情绪反应。在热系统的这一运行过程中，这种附带损害（如恐惧的情绪反应）便偶然地产生了，为了克服这一附带损害，就需要创建一个额外的新连接（如放松反应与刺激物之间的连接）。过桥人在突发暴风雨袭来时感到桥要裂开的恐惧必须要和桥本身分离，无论过桥人还是其他人都不太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但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弄明白这些产生恐惧的连接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克服这些连接。

在过桥人的这个问题中，目标变为把恐惧从桥身上分离出来，并且重新将桥与安全通过的快乐连接起来，这样情况就走向了另一面。没有天使和竖琴，甚至没有治疗师，一位朋友就能带恐惧者驱车先行驶在一座悬于浅水上几米高的小桥上，然后可能就在这天结束前，带着恐惧者通过更大、更高的桥，或许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收音机里愉快的竖琴演奏。接下来，当恐惧者手握方向盘，先努力通过几乎是架在平地上的小桥时，这位朋友可能就坐在他的身边，然后逐渐通过跨越水面很高的大桥，这样恐惧者就会对每座桥再次感到安全了。这种脱敏过程使我们逃脱了刺激物的控制，并且恢复了自控力，事实上，它能够解救人们瘫痪的意志。

●克服恐惧的关键在于，重获自控力，进而重新建立连接，即通过深度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运动帮助患者发展出所需的抗焦虑反应，再将放松反应与恐惧刺激物相连，一直持续到恐惧感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