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从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在全球造成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损失。很多人认为，美国滥用美元霸权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之一，因此要求改变以美国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格局，终结美元霸权。那么，美元霸权会不会结束呢？
中国政府已经将人民币的国际化作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性货币，从而突破美元霸权？
在美元取得货币霸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霸权地位的是英镑。
通过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赶走了试图实行集权统治的国王詹姆斯二世，英国议会随后通过《权利法案》，对王室权力进行严格限制，现代宪政首先在英国得以牢固地确立起来。英国王室向老百姓收税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私有财产因此得到保护，这激发了英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而为“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创造了条件。通过“工业革命”，英国迅速确立了全球经济上的霸主地位，到1860年，英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0％，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英国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伦敦输往全球各地。1850年，英国在海外的净资产占英国全国净资产的7％，到187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4％，到1913年更上升到32％。
伴随英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与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扩张，英镑源源不断地流向全球各地，英镑相应地确立了自己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例如，在1870—1913年的40多年中，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60％是以英镑结算的。
整个19世纪都是英国的世纪，也是英镑的世纪，是英镑作为全球货币霸主的时代。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英国实行并维持金本位制，保证了英镑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大英帝国也成为国际金融体系规则的主导者。
英镑霸权的衰落
在英镑霸权如日中天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为了保证有足够的黄金购买军火，英国不得不在1914年放弃金本位，限制黄金流出英国，停止了英镑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在英国放弃金本位制后，其他国家也相继放弃金本位制。
在英镑不能自由兑换成黄金之后，人们对英国能否保持英镑币值的稳定自然信心不足，也就不愿接受并使用英镑。结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镑贬值了60％。这对英镑的霸权地位与伦敦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也就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为了恢复英镑的霸权地位，挽救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1925年4月28日，时任财政大臣（即“二战”时的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宣布，英国恢复金本位制。然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英国国力已经江河日下并且无力回天，已经无力维持英镑金本位。因此，对于丘吉尔在英国恢复金本位的做法，大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专门发表《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一文说，丘吉尔和他身边的那帮蠢材们的这一做法将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萧条。不幸的是，凯恩斯的预言很快成为了现实，而丘吉尔日后也承认，1925年在英国恢复金本位制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丘吉尔在英国恢复英镑金本位的做法导致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股市去炒股，形成一个巨大的股市泡沫。随着美国股市泡沫最终在1929年破裂，全球陷入了“大萧条”之中。“大萧条”中，英国国内物价不断下跌，失业人口日益增加，这迫使英国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9月21日，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制，英镑随之大幅贬值。随着“大萧条”席卷全球，各国也先后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并将自己的货币贬值，以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这种恶性货币贬值的竞争触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货币贬值浪潮。当时，英国著名的美女经济学大师琼·罗宾逊夫人发明了一个术语来形容这种恶性货币竞争，她发明的术语就是“以邻为壑、竞相贬值的汇率政策”。
在“大萧条”这样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面前，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毫无应对经验，束手无策，全球性的“大萧条”因此得以持续数年之久，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在德、日、意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虽然英国在军事上取得了“二战”最后的胜利，但“二战”却让英国在财政上破产——庞大的战争费用耗尽了英国的家产。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对外负债120亿美元，而英国包括黄金在内的国际储备只有1700万美元。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英国在财政上破产，美元霸权的兴起变得不可遏制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权
为了防止“大萧条”中“以邻为壑、竞相贬值的汇率政策”的再次出现，在英国大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倡导下，1944年，“二战”盟国中的44个国家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举行会议，研究如何稳定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国家最终达成协议，建立了一个叫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创建了“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来监督这一货币体系的实施。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具体地说，第一，美元与黄金挂钩，即各国同意以35美元1盎司的价格作为黄金的官方价格。第二，美国保证，其他国家的政府或中央银行拿美元到美国来，要求换成黄金的话，美国都按这一官方价格把美元换成黄金。为使这一黄金官方价格不受自由市场黄金价格的冲击，各国政府同意与美国政府一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维持黄金的这一官方价格。第三，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其他国家政府确定规定各自货币的含金量，通过含金量的比例确定同美元的汇率。同美元的汇率一旦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的确认，各国未经国际货币基金同意，不得随意更改。例如，英国确定英镑的含金量为1盎司黄金等于12.5英镑，而美国美元的含金量是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这样，英镑与美元的官方汇率就是2.8美元比1英镑。第四，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各1％的幅度内波动。若市场汇率超过法定汇率1％的波动幅度，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于预，以维持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
这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处于核心地位，美元取代了黄金而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随着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开始以美元结算，各种主要商品也开始以美元标价。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美元霸权的正式确立。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会议的是经济学大师、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凯恩斯提出创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货币与国际中央银行，以发行并管理国际货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英镑已经失去了国际货币霸权，不再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英国自然不希望美元凌驾英镑之上，为所欲为。创立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货币，有助于遏制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凯恩斯的建议被美国否决。
为什么英国人没有能够阻止美元借“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一跃成为国际货币霸权？
对于美元霸权的形成，英国已经无力阻止。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英国所有主要工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一半的食物以及除了煤炭之外所有的工业原材料都依赖进口。英国已经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援助。
1945年12月，英国派凯恩斯前往美国，寻求援助。英国议会原本认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应该向英国提供无偿援助。然而，美国让凯恩斯带回去的却是年利率为2％的贷款。虽然英国议会对此非常愤怒，但又无可奈何。在美国同意向英国提供44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后，英国议会批准了“布雷顿森林协议”。2006年12月29日，英国才全部还清了这笔贷款。
到1940年，美国的GDP占全球GDP总额的21％，是英国GDP总量的3倍，美国成为全球GDP第一大国，而美国的工业产出更占了世界的80％。
更重要的是，只有美国有能力承担兑换黄金的责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必须有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必须承担如下责任：当其他国家政府或中央银行拿本国货币来兑换黄金时，必须随时将本国货币兑换成黄金。也就是说，如果让英国处于这个中心位置的话，那么，当中国、法国政府拿着英镑到英国，要求换成黄金的话，英国必须随时能够满足中国、法国政府的这一要求。然而，“二战”让英国耗尽了黄金储备，英国已毫无将英镑兑换成黄金的能力，苏联也没有将卢布兑换成黄金的能力，其他国家更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二战”中，美国以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源源不断地生产军火，各国向美国购买军火的黄金因此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到1945年，美国手中的黄金折合成美元高达246亿美元，占全球黄金储备总量的60％。
苏联选择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国在体系内少了一个对手，这进一步成全了美元成为霸权。虽然美国成功邀请了苏联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1945年12月29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最终下定决心，退出《布雷顿森林协议》。斯大林的理由是：苏联经济的恢复不需要借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此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为了控制战后国际金融格局的领导权，美国与英国明争暗斗，这让斯大林相信，“二战”盟友即将解体。斯大林退出协议的这一决定被英美解读为“冷战”的起点。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美元正式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琼·罗宾逊夫人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不过是“美元交响曲的新乐章”。参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一位英格兰银行官员说，英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遭受的打击不亚于一场战争。
马歇尔计划——美元霸权的扩张
为了帮助欧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经济与社会，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宣布美国将以援助与贷款的方式，向欧洲国家提供资金，帮助欧洲战后重建。马歇尔提出的这一计划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
从1948年到1951年，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总共向西欧16个国家提供了130多亿美元的援助。此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8年4月美国正式启动“马歇尔计划”，美国已经向欧洲国家提供了12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两笔总共约260亿美元的资金占了美国当时GDP总量2580亿美元的10％。“马歇尔计划”本来计划持续到1954年，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不得不提前结束计划。
当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时，美国邀请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该计划，但被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拒绝。
美国曾经设想过类似的计划，帮助新中国重建经济。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的要求，没有南下广州，而是继续留在南京。6月中旬，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前往北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协筹备委员会，临行之前，司徒雷登请罗隆基向周恩来表明，美国知道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倒向苏联，但是，只要新中国不100％地倒向苏联，美国愿意一次性向新中国提供5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但是，到北京之后，罗隆基听说了毛泽东主席“一边倒”地倒向苏联的外交方针后，再不敢将“美国的50亿美元援助计划”转告周恩来。
在1948—1952年“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欧洲经济出现了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二战”后欧洲各国曾经普遍存在的贫困与饥饿消失了。1951年，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各欧洲国家的产值达到了1938年产值的135％。在随后的20年中，西欧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马歇尔计划”还推动了西欧各国取消限制跨国贸易的各种限制，并建立了协调各国经济的机构与制度，西欧由此走向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在帮助西欧恢复经济的同时，“马歇尔计划”也是美国的“美元外交”的划时代创举，帮助美元巩固了它的霸权。首先，“马歇尔计划”将西欧从“二战”的废墟里拯救出来；在“马歇尔计划”之外，美国还对日本、韩国与其他追随美国的国家提供了大约40亿美元的援助。整个西欧、日本、韩国等都成为美国忠实的盟友。其次，欧洲、日本复兴所需要的关键物质和技术，都必须从美国进口，美国当然要求他们用美元结算。1945年之后的10年是“美元短缺”时代，美元比黄金还要抢手。再次，从1947—1958年，美国有意地鼓励与促进美元外流，以解决战后国际经济恢复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帮助西欧与日本恢复了经济，为美国的产品出口与美国资本的输出扩大了市场。随着美国的产品与美元输往各国，美元的霸权地位日益牢固。当然，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美元，它涵盖了美国的金融服务、企业管理、私人投资、科学技术、价值观念和文化产品，而这些又帮助美元巩固它的霸权。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美元从此犹如脱缰之马
“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直维持到1971年，然后就坚持不下去了。1971年8月15日，美国尼克松政府推倒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随着西欧、日本经济的恢复，它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扩大，国际收支由逆差转为顺差。1958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此后，西欧、日本经济迅速发展，西欧与日本手中积累起来的美元不断增加。到1965年前后，外国手中的美元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之多，这相当于现在的23000亿美元，形成了“美元过剩”。
同时，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先后打了两场战争，就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而打仗是需要钱的。此外，林顿·约翰逊当总统的时候，美国政府提出了“大社会”计划，雄心勃勃地要在美国根绝贫困，试图把美国人的医疗保健、养老金这些费用全部由联邦政府包起来，这导致社会保障开支的急剧膨胀。然而，约翰逊又不愿意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应付庞大的军费与社会保障开支。约翰逊只好以财政赤字的方式来为战争与社会保障提供资金，美国于是大量发行国债、印刷美元钞票。
美国手中的黄金储备不断减少，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手中的黄金高达246亿美元，占全球所有黄金储备的60％。但是，到1971年，美国手中的黄金已经减少到大约10262公斤（相当于102亿美元），而外国人手中拿着的美元钞票就相当于678亿美元，按35美元兑1盎司黄金可到美国兑换成68209公斤黄金。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按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能力。
没有了充分的黄金储备作保证，美元的信誉遭到严重动摇。自1960年开始，就出现了几次美元危机，就是人们抛售美元、抢购黄金。虽然在西德、英国这些美国盟友的帮助下，美元一次次暂时渡过了难关，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已经难以恢复。法国总统戴高乐一贯与美国抬杠、不愿让美国独霸全球老大的宝座，1968年，戴高乐带头将法国手中的美元全部拿到美国，换成了黄金。到20世纪60年代初，虽然黄金的官方价格仍然是35美元1盎司，但伦敦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就已经上涨到40美元1盎司。
到1971年，美国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了。美国不仅已经没有能力维持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官方价格，也没有那么多的黄金让其他国家拿美元来换黄金了。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第一，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以后，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再拿美元来美国换黄金的话，美国不干了；第二，将美元贬值，即把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1盎司提高到38美元1盎司。尼克松的这一决定基本上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因此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此后，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极为勉强地维持了几年，但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基本上寿终正寝了。1976年1月，在牙买加首都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上，允许各国实行浮动汇率；1978年，各国修改了《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删除了其中与黄金有关的所有条款，黄金从此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解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布雷顿森林体系”保证了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并促进了战后国际经济的恢复与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凭借其当时充足的黄金储备与强大的经济竞争力，美国承担了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责任，即承诺将纸币自由兑换成黄金，以保证人们对纸币的信心。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个显而易见的代价就是，由于美国保证外国政府与中央银行可以拿美元向美国换成黄金，美国手中的黄金拥有量从1945年的246亿美元减少到了1971年的102亿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一举登上国际货币霸主的王座，正式为“美元霸权”加冕。也许有人会想，既然“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一举登上国际货币霸主的王座，那么，它的解体必然动摇美元霸权。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不但没有动摇美元霸权，相反，从此以后，美元犹如脱缰之马，更加横行无忌。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尽管美国可以操控国际货币体系，但多少还要受一点儿约束，虽然这种约束并不十分有效。那么，美国与美元受到什么约束呢？
首先，美元是以美国手中的黄金储备量做保证的，而且美元的价格确定在35美元1盎司黄金，因此，除非美国手中的黄金量增加，或者将美元贬值，否则美国不能随便印发钞票。这样，假如美国手中只有1亿盎司黄金，那么，美国最多只能发行35亿美元的钞票。美国想要发行70亿美元钞票的话，要么美国手中的黄金储备量从1亿盎司增加到了2亿盎司，要么将黄金的价格从35美元1盎司提高到70美元1盎司，也就是将美元贬值。而且，美国保证其他国家的政府与中央银行随时可以将美元钞票拿到美国财政部，按35美元1盎司黄金的价格兑换成黄金；因此，如果美国手中的黄金只有1亿盎司，而美元钞票从35亿美元增加到了70亿美元的话，那么，35美元就只能兑换0.5盎司黄金。
其次，为了维持美元币值的稳定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美国不能出现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因为如果美国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或者贸易逆差，人们就会担心美国可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或者贸易逆差，导致美元贬值。这样人们就会抛售美元，购买黄金。
再次，美元与黄金的价格固定在35美元1盎司黄金，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这样美元与各国货币的汇率被固定下来，而且非经国际货币基金批准，各国不得随便更改汇率，美国也不得例外。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的发行不再受美国手中黄金储备量的限制，外国政府手中的美元也不能到美国兑换成黄金，因此，理论上，美国从此可以想印刷多少美元就可以印刷多少美元。而且，只要全球对美元还保持一定的信心，美元还保持国际货币霸权的地位，美国就也不用过于担心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因为在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可以用印刷美元钞票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此外，实行浮动汇率制之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从此不受限制，美国可以自由决定美元的价格，即随时可以将美元升值或者贬值，从而影响国际汇率。
这样，“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的发行从此不受外力的约束，它受到的限制就只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联储7名理事们的良心、克制以及他们对货币政策的看法。
美国财政部长：“就让他们报复吧。他们又能怎么样？”
迄今为止，人们大多认为，尼克松决定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并非美国一家的过错，其他国家也有责任，因为其他国家没有采取措施控制并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但是，以美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美国完全有能力减少贸易逆差，甚至实现进口与出口的平衡。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说过，“美国可以在一夜之间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那么，美国为什么不采取措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国政府显然已经发现，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更为有利。
首先，即使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不会动摇。到1971年，美国之外的美元数量已经有近700亿美元，如果大家放弃美元，持有美元的国家将遭受惨重损失。因此，各国不可能不继续使用美元。而且，虽然美国黄金储备量已经锐减到只有100亿美元，美国仍然是全球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美国手中黄金储备在全球黄金储备中的比例仍然超过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因此，即使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也不会动摇。
其次，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将不受任何约束，美国可以想发行多少美元就发行多少，美国可以更容易控制国际汇率，从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在各国都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难以维持的情况下，美国顺水推舟地推倒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既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又不用承担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的罪名。
197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亨利·罗斯 (Henry Reuss)一语道破天机：“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罗斯在美国国会的履历让我们不能不相信他所言非虚：从1955—1983年，罗斯连任14届众议院议员，长期担任众议院银行委员会委员与美国国会四个常设委员会之一“联合经济委员会”下“国际汇率和支付委员会”主席，并担任第97届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席。
1971年8月15日，在宣布“尼克松冲击”之前，美国政府既未与国际货币基金磋商，也未与“布雷顿森林协议”任何其他成员国商量。美国的这一做法完全违背了“布雷顿森林协议”。当时任美国联邦财政部长的约翰·康纳利对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说：“对我们这么做，其他国家会不高兴吧？不过，那又怎么样？”伯恩斯担心其他国家可能采取报复行动，康纳利回答说，“就让他们报复吧。他们又能怎么样？”
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确立了作为事实上国际货币的地位。随后，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利用华尔街、贸易与金融自由化，以美元代表的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自由流动起来，美元从此变得无处不在，而美元霸权随着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四处扩张。
华尔街：让全球使用美元
纽约、伦敦、东京、香港都是全球的金融中心，然而，比较一下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的股市规模，我们就可以看到，同华尔街的影响力相比，伦敦、东京、香港、上海落后的绝对不是一点点。
表6-1 全球主要股市规模比较（2008年12月）
在美元霸权的扩张中，华尔街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引力中心，将全球的公司与个人投资者吸进美国金融市场。美元的地盘自然由美元做主：在华尔街这个以美元为主宰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融资等一切交易理所当然地以美元进行，按照美元的规则来办事。
在全球股市因为金融危机而陷入低谷的2008年，通过发行股票，全球各国公司筹集的资金总额折合成美元为9987亿美元。其中，多达2896亿美元，即将近30％，是通过位于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以美元筹集的。32家来自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公司与它们的成千上万的股东们从此落入了以美元编制的大网之中。
为什么华尔街具有伦敦、东京、香港等金融中心所无法抗衡的吸引力？
原因之一是，美国的法律法规对金融的监管比较严格、比较完善，对投资者的保护比较好。例如，美国在1933年制定的《证券法》与1934年制定的《证券交易法》就是比较完善的金融法律。美国在1934年建立了证监会 (SEC)，负责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SEC的权力非常大，可以对任何人发出传票，对任何人进行调查。无视SEC的传票等于蔑视法律。
2003年，美国股市曾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案件，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女名人玛莎·斯图尔特被法院判决入狱5个月，外加在家里服刑5个月。从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金融市场中的违法违规打击有多么严厉。
玛莎·斯图尔特通过美林公司的证券经纪人，买了一个制药公司的3900股股票。2001年12月，这个公司的CEO提前得知自己公司开发的一种抗癌新药没有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审查，不能销售。如果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公司的股票价格肯定下跌。于是，这个CEO就告诉自己的妻子、女儿，把公司的股票全部卖掉。美林公司的证券经纪人发现这个CEO的家人在抛售股票，就告诉了正在墨西哥度假的斯图尔特。知道消息后，她马上让这个证券经纪人帮自己把3900股股票全部卖掉。第二天，消息公布后，这个公司股票的价格果然下跌，她避免了大约4.5万美元的损失。不久，美林公司法律部的人发现她刚好在消息公布前一天卖掉了所有股票，觉得很不正常。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SEC。SEC马上对她进行调查。最后，法院判决她妨碍司法罪名成立，并判她入狱5个月，外加在家里服刑5个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美国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当然，那个CEO及其家人也都被判了刑。从这个案件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金融市场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打击比较严厉，SEC与法院没有因为这个案件涉及的金额只有区区4.5万美元就不去调查，也没有因为斯图尔特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就放她一马。
原因之二是，对于投资者来说，纽约的证券交易所更安全。从表6-1中我们看到，2008年12月，按总市值（所有股票的市场价值之和）计算，东京证券交易所是全球第二大证券交易所，但它的2390只股票的总市值只有3.1万亿美元，而全球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高达9.2亿美元，中国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加起来也只有1.7万亿美元。我们简单地算算数就可以知道，作为一个投资者，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投资。假如有一个国际炒家，准备坐庄把中国的上海与深圳股市都炒起来，让它们都上涨10％，需要多少钱呢？大约1700亿美元。假如坐庄炒纽约证券交易所，让纽约证券交易所上涨10％，需要多少钱呢？9200亿美元。
显然，同美国股市相比，炒中国股市容易很多，炒新加坡、越南、印度、马来西亚的股市就更容易了，甚至只要几百亿美元就能把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的股市炒起来。这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就算法律允许坐庄，哄炒股票，也很少有人会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
所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炒家通过坐庄来哄炒股票，坑害投资者的可能性要低很多。对于投资者来说，纽约证券交易所自然更安全，当然更愿意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投资。
贸易与金融自由化：摧毁一切阻碍美元扩张的障碍
“二战”后，很多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与资本管制，用高额关税等方式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以保护国内企业；用资本管制的方式限制外国的资金自由进入本国金融市场。这让美元霸权无法发挥作用，如同就算你武功盖世，但人家躲在城墙之内，紧闭城门，你也会无用武之地。要扩大美元霸权的影响，就要让各国购买美国生产的产品。这样，各国就会想办法赚美元，并且使用美元所代表的美国资本。
十六七世纪的荷兰、西班牙，十八九世纪的英国这些前任世界霸主们依靠武力建立霸权、维护霸权。例如，垄断亚洲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拥有未经政府同意，可以代表荷兰政府发动殖民战争的权力与实力。
英镑霸权也曾遇到类似的问题。十八九世纪，拥有英镑霸权的大英帝国是世界霸主，但当英国人在1793年来到中国，要和中国做生意时，当时的清朝皇帝乾隆在给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中说，“我们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要与你们这些没受教化的西洋人进行贸易；只是因为我们中国所生产的茶叶、瓷器、丝锦等东西是你们西洋各国必不可缺的东西，我才动了怜悯之心，准许卖给你们”。闭关锁国的清朝根本不购买英国人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商品，英镑霸权根本进入不了中国。最后，大英帝国只好使用武力，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从而打开中国的市场。
同这些前任霸主们相比，20世纪的美国文明了很多。“二战”结束后，美国不但没有用大炮去轰开其他国家的大门，把它们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以推销自己的产品与资本，反而敦促英法各国废除殖民地政策，废除与殖民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美国还致力于建立以法律法规而不是以武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那么，美国怎么为美国的商品与资本打开别国的市场呢？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贸易与金融自由化，让各国降低关税，取消阻碍进出口与资本流动的各种限制。“二战”后，美国工业与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之强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它相比。因此，如果各国取消贸易保护政策，降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美国商品将会很容易进入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
美国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试图维持帝国霸权地位的英国。
早在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就规定，对于市场与原材料，各国都有同等的获得机会。“二战”爆发前，为了维护英镑的霸权地位，英国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中，实施帝国特惠制，就是在大英帝国内的邦联国家之间，实行优惠关税制，相互征收较低的关税。《大西洋宪章》的这一条规定针对的就是英国在英联邦国家内部实行的帝国特惠制，即迫使英国对美国开放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国内市场与原材料。虽然丘吉尔极不情愿接受这一条款，但在欧洲战场上，在希特勒德国的狂轰滥炸下，疲于奔命的丘吉尔有求于美国，在设法将这一条款的效力削弱之后，勉强同意。
“二战”结束后，财政上已经破产的英国不得不向美国举债度日，美国乘机迫使英国向美国开放国内商品与金融市场。1945年12月，美国向英国提供了44亿美元的贷款，但美国提出了几个条件。
条件之一就是，在贸易问题上，英国答应取消帝国特惠制，对美国实行无差别待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是英联邦成员国。在英联邦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相互不限制进口，并实行优惠关税。美国迫使英国保证，如果英国不限制进口其他国家生产的某种商品，就不得限制进口美国生产的此种商品。而且，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享受了同等关税待遇。
条件之二就是，英国应在贷款生效一年后，取消英镑区的外汇管制，解除对英镑区国家在英国的英镑存款的冻结，允许英镑区各国实现英镑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战后英国对英镑区国家做了规定，要求它们将收入的美元交给英国，不能自由使用（这如同目前中国的规定，中国企业收入的美元，必须卖给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企业不得自由使用）。1947年7月15日，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恢复了英镑对美元的自由兑换，由于战后的“美元荒”，英镑与美元自由兑换后，在英国存有英镑的国家纷纷抛售英镑，购买美元。结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英国的外汇储备就流失了10亿美元之多。8月27日，英国不得不宣布停止英镑自由兑换美元，恢复外汇管制。虽然美国没有达到让英国取消外汇管制的目的，但在英国允许自由兑换的一个月中，各国纷纷抛售英镑，无疑是给了英镑沉重一击。
1947年，美国发起“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 ”，在全球推动贸易自由化。此后，在1947—1993年间，“关贸总协定”主持了8轮关税与贸易谈判，在“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之间实行关税削减。在战后初期，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都无力抗衡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关贸总协定”推动的关税削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美国产品进入各国国内市场鸣锣开道。
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从传统的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与高科技业，1996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并正式取代“关贸总协定”后，在美国的推动下，WTO将涵盖的内容从“关贸总协定”下的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这样，不仅美国的玉米、大豆、牛肉等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别国的国内市场，美国的金融等服务业以及软件等拥有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业也迅速进入了别国的国内市场。
美国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大幅度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与全球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扩大了美元霸权的影响力。
例如，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遵照加入WTO前对美国的承诺，中国大幅削减了农产品关税，农产品平均税率从2001年的23.2％削减至2005年的15.3％，低于日本、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更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准，成为世界上农产品关税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中，大豆的关税从原来的180％削减到只有3％。结果，中国的大豆市场几乎全部被美国价廉物美的转基因大豆占领，中国自己的大豆种植业差不多全部被美国的大豆摧毁。现在，中国的大豆80％来自进口，中国大豆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进口量的45％，是全球第一大大豆进口国。中国每年不得不花上大约100亿美元进口美国的大豆，同大豆有关的中国企业因此不得不拼命去“出口创汇”，去赚美元，从此受制于美元霸权。
在推动贸易自由化为美国产品打开各国市场的同时，为了吸引外国资本进入美国，并将美国资本推向国外，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取消资本管制，推动金融自由化的运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各国对资本账户进行了严格的管制。例如，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曾规定，英国家庭出国旅游时，随身携带的英镑现金不得超过50英镑。美国人要到英国、法国等其他国家开设工厂，也受到很多限制。
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包括两个账户：一个是经常账户，用来核算玉米大豆、机械设备等商品货物的进出口与服务贸易；另一个是资本账户，用来核算资本账户下的交易，而资本账户下的交易则包括：本国企业到国外开设工厂，进行直接投资，或者本国人到外国股市购买股票，等等。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资本管制的方式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这就是资本管制。政府进行资本管制的形式很多。例如，政府可以直接禁止某些或者所有资本账户下的交易。到2010年，我国仍然不允许未经批准的外国人到中国股市来购买A股股票，也不允许未经批准的中国人到国外购买股票。为什么政府要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呢？原因之一是，在国内金融业还不稳定、不发达的情况下，防止外国的资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把国内的股市楼市一夜炒高，形成泡沫，然后它们一夜撤走，导致泡沫破裂。
“二战”之后，各国的资本管制阻碍了以美元代表的美国资本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美元霸权作用的发挥。例如，我们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与纳斯达克去炒股的话，就需要美元。中国现在不允许老百姓去美国炒股，这样中国老百姓就不需要美元，美国也就无法利用美元来掠夺中国老百姓了。所以，美国现在努力推动中国取消资本管制，允许中国老百姓去美国炒股，允许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自由兑换。当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取消资本管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有很多好处。
1974年，在未与其他国家商量的情况下，美国单方面取消资本管制。在美国的推动下，加拿大、德国、瑞士等其他国家相继仿效。1979年，撒彻尔夫人在英国上台执政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金融自由化改革，包括取消资本管制。到199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取消了资本管制。
在推动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取消资本管制，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后，美国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发展中国家。
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美国联邦财政部三方共同提出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以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其三大支柱。“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货币政策上，实行利率与汇率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在贸易和资本政策方面，实行贸易自由化，取消资本管制，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准许外资自由进入。在国际货币基金、美国的支持下，“华盛顿共识”被强制性地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推行。国际货币基金以接受国际货币基金贷款的国家必须按照它所提出的方案进行金融自由化为条件，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华盛顿共识”。
“美元已经死亡”或者“美元即将死亡”的说法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的主宰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战，很多人就预言美元霸权即将死亡。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欧元的启用，人们又预言美元的霸权地位将很快就会被欧元取代。国际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一再说，美元霸权即将结束。2007年9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加入了“唱衰”美元的队伍。格林斯潘说，欧元完全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霸权即将结束”的说法再一次甚嚣尘上。而且，这次似乎具有结束美元霸权潜力的国家也加入了要求结束美元霸权的行列。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与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先后公开表示，应该在美元之外，创造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性货币，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里奥夫 (Lawrence Kotlioff)与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籍资深委员嘉德·克雷格 (Judd Gregg)都一再说，目前美国政府的负债总额为66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总资产只有44万亿美元，所以，美国已经破产了，而美国公众却稀里糊涂的都不知道。
那么，美元到底有没有死亡，会不会崩溃呢？
2008年，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年度财政预算赤字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10月，美国公共电视台做了一个关于美国联邦债务的专题节目。在这个节目中，很多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政界人士就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债务问题发表看法。我们看看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们是怎么看的。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兹 (Joseph Stiglitz) 说，人们不应该过于关注美国财政赤字的多少，应该关注的是政府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如果政府把借来的钱投资在基础设施、技术与教育上，那么，未来美国经济的效率会提高，公司与个人的收入会增加，政府的税收相应地会增加。这样，巨额债务不是什么严重问题。所以，美国的问题不是联邦财政赤字过大，而是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都用来打伊拉克战争了。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则认为，第一，如果美元暴跌的话，遭受损失的也是中国与日本，而不是美国。第二，美国在中国、日本等国家拥有大量的海外投资。如果美元暴跌，人民币、日元等其他国家货币就会升值。这样，美国的这些海外资产的价值必然会上涨。因此，对美国来说，美元下跌并不就是坏事。当然，如果美国做得太过分的，美国也会有麻烦，但美国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债务问题。
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资深编辑克雷格·伊普 (Greg Ip)说，因为美国经济实在拥有太多的内在优势，对巨额联邦债务问题，即使美国政府现在不闻不问，美国也不会发生债务危机。中国与日本这些美国的主要债权国也不会突然就抛弃美元，从而导致美元崩溃。他还认为，同美国相比，日本、英国、欧洲等其他国家的债务问题更严重，要发生货币危机的话，也是日元、英镑等先发生货币危机。
全球仍然信任美元
事实上，美元还没有死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死亡。全球对于美元的信心几乎没有动摇，中国、日本等全球国家仍在广泛使用美元，而且在使用更多的美元。
自2001年以来，美元一直在贬值，很多人都不看好美元。但是，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霸主地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动摇。2009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1929年以来美国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然而，全球各国政府手中拿着的外汇储备中，仍有高达62％是美元。
2009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美元贬值导致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等以美元标价的资产遭受很大损失，中国对这一问题非常关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对美元贬值不满。2009年3月，周小川行长说，应该考虑以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然而，就在美国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就在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对美元表示不满的同时，中国手中的美元数量从2008年年末的2.4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09年末的2.65万亿美元。同时，中国政府还在大量地购买美国联邦财政部发行的国债。从2008年末到2009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了2000亿美元，其中50％用来购买美国国债。2009年1月，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为7396亿美元，而到2010年7月，增长到了8467亿美元。在短短一年的时间中，增长了1000亿美元。在2009年8月的时候，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甚至一度达到了9400亿美元。
虽然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在2009年也公开表示，应该创造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性货币，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从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俄罗斯手中的美国国债也从1196亿美元增长到了1309亿美元。
实际上，与中国、俄罗斯一样，日本、英国、中国香港、巴西等全球主要国家与地区也都在购买美国国债。从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日本手中的美国国债从6348亿美元增长到了8210亿美元，英国手中的美国国债从1239亿美元增长到3743亿美元，中国香港手中的美国国债从717亿美元增长到了1352亿美元，而巴西则从1335亿美元增长到1622亿美元。
从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的这一段时间，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而且，由于担心美国经济可能陷入第二次衰退，也是美国经济最不确定的时候，然而，全球各国政府与民间购买的美国国债总金额从30715亿美元增长到了40658亿美元，增长了9943亿美元。其中各国政府购买的金额从21658亿美元增长到了27265亿美元。
为什么即使在美国经济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情况下，全球仍在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呢？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对美国经济仍然有充分的信心，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很好很强大”。
美元霸权崩溃的三个条件
在什么条件下，美元霸权会崩溃、被别的货币取代呢？第一，美国经济存在致命的内在弱点；第二，必须存在能够替代美元的货币；第三，将发生可能导致美元被取代的关键性事件。
在很多人看来，第一个条件已经存在了，这就是美国目前的巨额贸易赤字、巨额财政赤字与巨额联邦政府债务。很多人担心，巨额双“赤字”与联邦政府债务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将美元大幅度贬值，而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则可能导致全球抛售美元，并最终导致美元变成一张废纸。
那么，这些问题是否真的已经严重到了美国只能用滥发钞票来解决的程度？是否真的到了会要美元的命的程度？答案是：还远远没有。
首先，我们看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
从1980年到2009年，美国的商品与服务贸易赤字从1980年的23亿美元顺差变成了2009年的3697亿美元逆差。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曾经高达8035亿美元。人们担心的是，在巨大的贸易逆差面前，除了将美元大幅度贬值，以提高美国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促进美国产品的出口这一途径外，美国没有办法解决庞大的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是因为美国进口别国的产品远远多于美国产品出口到别国。例如，2008年，美国产品与服务的出口总额为1.8万亿美元，而进口总额高达2.5万亿美元。因此，很多人认为，美国之所以出现巨额贸易逆差是因为随着欧洲、日本、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美国产品与服务在国际市场上丧失了竞争力。
然而，虽然欧洲、日本、中国的经济崛起对美国经济与美国产品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是，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更多的是与美国的经济结构有关，而不是因为美国经济丧失了竞争力。因此，不用将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让美国也完全有能力大幅降低甚至消除目前的巨额贸易逆差。
我们都知道，美国经济已经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传统的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从1990年到2007年，美国制造业中的就业人口占美国就业总人口的比例从14.9％下降到了9.6％。在2012年前后，美国几乎肯定将被中国取代而丧失全球第一大制造国的宝座。在美国越来越少地生产工业品的情况下，美国人衣食住行所需的日常工业品都依赖进口，而大手大脚消费的美国消费者对这些日常工业品的需求几乎没有止境。这样，对这些日常工业品的疯狂进口造成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
美国每年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几乎有50％是中国产品出口到美国造成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在中国经济与中国产品面前，美国经济与美国产品已经失去了竞争力。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是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美国经济是在航空航天、电子、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端市场中，而中国经济则是在家电、服装、家具等低端市场中。因此，在中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之前，中国经济根本没有能力对美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构成威胁。
对美元的前途，.销书《美元的命运》作者马丁·迈耶比较悲观。他认为，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将不复存在。然而，马丁·迈耶也承认，在通讯、生物医药、计算机、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美国仍然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美国经济强大竞争力的体现之一是，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然是全球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抗衡的。
自2006年开始，美国《商业周刊》与著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对2000多名公司高管进行调查，评出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结果怎么样呢？表6-2是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中，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拥有的个数。
表6-2 2006—2009年《商业周刊》全球最具创造力的公司中，美国、日本、中国等国拥有的个数
2008年以前，在《商业周刊》全球最具创造力的100个公司中，美国占了60％以上。2010年的评选方法与标准明显地有利于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企业（尤其是亚洲企业），《商业周刊》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在全球最具创造力的50家企业中，美国仍然占了22家之多。
欧洲、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固然是美国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重要原因，但是，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本原因却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庞大军事开支和相关支出。200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6632亿美元，比欧盟20多个国家的军费总开支还要多，而且欧盟的军费开支还将继续削减。
马丁·迈耶说：“美国国际收支问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而是因为美国不仅要维护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还要维护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
美国出现巨大贸易逆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禁止极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向任何国家出口包括隐形战机F-117等在内的高科技产品。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早就迫不及待地要购买新一代隐形战机F-22。一架F-22的售价大约3亿美元，一旦美国解除禁止F-22出口的禁令，仅仅是F-22这一种产品的出口就足以让美国的贸易逆差每年减少数百亿美元。
事实上，200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曾经高达8035亿美元，但是2007年减少到了7200亿美元，2009年又大幅降低到3697亿美元；到2010年，将进一步降低到3250亿美元，而在2006—2010年间，美国不但没有将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元对欧元的汇率甚至已经大幅上升。
1958年，美国开始出现国际收支失衡，也就是美国的进口总额超过出口总额，从美国流出到别国的资本总额超过从别国流入美国的资本总额。但是，1962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就说过：“美国可以在一夜之间使国际收支恢复平衡。我们可以撤回我们的军队、减少对外援助、规定对外援助款项只能用于在美国购买商品，并且限制美国对外投资或对外投资者使用美元的方法。美元的基本实力让这些措施既不明智，也不必要。”
40多年之后的今天，虽然随着欧洲、日本与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美国可能已经难以在一夜之间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但是，美国迅速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仍然毋庸置疑。
其次，我们看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
从1980年到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从832亿美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14500亿美元，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从2.9％增长到了10.5％。很多人认为，庞大的财政赤字将可能迫使美国政府通过滥发钞票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
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并非最严重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图6-1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与日本的财政赤字问题比美国更严重（2011年以后的数据为世界银行的预测）。
图6-1 主要发达国家财政赤字与GDP比
自2002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2002年，小布什政府预测，在2001—2004年间，美国政府将出现总额为1.288万亿美元的财政盈余。但是，2005年，小布什政府预测，美国将出现8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从1.288万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变成850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一变化高达2.1388万亿美元。
然而，造成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国经济实力不行了，而是美国军费开支增加、减税造成的。根据小布什政府的估计，上面的这2.1388万亿美元中，22％是“9·11”事件后美国进行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导致的军费开支与重建伊拉克的费用急剧膨胀造成的，29％是美国国会在2001年与2003年先后两次通过全面性的减税法案、导致联邦政府税收收入锐减造成的。其余的49％是美国经济前景不如预期与预测技术性问题造成的。也就是说，美国联邦财政从1.288万亿美元盈余变成8500亿美元赤字的2.1388万亿美元巨额亏空中，只有大约30％是“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前景恶化造成的。
既然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巨额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小布什全面减税而“藏富于民”的结果，而不是美国经济恶化导致的，那么，美国就有能力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
事实上，美国政府就曾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巨额财政赤字转变成了财政盈余。1991年，克林顿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295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92％，但是到1998年，就变成了38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曾达到1590亿美元，占GDP的1.6％。
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债务会不会迫使美国政府通过滥发钞票来偿还债务呢？
从1980年到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则从1.2万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12.9万亿美元，债务总额与GDP的比率从43％增长到了84％。
但是，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其实并不是最严重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图6-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债务问题最严重，而美国政府的负债程度与德国、英国等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2011年以后的数据为世界银行的预测）。
图6-2 主要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与GDP比
而且，除了通过滥发钞票来偿还债务外，美国政府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应付债务问题。
美国应付债务问题的办法之一是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收入。自小布什政府在2001—2003年大幅度减税后，美国的税收水平远远低于其他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例如，以政府的税收收入与GDP的比率衡量，美国的该比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7年，G7国家的平均比率是37.8％，最高的为法国，高达46.1％，而美国只有28.2％。2006年，欧盟27个国家的这一比率平均达到39.9％。因此，美国完全有提高税率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又不影响经济增长的空间。
美国应付债务问题的办法之二是，削减包括军费、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各种开支。例如，在全球各国的军费开支中，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美国一直是全球军费开支最多的国家。200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达到6632亿美元，占2008年美国GDP的4.3％，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3％。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总额为15310亿美元，为2008年全球GDP的2.7％；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总额居全球第二，为998亿美元，但只占中国2008年GDP的2％。如果美国将军费开支削减一半，美国在每年节约300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同时，仍然有能力维持军事上的领先地位。
美国经济仍然拥有很多足以维持美元霸权的内在优势
除了美国经济强大的创新能力外，美国经济还拥有很多其他的内在优势，而这些优势将足以维持美元霸权。
在西方各式各样的资本主义中，美国式资本主义对市场与监管关系的处理是最恰当的。市场经济原则让美国经济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经济，而严厉的政府监管与公众的监督又尽可能地保证了公平。这让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修复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中，美国经济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每次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反而日益强大。
在全球各国中，美国有着当今世界上最完善的政治制度与最健全的法制。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最根深蒂固的民主国家之一，也是全球法治最健全、最牢固的国家之一。民主共和制度让美国社会既有民主，又有权力制衡，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永久性地主宰美国社会。“水门事件”中，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被迫辞职表明，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前，不用说共和党或民主党等各种党派不能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就是公众投票选举出来的总统也不能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健全的法制不仅为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制度资本，也为美国社会的稳定性与内在凝聚力提供了保障。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地位。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它反映的也是该国社会的稳定性与内在凝聚力。一个缺乏社会稳定性与内在凝聚力的国家，其经济也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
自“二战”以来，随着美国金融系统的健全、监管体系的完善、美联储经济调节能力的增强、经济结构的改善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美国经济体现出了“稳定增长”的显著特点。在经济学与金融学中，我们常常用标准差来衡量波动程度与风险的大小。标准差越大，说明某一事情的结果偏离预期的程度越大，波动程度与风险程度也就越大。自1947年到2010年，美国季度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3.31％，而增长率的标准差为4.11％。最近60年、50年、40年、30年、20年与10年的标准差分别为3.96％、3.57％、3.54％、2.98％、2.66％与2.65％。虽然美国爆发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美国经济增长率标准差的下降表明美国经济的波动性实际上在下降，经济稳定性在增强。
联合国预期，到2050年，美国将增加1亿人口，而且，由于移民与比较高的生育率，美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比较合理。这不仅会为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而且有助于控制美国的养老金、医疗保健等各种开支。
美国找到了美元霸权的新支撑点
美国可能已经为美元霸权寻找到了新的支撑点，美元的霸权地位可能因为这一新支撑而更加牢固。
从1945年到1971年，美元霸权的支撑点是黄金。
在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44个“二战”盟国商量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凭借手中拥有全球黄金储备的65％，美国是全球唯一有能力将外国手中的货币兑换成黄金的国家。于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就是黄金，美元霸权得以确立。
从1971年到现在，美元霸权的支撑点是石油。
1971年，在美国手中的黄金储备已经不足以支撑美元的情况下，美国推倒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通过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一系列的幕后外交，美国让沙特阿拉伯同意，OPEC的石油以美元标价；在OPEC的带领下，全球的石油都以美元标价。于是，美元就是石油，而石油也就取代黄金，成了美元霸权的新支撑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石油贸易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20％，因此，只要全球的石油以美元标价，美元霸权就难以动摇。
随着石油的日益枯竭与地球温室危机的一步步逼近，全球都在寻找新能源，各国经济甚至人类的生存都将依赖于新能源。如果与石油一样，未来新能源也以美元标价，那么，美元就是新能源，美元霸权就有了新的支撑点。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的政策表明，在开发新能源方面，美国似乎已经远远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面。
与小布什的政策相比，奥巴马的政策完全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小布什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不承认地球正在变暖，更不承认地球变暖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关。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放手让美国工业的象征——三大汽车巨头——破产重组，并要求重组后的新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汽车的开发，美国的旧能源汽车工业必须在2016年前达到油耗不超过百公里7升的行业新标准。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奥巴马承诺美国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奥巴马如此全力以地推行的新能源政策，到底是在金融危机之中美国声名狼藉之下被迫做的一场空洞秀，还是将真正带领人类迈进新能源时代呢？
我们相信，美国很可能已经货真价实地掌握了新能源的关键技术，并将带领全球迈进新能源时代的门槛，而世界也将接受一个全新的美元支撑物——新能源美元。新生的绿色美元，将不仅可以重塑美国拯救世界的带头大哥形象，而且可以继续支持美元与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即便美元最终真的会崩溃，美元的霸权地位被别的货币取代，英镑霸权的衰落史告诉我们，这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早在1872年，美国的GDP与制造业产值就都已超过英国，但直到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才得以取代英镑而成为全球货币的主宰。这一过程花了70多年。如果不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各国以国际协议的形式加速了英镑霸权的终结，英镑的霸权地位无疑将持续更长时间。
英镑霸权衰落的直接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虽然英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英国所有的主要工业，并导致“二战”后英国政府财政上的破产。
那么，未来什么样的事件可能直接导致美元霸权的衰落呢？
有人认为，如果中国、日本等国政府联合起来，抛售美国国债，有可能导致美元急剧贬值，从而结束美元霸权。
2010年7月，中国、日本等各国政府手中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2.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与日本手中分别拿着大约1万亿美元、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那么，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各国政府联合起来，抛售美国国债，有没有可能导致美元霸权的崩溃呢？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对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而言，2.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不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2006年，包括股市、政府与公司债券以及银行存款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总额为167万亿美元，其中的三分之一即56万亿美元是在美国。2.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不过这56万亿美元的5％而已。虽然中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联合起来抛售美元，可能造成又一场金融危机，并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霸权。
而且，即使中国与日本有能力抛售美国国债，从而导致美元急剧贬值，引发美元霸权的崩溃，中国与日本都不可能这么做。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抛售美国国债导致美元暴跌的话，遭受损失的首先是中国与日本，而不是美国。其次，抛售国债会导致美国国内利率上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而中国与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经济。美国是中国与日本商品的最大的买家，美国破产了，中国与日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呢？因此，中国与日本不可能让自己的主要客户破产的。
在中国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前，中国无疑是极不希望看到美元崩溃的。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从1991年到2007年，进出口净额占中国GDP的比重从2％上升到了8％，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中国每年的出口总额中，有大约20％是出口到了美国。而且，在与西方主要国家的贸易中，除了在与美国的贸易中，中国保持贸易顺差外，对日本、欧洲等西方其他主要国家，中国几乎都是贸易逆差。中国每年大约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有60％来自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旦中国的企业丧失了美国这个最大的买家，中国的出口将很快陷入困境，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收支状况也将立即恶化。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中国产品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动用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才得以维持8％的经济增长率。因此，在中国真正解决内需问题、实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前，美元的崩溃对中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2009年3月，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说，应该以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其实，周小川不过是对美元霸权发发牢骚而已，因为他心里很清楚，美元不会崩溃，也不能让美元崩溃。
美元丧失霸权地位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存在能够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那么，在当今世界上，又有谁能够取代美元呢？
各国货币平起平坐好不好？
有人肯定会质疑，在国际政治中，现在流行全球的一个口号是，要建立一个全球各国平起平坐的多极世界，而不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那么，为什么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格局中，就不可以建立一个各国货币平起平坐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格局呢？为什么非得需要一个凌驾于各国货币之上的国际性储备货币呢？
在国际政治中，到底是各国平起平坐的多极世界好，还是以某个国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好呢？从历史来看，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单极世界比多极世界要好。
从1815年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欧洲战争结束，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00年中，英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主导着国际政治格局。在这100多年中，除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与1870年的普法战争外，全球在政治上处于相对和平时期，这100年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和平”。
但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意日三国为一方，美英为一方，苏联为一方，形成了一个三极世界，结果三极之间相互争斗，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经济上，各国之间也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极，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一极，结果，不仅两极之间政治军事上剑拔弩张，在经济贸易上也互不来往，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历史上看，在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多极世界反而会大幅度增加国际贸易成本，并增多国际不稳定因素。对于目前的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选择以美国或者某种“世界政府”为主导的单极国际秩序也许更合时宜。
事实上，1991年，苏联解体，美、苏对抗的“两极”世界结束，全球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而1991年“两极”世界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20年单极世界也恰恰是全球经济与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20年。正是在“两极”对抗结束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全球才完成了“乌拉圭回合”的关税与贸易谈判，全球关税得以大幅度降低，并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而美国开发出来的互联网技术也迅速在全球得到了应用，加快了全球一体化。
同样的道理，目前的世界也需要一个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一个国际性储备货币的存在能够大幅度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例如，在没有一个国际性储备货币的情况下，在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双方就很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用哪个国家的货币来支付货款这一问题上讨价还价，而花在讨价还价上的时间与精力就是交易成本。有了美元这样全球通用的国际性储备货币，交易双方就可以选择以美元支付货款，从而避免在用什么货币支付货款的问题上讨价还价，浪费时间与精力。
有了一个国际性储备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就可以更为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也会更加稳定，从而减少国际经济与贸易中的不确定性。
历史上，英镑与美元这两个国际储备货币对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甚至全球的和平都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1815—1914年间，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英国实行金本位制，英镑成为了全球性储备货币。作为全球强权的英国，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并以身作则，先后废除限制自由贸易的《玉米法》和《航海条例》，完全地开放了英国的国内市场，也促使其他国家在19世纪中叶开放他们的市场。在英国的推动下，国际贸易额迅速增长。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是以美国与美元为主导的，而这一体系保证了“二战”后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并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需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情况下，如果我们抛弃美元，有谁能够取代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货币呢？答案是，至少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会有这样的货币。
黄金不可能取代美元
有人说，我们可以回到金本位制，可以用黄金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以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很多优点。例如，政府不可能像大肆印刷纸币那样，人工地大量制造黄金。这样，政府就很难通过滥发钞票来制造通货膨胀。但是，黄金作为货币的缺点也是致命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回到金本位的可能。
首先，黄金的产量很有限，这就限制了货币的发行数量。到2009年为止，人类开采出来的黄金总量只有16.1万吨。假定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为1000美元比1盎司黄金（即32500美元1公斤黄金），那么，全世界总共能够发行的货币数量大约为5.2万亿美元。这一数量的货币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仅仅在美国，目前市场流通中的美元数量就达到8.3万亿美元。假如把美国市场上的美元数量从8.3万亿减少到5.2万亿，几乎可以100％地肯定，美国立即又会出现“大萧条”。金本位制会限制货币的供应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严重不足。货币供应的严重不足会导致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就是物价不断下跌，它与通货膨胀一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其次，金本位制限制了中央银行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货币供应量、从而调节经济的能力。当经济处于衰退的时候，中央银行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常用手段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也就是多发钞票。但是，在金本位制下，货币的发行量是由中央银行手中的黄金拥有量决定的，只有在黄金的拥有量增加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才能增加货币的发行量。有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1929—1933年“大萧条”中，最早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经济恢复的速度要比迟迟没有放弃金本位制国家快。例如，英国在1931年就放弃了金本位制，法国直到1936年才放弃，英国经济的恢复速度就远远快于法国。使用银本位制而不是使用金本位制的中国则基本上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
黄金不行，那么，创建一个超越国际主权的世界货币，是不是可以呢？2009年，中国与俄罗斯先后提出，可以考虑将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SDR)扩展为一种世界货币，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1969年，随着国际贸易额的增长，为了缓解黄金与美元不足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创建了特别提款权，并将特别提款权分配给国际货币基金的成员国。当某个成员国出现外汇短缺时，它就可以动用手中的特别提款权，向国际货币基金的其他成员国换取外汇。虽然与黄金、美元这样的硬通货一样，特别提款权也是一个成员国的储备资产，但特别提款权并不是货币，因此，使用时必须先把它换成其他货币，而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支付。
那么，特别提款权是不是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呢？绝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特别提款权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2009年9月发表的报告中，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认为，虽然目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很多问题，但以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显然并不现实。
特别提款权的致命缺陷让它很难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首先，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建立在该国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必须有强大稳定的经济基础来保证货币的稳定。例如，最近数年中，人民币日益坚挺是以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为基础的。然而，国际货币基金没有任何属于它的经济基础。
其次，1945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地位，但为了维持这个体系，美国也承担了维持美元稳定的巨大责任，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美国承担了将各国政府手中的美元随时兑换成黄金的责任，结果，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如果不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挂钩的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那么，虽然国际货币基金180多个成员国都有责任去保证特别提款权的稳定，但最终可能谁也不会承担这个责任。
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似乎是欧元
黄金与特别提款权都不可能取代美元，日元、英镑、欧元或者人民币有没有能力取代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呢？
可以肯定的是，日元与英镑都不可能取代美元，它们最多也只是二流货币强权。
2009年，美国的GDP为14万亿美元，日本为5万亿美元，英国为2.2万亿美元。庞大的GDP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性储备货币的重要条件，而日本与英国的GDP与美国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当然，如果日本与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的话，它们仍然有可能赶超美国。但是，日本、英国与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人们相信美元将衰落甚至崩溃，因为美国政府庞大的债务将可能迫使美国用滥发美元的方式来还债，从而导致美元暴跌。其实，同美国相比，日本的债务问题更加严重。2010年，美国联邦债务与GDP比例为93％，而日本则高达228％。2009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22％，远远高于联合国的14％“老龄社会”门槛。人口的老化将让日本的养老系统不堪重负。如何筹集资金，解决养老问题，已经是日本政府的一大难题。到2014年，日本政府债务与GDP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245％。同美国相比，英国也好不到哪儿去，目前英国的这一比例为82％，而到2014年，将上升到98％。所以，如果美元崩溃的话，日元会首先垮掉，而英镑也将紧随其后。
最有可能取代美元的似乎是欧元。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用。目前，欧盟的27国中，德国、法国等16个国家采用欧元作为官方货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9年，欧元区16个国家的GDP总量为12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流通中的欧元为7900亿欧元，相当于1.08万亿美元，而流通中的美元为8500亿美元。在流通市值上，欧元已经超过美国。
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曾经说，“毫无疑问，欧元将对美元的地位形成挑战，并将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结构”。2007年，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说，欧元完全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向美元发起挑战方面，欧元取得的成就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权力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美元仍然处于主宰地位。
虽然到2009年，欧元区的GDP总量已非常接近美国，但在全球各国的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仍然占了62％，欧元只占了27％。而且，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从继承德国马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显赫地位开始的。也因为这样，欧元被视为德国马克的别称。在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时，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德国马克所占的比重高达13.8％，是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因此，从1999年正式启动，到2009年，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其实不过是从13.8％增长到27％。
此外，虽然自1999年欧元正式面世到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上升了80％，但2009以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又下跌了50％。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几乎又回到了2004年前后的水平。
其实，欧元也存在很多缺陷，而这些缺陷决定至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欧元将很难取代美元。
首先，欧元缺乏货币所赖以存在的权力基础。发行货币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垄断权力，因此，货币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的体现。欧元是欧洲的16个国家通过一个政治协议（即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创建的一个货币，它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国际政治协议的产物，而不是来自主权国家的货币垄断权力。因此，欧元并没有国家权力的支撑，它的稳定取决于加入欧元的这些国家是否愿意遵守政治协议。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政治协议尚难以有效维持；在政治经济危机之中，这种政治协议就更是前途未卜了。例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在高盛公司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利用衍生金融工具掩盖财政赤字。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希腊政府的这一做法被发现后，希腊陷入金融危机，给欧元造成严重冲击，直接导致了欧元对美元的汇率跌回到2004年前后的水平。
其次，谁来保证欧元的稳定性？欧元是欧盟推出的货币，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决定欧元的稳定性。然而，欧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的主权国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因此，与美国联邦政府不同，欧盟没有统一而独立的联邦财政权力，无法对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约束。虽然欧盟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但是，欧洲中央银行对欧元区各国政府是否严格遵守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并没有监管权力。在金融危机中，在美国，美联储和联邦财政部可以迅速果断地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行动以拯救美国的金融系统。但是，在欧元区，各成员国似乎更倾向于“各人自扫门前雪”，而缺乏统一协调的行动。
第三，同美国式资本主义相比，欧元区的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反经济增长倾向。这导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而低经济增长率又会大幅降低欧元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德国与法国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而在德国与法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势力极为强大。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压力下，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工会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干涉阻碍了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每年2.25％～2.5％的速度增长，而欧元区只有0％～1％），并降低了经济的适应能力。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劳动力的增长，并增加了养老保险系统的负担。欧元区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也具有明显的反经济增长倾向。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过于专注于控制通货膨胀，有时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在财政政策方面，根据欧元区各国之间的协议，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这限制了欧元区各国政府以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最后，在一个国家决定接受哪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时，外交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起着关键作用，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在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方面，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能力以及强烈意愿将帮助维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外交与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曾导致德国与日本长期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虽然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曾导致德国与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
“冷战”时期，西德就不得不支持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换取美国在西德驻军，防御来自前苏联的军事威胁。西德与美国的这种交换在1967年的《布莱斯信件》中明白地反映出来。1967年5月30日，在写给美联储的信件中，当时的西德中央银行行长卡尔·布莱斯向美联储保证，只要美国军队仍然驻扎在西德，西德中央银行就不会将手中的美元拿到美国去兑换成黄金。虽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西德政府曾否认过《布莱斯信件》的存在，但西德政府事实上一直按照《布莱斯信件》在做。1979年之前，西德政府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始终没有下降。早在1979年，欧洲就已经提出来了创建统一的欧洲货币的想法，但直到1992年，统一后的德国才真正开始推动“欧洲货币联盟（EM U）”，着手创建统一的欧洲货币。为什么呢？因为1992年，“冷战”完全结束，前苏联对德国的军事威胁不再存在，西德与东德完成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德国才可以推动创建一个将挑战美元霸权的欧洲货币。
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护方面，同美国相比，欧元区国家既没有能力，也缺乏意愿。例如，在全球各国的军费开支中，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09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总额达到6632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3％，而欧元区16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总额只有2100亿美元。
任何要取代美元霸权的某国货币，该国必须拥有一个开放、成熟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一个能够与美国纽约华尔街抗衡的金融市场。长期以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得益于纽约华尔街的金融市场。美元与华尔街相互支撑、相互强化，造就了美国金融超级强国地位。整个欧洲明显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中心。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法兰克福、法国的巴黎与瑞士等各据一方，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力与纽约华尔街抗衡。除非欧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否则，欧洲不可能出现能够抗衡纽约华尔街的统一的金融中心。
美元的疲软并不自动地意味着欧元或者其他货币就会变得更加坚挺，更不意味着黄金、欧元等就能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取代了日本、德国而成为了美元霸权的最大受害者。例如，到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6万亿，金额之多居全球各国之首。其中，美元占了1.9万亿美元。美元的贬值已经给中国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如此之多固然有中国自己的原因，但也与美元霸权有关。
如果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这一天真的能够到来，那么，很可能要到2080年前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这一天早日到来，那么，日本就会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
中国突破美元霸权的方法之一是尽量减少美元储备。
各国都应该储备一定的外汇，以应付进口的需要。对一个国家来说，外汇储备过多是一种很大的浪费，而外汇储备太少又可能让国家面临国际经济风险。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量能够满足该国3个月的进口总额就够了。2009年，中国的进口总额为1万亿美元。这样，中国手中只要有2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足够了。2009年末，中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达到2万亿美元，而且还在以每年200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
中国有没有可能减少美元储备呢？现在美国每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500亿美元左右。美国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从而降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因为人民币升值，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的价格就会上涨，美国就会减少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人民币升值对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即降低中国的美元储备增长速度，不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主要是中美不同的经济结构造成的，而不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造成的。美国经济已经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传统的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在美国越来越少地生产工业品的情况下，美国人衣食住行所需的日常工业品都依赖进口。当然，主要就是从中国进口。
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从出口拉动为主转变为以内需拉动为主，如果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恶性互补状况不改变，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不会大幅度减少，美元也就会继续流入中国之手。中国也就难以用这种方法来突破美元霸权。
中国突破美元霸权的方法之二是推动建立一个世界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美元。2009年，中国和俄罗斯都提出，可以考虑以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而且，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以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在现在也很难行得通。
中国突破美元霸权的方法之三是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金融强国，让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与美元平起平坐，中国就可以不受美元的制约。
中国政府已经将人民币国际化、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金融强国作为中国金融发展战略。那么，中国能不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国际性货币呢？中国如何才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人民币又如何才能成为国际性货币呢？
大清国GDP全球第一，为什么没有成为金融大国？
一国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该国必须有由先进产业构成的庞大经济规模。在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头号国际金融强国，并取得了国际金融格局中的主宰地位，而这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1872年，美国的GDP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而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1900年，美国又已超过中国而成为了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2010年6月，中国的GDP超过日本的GDP，中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所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性货币。
但是，庞大的经济规模固然重要，却并非是唯一的条件，甚至可以说并非最重要的条件。根据当代最权威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英国经济学家安古思·麦迪逊提供的统计数据，从1700年到187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始终是全球最大的。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占了全球的33％，而英国只占了5％。即使到1900年，中国的GDP仍然占全球GDP的21％，仅次于世界第一美国的30％。但是，在1700—1900年的这200年间，中国从来就没有能够成为全球的金融强国，中国的货币也从来就没有能够成为国际性货币。
这固然与明清时期的中国闭关锁国、不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有关。但是，即便中国当时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中国也不可能成为世界金融强国的，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落后了，中国没有先进的产业。中国的GDP仍然是由茶叶等构成的农业经济，而传统的农业经济不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金融业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到1860年，虽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虽然大清国已经遭受过“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毁灭性打击，它仍然无可争议地是全球的制造业大国，是与英国并驾齐驱的制造业大国之一。然而，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与农业文明相关的纺织、瓷器、文房四宝等。
相反，西方国家已经步入了工业文明，它们的GDP与制造业是由钢铁、轮船、铁路、机器构成的。所以，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除了GDP规模外，更重要的还在于GDP是由什么构成的。
在过去的400多年中，国际金融中心从荷兰转移到了英国，再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而国际货币也从荷兰盾变成了英镑，再到英镑又变成了美元。在这一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更新起了重要作用。荷兰依靠发达的航海与海上贸易成为了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荷兰盾成为了国际货币。18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将人类领进了蒸汽时代。拥有钢铁、煤炭、铁路运输等当时最先进产业的英国成了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并因而取代了荷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英镑也取代荷兰盾，成为了国际货币。20世纪，美国先后开创了电气时代、电子时代与信息时代，从而取代了英国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的主宰力量，美元也随着取代英镑成为全球货币的主宰，并将其主宰地位一直维持到今天。
中国GDP总量何时能够赶上美国？
自1947年到2010年，美国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为3.31％。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实际增长为9.7％。2009年，美国GDP为14.2万亿美元，中国为4.9万亿美元。假如未来美国GDP增长率保持为3％，而中国的为9％。那么，最早要到2029年，中国的GDP总量才能赶上并超过美国。
从2010年到2029年，还有20年时间，中国GDP要在2029年赶超美国，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还必须持续以9％的增长率增长20年。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算起，到2029年，整整50年的时间。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以9％的年增长率持续增长了50年。在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主要是依靠资金、人力资本的大量投入而推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几乎不可能以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到2029年。2015年前后，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达到顶峰，然后将逐渐减少，由此开始，中国将丧失人力资本优势。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2009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9.54％。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保险养老系统已经开始面临日益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将有增无减。
因此，中国要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中国经济就必须具备可持续增长能力，而要具备可持续增长能力，中国就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依靠资本与人力的投入转变为依靠科技水平、生产率的提高。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加快中国GDP总量赶超美国的速度。但是，人民币的升值是一把双刃剑。最近十几年中，出口占了中国GDP的35％。因此，中国经济目前仍然严重依赖出口，而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导致中国出口的减少。而且，如果对人民币升值应付不当，还有可能导致中国出现类似日元在1985年后升值给日本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
金融的发展是以配套的制度为基础的
一国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要让本国的货币成为国际性货币，该国必须具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也就是除了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外，还要有制度、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软实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先进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等。
所有以前的国际金融强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金融强国，该国的货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都是因为它们内部的国家制度的健全。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崛起，实际上是它内部力量在外部的延伸。在一个自己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金融大国，更难成为一个金融强国。即使成为了一个金融大国，也是不可能持续的。例如，一个国家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它的货币必须高度国际化。一国的货币要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人们对它在未来的价值必须存在充足的信心，相信它的购买力一定会保持稳定，而这种稳定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稳定与社会稳定。
17世纪，荷兰能够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金融中心，荷兰盾能够成为第一个国际货币，关键的原因在于荷兰拥有当时欧洲最宽松的政治、经济与宗教环境。在英国伦敦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1689年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严格限制了英国王室的权力，包括征税的权力，公众的财产从此得到保障；王室的财政与国家的财政分开，公平的税收制度得到确立。在当时的世界上，这些都是最先进的制度。于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与银行家纷纷迁往伦敦，世界金融中心随着转移到了伦敦。
17世纪以后，在西方主要国家先后确立起当时更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时候，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却在日益完善，并一步步地走向它的顶峰，老百姓不仅财产得不到保障，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也没有思想的自由。所以，即便当时的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GDP，也不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与世界金融中心。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的股份制，创建了股份制公司。然而，“洋务运动”没有成功，股份制也没有让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起来，而关键的原因在于清政府上下都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以封建王权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的技术”。在中国落后的封建制度基础上，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建立起保障金融业发展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也就不可能走上金融大国的道路。
美英的市场监管与监督体系最健全，其金融业也最发达
一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要让本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就必须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而要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就必须建立健全资本市场监管与监督体系。
创建强大的金融业不只是金融业从业人员的事情，更不是少数金融“精英”就能完成的，它离不开广大公众的参与。只有在健全的监管与监督体系能够给广大公众提供必要的保护后，公众才可能放心参与金融市场。如果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不会受到制裁，内幕交易与股市坐庄得不到应受的惩罚，投资者因为他人的违法行为遭受损失而得不到赔偿，那么，广大公众就不会参与到金融市场，金融业也就不可能健康发展起来。
在全球各国的法律中，有以美英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以法国为代表的法国法系、以北欧为代表的北欧法系、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在这些不同的法系中，美英的普通法系为投资者提供了最好的法律保护，相应地，纽约与伦敦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美英的金融业也是全球最发达的。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创建了包括法律、监管机构、媒体监督等在内的监管与监督体系。虽然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仍然可以说，在全球各国与地区中，美国的这一套体系是最健全最有效的，而这为美国在20世纪维持其全球金融强国地位提供了法律保证。
金融强国地位的维持需要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
一国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要让本国的货币成为国际性货币，还必须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产品创新等。否则，即使成为了国际金融大国，也是不可能长久的。20世纪，风险投资、对冲基金、垃圾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全球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创新几乎全部来自美国，这也是美国能够维持其国际金融强国地位的重要原因。
要培养这种创新能力，就必须有一个让人们能够自由交流思想、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制度环境。
安全度过金融危机并不说明中国金融业有多强大
2010年初，中国已经取代日本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GDP第二大国，中国股市总市值也名列全球第二。中国还先后基本上平安度过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美国则成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地。对于中国经济与中国金融业已取得的成就，罗伯特·福格尔等外国经济学家们与沃伦·巴菲特、吉姆·罗杰斯等投资大师们不时有赞美之词。
那么，中国的金融业是否就已经成为了全球金融业的楷模？是否已经存在可供他国效仿的金融业“中国模式”？人民币是否就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了呢？
虽然中国在经济与金融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中国基本安然度过两次金融危机并不能说明中国金融业已经比美国强大，中国的金融机构做得比美国的金融机构好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基本安然度过两次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上仍然是封闭的。中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是远离华尔街的，而凡是涉足华尔街比较深的中国公司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基本上都遭受了比较严重的亏损。
在国内，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但银行业仍然主宰着中国的金融业，而四大国有银行又垄断了中国的银行业。资本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金这一稀缺资源，然而，资本市场的这一作用在中国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中国股市的极不规范让公众有足够的理由视股市为上市公司“圈钱”的工具，有足够的理由将股市与“赌场”等同起来。
有人说，人民币要成为国际性货币，中国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关键是中国要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也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必须由市场决定；还要对外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就是中国必须允许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允许中国的资本自由到国外投资。
其实，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过是技术性问题，在一夜之间就能解决。要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中国固然要解决这些技术性问题，但更根本的是中国必须从各个方面提高综合国力，尤其是要健全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完善金融市场的监管与监督体系，并且真正实施宪政，把政府的权力严格约束在宪法法律之内。这样，中国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进的产业才能发展起来。中国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强国，人民币才可能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中国也才可能突破美元霸权。
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也许需要70年
1872年，美国GDP总量就已经超过英国，但直到1945年，美元才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这一过程经过了73年。如果不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强制性地将美元送上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地位，那么，英镑霸权的自然结束与美元霸权的自然建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事实上，英国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
如果国内、国际环境都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那么，中国GDP总量赶超美国可能还需要20年的时间，即2030年前后中国GDP总量可能赶超美国。在经历了美元霸权的种种弊端之后，各国已经不可能像1945年那样，通过国际协议将人民币送上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宰地位；中国也不可能像1945年的美国那样，拥有主宰性的经济实力，从而凭借超强的经济实力强制地建立人民币霸权。因此，人民币取代美元将更可能是一个自然取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许需要50年。
如果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这一天真的能够到来，那么，很可能要到2080年前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让这一天早日到来，那么，日本就会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前车之鉴：“日元国际化”梦的破灭
人们常常认为，日本在1985年被美国算计了。
1985年9月，美国、英国、西德、法国、日本等国在美国纽约广场宾馆签署了《广场协议》，西德同意将马克升值，日本同意将日元升值。1985年，日元对美元的平均汇率为239∶1，到1988年，上升到128∶1。
在1998年出版的.销书《金融战败》（《マネー敗戰》）一书中，日本经济学家吉川元忠就明确说，《广场协议》是美国通过迫使日元升值，从而摧毁日本的一场阴谋，而随着日本股市、房地产市场在1989年12月暴跌，美国的这一阴谋得逞了。
事实上，《广场协议》的签订与日元的升值是美国愿打、日本愿挨的结果。美国自然有逼迫日元升值、以减少美国对日巨额贸易逆差的目的，甚至有在日本经济正快步追赶美国的情况下，美国感觉到威胁而有意阻击日本经济的阴谋。但是，在《广场协议》签署的前前后后，日本其实是非常积极地参与、配合的。
为什么日本会积极地配合美国，将日元升值呢？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GDP总量达到了美国的37％，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日本人均GDP达到了美国的73％。暴富起来的日本迫不及待地想成为“金融大国”了——通过将日元升值，让日元像美元一样成为国际性货币，并使日本迅速成为“金融大国”。因此，早在1981年，日本政府就制订了日元国际化的方案。
日本的“金融大国”梦算是做成了。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市值达到顶峰，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经225指数”上涨到38500多点，日本股市市值总额为大约4万亿美元，日本成了全球最大的股市。日本股市市值是美国股市市值的1.5倍，占了全球股市市值总额的45％。日本房地产的价值估计达到20万亿美元——这一数值占整个世界财富的20％多。美国的土地面积是日本土地面积的25倍，但在1990年，日本房地产的价值是美国房地产总值的5倍。理论上，日本只要将东京卖掉，就足以收购美国所有的房地产；卖掉位于东京市区的日本皇宫及其土地就可以收购美国最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
不过，好梦不长。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房地产泡沫达到顶峰后突然破裂。到1992年8月中旬，“日经225指数”从最高时的38500点下跌到只有14309点，下跌了大约63％。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于1990年破裂后，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了持续十多年的泥潭之中，日本丧失了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10年时间，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20世纪80年代，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虽然高速发展、一片繁荣，内部的经济金融体制却问题重重。在没有健全国内经济金融体制、解决好内部问题的情况下，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做起“金融大国”的梦来，自然梦难长久。直到2003年，小泉纯一郎当上日本首相，痛下决心，对国内的经济金融体制进行改革，日本经济才总算有了点缓慢恢复的迹象。但是，2009年，日本的GDP总量仍然只有美国的35％，而在全球各国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日元所占的份额也仍然只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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