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和精神生活

大都市和精神生活^[1]

格奥尔格·西美尔

现代生活中的最深层次问题是个人在面对巨大社会压力、历史遗产、外来文化和生活技能时，如何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存在。与自然的斗争是原始人为了其肉体存在而不得不进行的，这种斗争在上面这种现代形式中完成了最新转变。18世纪，人类致力于把自己从国家、宗教、道德和经济的历史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所有人最初拥有的美好而一般的人性应该毫无障碍地发展。19世纪，人类除了更加解放外，还要求自己和业务都实现职责专业化；^[2]这种专业化使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不能比较，而且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在最大限度上不可或缺。然而，这种专业化使每个人都更加直接地依赖于其他人的辅助活动。尼采注意到，个体的充分发展以很多个体最无情的竞争为条件；由于同样的原因，社会主义认为应该对竞争进行压制。尽管这样，在所有这些状况中，相同的基本动机在起作用：个人坚持不被社会和科技的机制所打倒和毁灭。可以说，要实现对专业化现代生活和其结果内在意义的调查、对文化实体之精髓^[3]的调查，就必须努力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像大都市这样的社会结构所搭建起来的个体生活内容与超个体生活内容^[4]之间存在怎样的等同关系。这种调查还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在调节过程中个人怎样调节自身以适应外来压力。这就是我当下的任务。

大都市个人的心理基础在于神经刺激的强化，后者是由内、外刺激快速而不能阻碍的变化引起的。人类是一种有辨别力的动物。人类思维会受到瞬间印象和过去印象之间的差别的刺激。可以说，与持续变化的印象的迅速集中相比，与在捕获单个印象中的极不连贯性和一晃即逝的印象的不可预测性相比，所有持久印象^[5]——彼此之间有轻微差别、具有正规而习惯的过程并表现出正规而习惯的对比——只耗用了人们很小一部分意识。这些便是大都市创造的心理状态。随着每一个城市超越了街道范围，随着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多样化，城市与小城镇和农村生活之间在精神生活的感观基础方面形成了深刻对比。与农村生活相比，大都市引起了有辨别力的动物——人类更多的注意。大都市生活节奏和感观思维印象更慢、更习惯性地、更恰如其分地发展。准确地说，在这种关系中，大都市精神生活的复杂性是可以理解的——这与小城镇生活相反，小城镇生活更多地依赖于感觉和感情关系。感觉和感情关系根植于更加无意识层面的精神，^[6]并且在习惯不受干扰的、稳定的发展节奏中最稳定地发展。然而，思维能力^[7]在明显自觉的和较高层次的精神中占有重要地位；思维能力是我们最强的适应性的内在动力。为了适应现象的变化和对比，思维能力不需要任何震撼和内在变革；然而，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在变革，更加保守的思维才能够适应大都市事件的变化节奏。这样，大都市型的人类——当然存在于上千个个体变种当中——便生成一种生理组织，以阻止威胁性的潮流和外部环境的紊乱，后者将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他用自己的头脑而非心灵作出反应。这里一种增强了的意识呈现出了精神特色。这样，大都市生活便构成了大都市人已经提高了的意识和主导智力的基础。对大都市现象的反映被转移给那个生理组织，这个生理组织很不敏感，并远未达到个性的深度。这样理智便保持主观生活以抵制都市生活的强大压力，而且理智在很多方向上扩展，与大量紊乱现象结合起来。

大都市始终是货币经济的所在地。在大都市里，经济交换的多样性和集中使交换方式^[8]显得很重要，贫乏的农村商业不会允许这种交换方式。货币经济和主导精神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在对待人和事物时都采用实用主义态度；而且在这种态度中，形式公正^[9]经常与不为他人着想的冷漠结合在一起。精神复杂的个人等同于完全真正的个性，因为联系和反应都源自真正的个性，而真正的个性又不可能完全依赖于逻辑性的操作。同理，现象的个性与金钱^[10]原则不相称。金钱只关心什么是一切事物共有的：它要求交换价值，它把所有的数量和个性都归纳为一个问题：多少钱？人们所有亲密的精神关系，都建立在他们的个性基础上，尽管在理性的关系中，人类被看作一个数字、一个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因素。只有客观的、可测量的成就才是值得注意的。这样，大都市人就要认真对付他的商人和顾客、他的家仆、甚至那些被迫进行社会交往的人们。理智性的这些特征与小圈子的本性形成了对照，不可避免的个性知识处于这种小圈子中，而不可避免的个性知识必然产生一种较为同情氛围的行为，这种行为超越了服务与回报之间纯客观的平衡。在小群体经济心理学范畴内，这样的事情是重要的，即在原始条件下生产服务于定购货物的顾客，结果生产者与消费者便互相认识了。然而，现代大都市几乎彻底依靠市场产品的供给，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完全是提供给未知的购买者的，这些购买者个人从未进入生产者的视线范围。通过这种匿名关系，每一方的利益都实现了无情的实用主义：而且双方理智计算的经济利己主义不必恐惧任何偏差，因为个人关系是无法正确估计的。货币经济^[11]统治着大都市；它已经代替了过去的家庭生产和直接的物物交换；它日益减少了由顾客订货的工作数量。显然，实用主义态度与货币经济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了，货币经济在大都市占主导地位，结果没有任何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是理智的心理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或者是否是货币经济决定了理智的心理。当然，大都市生活方式是这种交互作用的最肥沃土壤，我将纯粹依靠引述英国最卓越的制度史家的名言来证明这一点：纵观整个英国历史，伦敦从未作为英国的心脏而起作用，而是经常作为英国的理智地点并总是作为她的钱袋起作用！

在某些位于生活表面、看似不重要的特征中，相同的精神潮流独特地统一起来。现代思维已经越来越变得具有计算性了。货币经济带来的实际生活的准确计算与自然科学的理想一致：把世界转变成算术问题，用数学公式确定世界的每个部分。仅仅货币经济用称量和计算、用数字测定、依靠把质量价值^[12]归纳为数量价值^[13]填充了如此多的人的时日。凭借货币的计算性，新的精确性、在定义等同和差别中的肯定性，在协议和协定中的明确性，都已经在生活诸因素的联系中产生了，正如在外部世界这种精确性受到各地区时间统一一致的影响一样。然而，大都市生活的条件便立刻成为这一特征的原因和影响了。典型大都市的各种关系和事件通常是如此的多样和复杂，以至于在诺言和服务中没有最严格的准时性，甚至整个社会结构都将崩碎为无法解决的混乱。首要的是，这种准时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如此多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聚集在了都市中，这些人们必须把他们的关系和活动联合成一种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如果柏林所有的时钟和手表突然以不同方式发生紊乱，即使只有一个小时的紊乱，那么所有的经济生活和城市交通也将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瘫痪状态。另外，一种显然是纯粹的外部因素，即远距离，将使所有的等候和被打破的约会导致无法弥补的时间浪费。这样，如果不能把所有活动和相互关系最准时地结合成一个稳定的、非个人的时间表，那么都市生活方式便是不可想象的。这里，整个反应任务的一般结论再次变得显而易见了，即从存在表面的每一个点——然而与表面密切相关——中，人们可能使一种调查不知不觉地进入精神深处，结果所有生活最平庸的外部事物都最终与有关生活意义和类型的终极结论联系起来了。准时、计算性、精确性被大都市存在的复杂性和扩展强加在了生活之上，并不仅仅与大都市的货币经济和唯理智论特征最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特征也必定丰富了生活的内容；并帮助排除了那些非理性的、本能的、独立自主的特征和冲动，这些特征和冲动旨在从内部决定生活形式，而非从外部获得一般而准确系统化的生活形式。即使独立自主型的个性^[14]——其特征是非理性的冲动——在城市中也绝非不可能，不管怎样它们与典型的城市生活相对。像拉斯金和尼采这样的人们对大都市的激烈憎恨，在这些词汇中可以得到理解。这些词汇的本性仅仅在非系统化的存在中揭示出了生活的价值，非系统化的存在不可能以用于所有类似事物的准确性来定义。通过这种体现人们对大都市憎恨的相同资料，他们把自己对货币经济和现代存在的唯理智论的憎恨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曾经被如此联合进精确而极准确的生活形式中的因素，同样已经被联合进最高的非个性结构中了；另一方面，它们已经引起了高度的个人主观性。或许没有任何精神现象已经如此无条件地留给了大都市，而大都市却有厌世^[15]的态度。厌世的态度首先源自神经刺激的迅速变化和极为压缩的对比性。从这一点来看，大都市理智的增强似乎最初也是主干。因此，最初没有理智生活的愚蠢的人们通常并非真正厌世。无限度追求快乐的生活使一个人变得厌世，因为前者把神经激发出了最强并如此长时间的反应，以至于神经最终根本就不反应了。同样，通过印象变化的迅速性和矛盾性，更多无害的印象迫使如此暴力的反应发生，并如此残忍地撕毁了所有神经，结果神经最后残存的力量都被浪费掉了；如果一个人处于同样的环境中，他们就没有时间聚集新力量了。这样，一种无能便以不恰当的能量对新感觉作出反应。从而那种厌世的态度便产生了，事实上，后者是每一个都市孩子与较为安静和缺乏变化的环境中的孩子们作比较时所表现出来的。

大都市厌世态度的这种生理源泉也与源自货币经济的另一种源泉结合在一起了。厌世态度的本质在于迟钝的辨别力。这并不意味着客体未被觉察到，后者是笨蛋的事例，而是意味着事物的意义和不同价值并因此事物本身被感受为非实在的。它们以平缓和灰色的基调展示给厌世的人；没有一个客体值得优于另一个客体。这种情绪是对彻底内在化的货币经济真实的客观反映。通过同一种方式与多方面的事物平等起来，货币变成了最惊人的等价物。因为，货币借助“多少钱？”表达了所有物质之间的不同。货币以它那无色彩性和中立性而变成了所有价值的共同单位；它不可避免地挖空了事物的核心、个性、特殊价值和不可比性。所有事物都以同样特殊的重量漂浮在不断流淌的货币溪流中。所有事物都处于相同的水平上，彼此仅仅在各自覆盖的区域规模上不同。在单个事例中，所有事物借助货币实现等价的这种色彩，或更准确地说是变色，可能是极为微小的。然而，通过富有者与用货币获得的物质的关系，甚或通过所有地方分配给这些客体的当代公众思维的整个特征，客体独有的货币数值变得十分重要了。与较小地区相比，作为货币交换主要所在地的大都市，带给事物购买力这方面留给人们的印象更深刻。那是为什么城市也是厌世态度的真正所在地。在厌世态度中，人们与事物的集中激发个人的神经系统达到了最高成就，结果也就使神经系统达到了顶峰。通过相同条件化因素纯粹的数量强化，这种成就被转向了它的对立面，并表现在厌世态度的特殊调节中。在这一现象中，神经在拒绝刺激中找到了适应大都市生活内容和形式的最后可能性。某些个性的自我保留产生于整个客观世界贬值的价格中，贬值最终不可避免地把一个人自己的个性拖入了同样无价值的感觉中。

鉴于这种存在形式的主体必须为了自己而完全与存在形式达成妥协，面对大城市时的自我保护便需要主体对社会本性进行更多的否定。我们可以按正常观点把大都市人对待彼此的精神态度称为含蓄。^[16]如果如此多内在反应是大都市人与无数小城镇人口持续外部联系的反映，同时小城镇中的人们几乎知道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人们几乎对每个人都有一种积极的联系，那么人们将彻底变成内部化的原子并达到一种无法想像的精神状态。一部分是这种心理事实，另一部分是人们在反对都市生活一触即逝的因素时所具有的不信任权利，使我们的含蓄成为必要之事。这种冷漠的结果是，我们甚至经常不能清晰地知道多年来一直是我们邻居的那些人。而且在小城镇人看来，正是这种含蓄使我们表现为冷酷和冷漠。的确，如果我不欺骗自己，那么这种外在含蓄的内在方面不仅仅是冷淡，还有比我们意识到的更经常的情况，那便是轻度反感、相互疏远和排斥，在较为密切的接触中，这些态度会突然爆发成憎恨和斗殴。这样，广泛交流的生活的整个内在组织便建立在最短暂也是最永恒的同情、冷漠和反感极多样的等级系统之上。在这个等级系统中，冷漠的范围不会与表面上可能出现的一样大。我们的精神活动仍然以稍微明显的感觉对其他个体的几乎所有印象作出反应。这种印象的无意识、动态和变化性似乎导致了冷漠状态。事实上，这种冷漠恰恰与不能忍受的相互建议活动的扩散一样，都是非自然的。反感使我们避免了这两种典型的大都市危险——冷漠和任意见意。潜在的反感和实际对抗的准备阶段影响了距离和反感，没有这些距离和反感，这种生活模式根本就不可能被引导。这类生活的范畴和混合状态、出现与消失的节奏、自我满意的形式，所有这些与较狭隘意义中的统一动机一起，形成了大都市型生活不可分割的整体。事实上，直接出现在大都市生活中的分离关系仅仅是大都市生活的基本社会化形式之一。

反过来，这种含蓄与潜在的反感基调都表现为更加一般的大都市精神现象的形式或伪装：它赋予人们大量的个人自由，这种自由在其他条件下没有任何相似性。大都市是这类社会生活巨大发展趋势之一，是人们可以发现近似统一的公式的几种趋势之一。人们在历史上和当代社会结构中发现的社会形成的最早阶段是：一个相对小的圈子严密封闭起来以反对临近陌生的或某种程度上敌对的圈子。然而，这个圈子内部是极为统一的，并允许它的个体成员仅仅在狭窄的范围内发展特性、自由和自我负责的运动。政治和亲属关系群体、党派和宗教团体便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刚刚形成的团体需要建立严格界限和向心统一性来实现自我保护。因此，它们不能允许个体自由和独特的内部、外部发展。从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立刻在两个不同然而相关的方向上前进。群体在数量、空间、生活的意义和内容上发展到某种程度，群体直接的内在统一性便松弛到某种程度，最初不同于其他群体的严格界定因素便通过相互关系和联系被软化了。同时个体获得了活动自由，超越了最初的警戒线。个体获得了特性，在扩大了的群体中，劳动分工偶尔必要性地被给予这种特性。国家和基督教、行会和政治党派以及其他无数群体都已经根据这种程式发展了，当然很多不同群体的特殊条件和力量已经修改了一般框架。对于我来说，这种框架也可以在都市生活中个性的演进过程中清楚地识别出来。在古代和中世纪，小城镇生活为个人向外界的运动和联系设置了障碍，同时也为个人独立和个人本身的内部异化设置了障碍。这些障碍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在它们影响下的现代人都会感到窒息。甚至今天，处于小城镇中的大都市人也感到了类似的限制，至少在种类上是这样。形成我们生活环境的圈子越小，而且与那些融化了个人界限的圈子联系越严格，那么圈子对成就、生活行为和个人外貌等方面的保护就越令人担忧，而且数量和质量上的特殊化在打破整个小圈子框架结构就越稳定。

似乎古代城邦（Polis）^[17]在这方面恰恰有小城镇的特征。近处和远处敌人对古代城邦的存在的持续威胁影响到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严格一致、公民对公民的监督、整体对个体的谨慎戒备，而且个人特殊的生活被抑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只能在自己的家族内作为专制君主行事才能补偿个人特殊生活的缺失。巨大的不安和激动、雅典生活的独特多彩性或许能够根据如下事实得到理解，即一个具有无与伦比个性的民族为抵制来自持续消除小城镇的内、外压力而战斗。这产生了一种紧张气氛，在这种气氛中较弱的个人遭到压制，而那些较强的个体被激励去以最激昂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力量。这恰恰是在雅典所谓人类智力发展中的“一般人类特征”——没有准确定义它——繁荣发展的原因。因为，我们为下面的联系保持了事实和历史的正确性：最广泛和最一般的生活内容和形式与最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形式最密切地联系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准备阶段，那就是他们在狭小的结构和群体中发现了敌人，狭小结构和群体的保持把自己都放入了抵制外部扩张和一般性以及内部自由运动的个性的防御状态。正如在封建时代，“自由”人是处于土地法之下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是处于最大社会活动范围法则之下的人们，并不是说，自由人是使自己权力仅仅源自封建组织这种狭小圈子并被排除在较大社会活动范围之外的人们，因此相对于小城镇人根深蒂固的偏执和狭隘而言，今天大都市人在精确的精神化意义上是“自由的”。对于相应的含蓄和冷漠以及文化生活而言，与最拥挤的大都市中的个人相比，自己的独立遭受大圈子条件影响的个人并没有更强烈地感受到大圈子的条件。这是因为身体的靠近和空间的狭小仅仅使得精神距离更加可见。显然，在某些环境下，如果任何地方的个人都不会感到与大都市群体的个人一样孤独和失落，那么这仅仅是这种自由的另一面。^[18]因为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样，人的自由在他舒适的精神生活中反映出来，这一点绝非必要条件。

不仅仅是最接近的地域面积和人口数目，因为圈子的扩大与个人内、外自由之间的整个历史性联系而使大都市成为自由的所在地。更是在这种可视扩张的转变中，所有假定的城市都变成了世界主义的所在地。^[19]城市的地平线以一种财富借以发展的方式扩展；相当数目的财产以半自动的方式更加快速地增加。只要某种限度一被超越，那么公民的经济、个人的文化关系、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文化控制范围就像几何级数一样发展。在动态伸展中的每一个收获都变成了一步，不是向平等伸展，而是向新型较大的范围扩展迈出的一步。城市从每一个线条上旋转出来，曾经的新线条好像靠自己发展，恰恰像城市内部地租的自然增值通过交通的净增长而为土地所有者自动带来利润。在这一点上，生活的数量方面被直接转变成了质量特征。小城镇的生活范围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大都市决定性的本质是它的内在生活像波浪一样流入了辽阔的国家或国际地区。魏玛（Weimar）不是一个反例，因为它的意义随个体个性而转移，并随之消失了，而大都市的特征的确使它从甚至最突出的个体个性中根本性地独立出来。这是独立的对应物，而且它是个人为独立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独立是个人在大都市享有的。大都市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超越物理界限的职能扩张。而且这种功效反过来起作用，并给予广大都市生活以重压、重要性和责任。人类不会局限于身体的所及范围或自己直接活动的所及区域。更确切地说，人类的范围是时间和空间上源自个人的一批效应构成的。同理可知，城市由超出它直接限度的所有效应构成。这个范围才是城市的实际范围，在这个实际范围内城市的存在才得以表达出来。这一事实使这样的事情显而易见，即个体的自由——这种扩张的逻辑和历史补足物——并非仅仅在纯运动自由和消除偏见与小市侩作风的否定意义上得到理解。重要的一点是，最终每个人都会掌握的特性和不可比性便以某种方式在生活方式的规划中表达出来。我们遵从自己的本性法则——这首要的是自由，这一点变得显而易见了，并且使我们自己和其他人相信这一点，只要这种本性的表述不同于其他本性的表述。我们的清楚明白性仅仅证明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没有被附加上其他因素。

首要的是，城市是劳动最高经济分工的所在地。从而，城市产生了一些极端现象，例如巴黎出现的第十四种有报酬的职位。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用自己住处的符号证明自己的身份，他们在晚餐时刻准备正确的装扮，为的是如果一个晚会应该由13个人构成，那么他们可以被迅速召唤。在城市扩张的范围内，城市为劳动分工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决定性条件。城市提供一个圈子，通过这个圈子，它的规模能够吸收高度多样的服务。同时，个体的集中和他们为了招揽顾客而进行的竞争迫使个体在职能中专业化，在这一职能中他不能容易地被另一个个体代替。决定性的是，城市生活已经把为生存而进行的与自然的竞争转变成了为利益而进行的人们之间的竞争，这里的利益不是由自然给予的，而是由其他人给予的。因为专业化不仅仅源自利益之争，还源自如下基本事实，即销售商必须总是寻求唤起奢侈的消费者新的不同需要。为了找到还未耗尽的收入源泉，为了找到不能被轻易代替的职能，在自己服务内的专业化是必要的。这个过程促进了公众需求的异化、精细和丰富性，显然后者必定导致在这个公众范围内个人差异的增加。

这完全形成了向城市引起的与其规模相称的思维和精神特征的个性化的转变。这个过程有一系列明显的原因。首先，一个人必定会遇到在大都市生活范围内确保自己个性的困难。其次，只要量的重要性增加了、能量扩展达到了一定的限度，那么人们就会莫名其妙地为了吸引社会圈子的注意而不择手段地利用能量表达不同的灵敏性，借此掌握质的异化。最后，人类试图采用最有倾向性^[20]的特质，即大都市人特殊的无节制习气、任性和矫揉造作。现在，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无节制的意义不在于这种行为的内容，而在于其“与众不同”的形式，这种行为以一种突出的方式突现并借此吸引注意力。对于很多特殊类型而言，最终仅仅为他们自己挽救少许自尊和占有一个职位的感觉的手段，并非直接的。在同样的意义上，一种看似不重要的因素正在起作用，然而它的累加效果却仍值得注意。相较于小城镇中的社会交往，我更喜欢大都市人们之间交往的简洁和贫乏。表现“简明扼要”、集中和突出特性的企图，在简洁的大都市交往中比在下面这种氛围中与个人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即通常延长了的联系确保了他自己在其他人眼中形像清晰的个性。

然而，对于我来说，大都市导致人们对最个性的个人存在的强烈要求——无论是否正确和成功——的最深刻原因，表现在下面这个事实中：现代文化发展的特征是人们所说的“客体精神”^[21]对“主体精神”^[22]的胜利。也就是说，在语言和法律中、在生产技术和艺术中、在科学和国内环境下的客体中，存在全部精神。^[23]在文化发展中，个体很不完善地并总是有一定距离地追随着这种精神发展。例如，如果我们看待过去一百年已经根植于事物和知识、制度和舒适中的巨大文化，而且如果我们把这个完全与同一时期个体的文化进步——至少在高级阶段的群体中——相比，那么两者之间发展中可怕的不相称便变得明显了。的确，在某些点上，我们在关于精神性、精神灵敏度和理想主义的个人文化中注意到了一种衰退现象。这种不一致本质上是由劳动分工的发展导致的。因为劳动分工需要个体更加单面的技能，而且在单面追求中最大的进步更经常地意味着个体缺乏个性。无论如何，他越来越不能适应客体文化的过度发展。个体被弱化成了无足轻重的人，这一点在他的意识中比在他的实践和源自这种实践的整个模糊精神状态中或许更少。个体已经变成了巨大事物和权力组织中纯粹的傀儡，这些权力组织为了把整个进步、精神和价值观从主体形式转变成纯客体生活形式而从个人手中把它们粉碎了。需指出的是，大都市是一种文化的真正活动场所，而这种文化完全超越了所有个人的生活。这里可以说，在建筑和教育机构中、在太空征服技术的奇迹和舒适中、在社会生活的形式中、在可见的国家制度中，这样一种特别充分的具体化和非个体化精神被提供出来了，结果个性不能在它的冲击下保持自我。一方面，万一刺激、利益、时间的利用和意识被从所有方面提供给个体，那么生活就因为这种个性而变得无限容易了。它们似乎肩负着河流中的个人，而且此人几乎无需自己游动。然而，另一方面，生活越来越多地由这些非个人内容和提供物构成，而提供物倾向于代替真正的个人色彩和不可比性。这导致了个体对独特性最高点的呼唤，旨在保留最个人的内核。由客体文化的过度膨胀^[24]导致的个体文化衰退^[25]，是最极端个人主义的布道者——首先是尼采——对大都市极端憎恨的一个原因。但事实上，它也是这些布道者如此消极地热爱大都市的原因，还是他们表现为这样一种大都市人的原因，即他们是人们渴望的但令人失望的预言者和救主。

如果人们想要知道两种形式的个人主义——个体独立和个性本身的详尽阐述——的历史地位，两者都是由大都市的数量关系孕育的，那么大都市便在世界精神史中占有完全新颖的地位。18世纪出现了处于难以忍受的束缚中的个体，这种束缚变成了政治、农业主义、行会和宗教特征的无意义束缚。它们是节制，也可以说是强加在人类身上的一种非自然形式和过时的、非正义的不平等。在这种形势中，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产生了，对所有社会和文化关系中个体的充分运动自由的信仰产生了。自由将再一次允许所有人共有的重要物质凸显出来，这种物质是自然界已经储存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而且仅仅是社会和历史已经使之变了形。除了这个18世纪的自由主义理想，在19世纪，一方面通过歌德和浪漫主义，另一方面通过劳动经济分工，另一种理想产生了：从历史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现在希望使他们彼此之间不同。人类价值观的承载者不再是每个个体中的“一般人性”，而是人类质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性。我们时代的外在和内在历史在竞争中、在确定个人社会作用的两种方式的动态纠缠中自然地发展。大都市的职责是为这种竞争和媾和提供场所。因为大都市把暴露于我们的特殊条件表现为这两种定位人类作用的方法的发展机会和促进因素。另外，这些条件获得了独特地位，为精神存在的发展孕育着不可估计的意义。大都市使自己成为那些伟大历史形式之一，在这些伟大历史形式之中，围绕生活的两个对立潮流没有展开，并根据平等权利而彼此联合起来。然而，在这一联合过程中，生活的潮流——无论它们的个体现象是否和谐地与我们接触——完全超越了法官的态度所适合的范围。既然这样的生活力量已经变成了整个历史生活之树的根和冠，而在我们短暂的存在中，我们作为一个细胞并仅仅作为一个部分属于整个历史生活，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既不是谴责也不是抱怨，而仅仅是理解。

郭子林　译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著有《货币哲学》、《社会学》等。

【注释】

[1]本文由温斯坦（D.Weinstein）选自Kurt Wolff（Trans.），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New York：Free Press，1950，pp.409—424。本文在注释里对专有名词进行了解释。

[2]职责专业化是把劳动或业务分成独立的任务，每一个独立的任务都为整体结果作出贡献（就像一位麻醉医学家、外科医师和外科护士等参与一次手术那样）；而每一个专业化任务的职责也是对整体结果作出贡献。

[3]给出某些有意义的东西的内涵。

[4]超个体生活内容是众多个体在社会中所分享的内容；这个词包含文化的意义（例如，金钱，它就是所有那些交换它和为它而交换的人们所共有的）。

[5]感觉数据：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品尝到的和感觉到的。

[6]个人的整个意识生活；它的“最高水平”是思维能力；它的“最低水平”是无声的感觉。

[7]对事物进行思考并估计行动的原因和结果的那部分精神（思维）。

[8]交换方式是事物（货物和服务）从一个个体转移到另一个个体的方式；例如依靠货币、物物交换，或依靠风俗（例如生日礼物）。

[9]形式公正意思是人们获得用规则严格确定的东西，而这些规则又不注意个体的不同。

[10]与货币有关。

[11]在货币经济中，物质和服务为货币而生产，并需要人们为它们付出货币（这与物物交换和共同分配相对）。

[12]用非数字特征表达，例如色彩、情感。

[13]用数字表达。

[14]独立自主型的个性是这样一些个性，即不会改变或折中不同的态度、行为和渴望。

[15]对刺激反应不灵敏；在精神上拒绝感动，或不能被人们和事物所感动，或者是专注人们与事物。

[16]不能对其他人做出充分响应。

[17]古代希腊社会单位；城市国家。

[18]故事的另一面。

[19]一种没有什么人类事物是我不知道的态度；整个文化王国，无论起源于哪里，都对我敞开着——我没有在各文化部分之间划定界限，以使那些部分仅仅属于单独的群体（例如“意大利文化仅仅属于意大利人”）。

[20]影响议事日程，影响一个人的愿望。

[21]客体文化——人类创造的规则、工具、象征物和产品的集合。

[22]主体文化——个人借以吸收并使自己融入客体文化的文化。

[23]精神是思维或意识和有意识活动（文化）的结果（例如创作音乐和被创作的音乐都是精神的类型或模式）。

[24]过度发展。

[25]消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