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主要依据产业技术经济关联的客观比例关系，遵循再生产过程比例性需求，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使各产业发展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产业结构高度化是遵循产业结构演化规律，通过技术进步，使产业结构整体素质和效率向更高层次不断演进的趋势和过程。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1）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继成为主导产业。（2）高速增长行业相继出现，带动经济快速增长。（3）资本密集和高附加值行业比重上升，经济结构向资源节约、技术和知识密集的方向发展（江小涓，2005）。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就是通过政府的有关产业政策调整，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看做产业发展中结构性的局部升级，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是产业结构内部的平衡发展，没有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没有高度化，经济增长将失去潜在的动力。

产业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长和生产要素等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方面。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强相关性已经为大多国内外实证研究所证实，所以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必然决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动态特性。其次，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所以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拉动力量。最后，由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必然导致产出的结构性调整，进一步引起国民经济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发展^[8]。由于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性，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与落后部门在投入产出关系上进行合理协调^[9]，才能真正使产业结构优化发挥作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动态优化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总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导致的产出结构的变化，从而使产业结构实现高度化。总产出结构的变化必然使各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结构发生变化，也就是产业间相互作用而建立的产业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变化。这种联系的变化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表现。可以说，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主要是由于总需求结构动态变化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经济增长具有动态性，而且也是产业结构优化所追求的目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经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

根据产业结构动态优化的基本内涵，我们构建了一个产业结构动态优化模型。如图2.2所示，由于总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各产业需求收入弹性的不同，导致了各产业发展速度的不同，一些产业会由于需求增加产生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产业间的优势地位出现更替，也就是产业的非平衡增长过程，或者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过程。由于产业间存在着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非平衡发展必然导致发展较慢的产业对发展较快的产业产生制约作用（“瓶颈”效应），以及发展较快产业对发展较慢产业的拉动作用（前向效应、回顾效应和旁侧效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部门之间的摩擦就会减少，技术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这个过程就是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促进了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

从国际经验来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产业结构政策中都十分重视技术因素的作用。从发达国家来看，美国为了用高新技术产业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成立了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制订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比如“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同时还出台了一些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法规。日本在1992年提出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1995年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1996年通过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其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日本从总体规划、研发制度、财政融资政策等方面都有详细的措施。在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在《21世纪经济前景构想》报告中指出，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事业的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5%—6%，加强对高科技产业的研发，通过科学技术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新加坡在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方面注重人才的开发和培养，对高技术产业制订了专门的人才培养计划。比如为企业家制订的永久居民计划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印度在1993年制订了《新技术政策（草案）》，通过政策立法的方式使印度的微电子、高速计算机、软件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在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伍华佳、苏东水，2007）。

图2.2 产业结构动态优化模型

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在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数量比例关系（龚仰军，2002）。技术关联是产业关联的核心，技术经济联系规定了各产业之间的组合关系，这是各产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所以，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可以说是“天然决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分析范围上看，应该归属于上述的动态优化。但是，作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机制却又是自成体系的。一般来说，技术创新对产业发展与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

直接作用主要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导致新兴产业的形成或者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从而催生出新的产业部门，促进了劳动的进一步分工和就业结构的改变。一般来说，新产业往往对原有产业形成一种替代或者补充的作用，最终使产业结构趋于高度化或者合理化。

间接作用主要是指技术创新通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贸易结构等的改变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比如，技术创新产生了新的需求，需求的变化通过产业产出的结构性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一点在上述动态优化模型中可以看出；再如，技术创新还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优化。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高效化（见图2.3）。

图2.3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王元地，2007年；赵惠芳等，2008年。

在现实中，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有时会发生矛盾。当技术创新导致新产业出现时，如果新产业的出现对原有产业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是一种替代关系，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不平衡增长的现象。根据森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导致偏离平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因为这种结果的每一连续发展都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引起的”（赫希曼，1991）。可见，由于技术创新在各产业中的不同步性，必然在一定阶段引起不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同。所以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协同带动，就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技术政策，促进弱势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

以辽宁省为例，从1978年至今，GDP从229.20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9251.2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从32.40亿元上升至976.40亿元，第二产业从162.90亿元到4729.50亿元，第三产业从33.90亿元到3545.30亿元（见图2.4）。从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来看，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渐增加，第二产业总量虽然逐年增加，但在GDP中的比重从时间序列上看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006年有所回升（见表2.2）。

根据上述产业结构动态优化模型，总需求的变化往往是引起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因。根据辽宁省历年人均消费水平和三次产业比例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居民消费水平和RATIO2（第三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之间的皮尔森（Pearson）相关系数为0.918，和RATIO1（第二产业产值/第一产业产值）之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423，分别在0.01和0.05的水平上显著（见表2.3）。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消费的动态变化是引起产业结构逐渐合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外，按照库兹涅茨提出的产业发展的标准结构，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时，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应该小于12%，第二产业比重应该大于40%，第三产业比重应该在38%以上。根据辽宁省2006年的数据，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1%、51%和38%，人均GDP为21788元人民币，远远大于1000美元。可见，按照这个标准，辽宁省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应该是符合一般的产业结构演化规律的。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另外一个动态指标是高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变化，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接近30%，而辽宁、吉林和黑龙江2006年高技术产业（大中型企业）总产值分别为568.24亿元、154.61亿元和169.18亿元，占各自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5.86%、4.15%和3.61%，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从全国来看，2006年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6.83%。可见，东北三省的高科技产业发展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需要大力发展。

表2.2 辽宁省三次产业之间比例的变化

表2.3 居民消费支出与三次产业比例之间的相关性

图2.4 辽宁省1978—2006年GDP结构的变化

在经济结构合理化方面，我们可以从地区产值比重指标、人均产值密度指标、地区产业趋同性指标以及优势产业指标等方面进行衡量。从地区产值比重指标来看，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06年总产值分别为9251.15亿元、4275.12亿元和6188.90亿元，分别占全国GDP的4.39%、2.03%和2.93%。整个东北三省总产值占全国的9.35%。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产值比例为3.23%，东北三省平均产值比例为3.12%，接近于中间水平。但是，从人均产值来说，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21788元、15720元和16195元，2006年全国人均GDP为16084元，东北三省的平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指标分析都是静态的，如果从动态角度考虑，我们可以从供需平衡、产业内部增长速度的协调两个方面分析。在供需平衡方面，我们主要分析消费率和投资率两个指标，因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持续的高消费率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体现，而高投资率则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益的增长方式。以辽宁省历年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为例（见图2.5），我们可以发现，消费率基本都在60%以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而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一般都在70%以上。另一方面，辽宁省的投资率却是偏高的。

在GDP核算中，在投资中有一部分是存货，存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需平衡问题。辽宁省总投资中存货增加的比重从1980年以来呈现递减趋势，从1980年的29.84%下降到2006年的4.59%，这说明在整个投资需求中存货投资的比重逐年下降。

在产业内部的增长速度和协调方面，辽宁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均快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比来说，在1992年之前，第三产业要总体快于第二产业，在1992—2004年，两者呈交替状态，2004年以来，第二产业的速度超过了第三产业。这可能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有关（见图2.6）。

图2.5 辽宁省1978—2006年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

图2.6 辽宁省1978—2006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

表2.4到表2.6描述了2006年东北三省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技术投入、技术产出和技术学习三个方面与全国总体水平的对比数据（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东北三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可以发现，从整体上，东三省技术投入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五个指标中，只有科技活动人员在全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技术产出方面，东三省平均水平总体上要好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东三省在技术投入产出效益上在全国的地位是中等偏上的状态。在技术学习方面，消化吸收经费投入较少，而技术改造经费投入较多，由于技术改造过程中不一定全部是原有技术的改进，可能会有部分技术引进产生的技术改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三省企业学习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2.4 大中型企业技术投入情况

创新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还体现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在高技术产业内部，信息产业的发展对于产业信息化和改造传统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信息技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了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二是推动了传统产业的产业重组和产业之间的融合；三是加速了传统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四是能够改造传统产业并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何伟、夏莘栋，2006）。

表2.5 技术产出情况

表2.6 技术学习情况

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2006年全国所有国有及非国有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为32588.81亿元，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606.40亿元，占1.86%。从东三省来看，辽宁工业增加值总量为4141.27亿元，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11.81亿元，占2.7%；吉林工业增加值总量为15143611万元，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70577万元，占0.47%；黑龙江工业增加值总量为2564.28亿元，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4.7121亿元，占0.18%。与全国水平相比，辽宁产业信息化有着良好的基础，而吉林和黑龙江则有较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