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子
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氢弹上天世人瞩目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紫色蘑菇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施了第一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世人为之瞠目结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呈现给世人的形象是贫穷落后的，如今，中国不仅将原子弹研制成功，而且又以最快的速度，成功地爆炸了氢弹。从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
消息传到法国，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为之震惊。因为法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领先中国一步，但氢弹何时研制出来还是个未知数。当时，戴高乐总统质问法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汪德列斯教授：“中国人为何能在薄弱的工业基础和艰难的情况下造出氢弹，而我们却不行？”
该问题的答案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运筹帷幄、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氢弹的基础研究工作。
1955年，172名科学家当选为新中国首届院士（时称学部委员），钱三强便是其中之一。
改名“三强”名副其实
1913年10月16日，浙江吴兴（今湖州）的一个诗书世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喜得贵子的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主讲“音韵学”“说文研究”等，因此给孩子们取名也全都按“中东”辙来排列。老大取名为“秉雄”，之后便是“弘、工、穹、东、充”，该男婴排行老四，取名为“秉穹”。
身强体壮的钱秉穹在孔德学校时是班上“山猫”篮球队的队员，篮球打得相当漂亮。有一天，钱玄同无意中瞅见了钱秉穹同学李志中写给钱秉穹的一封信，见信上开头的称呼是“三强”，便很诧异。
钱秉穹风趣地解释说：“李志中有才华、会写诗，我和他感情较好。他年长些，身体弱些，而我喜欢运动，身体强些。所以，他自称‘大弱’，称我‘三强’。”父亲当即赞许道：“我看这个名字蛮不错，可以解释为德育、智育、体育都进步。”从此，钱秉穹正式改名为钱三强。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1936年，钱三强从清华大学毕业，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很重视这个在科学上有前途的学生，将他介绍给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从事分子光谱的研究。严先生对钱三强的工作也很满意，有意让他到国外深造。半年后，钱三强通过了公费留法考试，取得了巴黎大学的留学名额。
1937年夏，“卢沟桥事件”发生后的第八天，钱三强在“不想走”的复杂心情中告别了亲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来到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他以父亲的教诲“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为座右铭，勤学好问、刻苦钻研、诚实开朗、乐于助人，博得了他的导师——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和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以及周围人的极高赞赏。
1939年，伊莱娜领着钱三强做了有关验证裂变现象的实验。这次实验表明：铀和钍用不同方式裂变后，可得到同样的裂变产物。裂变的发现，预示着从原子核内部取得“能”可以变为现实，从而使基础研究核物理的一个重要分支转向了实际应用，人类也从此迈进了利用原子能的时代。
1940年，钱三强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44年被聘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1947年晋升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生导师。
1946年春，钱三强同清华大学时的同学何泽慧博士在巴黎结为伉俪，开始了共同的科研生涯。当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原子核分裂只有分为两个碎片的可能。钱三强夫妇同两个法国研究生一起，利用核乳胶研究铀的裂变现象，从数万张照片中发现约300个裂变中就有一个裂为三块，即“三分裂现象”。接着何泽慧又发现了“四分裂现象”。1947年，他们对三分裂机制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丰富了对裂变现象的认识。这个贡献被人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第一个重要的成果。
钱三强在法国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获得知名导师的高度评价和信任，周围的人们都认为他们夫妇会长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下去。然而1948年初夏，钱三强夫妇向约里奥·居里夫妇郑重提出回国要求，因为他们觉得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也是自己的，自己理当“学以致用，报效祖国”。临行前，两位导师给了钱三强一份双双签名的鉴定书：“……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10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学人员中，他是最优秀者。”
身负重担知人善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个月时，中国科学院宣告成立，钱三强被任命为中科院计划局副局长，后又任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1955年1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钱三强等人列席。会后，以近代物理研究所为基础，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钱三强担任所长。在钱三强的有力组织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即“596”工程的研究机构得到了加强。在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理出头绪的情况下，二机部部长刘杰想超前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钱三强。钱三强欣然领命。
钱三强接受该任务后着重考虑了科研骨干的配备，因为选好学术带头人对工作成败关系极大。他先后任命黄祖洽、于敏担任轻核反应理论组的正副组长。选择于敏是钱三强的一个大胆之举：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于敏就因所谓的“只专不红”“知识私有”等问题，在原子能所多次受到批判。
钱三强认为“为氢弹研制服务也是服务于政治”，于敏果然不负所望，在氢弹理论研究中解决了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成为氢弹理论设计的主要完成人。
在成立轻核反应实验组的时候，钱三强将自己原先任命的组长改为丁大钊，因为丁大钊思想活跃、才华出众。事实证明这一“改”是正确的……
这一切无不印证了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所作出的评价：“钱三强还是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钱三强的一生，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有人生的理想和规范。他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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