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五章　无形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在近十年来表现出对投资的依赖性，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粗放式的特征。持续的高投资下，经济高增长带来的后果是。社会资源被大量投入于经济建设中，一方面形成了大量的固定资产，造成产品严重供大于求，产能严重闲置；另一方面，教育以及涉及人们生活的公共产品的投资不足，造成这些产品或服务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进。据国家发改委研究院近期完成并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70％以上的商品仍供过于求，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而且供过于求矛盾非常突出，今年这一矛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近年来城乡居民教育和医疗支出的上涨，正是导致目前消费低迷的重要原因。报告还显示，我国教育中的学杂费与保育费在1998～2002年短短5年间上涨了112.1％，医疗保健服务价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1]为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对固定资本投资的过度依赖，将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用于改善人力资本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上，以及对提高投资生产效率有极大促进作用的无形资本投资上，通过增加对存量资本的利用效率、降低对资源的浪费使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

第一节　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探索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简言之，即指经济增长来源的结构类型。一般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投入驱动）型增长和集约（效率提高驱动）型增长。

索罗是最先意识到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发生并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家。他从1956年开始在多篇文章中根据美国的发展情况对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提出了质疑。索罗（1956）指出，如果像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所假设的，单纯靠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增长，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的提高，即投资效率的下降。这意味着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的必要条件在于不断提高投资率。然而，投资率是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的。事实上，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的投资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如果哈罗德—多马模型是正确的，美国的增长率应当趋于下降。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率较之19世纪前半期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存在较大的提高。这说明经济增长除投资外，必定有其他的源泉。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索罗和斯旺（1956）提出了一个新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索罗认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以外，还存在一项余值A，并将余值A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用以表示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索罗（1957）为此通过应用美国100年的数据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经济增长核算，结果证实了这一增长模型的可行性。

索罗提出了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纠正了经济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资本决定论”的错误论断，对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源泉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技术进步看做是一个外生变量，因而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没有出现从富国流向穷国的现象，以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并没有与发达国家趋同。因为按照新古典的外生经济增长模型，受边际收益递减影响，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应该高于发达国家，资本的流动方向应当是从富国流向穷国，而实际上，大部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发生在富国之间；另外，既然技术是外生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发达国家的发明，因而，在发达国家出现新的发明或创新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提高，而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并没有缩小国家之间的这一差异，反而是在扩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一差异。正是由于索罗模型的这一不足，促使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技术进步或效率提高的深层次的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1986，1990）在生产函数中引入知识因素，由于知识的特殊性质使技术发明具有外部性，从而使得整个经济出现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同时，他还通过引入一个研究开发与开发部门来解释技术进步的内生来源。卢卡斯（2002）则是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解释不同国家间收入差异的原因。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为国家采用鼓励研究开发投资、增加人力资源投资的方式来增加经济效率，从而促进以效率提高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探索是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国内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刘国光（1983）指出：“今后决不可再搞追求数量指标，光靠上新项目、铺新摊子、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等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而要重视质量和效果，主要依靠现有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能源原材料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来发展生产。”^[2]为此，在1985年制定“七五”计划中，中央强调在“七五”期间（1986～1990年），要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克服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而又远远没有克服的产品质量差、物质消耗高、经济效益低的痼疾。针对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通货膨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人们认识到由于计划体制下长期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使得经济增长方式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为此，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现今后15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大规模扩张，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规模、城市的扩张导致了对可耕种土地大量被征用后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在过度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环境压力、“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为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指出，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对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吴敬琏（2004）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长期难以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从而使一些计划经济体制的遗存仍然被保留下来，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出路在于政府转型。

马凯（2004）则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摈弃传统观念、完善核算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进科技进步、加快体制创新、强化企业管理、引导合理消费和提高国民素质等。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内在要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首先是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瓶颈约束。经济增长需要持续不断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在投资效率没有改进或投资效率较低的情况下，要维持或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水平，只能是不断地提高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根据张军（2002）的研究，他指出：“由于过度工业化，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从1994年到1998年不断上升，TFP存在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经济高增长，只能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20世纪80年代，3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可以实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1993年37.16％的固定资产投资率使GDP增长13.15％，而2003～2004年实现9.15％的经济增长，需要固定资产投资比率提高到42.11％和43.16％。”^[3]在这一增长方式下，持续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高增长，给土地资源的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信息：“仅2003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2％，冶金、有色、化工、机械、纺织、轻工等行业全年投资增长在50％以上，带动建设用地相应增长，建设占用耕地比上年有所增加。报告显示，2003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达641.7万亩，比前五年年均高出120万亩。部分省市尤其是东部地区建设用地需求较大，用地矛盾比较突出。包括各类园区的新增独立工矿建设用地达287万亩，比前五年年均高出133万亩，增长86％，是建设用地规模增大的最主要因素。”^[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3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101公顷，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224公顷的45.1％。^[5]

要素投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给我国的土地资源供给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灾难。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2004年9月7日联合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报告披露：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此次仅核算了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等10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6]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不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就难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必须在经济增长进程中，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少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其次是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的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始终在发挥作用，并促进微观和宏观的经济增长发生转变。从微观上讲，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进行产品的开发和研究，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企业的这种创新推动着技术革命的进程，技术革命决定着经济增长的进程和质量。从宏观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开发的经济，开发导致了经济生活的国际化。经济生活的国际化，一方面加强了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竞争。而当今以及今后各国经济之间的竞争已不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比拼，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优劣的较量。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以投入大、效益低、质量差、浪费大为特点，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而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投入少、成本低、质量高、效益好的特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较多的比较利益，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并且符合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

所以，正如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的研究成果所揭示的，“善用中国宝贵的储蓄资源，提高投资效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今后的必然选择”。^[7]

第二节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标量

根据第一章索罗模型中对索罗—斯旺模型的经济增长分解结果（1－13）式：

gY=gA+α·gK+β·gL

两边同时除以gY，方程则可以转化为：式（5－1）中的右边两部分中的第一部分表示全要素生产率gA在经济增长gY中所占的比重，即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记为gA/Y，第二部分表示全部要素投入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对比重，即全部要素的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记为gKL/Y。由于这两项增长率构成了全部经济增长，所以，这两项增长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由这两项相对份额比值关系作为计量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依据，我们把这一比值定义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

当式（5－2）中的ζ＞1，表示gA/Y大于gKL/Y，也即gA/Y值大于0.5，这表明经济增长中，有50％以上的增长贡献来自技术进步，这一增长方式为效率（集约）经济增长方式。

当式（5－2）中的ζ=1，表示gA/Y等于gKL/Y，也即gA/Y值等于0.5，这表明经济增长中，有50％的增长贡献来自技术进步，这一增长方式为中性经济增长方式。

当式（5－2）中的ζ＜1，表示gA/Y小于gKL/Y，也即gA/Y值小于0.5，这表明经济增长中，有50％以上的增长贡献来自要素的投入，这一增长方式为粗放（投入驱动）经济增长方式。

对人均收入而言，就索罗经济增长模型，有：

Y=A·F（K，L）=A·KαLβ→Y/L=A·KαLβ/L

记Y/L=y，K/L=k，且α+β=1，上式可变换为人均形式：对式（5－3）两边取自然对数，且对时间变量t求导，则有：

所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此时的表达式有：

因此，无论是总量模型还是人均增长模型，只要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以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大于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那么，效率提高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就超过了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贡献，这样，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效率提高型，也即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国别经济增长经验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国家的学者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核算结论了解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自从1956年索罗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并定义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通过对这一模型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分析，说明经济增长来源资本和劳动作为增长要素投入的贡献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并于1957年运用美国近100年的数据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了增长计算检验，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增长模型的可行性。之后，许多学者运用这一模型对不同的国家的不同时期的经济进行增长核算，计算和分析了这些国家的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情形及变动状况。

运用新观念对美国经济增长进行增长核算的先驱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M.Abramovitz，1993）。他把美国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将近200年的经济分成五个时段，分别计算它们的经济增长来源（见表5－1）。其中，第一时段（1800～1855年）可以称为“向初级工业化转变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增加；第二时段（1955～1890年）可以叫做“向高级工业化转变的早期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以资本深化为基础，而不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占36％；第三、四时段（1890～1966）可以被称为“高级工业化阶段”，期间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效率提高为基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提高到70％和78％。

根据以上各阶段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见表5－1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应用前面介绍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判断不同时段经济增长的方式。根据公式（5－5），第一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计算第二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为0.6；第三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为2.3；第四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为3.5；第五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为1.3。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大致从第三时段开始发生转变，从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向以效率提高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

表5－1　美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

注：Y——GDP；L——劳动小时数；K——固定资本总额。
资料来源：M.Abramovitz.The Search of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 of Ignorance，Old and New.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1993.转引自：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41.

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1998）按照阿布拉莫维茨的方法对日本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的贡献作了计算，其计算结果与美国的情况相类似。计算结果如表5－2所示。

从表5－2可以看出，日本在工业化开始前的1888～190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即人均产出增长的10％，其余人均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获得；在1900～1920年的早期经济增长阶段，人均产出的增长中也只有11％可以由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解释，其余89％都是资本深化的贡献；到了1920～1937年和1958～1970年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上升到人均产出增长的一半左右。根据以上增长要素贡献率的数据，分别计算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为0.1、0.1、0.9 和1.2，这样的计算结果表明，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致发生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1958～1970年间。

表5－2　日本经济增长源泉的核算

注：Y——非农私营GDP；L——劳动小时数；K——生产性资产（按利用率调整）。
资料来源：Hayami and Ogasahara.Changes in the Source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 Japan Compared with the U.S.Journal of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13）.转引自：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43.

针对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一片赞扬、称誉声中，其实也存在对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质疑之声。这些工作都源于刘遵义（1997）对东亚经济增长源泉的计算。表5－3为计算结果。

从表5－3中我们可以看出，东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与此同时，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也很高，因此，东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刘遵义通过对生产要素贡献率的计算表明，对亚洲新兴的工业化经济来说，物质资本解释了经济增长的68％～85％，劳动力则解释了剩余的部分，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显著。计算结果如表5－4所示。

表5－3　产出和度量的投入的年增长率（％）

注：有形资本被度量为利用的资本减去年初的全部非居民有形资本存量乘以资本利用率；劳动力被度量为个人工作小时数；人力资本变量定义为工作年龄（15～64岁）的个人平均受教育年数；研究开发资本由不变价的研究开发支出累积减去每年10％的“折旧”。
资料来源：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 （10）：90.

表5－4　经济增长源泉的相对贡献（％）

资料来源：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 （10）：90.

针对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效率的改进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不显著的情形，刘遵义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经济在无形资本投资的低水平和由此产生的“革新租金”大部分被工业化经济中的新技术、设备或中间投入的外国发明者、制造商和仍然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的分销商获取所致。因此，当一个经济在由发展中状态向发达状态过渡时，无形资本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道路。

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要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只有通过效率提高所维持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是健康、可持续的。

第三节　无形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

随着经济增长的推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资本持续投入，生产中积累资本存量的规模逐渐扩大，资本的边际效率会随之逐渐下降，此时，无形资本投资对于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存量的有效利用及使用效益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刘遵义（1997）在总结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验时，认为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未来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依赖三个条件：保持有形资本的增长、保持有形资本的有效性、缩小在无形资本方面的差异。对于缩小无形资本方面的差异，刘遵义认为：政府必须促进对无形资本的投资，使东亚新兴经济体能够在每劳动小时的无形资本水平赶上工业化经济；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为不同形式的教育（正规的、技术的、在岗培训和再培训）提供必要的资助；对于其他形式无形资本（设计、商誉、诀窍、市场开发、信息系统和软件等）的投资也应该受到鼓励。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竞争优势并不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也不依赖于低成本资本，而依赖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正在积累和不断更新的无形资本。^[8]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机制和路径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的计算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增长从要素投入推动型转变到效率提高的效益推动型，必须要使经济增长贡献中，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部分超过生产中纯要素投入所产生的部分，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断系数值大于1。那么，如何才能在经济增长中提高效率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寻找有效的路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此，我们通过从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该函数的拓展式中的分析来寻找。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A·Kα·Lβ

当我们将经济增长因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R＆D投资）、结构变动、规模经济、制度变迁等都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变量时，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改进为：^[9]

式中，Y为国民收入，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H、R和U分别表示人力资本、R＆D投入和产业结构变量等经济增长要素，参数α、β、χ、δ和ε分别代表各对应的经济增长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程度，参数B代表除以上经济增长因素以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比如规模经济、体制变迁等。则对公式（5－6）的经济增长源泉分解有：

根据式（5－7）的增长源泉分解式，除去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投入带来的增长，剩余部分根据索罗的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所贡献，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应为：

从（5－8）中可以看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R＆D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等都可以作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途径。

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公式（5－8），结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公式（5－2），则改进后的生产函数的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值有：

从式（5－7）和（5－9）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不仅促进经济增长，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无形资本投资作为产出构成内容的经济增长方式

既然除劳动和资本要素之外的其他经济增长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促进作用，而在其他经济增长要素中，人力资本、R＆D投资等都是属于无形资本投资，那么，无形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考虑到Corrado等人（2006）所做的工作，对生产活动中投入无形资本，首先考虑无形资本投资仅仅作为中间品投入，不在产出中反映的情况，然后再考虑无形资本投资不仅作为中间品投入，而且也作为产出的一部分时所带来的影响。如我们前面第一章所介绍的，当无形资本投资不包含在产出中时，产出的增长率为式（1－28），记为下式：

gY（t）=sC（t）gC（t）+sI（t）gI（t）=sL（t）gL（t）+sK（t）gK（t）+gA（t）

根据不含无形资本投资的产出增长率表达式，我们可以计算不包括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为：

当无形资本投资包含在产出中时，产出的增长率表达式可以通过式（1－33）表示，记为下式：

gYW（t）=sCW（t）gC（t）+sIW（t）gI（t）+sN（t）gN（t）=sLW（t）gL（t）+sKW（t）gK（t）+sR（t）gR（t）+gAW（t）

根据含无形资本投资的产出增长率表达式，我们可以计算包括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W）为：

将式（5－11）除以式（5－10）即可得到：

因为λ总是小于1的数，根据公式（5－12），要使得公式计算的值大于1，还是容易有保障的，因为只要在经济活动中存在无形资本投入，则含有无形资本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除去要素投入增长率带来的剩余部分sR·gR+gAW，在相同的条件下，肯定会比gA大，而分母还有一个小于1的比例因子λ，所以，式（5－12）值大于1。

但要使含无形资本投资的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大于1，则必须要满足严格的条件，即不仅要使经济在无形资本上投资的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及使无形资本的存量达到相当的数额，从而提高无形资本在产出中占有的份额；同时还要使得增加的无形资本投资能增加实物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水平，最终使得无形资本投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而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

三、无形资本投资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用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无形资本投资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我们应用前面所收集和整理的数据考察无形资本投资的状况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根据我们前面第一章所介绍的关于无形资本投资作为产出计量时的总量等式关系（1－27）：

PQ（t）Q（t）=PC（t）C（t）+PI（t）I（t）+PN（t）N（t）

如果将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生产总值记为YW，不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生产总值记为Y，无形资本投资记为N，则式（1－27）可改写为：

式（5－13）中的Y（t）序列数据来自第四章计算分省经济增长率时的各地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该数值由各地名义生产总值除以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缩减后的数值。

式中N（t）的数据与第三章中的无形资本存量计算的实际无形资本发生额一致，是由当年名义广告和R＆D投入数除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得出，计算结果如表5－5所示。

由计算出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和实际无形资本发生额，将这两部分相加，即可计算得出包含无形资本投资的实际生产总值数YW。根据计算的不含无形资

本投资产出的Y和含无形资本投资产出YW，并利用式（1－34），可以计算分省的比例因子λ序列。

同时我们利用计算的包含无形资本产出的YW，可以计算得出包含无形资本投资实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YW（t）序列。

应用前述计算的有关数据，利用式（1－33），可以计算分省的除要素投入之外的说明经济增长的增长来源sRgR+gA，其计算公式为：

sR（t）gR（t）+gA（t）=gYW（t）－λ·sL（t）gL（t）－λ·sk（t）gk（t）

式中的sL为劳动的边际产出，sk为资本的边际产出，它们的值为第四章计算的结果，分别为0.547和0.453；gL和gK为分省的劳动增长率和固定资本存量年增长率的序列数据。根据计算的分省sRgR+gA的序列数据，我们可以分别根据式（5－2）和式（5－11）计算不包括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和包括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W），并求分省数据1990～2000年的年平均值，计算结果如表5－5所示。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分省数据显示的地区无形资本发生额的数值较小，大部分地区的比例因子为0.99，甚至有的地区比例因子为1.00，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不含无形资本的与含无形资本的并无差异，仅有北京因为无形资本发生额较大，其比例因子为0.9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从不含无形资本的0.8上升到含无形资本的1.3；陕西和上海也与之相似，比例因子为0.7，因此，它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分别从1.10上升到1.30和1.30上升到1.50。

表5－5　全国分省（1990～2000年）的λ、ζU、ζI的年均增长率

注：表内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表2－1、表2－3和表2－4中的有关数据计算得出。

为了检验分省的无形资本投入是否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应用SPSS13.0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的值分成两组，不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值为第1组，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值为第2组，分析结果如表5－6和表5－7所示。

表5－6　组统计量

表5－7　独立样本t检验

对组统计量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的均值为0.9250，标准差为0.37774，而包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的均值为0.9893，标准差为0.38714。对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分析，在方差方程的Levene检验中，对假设方差相等这一零假设的F检验结果为：F值等于0.15，显著性水平（Sig.）等于0.700，因此，认为方差是齐性的；在独立样本t检验下，取假设方差相等的t值（－0.629）与显著水平（Sig.双侧）（0.532），ρ＞0.05，因此，可以判断包含和不包含无形资本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计算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ζ）值时，将无形资本投资包含在生产总值中，并没有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判定系数的值。之所以会是这样的一种结局，是由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在无形资本投资上水平过低，结果使得我国整体上无形资本投资水平过低。

与这一结论一致的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R＆D占GDP比例（见图5－1）以及万人的科学家人数（见图5－2）等都落后于发达国家。

从1978～2005年间各主要国家的R＆D占GDP比例来看，这一比例最高的是日本，极大值水平为3.2，极小值也高达2.8，均值为2.9294，中位数为2.9；美国的这些数据则是极大值水平为2.8，极小值为2.4，均值为2.6389，中位数为2.7；德国的这些数据则是极大值水平为2.8，极小值为2.3，均值为2.4889，中位数为2.5；韩国的极大值也达2.8，极小值为1.8，均值为2.3154，中位数为2.4；而我国的情况是极大值水平为1.3，极小值为0.6，均值为0.800，中位数为0.700；均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图5－1　中国及主要发达国家R＆D占GDP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kjnew/maintitle/MainTitle.htm的国别数据计算得出。

从1978～2005年间主要国家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来看，这一数量最高的依然是日本，极大值水平为101人，极小值为84.4人，均值数为94.5人，中位数为95.7人；美国的这些数据则是极大值水平为91人，极小值为73人，均值为82.4人，中位数为80.5人；德国的这些数据则是极大值水平为68人，极小值为57人，均值为62.0人，中位数为60.3人；韩国的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极大值也达66人，极小值为43.2人，均值为52.2人，中位数为48.2人；而我国的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极大值水平为14人，极小值为4.6人，均值为8.4人，中位数为7.7人；也均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无形资本的投资不足是造成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是依赖高投入来维持高增长模式的原因之一。为此，正如刘遵义（1997）认为“对无形资本的投资是增强和改造一个经济使其更具竞争优势的一种根本的方式。”^[10]和“……无形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助于抵消有形资本保持上升所带来的边际生产率的下降。然而，无形资本很典型地有较长的孕育期，这意味着越快地开始对无形资本的投资越好。”②为了加快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强对无形资本的投资、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提高投资效率和改进固定资本存量的利用效率，是非常必要且极为重要的。

图5－2　各主要发达国家及中国万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kjnew/maintitle/MainTitle.htm的国别数据计算得出。

表5－8　全国分省按不变价格（1952年价格）计算无形资本投资额单位：亿元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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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全国及各地研发支出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网：http://www.sts.org.cn.全国及各地广告支出来自历年《中国广告年鉴》，以及表2－5计算过程中有关数据依次计算得出。

【注释】

[1]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tzcl/news/2007/01-12/853156.shtml。

[2]刘国光主编.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28.

[3]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变特征［J］.经济研究，2002（6）：12.

[4]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网站，http://www.mlr.gov.cn/pub/gtzyb/gtzygl/tdzy/gdbh/t20040625_12896.htm。

[5]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4/t20060721_402339575.htm。

[6]资料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6-09/07/content_5062295.htm。

[7]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5（10）：21.

[8]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96.

[9]梁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00（7）：54.

[10]②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